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来说，言情小说其实是中国旧体小说的一种。然而，将言情小说发扬光大的推手却是来自宝岛台湾的琼瑶阿姨。若从纯文学的角度而言，任何一个榜单都看不到她，可若从文化辐射和对女性的影响力而言，琼瑶绝对是当之无愧的开山鼻祖。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还笼罩在计划经济的氛围里，谈个恋爱都要向上级打报告写申请，琼瑶小说的出现着实让人们见识了“西洋镜”，同时也让刚刚走出文革的内地青年们知道了恋爱不光是只有互赠塑料皮笔记本、写上“互相帮助共同进步”这样一种形式，它还有“互相折磨”“共同折腾”等多种更有趣更变态的手段和方法。
　　在那个精神和物质都双重贫瘠的年代，人都非常饥饿，饿书中华美的物质，饿书中轰轰烈烈抵死缠绵的爱情。就单拿名字来说，在60后和70后一片“小红”“国庆”“杜鹃”“建国”之外，“婉君”“楚天”“浓若梅”“左雨农”“汪绿萍”“楚濂”“李梦竹”等如诗如画的人名带给人们无限美好的遐想。就连“琼瑶”的名字也是取自《诗经》，而在我们这儿——《诗经》早在一片“打倒孔家店”和“批四旧”的运动中被打翻在地，又踏上一脚。
　　琼瑶小说都有一定的模式，事实上任何言情小说都有既定的模式：他爱我我也爱他，但是我们俩有一个不自由；他不爱我我爱他，但是我们身体却自作主张；他不爱我我不爱他，但是我爱上的却不能带回家……
　　其实，两个人的爱意传达，有时需要违背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的原则。越是迂回婉转，越是碍着人多，便越是来劲得有趣。这有点像敌后作战，在扫射中瞅空抛个媚眼，可比那大眼珠子直瞪瞪瞅着要抓心多了。恋爱中的大部分美好，来自于似与不似之间，金庸说恋爱的妙处，无非在“若即若离，患得患失”几个字。笃定的爱，能给人勇气，却未必能让人晕眩，拿得稳的感情，不如那有压力的关系来得过瘾。
　　琼瑶笔下的所有人物皆是情感能量极大的人——不投入则已，一旦投入，必有惊天动地的波澜。她特尔善于将人拖到一场醒不过来的梦里，举手抬脚都觉得无力，还不如就依了。这种重口味，大剂量的言情小说特别适合饥馑年代的人们——苦太久的人是不害怕糖太甜的；因为时代的关系，喜欢琼瑶的读者不仅意味着人到中年，还意味着不可能有如愿以偿的爱情，她们的花期太短暂了……阅读琼瑶，让她们的心成了一块不容易结疤的小小创口，这有利于自怜自惜，有利于制造一些小小的悲怆感，让忧伤在小屋中漫起，一朵受伤的云在棱角分明的镜子前缓缓升腾。
　　琼瑶走红之后，亦有许多追随者，席绢、严沁、岑凯伦等，但基本都在复制琼瑶的路线，无非是以最痴缠的爱情来试图打劫观众最脆弱的情感。到了市场经济时期，人们忽然意识到，那些言情小说的主人公为何从来不工作就能锦衣玉食？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在这一时期，“下海”成了热门词汇，亦有夸大其词的“十亿国人，九亿商”的说法。于是乎，梁凤仪和亦舒顺势而为，区别于琼瑶的纯言情，梁凤仪的商战财经小说和亦舒充满警示格言体的小说成功占据言情市场的半壁江山。喜欢梁凤仪和亦舒的读者年轻稍微偏大，她们在更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是琼瑶的读者，但当她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谈恋爱的时候，却突然发现琼瑶阿姨是骗人的；是现实和阅历告诉她们，爱情没那么脱俗，而嫁人更要擦亮眼睛。但是这类财经、励志的言情小说也有庸俗的一面，比如男主角的皮相、财富、身份皆鹤立鸡群，相当于蓝筹股；女主角则在富贵乡里保持着纯真，以美为职业，以颠倒众生为己任，身边的男人无论老少，都像向日葵一样伸长了脖子转向她。说白了，梁亦的读者虽然过了爱做梦的年纪，但始终对爱抱有侥幸的幻想。她们笔下的爱情都很缓慢，很柏拉图——这不是要号召大家都去追求浸着黄连汁的剧情，只是，假想一下，如果在酒廊里两句调情一杯薄酒剧能找地方宽衣解带，估计发生爱情的几率也会急剧降低吧？
　　或许正是出于交往的容易，到了互联网时代，以安妮宝贝为首的言情小说，开始主打“不相信爱情”的论调。其实在此之前，“美女作家”卫慧和棉棉——甚至更早之前的林白和陈染——也曾因书中大量的性描写和私体验而名噪一时，虽然她们挨了不少骂，但她们书中对于自我观念和生活态度的张扬让她们显得非常酷。以往的言情小说总是在突围和冲破，总想打碎什么或叛逆什么，而E时代的女性对规则根本视而不见，这其实是一种很大的蔑视姿态。反过来对照琼瑶和梁凤仪，或许压抑的爱情更能产生刺激，因为有时候人们相爱的程度来源于别人破坏和不赞同的程度。可是当外界的阻力忽然消失，恋人们或许才会真正去追问自己的内心。所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安妮宝贝才能走红。
　　安妮笔下过于细腻和精致的内心描摹，以及绝望的爱情和无望的男人，被批评为“毒药文字”，可是安妮的拥趸却能从“毒药”里提炼出百种意蕴和千种暗示，自己也据此跌宕起伏，忽入地狱，忽登天堂，书里一声轻笑，这边心事已过万重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