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一个慈善论坛上，“中国首善”陈光标面对60个北京各界普通百姓做起了现场调查：对中国富人印象好的请举牌。结果是所有人保持静默，只有一个老太说：我们喜欢你，但不喜欢中国富人。陈光标对这个结果并不惊讶，他接茬说：在我们企业对1000人做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调查中，还有90人左右表示喜欢中国富人呢。其实这个比例也只有可怜的9%。 这也许是迄今为止国人“仇富”的最直观量化，从一个侧面坐实了国人多有“仇富心理”的判断。
　　不仅仅是富人，我认为中国整个的精英阶层，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精英，正处在历史性的十字路口上，向左，可能成为贵族和英雄；向右，可能成为笑柄和罪人。在短短三十年里，中国很小比例的精英阶层占有了很大比例的社会财富，顺利实现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以后，其中的大多数人却没有像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所描述的那样，顺理成章地迈向更高层次的人生追求：尊重需求与自我实现需求，通过谋求全社会的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在造福于社会的同时，实现自己更大的安全与社会认同与尊重，而是在人性贪婪的道路上继续一路狂奔。
　　哪怕到了今天，世界金融危机引爆国内经济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失业问题严峻，民生如此多艰，我仍然看不见既得利益阶层让步的意思，不指望他们拿出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慈善勇气，但指望社会保障来得快些好些，指望资源和基础服务领域的行政垄断打破得快一些彻底一些，民众就业和创业的门开放得大一些、门槛低一些，指望减税和压缩行政开支的力度大一些，但这些方面，似乎都是“吹面不寒杨柳风”，石油、天燃气等却在酝酿逆势涨价。
　　许多人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奉为圭臬，对其中描述的“经济人理性”和人性的自私本性视为天经地义，殊不知亚当·斯密还有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国富论》的另一部扛鼎传世之作《道德情操论》，其开篇的第一句话便是：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他说：“这种自相矛盾似乎扎根于不变的人性原则之中。”
　　市场是看不见的手，道德同样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但是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国精英的群体道德，基本处于休眠状态，传统的道德，多是统治阶级用于驯服民众的工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达则兼济天下”的古训，也基本上属于道德自觉，未能成为社会对精英的软约束。乃至于大众传媒发展到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如本文开头所言的“仇富”，也基本只停留在“腹诽”阶段，没有在社会上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在1978年前的半个多世纪里，20世纪前半叶是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叶的前三十年，又是各种政治运动的无孔不入，朝不保夕的人们不可能生发道德自觉。但是经过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平发展，时间也进入更为和平的21世纪，该是全面唤醒和激活中国精英道德的时候了！
　　必须全面唤醒政治、经济、文化精英的道德感使命感，才能为中国社会的改良注入新和活力与动力。有西方学者指出：如果既得利益群体强大到一定程度，或者说超过某个临界点，则一切改革皆无可能。这是普世经验，并不特指中国。我们传统的蛋糕做大理论是无法扭转局面的。因为在不合理不公正的机制下，蛋糕越大，占社会大多数的穷人获得相对份额反而越小，这就是所谓“悲惨式增长”。丁学良先生撰文《“还债”观：重建改革道德之源》，提出了改革要“向中国人民还债”的观点。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制定具体政策的时候以民为本，才不会把改革变成一个分肥的过程，而是变成一个持续富民的过程。薛涌先生说“要刺激出健康的经济伦理”。即如韦伯强调的《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克勤克俭，多工作少消费，自觉贡献于社区建设，贡献于社会的公平正义。而不是像猪头一样只知一己之夺取、占有、享乐与挥霍。
　　我对唤醒和激活精英阶层的道德担当抱以信心，如当今世界首善比尔·盖茨，当初也是铁公鸡一毛不拔，以为办好企业是最大贡献，但母亲去世和社会道德压力使他幡然醒悟；近的如一些企业高管的天价年薪遭谴责后，在今天的危机面前已经不止一人宣称“零年薪”。如何唤醒和激活精英阶层的道德资源？少不得要把本文开头所说的“仇富”从压抑在抽屉中的“腹诽”旗帜鲜明地放到桌面上来：不是要用暴力手段打家劫舍夺人财产与生命，而是用理性、和平的舆论手段，理直气壮地仇视腐败，光明正大地鄙视为富不仁，义正辞严地谴责和声讨各种制度性、非制度性的掠夺与非正义，让精英阶层只有在慈善与各种正义行为中才能获得尊重与自我实现的感觉，而不是因他们对社会资源的占有而获得推崇。（作者系知名评论员，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