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浦江清（1904—1957），我国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县（今属上海市）。先后就读于松江中学和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1926年到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担任陈寅恪的助教。1929年转入中国文学系任教。1938年任西南联大教授。1946年回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后至北京大学任教。1957年病故。
从浦江清的经历来看，他既没有在厦大读过书，也没有在厦大工作过，似乎和厦门大学并没有交集。不过，如果仔细阅读浦江清的日记，我们可以发现浦江清曾在其日记中频繁地提到厦门大学。而且，在当时厦大校长的邀请下，浦江清还住到了厦大校园内，一住就是四天。在此期间，浦江清还参观了厦大的实验室和图书馆。
浦江清有记日记的习惯。在1929年1月29日的日记中，浦江清记下了自己写日记的目的。他写道：“记日记丝毫无自尊的意思，也无有预备做自传的虚荣心。我的目的，大约有四：练习有恒的笔墨，一也；作日后追忆过去生活之张本，二也；记银钱出入、信札往来，备一月或一年内查考，三也；记零星的感想及所见所闻有趣味的事，备日后谈话或作文的材料，四也。”
现在保留下来的浦江清日记一共有十几本。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的浦江清“日记”一共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的时间跨度为1928年至1936年，是浦江清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担任陈寅恪先生助教及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时期的日记，题为《清华园日记（上）》；第二部分的时间跨度为1942年至1943年，是浦江清从上海出发，历经苏、皖、贛、闽、粤、桂、贵、云八省，以及到昆明后在清华文科研究所读书写作三个月的日记，题为《西行日记》；第三部分的时间跨度为1948年12月12日至1949年2月9日，前后仅六十天，题为《清华园日记（下）》。而在《西行日记》的1942年10月部分，恰逢浦江清从江西进入福建，并路过闽西长汀，所以保留了浦江清在当时已迁至长汀的厦门大学的一些见闻，颇为珍贵。
1942年10月，厦门大学迁至长汀办学已达五年。浦江清一行于10月8日中午抵达长汀，下午两点来到厦门大学。浦江清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二时，问明厦大地址，至其门房，问施蛰存，云住长汀饭店，林庚住山上宿舍，惟萨校长则在校办公。乃往谒之。萨氏久别，见余畅谈清华近况及厦大情形。要余留一二日，参观厦大，并云倘能留此更佳，因中文系尚缺人，而西联彼可去电为代办交涉也。余感谢其意，恳辞。”
浦江清是1926年到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担任陈寅恪的助教，1929年转入中国文学系任教。而萨本栋则是1928年从美国留学归来出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直到1937年7月11日离开。可见，浦、萨二人曾长期共事，应该早已熟识。浦江清抵达长汀时，距萨本栋离开清华已逾五年，但二人仍一见如故。有意思的是，萨本栋本希望浦江清能留在厦大任教，但被浦江清婉言谢绝。
厦门大学在长汀办学一切因陋就简，不仅化学实验室乃旧监狱改造而成，就连校长住宅也系庙宇改造而成。浦江清在10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校长住宅旧为仓颉庙，经改造，颇清洁。有一会客室，窗用明瓦以代玻璃，光线甚佳，平时亦为会议室。另一饭厅。皆极大。四壁书架，放厦大图书馆书。盖恐轰炸，故择精要者疏散在此耳。……饭后参观各科学实验室，设备均佳。旧为县文庙，化学实验室乃旧监狱所改造者。”
浦江清在清华任教多年，可谓见多识广。能对厦门大学的实验室给出“设备均佳”的评价，足见当时厦门大学的实验设备并不简单。
除了实验室之外，厦门大学给浦江清留下深刻印象的另一处便是图书馆了。浦江清在10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是日上午，蛰存领余参观厦大图书馆。西文书，凡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医学、生物皆富，物理、化学、数学书亦可，而关于中国文学之书籍亦多，出意料之外。据云语言、文学为林语堂，生物为林惠祥所购，故有底子。人类学书亦富。中文则丛书甚多，地志亦不少，顾颉刚所购。金文亦不少。又有德文书不少，自歌德以下至托麦斯·曼均有全集。尼采、苏本华全集英德文皆有。亚里斯多德有最新之英译本。”
其实，厦门大学早在建校之初就对图书和实验设备极为重视。厦门大学第二任校长林文庆在1922年呈送陈嘉庚的《厦门大学民国十年度报告书》中就写道：“各种书籍及实验室之设置，亦甚重要。倘书籍不齐，仪器缺乏，虽有良好之高等专门教师，终不能有所发挥。故本校对于书籍及仪器之设置，拟特加注意，不稍存吝啬之心。”
时任厦门大学校长的萨本栋对人才的渴求也给浦江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过学的邹文海当时本欲赴中正大学任教，结果被萨本栋挽留。邹文海因嫌厦大开出的薪金较中正大学低，萨本栋为了留住人才，破例给邹文海开出和中正大学一样的薪金。浦江清在10月10日的日记中也记录下了这一情形：“见邹文海于中南旅社。邹君将赴中正大学而萨校长半路要之，邹君在考虑而未决。余告以中正设备不好，人事闻亦甚困难。此间图书多，可留，极力怂恿之。邹君谓厦大当初亦曾接洽过，条件不如中正之优，如薪金仅为三百八十元，旅费亦有限制，中正则薪金在四百元以上，为政治系主任，旅费可实报实销，且可派车子来接。今厦大因政治系走了几位教授，致下年课亦开不出，萨氏遂允照中正一切待遇。”
邹文海最终还是被萨本栋求贤若渴的态度所打动，留在了厦门大学教书。四十年后，邹文海在一篇文章中深情地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三十一年夏，我自崇安赴中正大学，道经长汀。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先生遣人来约晚餐。我至今诧异他那天如何会知道我那天会过长汀，但萨先生是我的师长辈，自然不能推辞。席间萨先生说厦大政治系已成真空状态，我得留下来帮他的忙。我不愿爽胡步曾先生的约，故踌躇不知如何答复。他见我为难的样子，接着又说：‘胡步曾拉去我的陈耀庭，我就扣住他的邹文海，两不吃亏，就这样好了。’其实法学院院长黄开禄兄亦在座，告诉我厦大政治系真的一位先生都没有，从需要来说，厦大实远超过中正大学。他说得我大有义不容辞之感，只有留长汀一途了。而今回想起在厦大三年的经历，深感能在萨先生领导下任教是一生中最大的幸事。”
浦江清一行于10月12日早上七时离开长汀。虽然浦江清在长汀只逗留了短短四天，但厦门大学丰富的藏书、良好的实验条件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1月21日，在经历了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后，浦江清终于抵达目的地昆明。在11月24日的日记中，浦江清仍对厦门大学的丰富藏书念念不忘。他写道：
留研究所中看书。又至梦佳处、游国恩处。游，北大新聘担任文学史课程。又至北大文科研究所看书，亦近，不到半里。以两处书合并以观，勉强可足。佩公问较厦大如何，余曰，尚差远也。如《四部丛刊》一、二、三编，《四部备要》、《图书集成》、百衲本《二十四史》等，皆此无而彼有，《丛书集成》只到第三期书。
就在浦江清离开厦大后不久，萨本栋又开始着手恢复已经停刊五年之久的《厦大学报》。两个月后，新一期的《厦大学报》终于刊印出来，萨本栋在“卷首语”中感慨地写道：“本校在私立时代，原刊发有《厦大学报》。二十六年本校改为国立，不数日即值抗战军兴，鹭岛居国防前线，遂于炮火声中内迁长汀。举凡大学所应具之最低基本设备，一切均待草创，学术刊物之发行乃归停顿。本年鉴于长汀校舍雏形粗具，校基较固，爰有广续刊行学报之议。事定之日，决仍沿用原有《厦大学报》之名称，惟将“卷”、“期”改为“集”，以资区别。内容方面则先刊登文、法、商各部门之论文，以其性质较相接近也。至于理工文献，则期于将来另出特刊。惟是长汀僻居闽西，印刷幼稚，字迹模糊，鲁鱼豕亥之虞在所难免，尚望执笔诸先生及读者宽予原谅焉。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识于长汀仓颉庙。”
浦江清虽然最终未接受萨本栋的邀请留在厦大任教，但其在日记中对厦门大学办学条件的记载，似乎又带我们回到了七十年前的厦大校园。在当时动荡的政局和艰苦的办学环境中，偏居闽西的厦门大学能够维持已属不易。在萨本栋校长苦心孤诣的经营下，这所年轻的国立大学不仅教师和学生人数不断增加，而且教学质量有了很大提高。厦大学子在1941、1942年第一、二届全国学业竞试中两次获得全国第一，这些大概与浦江清在厦大校园里所看到的图书馆中丰富的藏书、实验室中精良的设备以及萨本栋校長对人才的重视是分不开的。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三联书店1987年版）
从浦江清的经历来看，他既没有在厦大读过书，也没有在厦大工作过，似乎和厦门大学并没有交集。不过，如果仔细阅读浦江清的日记，我们可以发现浦江清曾在其日记中频繁地提到厦门大学。而且，在当时厦大校长的邀请下，浦江清还住到了厦大校园内，一住就是四天。在此期间，浦江清还参观了厦大的实验室和图书馆。
浦江清有记日记的习惯。在1929年1月29日的日记中，浦江清记下了自己写日记的目的。他写道：“记日记丝毫无自尊的意思，也无有预备做自传的虚荣心。我的目的，大约有四：练习有恒的笔墨，一也；作日后追忆过去生活之张本，二也；记银钱出入、信札往来，备一月或一年内查考，三也；记零星的感想及所见所闻有趣味的事，备日后谈话或作文的材料，四也。”
现在保留下来的浦江清日记一共有十几本。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的浦江清“日记”一共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的时间跨度为1928年至1936年，是浦江清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担任陈寅恪先生助教及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时期的日记，题为《清华园日记（上）》；第二部分的时间跨度为1942年至1943年，是浦江清从上海出发，历经苏、皖、贛、闽、粤、桂、贵、云八省，以及到昆明后在清华文科研究所读书写作三个月的日记，题为《西行日记》；第三部分的时间跨度为1948年12月12日至1949年2月9日，前后仅六十天，题为《清华园日记（下）》。而在《西行日记》的1942年10月部分，恰逢浦江清从江西进入福建，并路过闽西长汀，所以保留了浦江清在当时已迁至长汀的厦门大学的一些见闻，颇为珍贵。
1942年10月，厦门大学迁至长汀办学已达五年。浦江清一行于10月8日中午抵达长汀，下午两点来到厦门大学。浦江清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二时，问明厦大地址，至其门房，问施蛰存，云住长汀饭店，林庚住山上宿舍，惟萨校长则在校办公。乃往谒之。萨氏久别，见余畅谈清华近况及厦大情形。要余留一二日，参观厦大，并云倘能留此更佳，因中文系尚缺人，而西联彼可去电为代办交涉也。余感谢其意，恳辞。”
浦江清是1926年到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担任陈寅恪的助教，1929年转入中国文学系任教。而萨本栋则是1928年从美国留学归来出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直到1937年7月11日离开。可见，浦、萨二人曾长期共事，应该早已熟识。浦江清抵达长汀时，距萨本栋离开清华已逾五年，但二人仍一见如故。有意思的是，萨本栋本希望浦江清能留在厦大任教，但被浦江清婉言谢绝。
厦门大学在长汀办学一切因陋就简，不仅化学实验室乃旧监狱改造而成，就连校长住宅也系庙宇改造而成。浦江清在10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校长住宅旧为仓颉庙，经改造，颇清洁。有一会客室，窗用明瓦以代玻璃，光线甚佳，平时亦为会议室。另一饭厅。皆极大。四壁书架，放厦大图书馆书。盖恐轰炸，故择精要者疏散在此耳。……饭后参观各科学实验室，设备均佳。旧为县文庙，化学实验室乃旧监狱所改造者。”
浦江清在清华任教多年，可谓见多识广。能对厦门大学的实验室给出“设备均佳”的评价，足见当时厦门大学的实验设备并不简单。
除了实验室之外，厦门大学给浦江清留下深刻印象的另一处便是图书馆了。浦江清在10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是日上午，蛰存领余参观厦大图书馆。西文书，凡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医学、生物皆富，物理、化学、数学书亦可，而关于中国文学之书籍亦多，出意料之外。据云语言、文学为林语堂，生物为林惠祥所购，故有底子。人类学书亦富。中文则丛书甚多，地志亦不少，顾颉刚所购。金文亦不少。又有德文书不少，自歌德以下至托麦斯·曼均有全集。尼采、苏本华全集英德文皆有。亚里斯多德有最新之英译本。”
其实，厦门大学早在建校之初就对图书和实验设备极为重视。厦门大学第二任校长林文庆在1922年呈送陈嘉庚的《厦门大学民国十年度报告书》中就写道：“各种书籍及实验室之设置，亦甚重要。倘书籍不齐，仪器缺乏，虽有良好之高等专门教师，终不能有所发挥。故本校对于书籍及仪器之设置，拟特加注意，不稍存吝啬之心。”
时任厦门大学校长的萨本栋对人才的渴求也给浦江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过学的邹文海当时本欲赴中正大学任教，结果被萨本栋挽留。邹文海因嫌厦大开出的薪金较中正大学低，萨本栋为了留住人才，破例给邹文海开出和中正大学一样的薪金。浦江清在10月10日的日记中也记录下了这一情形：“见邹文海于中南旅社。邹君将赴中正大学而萨校长半路要之，邹君在考虑而未决。余告以中正设备不好，人事闻亦甚困难。此间图书多，可留，极力怂恿之。邹君谓厦大当初亦曾接洽过，条件不如中正之优，如薪金仅为三百八十元，旅费亦有限制，中正则薪金在四百元以上，为政治系主任，旅费可实报实销，且可派车子来接。今厦大因政治系走了几位教授，致下年课亦开不出，萨氏遂允照中正一切待遇。”
邹文海最终还是被萨本栋求贤若渴的态度所打动，留在了厦门大学教书。四十年后，邹文海在一篇文章中深情地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三十一年夏，我自崇安赴中正大学，道经长汀。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先生遣人来约晚餐。我至今诧异他那天如何会知道我那天会过长汀，但萨先生是我的师长辈，自然不能推辞。席间萨先生说厦大政治系已成真空状态，我得留下来帮他的忙。我不愿爽胡步曾先生的约，故踌躇不知如何答复。他见我为难的样子，接着又说：‘胡步曾拉去我的陈耀庭，我就扣住他的邹文海，两不吃亏，就这样好了。’其实法学院院长黄开禄兄亦在座，告诉我厦大政治系真的一位先生都没有，从需要来说，厦大实远超过中正大学。他说得我大有义不容辞之感，只有留长汀一途了。而今回想起在厦大三年的经历，深感能在萨先生领导下任教是一生中最大的幸事。”
浦江清一行于10月12日早上七时离开长汀。虽然浦江清在长汀只逗留了短短四天，但厦门大学丰富的藏书、良好的实验条件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1月21日，在经历了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后，浦江清终于抵达目的地昆明。在11月24日的日记中，浦江清仍对厦门大学的丰富藏书念念不忘。他写道：
留研究所中看书。又至梦佳处、游国恩处。游，北大新聘担任文学史课程。又至北大文科研究所看书，亦近，不到半里。以两处书合并以观，勉强可足。佩公问较厦大如何，余曰，尚差远也。如《四部丛刊》一、二、三编，《四部备要》、《图书集成》、百衲本《二十四史》等，皆此无而彼有，《丛书集成》只到第三期书。
就在浦江清离开厦大后不久，萨本栋又开始着手恢复已经停刊五年之久的《厦大学报》。两个月后，新一期的《厦大学报》终于刊印出来，萨本栋在“卷首语”中感慨地写道：“本校在私立时代，原刊发有《厦大学报》。二十六年本校改为国立，不数日即值抗战军兴，鹭岛居国防前线，遂于炮火声中内迁长汀。举凡大学所应具之最低基本设备，一切均待草创，学术刊物之发行乃归停顿。本年鉴于长汀校舍雏形粗具，校基较固，爰有广续刊行学报之议。事定之日，决仍沿用原有《厦大学报》之名称，惟将“卷”、“期”改为“集”，以资区别。内容方面则先刊登文、法、商各部门之论文，以其性质较相接近也。至于理工文献，则期于将来另出特刊。惟是长汀僻居闽西，印刷幼稚，字迹模糊，鲁鱼豕亥之虞在所难免，尚望执笔诸先生及读者宽予原谅焉。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识于长汀仓颉庙。”
浦江清虽然最终未接受萨本栋的邀请留在厦大任教，但其在日记中对厦门大学办学条件的记载，似乎又带我们回到了七十年前的厦大校园。在当时动荡的政局和艰苦的办学环境中，偏居闽西的厦门大学能够维持已属不易。在萨本栋校长苦心孤诣的经营下，这所年轻的国立大学不仅教师和学生人数不断增加，而且教学质量有了很大提高。厦大学子在1941、1942年第一、二届全国学业竞试中两次获得全国第一，这些大概与浦江清在厦大校园里所看到的图书馆中丰富的藏书、实验室中精良的设备以及萨本栋校長对人才的重视是分不开的。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三联书店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