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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雾霾最严重的那天，贾平凹在亮马桥附近一家宾馆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采访。本来身体就不好的他有了点感冒的征兆，他用沙哑的嗓音，不紧不慢地跟记者聊着。
此次来京，贾平凹是为了参加全国图书订货会。他的新作《带灯》适时出版，成为订货会上的一个亮点。36万字，贾平凹忙了3年，写了3稿。它以一个在乡镇工作的综合治理办公室女主任“带灯”为主角，讲述她每天处理的乡村纠纷和上访事件，最终，带灯在一次恶性事件中受到精神刺激，以悲剧结尾收场。“她是现世中的萤火虫，带着一盏灯在黑夜中巡行。”书的扉页中如此写道。
从1987年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浮躁》开始，贾平凹就一直在关注农村，关注当下社会。《浮躁》写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发生的潜移默化的变化；《高兴》写进了城的农民；《秦腔》再现社会大转型给农村带来的激烈冲击和变化；《古炉》追忆“文革”时代的农村……但《带灯》与他以往的那些长篇小说都不同。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前社长潘凯雄等评论家看来，这部作品开创了贾平凹“个人写作的很多个第一”：“这是他长篇小说里最贴近现实的一部，他原来作品中所有的魔幻、变形、夸张都没有了，只有近距离的写实”；“这是他第一次以女性为主人公，让其他人物都围着一个女人转”……
“在农村自在得很”
贾平凹到今天连电脑都没有买，一直过着潜心写作的生活。他住在西安，离家不远处有一个专门的工作室。每天早上，他老婆都会开车把他送到工作室，然后他一待就是一整天，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去。天天如此，年年如此，连春节也不例外。“所以严格意义上讲，我不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有时候和孩子10多天谁也见不着谁，头一天晚上回去孩子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孩子走了。”
在那间堆满了各种书、资料的工作室里，贾平凹一写就是半天，吃饭也是自己下面条、饺子，买个熟食之类；晚上和几个好友散散步，边走边说话。“这样生活久了，现在就变得不爱见人，也不愿意让谁到我的房子来。反正我又不怕孤单，不怕寂寞，只要有吃有喝有烟就行了。”
贾平凹唯一的爱好就是往农村跑。“有空就出去跑跑。在农村自在得很，没应酬，也没人管你，想看啥就看啥。有的地方或许还有个亲戚、作家朋友，可以告诉你很多情况。”在过去的两三年时间里，贾平凹去了陕南十来个县、渭北几个县、咸阳北边、河南、甘肃，“跑了好多贫困地方，收获还是大。你能看到农村真实的生活，我想一般领导肯定是看不到的。”
带灯的原型就是贾平凹在一次下乡中认识的。“她算是乡政府的小干部吧，那地方都是山，她就把我带着满山跑，今天跑这家，明天跑那家，聊聊天，吃也在人家家里。”在贾平凹眼里，带灯的原型是“乡政府里的一个异类”。“她是当地人，毕业后就分配到那里，也没有其它地方可去。她读书多，算是知识分子，和周围同事的关系并不好，她根本看不上那伙人。乡政府那些人，成天喝喝酒呀、打打牌呀，‘带灯’却每天埋头读书，或者向往啥东西，有点小资情调。虽然挣不到3000块钱，但手上也算有个小权力，到村子里去农民还听她的，对她也好，有的也怕她，让她挺满足。她有智慧得很，口才好，碰着胡搅蛮缠的人，她缠得比你还厉害，一般人还说不过她。她也会用非正常的手段办事，哄哄领导呀、对老百姓软硬兼施呀，基层干部当得时间长了，她也有‘变态’的地方，但基调是善良，就是这样一个人。”
认识“带灯”后，贾平凹每天都能收到她发来的短信，“今天开会哩，学啥文件哩，明天谁检查工作哩，乡上怎么想办法，她都告诉我。有的领导讲话、工作措施，她甚至都会发给我。差不多有两年时间。”直到现在，贾平凹的手机中，还保存着大量“带灯”发给他的短信。
《带灯》这本小说，虽然以女主人公的名字命名，实际上却是在写整个基层政府的日常工作。“一般人不了解基层，把书一看，哎呀，中国最基层的政府就是那样。现实就是很残酷的。有时候，真是触目惊心。”在贾平凹看来，写作是作家的一种责任，“现在社会上的问题一边解决着一边又大量积压，体制、道德、法制、信仰、生态环境，等等。一些朋友说，你干啥的就是干啥的，自己卖着蒸馍却管别人盖楼。我说：不能女娲补天，也得杞人忧天么。”
“水吧，你看着平平静静，但一进去，就把人淹死了”
环球人物杂志：《带灯》这本书，写法和以前不太一样。比如章节上，全是用关键词串起来，有的两三行就是一个章节。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贾平凹：这确实不是传统的分法。这次主要是写一个人，不像《古炉》、《秦腔》，一大堆人。《带灯》的线条有点单，就想把它分成一个一个，把它摇开。分得多了以后，空白处留下的那种气息，会让文字背后、让段与段之间有张力。这个我有点借鉴《圣经》。它也是这种分法。
这算是变换个形式，有时候形式也起点作用。看起来有意思，也好阅读。
环球人物杂志：您在书的后记中也说了，在这本书中有意在学习西汉品格。
贾平凹：我以前喜欢明清的文章，觉得它们写得很优美、灵秀、有味道，但是那些文章里装饰性的东西多，适合写个小感悟呀、小风景呀。两汉的更有力量，它有史诗的效果，叙述过程中没有更多的修饰，是啥就是啥。尤其写带灯的日常工作时更是如此，很真实。我做得不一定好，但起码有这个意识，想增加文章的力度吧。
我老家在陕西商洛，这个地方属于“秦头楚尾”，它有秦文化的厚重，也有楚文化的浪漫和灵秀。我的“品种”里有柔的成分，加上长期以来爱好明清文字，不免有些轻佻油滑的迹象，这让我警觉。
环球人物杂志：小说里，您用了大量的隐喻。连“带灯”这个名字其实也是有寓意的。她原来叫萤，刚参加工作时跟着去强制计划生育，完事后在一片黑暗中看到了萤火虫，但查到“萤生于腐草”，觉得意义不好，就给自己改了名。其实是想保存心里的光亮吧？好像很多人都在让您解释这些隐喻，但您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一看书，就知道了，不必明说”。 贾平凹：确实有隐喻在里面，现实很残酷，环境就那么恶劣，她还得干，但想洁身自好呀，自己要坚持下去，那就自身带灯，自己给自己鼓劲么。萤火虫也是自身带灯，发出光亮，但萤火虫也有狠毒的一面……这都是有隐喻在里面的。
有的人写作，特别刺激、激烈，很尖锐。而我的写作风格，表面上看着很淡，其实里面包含的东西很多。
环球人物杂志：绵里藏针？
贾平凹：对。就像水和火。有的人的东西你一看，老远就觉得光亮，而且烤得人不能进去。水吧，你看着平平静静，但一进去，就把人淹死了。
环球人物杂志：在写带灯的时候，您是不是也从她身上看到了自己？带灯有时候办的事，比如去查县志看历代兴亡，不像一个有小资情调的女人喜欢做的。
贾平凹：每个作家在写任何作品的时候，实际上好多东西都是自己的观点，肯定都要渗透作者的意思。
啥叫智慧，我理解的智慧就是生活中你感悟的东西，积累着，出来以后就是智慧。处理事情，把事情看透了，举一反三能想到别的道理。带灯的生活也是这样。当然带灯处理那些事情时，不管她咋做，我写出来以后就是我假借她做的、说的。
环球人物杂志：现实生活中，带灯的原型给您发短信。书里面，带灯给“元天亮”（省委秘书）这个人物写情书。好像小说最后也没有出现元天亮对带灯的回应？
贾平凹：写小说的最怕人对号入座了（笑）。里面有真的也有假的，还有别的地方发生的事。所以我为啥不说带灯是哪个地方的什么人，要保护原型呀。
元天亮要回应就麻烦了，这书就写成爱情小说了。情书只是想表达带灯的一种倾诉、追求，是作为带灯的一种理想来处理的。她需要这些。另外，如果只写工作、残酷的现实，读者也不爱看。
“我并不是想去维护什么或否定什么，而只是想呈现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您也接触了大量的基层工作人员，对基层问题是否有自己的思考？
贾平凹：好多问题我其实也写过。现在乡政府的工作，一个是寻找经济增长点，领导必须给地方上招商引资。其次就是大量的维稳工作。多少年了，一直在堵、截，就害怕上访的跑了，为啥我写这个东西，就是对现实有感而发。
以前社会有好几条管理渠道：一个是行政管理，比如说乡政府，有村长、村支书这些；二是法律渠道，有派出所等；三是宗教，过去个个村里都有庙，咱不行到庙里烧个香发个誓，就不敢胡来；最后还有宗族这条线，几个德高望重的长辈，都可以帮着处理问题。是用各种线把你这个人网住，但现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庙、宗族都没有了，行政也成了虚的，仅仅是把人管住，也不指导生产了。而且现在农村发展得和城里一样，互相之间谁也不理谁，人和人之间特别陌生，也没有那种乡情了。
说是有法制，可法制又不健全。为什么总告状？告状的人脑子里面还是人治的思维，他想着总有一个人能说了起作用。
环球人物杂志：您说过：“一代作家有一代作家的责任”。写出这些问题，算是您的责任吧？
贾平凹：也不是说咱责任心有多大，毕竟受过传统教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是这里的人，当然会为这里的安稳操心。其实咱也是白操心（笑）。所以只好把自己在基层看到的东西、悟出来的东西呈现出来。
当然，作家不是开药方的，他也解决不了，也不执行具体政策，只能写出来引起社会重视。
环球人物杂志：您已经在城市里生活了很多年，现在城市的问题也很多，为什么这种对农村的情怀却在您的这些作品中越来越强烈？
贾平凹：我是从农村出来的，血液里还是对农村有感情，进城后这条线也一直没断过。农村年年发生啥事，不停地会有人跟我说，尤其我们那个村子里的事。虽然父母不在了，但祖坟还在，逢年过节还要回去祭坟。这是一个生命和灵魂连接的东西。
另外，农村丰富得很。中国现在虽然实行城镇化，但毕竟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村面积大，比重也特别大，农民问题解决了，我觉得别的问题才能彻底解决。关心农村、关心农民其实是在关心整个中国的进展。城市里我只对文化圈熟悉，写起来会显得单调一点。
现在更多年轻作家写城市里的社会问题，住房、医疗，等等，我觉得我还是写农村吧，因为那些东西越来越没人写了。我们熟悉的农村也在一步步消亡，或者在发生质的变化。既然我知道，就要把这一段写出来。
当下生活很难写，你不能胡写，穿啥喝啥做啥，别人一看就知道你写得对不对。我要是写清朝的、明朝的，由我哩。“画鬼容易画人难”，画鬼咋都行，你画人，敢把鼻子安错地方吗？
环球人物杂志：这是您耗费了3年心血的作品。您期望它有什么样的读者？
贾平凹：中国有中国的文化背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任何事情和解决这个事情的办法，都带有独特性。有时候让外国人没法理解，连中国人也觉得很荒谬，但确实存在。
中国现在分左派右派，水火不相容。左派就说，你写的这些问题，都是改革开放闹的，原来多好呀。右派就说，这是现在体制不行，要换一种体制。从我的本意上来说，我并不是想去维护什么或否定什么，而只是想呈现问题，让有识之士思考解决方法，给世界提供一份中国经验。好多人根本看不到我的苦心，写作很容易就变成政治之争了。
此次来京，贾平凹是为了参加全国图书订货会。他的新作《带灯》适时出版，成为订货会上的一个亮点。36万字，贾平凹忙了3年，写了3稿。它以一个在乡镇工作的综合治理办公室女主任“带灯”为主角，讲述她每天处理的乡村纠纷和上访事件，最终，带灯在一次恶性事件中受到精神刺激，以悲剧结尾收场。“她是现世中的萤火虫，带着一盏灯在黑夜中巡行。”书的扉页中如此写道。
从1987年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浮躁》开始，贾平凹就一直在关注农村，关注当下社会。《浮躁》写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发生的潜移默化的变化；《高兴》写进了城的农民；《秦腔》再现社会大转型给农村带来的激烈冲击和变化；《古炉》追忆“文革”时代的农村……但《带灯》与他以往的那些长篇小说都不同。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前社长潘凯雄等评论家看来，这部作品开创了贾平凹“个人写作的很多个第一”：“这是他长篇小说里最贴近现实的一部，他原来作品中所有的魔幻、变形、夸张都没有了，只有近距离的写实”；“这是他第一次以女性为主人公，让其他人物都围着一个女人转”……
“在农村自在得很”
贾平凹到今天连电脑都没有买，一直过着潜心写作的生活。他住在西安，离家不远处有一个专门的工作室。每天早上，他老婆都会开车把他送到工作室，然后他一待就是一整天，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去。天天如此，年年如此，连春节也不例外。“所以严格意义上讲，我不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有时候和孩子10多天谁也见不着谁，头一天晚上回去孩子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孩子走了。”
在那间堆满了各种书、资料的工作室里，贾平凹一写就是半天，吃饭也是自己下面条、饺子，买个熟食之类；晚上和几个好友散散步，边走边说话。“这样生活久了，现在就变得不爱见人，也不愿意让谁到我的房子来。反正我又不怕孤单，不怕寂寞，只要有吃有喝有烟就行了。”
贾平凹唯一的爱好就是往农村跑。“有空就出去跑跑。在农村自在得很，没应酬，也没人管你，想看啥就看啥。有的地方或许还有个亲戚、作家朋友，可以告诉你很多情况。”在过去的两三年时间里，贾平凹去了陕南十来个县、渭北几个县、咸阳北边、河南、甘肃，“跑了好多贫困地方，收获还是大。你能看到农村真实的生活，我想一般领导肯定是看不到的。”
带灯的原型就是贾平凹在一次下乡中认识的。“她算是乡政府的小干部吧，那地方都是山，她就把我带着满山跑，今天跑这家，明天跑那家，聊聊天，吃也在人家家里。”在贾平凹眼里，带灯的原型是“乡政府里的一个异类”。“她是当地人，毕业后就分配到那里，也没有其它地方可去。她读书多，算是知识分子，和周围同事的关系并不好，她根本看不上那伙人。乡政府那些人，成天喝喝酒呀、打打牌呀，‘带灯’却每天埋头读书，或者向往啥东西，有点小资情调。虽然挣不到3000块钱，但手上也算有个小权力，到村子里去农民还听她的，对她也好，有的也怕她，让她挺满足。她有智慧得很，口才好，碰着胡搅蛮缠的人，她缠得比你还厉害，一般人还说不过她。她也会用非正常的手段办事，哄哄领导呀、对老百姓软硬兼施呀，基层干部当得时间长了，她也有‘变态’的地方，但基调是善良，就是这样一个人。”
认识“带灯”后，贾平凹每天都能收到她发来的短信，“今天开会哩，学啥文件哩，明天谁检查工作哩，乡上怎么想办法，她都告诉我。有的领导讲话、工作措施，她甚至都会发给我。差不多有两年时间。”直到现在，贾平凹的手机中，还保存着大量“带灯”发给他的短信。
《带灯》这本小说，虽然以女主人公的名字命名，实际上却是在写整个基层政府的日常工作。“一般人不了解基层，把书一看，哎呀，中国最基层的政府就是那样。现实就是很残酷的。有时候，真是触目惊心。”在贾平凹看来，写作是作家的一种责任，“现在社会上的问题一边解决着一边又大量积压，体制、道德、法制、信仰、生态环境，等等。一些朋友说，你干啥的就是干啥的，自己卖着蒸馍却管别人盖楼。我说：不能女娲补天，也得杞人忧天么。”
“水吧，你看着平平静静，但一进去，就把人淹死了”
环球人物杂志：《带灯》这本书，写法和以前不太一样。比如章节上，全是用关键词串起来，有的两三行就是一个章节。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贾平凹：这确实不是传统的分法。这次主要是写一个人，不像《古炉》、《秦腔》，一大堆人。《带灯》的线条有点单，就想把它分成一个一个，把它摇开。分得多了以后，空白处留下的那种气息，会让文字背后、让段与段之间有张力。这个我有点借鉴《圣经》。它也是这种分法。
这算是变换个形式，有时候形式也起点作用。看起来有意思，也好阅读。
环球人物杂志：您在书的后记中也说了，在这本书中有意在学习西汉品格。
贾平凹：我以前喜欢明清的文章，觉得它们写得很优美、灵秀、有味道，但是那些文章里装饰性的东西多，适合写个小感悟呀、小风景呀。两汉的更有力量，它有史诗的效果，叙述过程中没有更多的修饰，是啥就是啥。尤其写带灯的日常工作时更是如此，很真实。我做得不一定好，但起码有这个意识，想增加文章的力度吧。
我老家在陕西商洛，这个地方属于“秦头楚尾”，它有秦文化的厚重，也有楚文化的浪漫和灵秀。我的“品种”里有柔的成分，加上长期以来爱好明清文字，不免有些轻佻油滑的迹象，这让我警觉。
环球人物杂志：小说里，您用了大量的隐喻。连“带灯”这个名字其实也是有寓意的。她原来叫萤，刚参加工作时跟着去强制计划生育，完事后在一片黑暗中看到了萤火虫，但查到“萤生于腐草”，觉得意义不好，就给自己改了名。其实是想保存心里的光亮吧？好像很多人都在让您解释这些隐喻，但您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一看书，就知道了，不必明说”。 贾平凹：确实有隐喻在里面，现实很残酷，环境就那么恶劣，她还得干，但想洁身自好呀，自己要坚持下去，那就自身带灯，自己给自己鼓劲么。萤火虫也是自身带灯，发出光亮，但萤火虫也有狠毒的一面……这都是有隐喻在里面的。
有的人写作，特别刺激、激烈，很尖锐。而我的写作风格，表面上看着很淡，其实里面包含的东西很多。
环球人物杂志：绵里藏针？
贾平凹：对。就像水和火。有的人的东西你一看，老远就觉得光亮，而且烤得人不能进去。水吧，你看着平平静静，但一进去，就把人淹死了。
环球人物杂志：在写带灯的时候，您是不是也从她身上看到了自己？带灯有时候办的事，比如去查县志看历代兴亡，不像一个有小资情调的女人喜欢做的。
贾平凹：每个作家在写任何作品的时候，实际上好多东西都是自己的观点，肯定都要渗透作者的意思。
啥叫智慧，我理解的智慧就是生活中你感悟的东西，积累着，出来以后就是智慧。处理事情，把事情看透了，举一反三能想到别的道理。带灯的生活也是这样。当然带灯处理那些事情时，不管她咋做，我写出来以后就是我假借她做的、说的。
环球人物杂志：现实生活中，带灯的原型给您发短信。书里面，带灯给“元天亮”（省委秘书）这个人物写情书。好像小说最后也没有出现元天亮对带灯的回应？
贾平凹：写小说的最怕人对号入座了（笑）。里面有真的也有假的，还有别的地方发生的事。所以我为啥不说带灯是哪个地方的什么人，要保护原型呀。
元天亮要回应就麻烦了，这书就写成爱情小说了。情书只是想表达带灯的一种倾诉、追求，是作为带灯的一种理想来处理的。她需要这些。另外，如果只写工作、残酷的现实，读者也不爱看。
“我并不是想去维护什么或否定什么，而只是想呈现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您也接触了大量的基层工作人员，对基层问题是否有自己的思考？
贾平凹：好多问题我其实也写过。现在乡政府的工作，一个是寻找经济增长点，领导必须给地方上招商引资。其次就是大量的维稳工作。多少年了，一直在堵、截，就害怕上访的跑了，为啥我写这个东西，就是对现实有感而发。
以前社会有好几条管理渠道：一个是行政管理，比如说乡政府，有村长、村支书这些；二是法律渠道，有派出所等；三是宗教，过去个个村里都有庙，咱不行到庙里烧个香发个誓，就不敢胡来；最后还有宗族这条线，几个德高望重的长辈，都可以帮着处理问题。是用各种线把你这个人网住，但现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庙、宗族都没有了，行政也成了虚的，仅仅是把人管住，也不指导生产了。而且现在农村发展得和城里一样，互相之间谁也不理谁，人和人之间特别陌生，也没有那种乡情了。
说是有法制，可法制又不健全。为什么总告状？告状的人脑子里面还是人治的思维，他想着总有一个人能说了起作用。
环球人物杂志：您说过：“一代作家有一代作家的责任”。写出这些问题，算是您的责任吧？
贾平凹：也不是说咱责任心有多大，毕竟受过传统教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是这里的人，当然会为这里的安稳操心。其实咱也是白操心（笑）。所以只好把自己在基层看到的东西、悟出来的东西呈现出来。
当然，作家不是开药方的，他也解决不了，也不执行具体政策，只能写出来引起社会重视。
环球人物杂志：您已经在城市里生活了很多年，现在城市的问题也很多，为什么这种对农村的情怀却在您的这些作品中越来越强烈？
贾平凹：我是从农村出来的，血液里还是对农村有感情，进城后这条线也一直没断过。农村年年发生啥事，不停地会有人跟我说，尤其我们那个村子里的事。虽然父母不在了，但祖坟还在，逢年过节还要回去祭坟。这是一个生命和灵魂连接的东西。
另外，农村丰富得很。中国现在虽然实行城镇化，但毕竟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村面积大，比重也特别大，农民问题解决了，我觉得别的问题才能彻底解决。关心农村、关心农民其实是在关心整个中国的进展。城市里我只对文化圈熟悉，写起来会显得单调一点。
现在更多年轻作家写城市里的社会问题，住房、医疗，等等，我觉得我还是写农村吧，因为那些东西越来越没人写了。我们熟悉的农村也在一步步消亡，或者在发生质的变化。既然我知道，就要把这一段写出来。
当下生活很难写，你不能胡写，穿啥喝啥做啥，别人一看就知道你写得对不对。我要是写清朝的、明朝的，由我哩。“画鬼容易画人难”，画鬼咋都行，你画人，敢把鼻子安错地方吗？
环球人物杂志：这是您耗费了3年心血的作品。您期望它有什么样的读者？
贾平凹：中国有中国的文化背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任何事情和解决这个事情的办法，都带有独特性。有时候让外国人没法理解，连中国人也觉得很荒谬，但确实存在。
中国现在分左派右派，水火不相容。左派就说，你写的这些问题，都是改革开放闹的，原来多好呀。右派就说，这是现在体制不行，要换一种体制。从我的本意上来说，我并不是想去维护什么或否定什么，而只是想呈现问题，让有识之士思考解决方法，给世界提供一份中国经验。好多人根本看不到我的苦心，写作很容易就变成政治之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