我有机会在这里写一些话，首先是要对老友商务印书馆丁波先生表示衷心感谢，是丁波先生不久前将新辑成的梁启超《中国上古史》校稿送给我看。我虽然自少年时就接触过梁启超的著作，可是对这些史稿，特别是已经过剪裁整理，成为相对完整的《中国上古史》，却是相当生疏。只是在读过丁波先生在《博览群书》（2012 年3月号）上发表的《梁启超与未完成的〈中国通史〉》之后，才对其有概要的了解。不过，丁波先生在给我书看的同时，更再三叮嘱我写一篇序文，这真是难倒我了。梁任公是我们清华的老前辈，为学精深博大，如我这样的后生末学，怎么能妄下雌黄？加以我近期偶有小恙，做了手术，更是敬谢不遑。然虽反复推托，终难获免，只好在此以向读者推荐的角度，赘言几句，至于论议，则吾岂敢？
　　梁启超享年仅57岁，却对学术诸多方面广为涉猎，说是著作等身，洵非过誉。回忆20世纪50年代初，我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书库架上，望到排放在那里的《饮冰室合集》，整整齐齐地一大长列，实在感觉惊异。像梁氏这样富于活动历史的人物，怎么能写出如许的著述？而且其工作的品类繁多，领域极广，尤非一般可及。不过仔细观察，梁氏作品虽众，大多数还是属于历史学门类，所以我们想研究梁氏学术，仍当以历史学为中心，而正如丁波先生文章指出的，撰著一部中国的通史，是他自青年时始终生不变的计划和愿望。
　　1999年，戴逸先生为河北教育出版社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系列撰作《总序》，他把20 世纪的历史学家分为三代，其第一代历史学家“处于转型时期，他们的使命是促使中国传统史学转向进化史观与理性主义史学”，梁启超正是这一代历史学家的翘楚人物。梁氏倡导的“新史学”对传统的旧学做了尖锐的批评，这一点在他的这部《中国上古史》中也多处有所体现。
　　还应该说明，在上面所说第一代历史学家里面，梁启超是特别重视历史学的方法和理论的。读者大都熟知他的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与其《补编》，记得他是怎样畅谈应该重写中国历史的，而这部《中国上古史》就是他自己对理论方法的具体实践。梁启超的“新史学”影响深远。在这里我想提一个小小的建议，是不是有学者愿意将新辑成的《中国上古史》同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详细比较一下。梁、夏二位关系很深，表现于古史研究上面，倾向有哪些异同，可能是很有兴味的问题。
　　如丁波先生文中所强调的，编写中国的通史是梁启超爱国热忱的表现，他有时自称是写“国史”，也意味着这一点。遗憾的是，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他的志愿终于未克完成，现在我们能读到的，只有《中国上古史》辑入的这些部分，但是矩矱犹存，我们还是能够窥见他宏大设想的概要。例如书中讲到国家与文明的起源，说明远古历史与神话传说混存难分，讲法与王国维的名作《古史新证》完全一致，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梁氏引用大量古史传说撰成的“太古及三代载记”，可说是有价值的尝试。其后的“纪夏殷王业”，也有不少启人深思的地方，但是非常可惜的是缺少了专门论述西周的篇章，而有关西周的历史文化，我们是很希望了解梁氏的意见的。
　　《中国上古史》在春秋和战国两篇“载记”之后，还编录了关于古代地理、年代、语言文字、宗教礼制等专论，这让我们猜想梁氏本来的计划是于“载记”之后设有史志性的种种部分，两相补足，其规模的大略，读者还能想见。
　　梁启超的去世，迄今已近九十年了，可是今天我们读他的遗作《中国上古史》，许多地方并不感到过于陈旧，相反，还有“新”的意念和气息，这也是我乐于在此向大家推荐的原因之一。
　　（李学勤，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致力于汉以前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注重将文献与考古学、古文字学成果相结合，在甲骨学、青铜器及其铭文、战国文字、简帛学，以及与其相关的历史文化研究等领域，均有重要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