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宁波话“V有口伐”中的“V”涉及到语境中的成分突显和语法上的连续转喻问题。突显是指背景中某要素的临时语境突显,而语法转喻则是语言和认知相互作用的语法产物,二者均与认知有关。“V有口伐”结构中的“V”通常是由“V(+受事者)+的+施事者”这一名词化概念经历连续多层转喻之后而来的。
关键词:“V有口伐”结构 语境成分突显 连续语法转喻
一、引言
宁波话属于吴语太湖片甬江小片,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都可视为北部吴语的代表。与普通话相比,宁波话中有些说法较简练。其中“动词+有口伐”(“V有口伐”)结构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很高。例如“下有口伐”“竞选有口伐”“参加有口伐”“申请有口伐”等此类表述。这些话语在具体语境中分别表示“下车的人有吗?”“竞选的人有吗?”“参加活动的人有吗?”“申请课题的人有吗?”等。这几个表述中的动词“下”“竞选”“参加”“申请”等在特定语境中被用于指称特定的名词,即特定的一个或多个人。前面提到的几个动词分别表示“下车(的)人”“竞选(的)人”“参加(的)人”“申请(的)人”等。这种说A意B的语言现象在传统语法中被看作词类转指,即把动词用作名词。传统的词类转指用的分析方法是从纯语言层面分析的,并未涉及人的认知因素。本文拟从语法转喻角度探讨宁波话“V有口伐”中“V”的认知过程与发生机制问题,解读宁波话此类表述中存在的动态认知过程。
二、相关理论背景
语法转喻这一概念最早由沈家煊(1999)在Langacker(1987)认知语法(cognitive grammar)的基础上提出,他认为语法中的“转指”本质上就是“转喻”,是转喻在语法上的体现,并提出了“显著度”“激活”等重要概念。沈家煊认为,人们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建立了概念与概念之间相对固定的关联模式,这种固定的关联模式就是“认知框架”。例如“容器-内容”“整体-部分”“领有者-领有物”“施事-动作-受事/结果”等这些认知框架都是人类根据生活经验建立起来的。对人类来说,各种认知框架都是“自然的”经验模型,是人认识自身和与外界交互作用的产物。认知框架建立之后,人们还借此为新的经验进行归类。“显著度”是相对于同一个认知框架内的两个或多个概念来说的,如果概念A比概念B显著,A就能附带激活B。事物显著度的差异具有一些基本规律,跟人的主观因素有关。当人把注意力有意识地集中到某一事物上时,具体情况就不符合基本规律。他详细解析了整体和部分的相对显著度,容器和内容的相对显著度,恒久性和临时性状的相对显著度等。
沈家煊对语法转喻的研究无疑具有开创性。他着重讨论了一次性转喻,对于连续转喻的情况没有涉及。Waltereit(1999)在Jackendoff(1992)的思想基础上,结合法语语料把转喻和语法成分联系起来,详细阐释了语法转喻中嵌入转喻和交替转喻的问题。Nerlich & Clarke(2001)认为转喻通常为连续转喻(serial metonymy),即转喻一个接一个地连续出现,环环相扣,并形成一个转喻链(metonymy chain),其认知基础就是所谓的“参照体-目标”关系链。Ruiz de Mendoza & Perez(2001)在词汇转喻认知模式的区分中,进一步认为语法转喻是对词法和句法结构有影响的一种“类属转喻”或“高层转喻”(generic or high-level metonymy)。Ruiz de Mendoza&Otal Campo(2002)还对Croft的包孕域提升等概念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域扩张(domain expansion)和域缩小(domain reduction)概念。此外,还引入了Lakoff的概念域映射和Croft的包孕域提升等概念,把沈家煊认知模型中的“同一认知框架”或“完形”看成是“同域”(internal domain),把“概念A”看作同域里的“始源域”(source domain),把“概念B”看作“目标域”(target domain),把“激活”看作“映射”(mapping)。这样,转喻就被看成是始源域和目标域的域内映射(domain-internal mapping)。Ruiz de Mendoza & Mairal(2007)又提出了双层转喻(double metonymy),即连续两次单个映射;他还使用了“动作”框架(“action”frame)这一概念,认为在“动作”框架内,动作处于显性状态,而框架内的动作主体和其他要素都处于隐性状态。这些探索丰富和发展了语法转喻研究,也是该研究的理论前提。
三、语法转喻下“V有口伐”结构的形成
(一)语境突显和“V有口伐”结构
语法转喻现象虽然十分普遍,但并不是任何语法转喻的始源域和目标域都是确定的。“转喻”内容虽然无法穷尽,转喻的理据却是相通的。任何一类语法转喻的形成都源自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新的概念结构必须在社会文化语境中通过重新范畴化建立起来。也就是说,语法转喻是在一定的语境中建立起来的,并且与语境关系密切。
就原型类语法转喻来说,语境突显与话语表征形式直接相关。例如乘坐公交车的原型图式包含着语境中的所有相关要素:驾驶员、乘客(有站着的,也有坐着的)、上车的人、下车的人、公交车、公交车站等等。在人们的大脑中,不同的内容在原型图式中的突显程度也不同,有的位于原型图式的核心位置,有的则位于图式的边缘位置。从纯粹的图式来说,核心位置内容的突显程度要高于边缘位置的内容。但在具体语境中,某个要素的突显程度和其在原型图式位置中的关系可能会发生变化。例如,在公交车到达某个车站之前,司机可以用动词“下”激活乘客大脑中的相关原型知识,然后再通过原型复原、原型回归、动词和原型等值匹配等过程将动词的语境义用得体的语码表述出来。在此情况下,“下”这个动作成为原型图式中的突显部分,而下车人则成为该语境中语法转喻的一个焦点,所以,“下有口伐”就成为语法转喻的一个显性表述结构;而其他图式则属于背景信息,不必以显性语言结构的形式出现。但在其他语境中,“站有口伐”中的“站”,“坐有口伐”中的“坐”等可能成为焦点信息而被显性的陈述,成为语法转喻的焦点信息“下有口伐”中的“下”此时则成为背景信息。所以,语境因素不仅决定着语法转喻的形成,而且还决定了语法转喻的显性语言结构与隐性语言结构的选择问题。
在一定的语境中,宁波话“下有口伐”中的动词“下”这一概念可以转喻为“下车的人”。“下”首先是由“下车”缩略而来,“下”这一动作概念又包括许多具体概念,如“下海”“下楼”“下飞机”等等。这些都有可能成为出现在候选项的概念意义中,语境因素和成分突显制约了语法转喻的内容,即在此语境中,“下”只能表示“下车”。因为“下有口伐”这句话是公交车到站时所说的,所以“下”这一动作概念的受事者只能为“车”,而非“海”“飞机”“楼”等其他概念。同样,此语境下,执行“下”这一动作概念的主体也只可能是人,而非“狗”“猫”“机器人”等其他概念。同理,“下车”则是由“下车的人”缩略而来。正因为“下车的人”这一概念可以缩略为“下”这一动作概念,所以“下”这一动作概念则具有了语法转喻的意义。又如,“参加有口伐”中“参加”这一概念在一定语境下可以指“参加活动的人”。“参加活动的人”从语言表达式上还可以进一步缩减为“参加活动的”“参加的”“参加”等。这种转喻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语境的作用,才使听读者明白目标域中的含义。否则,同一个表述就会产生歧义,如“退有伐”可以表示“退宿的人有伐”这个概念,也可以表示“退出游戏的人”“退出活动的人”“退出比赛的参赛者”等具体概念。可见,语境影响着转喻目标域概念的理解。这说明,在认知上没有任何过程是绝对的,而是根据语境的需要发展变化。在“V有口伐”结构中,“V”转喻“N”,而“N”的具体概念则由语境决定。
(二)连续多层转喻与“V有口伐”结构
依据Ruiz de Mendoza等人的研究成果,语法转喻的认知过程可以分为域扩张和域缩小两种,相应的映射过程分为目标域存在于始源域(target-in-source)的映射和始源域存在于目标域(source-in-target)的映射。从Nerlich & Clarke(2001)和前面的讨论中,我们认为在特定语境下“V有口伐”中“V”指代的不再是一个动作概念,而是指代执行这个动作的主体——人。例如,“下”指代“下车的人”,为一个统一的连续语法转喻的认知过程。这里,“下”为始源域,“下车”为目标域,而“下车”作为始源域又指代目标域“下车的”,“下车的”作为始源域又指代目标域“下车的人”。首先,从认知上讲,“下”是一动作概念,“车”则是“下”这一动作概念的受事者。因此,“下”指代“下车”则是动作域和受事域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始源域存在于目标域的映射,如图1。其次,“下车”作为第二层转喻的始源域,因为是“人下车”,所以目标域是执行“下”这一动作的主体——人,用“的”字结构表示则为“下车的人”,又因为“下车的人”是由“下车的”指代而来,所以“下车”先指代“下车的”,再从“下车的”指代“下车的人”,如图2、图3。
由此可见,语境中“下”的语法转喻是个连续转喻的层层嵌套过程。如图4:
再如,宁波方言中我们还会听到“申请有口伐”这样的话语。若语境是在申请课题、项目,“申请有口伐”的意思则是:“申请课题、项目的人有吗?”,“申请”就是指代“申请课题、项目的人”,这也是一个连续转喻的问题。先是“申请”这一动作概念指代“申请课题、项目”这一概念,“课题、项目”是“申请”的受事者,再因为执行“申请”这一动作概念的主体是人,用“的”字结构表示即为“申请课题、项目的人”,“申请课题、项目的人”是由“申请课题、项目的”这个“的”字结构而来,所以“申请课题、项目”先指代“申请课题、项目的”,再指代“申请课题、项目的人”。如图5:
由此可见,从认知上理解,基于一定语境,“下”是“下车的人”的转喻,“申请”是“申请课题、项目的人”的转喻,那么在语言形式上才可以用诸如“下”“申请”之类的动词在语法上充当名词使用。语法转喻的映射是不同词类之间联系的主要手段。依据Ruiz de Mendoza等人(2007)提出的“动作”框架模式,“下”“申请”等诸如此类的语言现象归纳起来,是“动作”转喻为“受事者”,然后再转喻为“施事者”的认知过程。如图6:
因此,“V有口伐”中“V”的这种语言现象,从“动作”框架上理解就是“动作”概念处于显性状态,而“受事者”和“施事者”处于隐性状态,在一定语境下可以通过转喻使听读者达到一种心理可及,从而达到目标域概念的理解。在此过程中,语境因素起着关键作用;语法转喻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认知的一种体现。然而,此过程并非一次性完成,是连续转喻的过程。如图7:
四、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出发,重点阐释了宁波话“V有口伐”中“V”的认知过程,强调了它是一个统一的层层嵌套式的连续转喻过程。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对该结构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语言的本质,因为认知语言学将语言看作一个开放的系统,重视语言与认知的关系主张从认知的角度解释语言现象。本文仅就宁波话“V有口伐”中“V”的语法转喻进行了讨论,该分析仅局限在词汇层面,对句法层面、语篇层面的转喻分析研究以及该分析在词汇层面的普遍性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沈家煊.转指与转喻[J].当代语言学,1999,(1).
[2]Langacker,R.W.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M].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3]Waltereit,R.Grammatical constraints on metonymy: On the
role of the direct object[A].In Klaus-Uwe Panther& Günter Radden(eds.).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C].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9.
[4]Jackendoff,R.Mme Tussaud Meets the Binding Theory[J].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1992,(8).
[5]Nerlich,B.& Clarke,D.D.Serial Metonymy: A Study of
Reference-based Polysemisation[J].Journal of Historical Pragmatics,2001,(2).
[6]Ruiz de Mendoza Ibanez,Francisco Jose&Lorena Perez
Hernandez.Metonymy and the grammar: Motivation,Constraints and Interaction[J].Language&Communication,2001,(4).
[7]Ruiz de Mendoza Ibanez,Francisco Jose&Jose Luis Otal
Campo.Metonymy,Grammar and Communication[M].Granda: Comares,2002.
[8]Ruiz de Mendoza I.F.J.& R.Mairal.High-level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Meaning Construction[M].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7.
[9]杨成虎.语法转喻的认知研究[D].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
库,2008.
(杜邢辰 于善志 浙江宁波 宁波大学外语学院 315211)
关键词:“V有口伐”结构 语境成分突显 连续语法转喻
一、引言
宁波话属于吴语太湖片甬江小片,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都可视为北部吴语的代表。与普通话相比,宁波话中有些说法较简练。其中“动词+有口伐”(“V有口伐”)结构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很高。例如“下有口伐”“竞选有口伐”“参加有口伐”“申请有口伐”等此类表述。这些话语在具体语境中分别表示“下车的人有吗?”“竞选的人有吗?”“参加活动的人有吗?”“申请课题的人有吗?”等。这几个表述中的动词“下”“竞选”“参加”“申请”等在特定语境中被用于指称特定的名词,即特定的一个或多个人。前面提到的几个动词分别表示“下车(的)人”“竞选(的)人”“参加(的)人”“申请(的)人”等。这种说A意B的语言现象在传统语法中被看作词类转指,即把动词用作名词。传统的词类转指用的分析方法是从纯语言层面分析的,并未涉及人的认知因素。本文拟从语法转喻角度探讨宁波话“V有口伐”中“V”的认知过程与发生机制问题,解读宁波话此类表述中存在的动态认知过程。
二、相关理论背景
语法转喻这一概念最早由沈家煊(1999)在Langacker(1987)认知语法(cognitive grammar)的基础上提出,他认为语法中的“转指”本质上就是“转喻”,是转喻在语法上的体现,并提出了“显著度”“激活”等重要概念。沈家煊认为,人们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建立了概念与概念之间相对固定的关联模式,这种固定的关联模式就是“认知框架”。例如“容器-内容”“整体-部分”“领有者-领有物”“施事-动作-受事/结果”等这些认知框架都是人类根据生活经验建立起来的。对人类来说,各种认知框架都是“自然的”经验模型,是人认识自身和与外界交互作用的产物。认知框架建立之后,人们还借此为新的经验进行归类。“显著度”是相对于同一个认知框架内的两个或多个概念来说的,如果概念A比概念B显著,A就能附带激活B。事物显著度的差异具有一些基本规律,跟人的主观因素有关。当人把注意力有意识地集中到某一事物上时,具体情况就不符合基本规律。他详细解析了整体和部分的相对显著度,容器和内容的相对显著度,恒久性和临时性状的相对显著度等。
沈家煊对语法转喻的研究无疑具有开创性。他着重讨论了一次性转喻,对于连续转喻的情况没有涉及。Waltereit(1999)在Jackendoff(1992)的思想基础上,结合法语语料把转喻和语法成分联系起来,详细阐释了语法转喻中嵌入转喻和交替转喻的问题。Nerlich & Clarke(2001)认为转喻通常为连续转喻(serial metonymy),即转喻一个接一个地连续出现,环环相扣,并形成一个转喻链(metonymy chain),其认知基础就是所谓的“参照体-目标”关系链。Ruiz de Mendoza & Perez(2001)在词汇转喻认知模式的区分中,进一步认为语法转喻是对词法和句法结构有影响的一种“类属转喻”或“高层转喻”(generic or high-level metonymy)。Ruiz de Mendoza&Otal Campo(2002)还对Croft的包孕域提升等概念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域扩张(domain expansion)和域缩小(domain reduction)概念。此外,还引入了Lakoff的概念域映射和Croft的包孕域提升等概念,把沈家煊认知模型中的“同一认知框架”或“完形”看成是“同域”(internal domain),把“概念A”看作同域里的“始源域”(source domain),把“概念B”看作“目标域”(target domain),把“激活”看作“映射”(mapping)。这样,转喻就被看成是始源域和目标域的域内映射(domain-internal mapping)。Ruiz de Mendoza & Mairal(2007)又提出了双层转喻(double metonymy),即连续两次单个映射;他还使用了“动作”框架(“action”frame)这一概念,认为在“动作”框架内,动作处于显性状态,而框架内的动作主体和其他要素都处于隐性状态。这些探索丰富和发展了语法转喻研究,也是该研究的理论前提。
三、语法转喻下“V有口伐”结构的形成
(一)语境突显和“V有口伐”结构
语法转喻现象虽然十分普遍,但并不是任何语法转喻的始源域和目标域都是确定的。“转喻”内容虽然无法穷尽,转喻的理据却是相通的。任何一类语法转喻的形成都源自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新的概念结构必须在社会文化语境中通过重新范畴化建立起来。也就是说,语法转喻是在一定的语境中建立起来的,并且与语境关系密切。
就原型类语法转喻来说,语境突显与话语表征形式直接相关。例如乘坐公交车的原型图式包含着语境中的所有相关要素:驾驶员、乘客(有站着的,也有坐着的)、上车的人、下车的人、公交车、公交车站等等。在人们的大脑中,不同的内容在原型图式中的突显程度也不同,有的位于原型图式的核心位置,有的则位于图式的边缘位置。从纯粹的图式来说,核心位置内容的突显程度要高于边缘位置的内容。但在具体语境中,某个要素的突显程度和其在原型图式位置中的关系可能会发生变化。例如,在公交车到达某个车站之前,司机可以用动词“下”激活乘客大脑中的相关原型知识,然后再通过原型复原、原型回归、动词和原型等值匹配等过程将动词的语境义用得体的语码表述出来。在此情况下,“下”这个动作成为原型图式中的突显部分,而下车人则成为该语境中语法转喻的一个焦点,所以,“下有口伐”就成为语法转喻的一个显性表述结构;而其他图式则属于背景信息,不必以显性语言结构的形式出现。但在其他语境中,“站有口伐”中的“站”,“坐有口伐”中的“坐”等可能成为焦点信息而被显性的陈述,成为语法转喻的焦点信息“下有口伐”中的“下”此时则成为背景信息。所以,语境因素不仅决定着语法转喻的形成,而且还决定了语法转喻的显性语言结构与隐性语言结构的选择问题。
在一定的语境中,宁波话“下有口伐”中的动词“下”这一概念可以转喻为“下车的人”。“下”首先是由“下车”缩略而来,“下”这一动作概念又包括许多具体概念,如“下海”“下楼”“下飞机”等等。这些都有可能成为出现在候选项的概念意义中,语境因素和成分突显制约了语法转喻的内容,即在此语境中,“下”只能表示“下车”。因为“下有口伐”这句话是公交车到站时所说的,所以“下”这一动作概念的受事者只能为“车”,而非“海”“飞机”“楼”等其他概念。同样,此语境下,执行“下”这一动作概念的主体也只可能是人,而非“狗”“猫”“机器人”等其他概念。同理,“下车”则是由“下车的人”缩略而来。正因为“下车的人”这一概念可以缩略为“下”这一动作概念,所以“下”这一动作概念则具有了语法转喻的意义。又如,“参加有口伐”中“参加”这一概念在一定语境下可以指“参加活动的人”。“参加活动的人”从语言表达式上还可以进一步缩减为“参加活动的”“参加的”“参加”等。这种转喻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语境的作用,才使听读者明白目标域中的含义。否则,同一个表述就会产生歧义,如“退有伐”可以表示“退宿的人有伐”这个概念,也可以表示“退出游戏的人”“退出活动的人”“退出比赛的参赛者”等具体概念。可见,语境影响着转喻目标域概念的理解。这说明,在认知上没有任何过程是绝对的,而是根据语境的需要发展变化。在“V有口伐”结构中,“V”转喻“N”,而“N”的具体概念则由语境决定。
(二)连续多层转喻与“V有口伐”结构
依据Ruiz de Mendoza等人的研究成果,语法转喻的认知过程可以分为域扩张和域缩小两种,相应的映射过程分为目标域存在于始源域(target-in-source)的映射和始源域存在于目标域(source-in-target)的映射。从Nerlich & Clarke(2001)和前面的讨论中,我们认为在特定语境下“V有口伐”中“V”指代的不再是一个动作概念,而是指代执行这个动作的主体——人。例如,“下”指代“下车的人”,为一个统一的连续语法转喻的认知过程。这里,“下”为始源域,“下车”为目标域,而“下车”作为始源域又指代目标域“下车的”,“下车的”作为始源域又指代目标域“下车的人”。首先,从认知上讲,“下”是一动作概念,“车”则是“下”这一动作概念的受事者。因此,“下”指代“下车”则是动作域和受事域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始源域存在于目标域的映射,如图1。其次,“下车”作为第二层转喻的始源域,因为是“人下车”,所以目标域是执行“下”这一动作的主体——人,用“的”字结构表示则为“下车的人”,又因为“下车的人”是由“下车的”指代而来,所以“下车”先指代“下车的”,再从“下车的”指代“下车的人”,如图2、图3。
由此可见,语境中“下”的语法转喻是个连续转喻的层层嵌套过程。如图4:
再如,宁波方言中我们还会听到“申请有口伐”这样的话语。若语境是在申请课题、项目,“申请有口伐”的意思则是:“申请课题、项目的人有吗?”,“申请”就是指代“申请课题、项目的人”,这也是一个连续转喻的问题。先是“申请”这一动作概念指代“申请课题、项目”这一概念,“课题、项目”是“申请”的受事者,再因为执行“申请”这一动作概念的主体是人,用“的”字结构表示即为“申请课题、项目的人”,“申请课题、项目的人”是由“申请课题、项目的”这个“的”字结构而来,所以“申请课题、项目”先指代“申请课题、项目的”,再指代“申请课题、项目的人”。如图5:
由此可见,从认知上理解,基于一定语境,“下”是“下车的人”的转喻,“申请”是“申请课题、项目的人”的转喻,那么在语言形式上才可以用诸如“下”“申请”之类的动词在语法上充当名词使用。语法转喻的映射是不同词类之间联系的主要手段。依据Ruiz de Mendoza等人(2007)提出的“动作”框架模式,“下”“申请”等诸如此类的语言现象归纳起来,是“动作”转喻为“受事者”,然后再转喻为“施事者”的认知过程。如图6:
因此,“V有口伐”中“V”的这种语言现象,从“动作”框架上理解就是“动作”概念处于显性状态,而“受事者”和“施事者”处于隐性状态,在一定语境下可以通过转喻使听读者达到一种心理可及,从而达到目标域概念的理解。在此过程中,语境因素起着关键作用;语法转喻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认知的一种体现。然而,此过程并非一次性完成,是连续转喻的过程。如图7:
四、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出发,重点阐释了宁波话“V有口伐”中“V”的认知过程,强调了它是一个统一的层层嵌套式的连续转喻过程。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对该结构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语言的本质,因为认知语言学将语言看作一个开放的系统,重视语言与认知的关系主张从认知的角度解释语言现象。本文仅就宁波话“V有口伐”中“V”的语法转喻进行了讨论,该分析仅局限在词汇层面,对句法层面、语篇层面的转喻分析研究以及该分析在词汇层面的普遍性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沈家煊.转指与转喻[J].当代语言学,1999,(1).
[2]Langacker,R.W.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M].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3]Waltereit,R.Grammatical constraints on metonymy: On the
role of the direct object[A].In Klaus-Uwe Panther& Günter Radden(eds.).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C].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9.
[4]Jackendoff,R.Mme Tussaud Meets the Binding Theory[J].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1992,(8).
[5]Nerlich,B.& Clarke,D.D.Serial Metonymy: A Study of
Reference-based Polysemisation[J].Journal of Historical Pragmatics,2001,(2).
[6]Ruiz de Mendoza Ibanez,Francisco Jose&Lorena Perez
Hernandez.Metonymy and the grammar: Motivation,Constraints and Interaction[J].Language&Communication,2001,(4).
[7]Ruiz de Mendoza Ibanez,Francisco Jose&Jose Luis Otal
Campo.Metonymy,Grammar and Communication[M].Granda: Comares,2002.
[8]Ruiz de Mendoza I.F.J.& R.Mairal.High-level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Meaning Construction[M].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7.
[9]杨成虎.语法转喻的认知研究[D].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
库,2008.
(杜邢辰 于善志 浙江宁波 宁波大学外语学院 315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