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上演的大选狗血剧，让全世界都看呆了。西方民主异化至此，让人大跌眼镜。
　　20多年前，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大国自认为在东西方较量的大棋局中不战而胜。
　　在西方战略家和谋士们的眼里，“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工具功不可没，它们是摧毁社会主义、赢得冷战的政治“利器”。西方智囊和知识精英们鼓吹，国际上意识形态的争论就此终结，光鲜靓丽的西式民主将永远站在人类历史的尽头。于是乎，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西方政要和精英们弹冠相庆，高呼西式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模式站上了历史巅峰并将一统天下，自此西方可以高歌猛进，无往而不胜。
　　于是西方大国首先在理论和概念上，将西式民主和自由市场模式推向极致，将其泛化、模式化、神话化，认为西方模式是普世的、超民族的、横贯人类历史的。其次在实践上将推广西式民主外交政策化，大肆对外输出民主，策动“颜色革命”，造成国际上又一轮的地缘政治争夺和恐怖动荡周期。第三在思想和舆论上将民主意识形态化，鼓吹和煽动民族、文明、宗教间的冲突。它们声称民主既为西方社会和西方文明所特有，又是普遍适用的。为掩盖地缘政治私利，西方媒体和学术界极力鼓吹“民主万能论”“民主速成论”“民主国家不战论”“民主和平论”“民主同盟论”，极力推行“价值观外交”，企图打造“自由和民主之弧”等等。
　　在国际舞台上，西方政治家们在高举反恐大旗的同时，念念不忘推广西式民主和自由。西方国家推广民主有两种手段：武力强行输出和策动他国内部改弦易辙。当然，有时外部暴力推翻和内部和平演变两种手段并用。美军先后攻打伊拉克和利比亚，开启了美国绕过联合国、公然纠结一些“民主随从国家”用武力推翻一国合法政权的先例。俄罗斯学者称之为“炸弹下的民主”。
　　随着黎巴嫩“雪松革命”、格鲁吉亚“玫瑰花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等街头政治的爆发，西方国家得以通过策动“颜色革命”而兵不血刃地促动对象国家政权更迭，达到西方扩大政治势力范围、争得地缘政治优势的目的。这让正陷于反恐泥潭的美国政界人士和谋士们如获至宝并喜出望外：无需导弹和航空母舰，只需通过外部策动“颜色革命”来操纵他国政权，就能既扩大战略空间又传播西方价值理念，成本小，收益高。
　　但对西方世界来讲，正可谓是成也民主，败也民主。这些年来，正是由于西方国家不计后果地极力对外输出民主，才导致了“民主异化、民主变质、民主赤字、劣质民主”等政治乱象，造成民族分裂不断、宗教种族冲突时起，国际社会严重分裂，世界政治发展进程严重受阻，国际政治生态急剧恶化。可以说，正是西方政客将民主这个一定意义上的好东西变成了坏东西，西方政治成了当今世界政治生态恶化的乱源。最近两年爆发了二战以来世界上最大的难民危机，数千万难民潮水一般涌向欧洲大陆，对此西方政客罪责难逃，西方国家是在自食其果。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世界难以独善其身，深陷政治困境。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就详细考察了美国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政治经济关系，进而得出一个结论：无论历史事实还是理论研究都清楚地说明一点，即经济上出了问题往往是因政治上出了问题，而社会出了问题则是它们的综合后遗症。2013年5月，普林斯顿三位政治学教授合写了《政治泡沫——金融危机与美国民主制度的挫折》一书，指出每个经济危机背后都有相对的政治泡沫，政治泡沫就是僵化的意识形态、迟钝低效的政府机构和特殊利益导致的信仰、制度、利益偏见，政治泡沫的形成会不断增加市场的风险，从而导致经济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也在美国媒体上预测，世界历史可能进入一个邪恶时期，并称欧洲可能陷入混乱和冲突。面对美国的政治困境，美国政治学者福山认为，美国两党竞争导致政治极化，而民主的泡沫导致政治衰退。他认为，美国的民主政治演变成了一种否决政体，政治被“党争民主”或极端思潮俘虏，难以自拔。2015年11月来自英国的马丁·雅克在上海指出，未来十年，“民主赤字”的欧洲将会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由此可见，西方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西方政治已被少数人绑架，西方国家的政治运行遭遇政治“塞车”，政治极端主义和民粹思潮泛滥，表现为政治歧视、宗教极端思潮等排外主义、孤立主义盛行。西方民主已变质、变坏，而且责任在其自身。
　　（摘自《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