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王朝的坍塌，是一个漫长的、骨架被一根根抽去的过程，最为致命的是经济的衰退——引领世界数百年的“中国制造”的衰退。
　　 与大多数后人的想法当然不同，即便是两次鸦片战争，也没有击垮中国商人在诸如茶叶、丝绸等大宗商品上的定价权。根本原因十分简单：中国的茶叶、丝绸是西方的生活必需品，其需求相当刚性，是典型的卖方市场;而西方的商品，主要是毛皮、钟表等奢侈品，并非中国的必需品，其需求弹性很大，是典型的买方市场。
　　 鸦片战争之后，“行商”制度被取消，但是，一个名为“买办”的群体取代了“行商”的地位，它虽然远比“行商”松散，缺乏公权力的保驾护航，但也因此获得了更为坚韧的生命力。西方的坚船利炮，固然能令天朝政府屈服，但商业本身却不是靠大炮能够完全左右的。中国内地相当原始而复杂的商业环境、强大而顽固的“行会”，以及极度匮乏“国际惯例”的金融体系与法制体系，令外商望而生畏。种种制约之下，外商们只能雇请“买办”深入内地，这种被称为“内地采购制度”的体系，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中国外贸的主流模式。
　　 导致中国定价权丧失的是中国商人自身。鸦片战争之前，中英双方就围绕茶叶质量问题发生多次贸易冲突，这一方面因为中国商人相当普遍的以次充好，另一方面亦是英国人通过压低茶叶等级，试图对华商的定价权发起挑战。1819年11月，英国人对23.1万箱茶叶进行质检，退回了其中的7.6万箱，高达32.9%。而在所接受的15.5万箱中，只有2.3万箱被列为“普通上至仅达中等”，不到10%;其余都是“普通上”或者“勉强达到普通上”。
　　 “大清制造”的质量问题，一直是外贸冲突的焦点。1872年，英国《整治假货法案》经修订后实施，对食品安全实行更严格的标准，中国茶叶的质量问题是其中的重点之一。但是英国的茶叶安全问题，主要是其本土的不法商人造就。因为“大清制造”的茶叶相对昂贵，英国本土商人发明了一种“替代产品”，其原料均为从伦敦各宾馆饭店收集的茶叶渣，加入绿矾（硫酸亚铁）和羊的粪便（根据官方文件的确如此），重新烹煮，然后再涂上普鲁士蓝（亚铁氰化物）、炭黑等。有的制假者甚至连茶叶渣都舍不得投入，直接拿树叶进行加工生产。但这并不妨碍英国人以这张“绿色牌”挑战中国茶叶，那些在茶叶短缺年代被有意无意忽视了的质量问题，此时都被一一挑选出来，作为商战的武器。
　　 质量之外，交通与通讯革命带来的新常态，也令大清商人无法适应，加剧了定价权的流失。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并且规定只准蒸汽轮船通行。大量的蒸汽轮船迅速地取代飞剪船，投入东西方的航运。在中国出口额中占了70%—80%比重的英国，从伦敦直航上海的航程由120天以上缩短到55天—60天。中国茶叶经由蒸汽轮船的快速运送，更能保鲜，因此伦敦市场已不再需要维持6—12个月的茶叶库存，茶叶的国际需求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1872年，伦敦市场茶价下跌，外商的进价依然接受华商的控制，因此遭受重大损失，深深刺激了外商。也就是在这一年里，英国《整治假货法案》经修订后实施，英国商人们对中国茶的品质担忧迅速上升。经过中英双方的大量博弈，1872年的当年绿茶报价，只相当于过去2年的半价水平，这标志着中国商人的茶叶定价权正在迅速失去。
　　 交通之外，通讯变革也在发生。1871年开通的中国（上海和香港）和英国（伦敦）之间的越洋电报，不仅令行情能够迅速传递，外商可以根据电报开始经营买空卖空的“期货”，而且也令越洋调查生意伙伴的资信成为可能。
　　 导致中国对大宗外贸商品失去定价权的，不是军事上的失败和政治上的腐败，是技术性的产能过剩、金融落后、质量低劣。更为严峻的是，当外交军事的惨败推动大清国财政成为“赔款财政”时，丧失定价权所带来的经济衰退，既影响了经济层面的造血功能，更在政治层面上有着致命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