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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六城市中，基于研究对象的自主重要性，可以把休闲制约因素分成相对清晰的八种类型。而且，较之于社会心理学抽象地把休闲制约因素分为诸如“个体内部的”或“结构的”等制约因素，以民族志学的方法所提供的休闲制约因素对各级政府官员和休闲服务行业更有价值。今后更多的研究应该需要清楚地把休闲制约因素重新分类，即基于研究样本所提供的信息(民族志学法)而不是被研究者强加(社会心理学法)去分类休闲制约因素。
[关键词]休闲活动；休闲制约因素；自由列举；民族志学；中国
一、研究背景和文献回顾
英国休闲研究学者和作家Chris Rojek在《休闲与文化》一书中写道：“文化从来还没有在休闲研究中以人类学的形式出现过。”但是本文的第一作者作为一位文化人类学家，从1981年就开始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来研究休闲。尽管休闲研究学者还没有能够采纳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去研究休闲的现象是十分明显的事实，但更大的问题还在于人们完全没有把具有传统和有特色的人类学和民族志学的研究目的包含在休闲研究中。此外，由于绝大多数的休闲研究都是在北美、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洲等英语文化圈中进行的，因此可以明确的是，人类学的文化概念、以人类学为中心的研究产物以及民族志学还没有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的休闲研究发展产生影响。
那么，什么是民族志学(ethnography)?尽管存在很多有冲突的、甚至是截然不同的观点，但是民族志学的本质被定位在它的核心，也就是描述。具体而言，民族志学是对人，尤其是聚集在某个社区生活的人们的描述，是对社会群体文化的描述。正像我们所知道的，文化已经为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学家定义了很多次。比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Alfred L Kroeber和Clyde Kluckhohn在1952年发表的著作中就收集了一百六十余个文化的定义，此后，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文化的定义。但近年来，认知性的文化定义在美国科学人类学界变得越来越重要。这种定义的优势在于把文化定位在文化群体的头脑意识中，而不是定位在群体的行为或自我造作中。更重要的是，对文化的这种定义可以使研究者用量化的方法去研究文化，并且用文化作为独立的、解释性的变量去研究行为。美国人类学家Ward Goodenough在1957年提供了一个早期的认知性的文化定义：“一个社会的文化是由必须被该社会成员知道或相信而且被这个社会的成员所接受的事物组成。文化不是一个物质的现象，它不包含事物本身和行为情感，反而是这些事物的组织和安排。它是人们在大脑中所拥有的事物的形式以及感知、认同和解释事物的模式。”
因此，根据Ward Goodenough在1957年的定义，文化是人们所知道和相信的事物，以使他们在自己的社会群体中行为得当。比如中国的孩子学习中国文化，所以他们能够在举止上表现得像中国孩子；同样，美国的孩子学习美国文化，所以他们能够在举止上表现得像美国孩子。但是，在中国这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例如，在新疆、浙江、北京的大城市或云南的乡村，因地理位置的不同，个体行为也许并不完全一样。这种现象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尤其是在像中国、美国、巴西等这些面积大的国家中。而且在这些区域里，即使被认为相同或相似的同一社会群体中也存在着文化多样性。
随后，其他的人类学家对Ward Goodenough的文化定义又重新进行了界定。1964年，JohnM.Roberts把文化描述为“信息”。根据John M.Roberts的描述，“所有文化都有可能被当做信息，并且每个单一的文化可被视为‘信息经济’，它们被接受、创造、检索、传递甚至丢失”。2005年，Richerson和Boyd将文化定义为：“能够影响人的信息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可以通过教导、模仿和其他形式的社会传输方式从其他社会成员获取。”在此基础上，Mesoudi、Whiten和Laland在2006年把“信息”定义为“构想、知识、信念、价值、技巧和态度”。因此，在这些定义种类里，文化基本是指导不同社会群体思想和行为的，以构想、知识、信念、价值和态度为形式的信息。在本文中，我们对文化有相似的看法。
民族志学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多数情况下，人类学家尝试着从社会成员的角度而不是从个体的角度去描述文化。至少人类学家在尽可能尝试着既表述文化群体内部成员的观点，又表述外部的观点，去尽力避免把自己的世界观强加于研究对象。人类学家们尝试着用与其研究对象相同的观点去看待和理解世界，而不是用研究者的信仰、价值和范畴强加于研究对象，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民族志学为什么重要呢?科学哲学家和研究者们认为无论是自然的、生物的、社会的或是心理的现象，首先有必要尽可能把它描述得清晰、准确和完整。这种描述应该出现在其他科学手段之前，比如解释和预测。这是因为如果某一事物没有被适度地描述，研究者就不知道该解释什么或预测什么。因此，关于休闲的一个彻底的描述，也就是民族志学通常应该会首先努力去解释为什么一些人会参加一些特定休闲方式，而其他人却不会。例如，Weller和Romney早在1988年就在他们有影响力的著作中清晰地指出民族志学在收集数据方面的应用：“任何一个研究的第一步就是对所研究课题的定义和范围获得清晰的理解。一个固有的假定就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所想的‘某些事情’感兴趣。为了方便起见，我们称‘某些事情’为语义的(semantic)或文化的术语范围(cultural domain)。简言之，语义的或文化的术语范围是指与语义和术语范围相关联的事物。对术语范围进行研究的例子包括颜色、血缘关系、疾病、植物、动物、飞机操作过失、疼痛的种类和喂婴儿的方法特征等。术语范围的概念是一个很综合的事物，并且可包含任何内在定义的主题。”
在本文中，我们对六个城市的休闲制约因素的术语范围感兴趣。我们认为，在这些城市中被调查者很有可能在存在哪些休闲制约因素和哪些休闲制约因素比较重要上产生语义或文化术语范围上的共识，所以可以把休闲制约因素看做语义的和文化的术语范围。鉴于休闲制约因素的文化术语范围提供了更广泛的休闲民族志学，因而本文的目的是研究休闲制约因素。民族志学的描述最终帮助我们检验假设(是否在存在哪些休闲制约因素和哪些休闲制约因素比较重要上产生语义或文化术语范围上的共识)。
不幸的是，在研究休闲民族志学的时候，休闲学者并没有像人类学家那样去研究休闲。在北美，多数休闲研究是建立在社会心理学的观点上的。这也意味着个体的动机、态度、价值和定位都是集中在社会休闲行为上的。而且，研究者几乎总是自己决定什么是休闲、什么不是休闲，而不是由参加研究的社会群体或个人决定。也就是说，研究者用他们自己的观点去理解休闲行为、价值或是其他人的态度，并不是用研究对象的观点去理解休闲。这种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从研究过程和直接假设验证的角度对民族志学的描述。但是，没有民族志学的研究，研究者怎能合理地假想他们对所研究的现象的理解程度(此处指的是休闲)与他们的研究对象 所理解的是一样的呢?而且，如果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在理解上有差异，对研究结果有什么影响呢?
传统的研究民族志学的人类学方法涉及参与观察法(participant—observation)。参与观察法是指研究者通过试图成为一个社会群体的一员，经常是一个村庄或是社区，以了解这些群体的成员们在想什么和做什么，并且如果可能的话也想知道这些成员为什么会这样想和这样做的研究方法。通常，这种研究方法需要长时间地参与一个群体和社区的日常生活，正因如此，它在时间和财力上花费很大。因此，现在人类学家通常用其他的研究方法来补充民族志学的研究，包括更具组织性的方法，如面对面访谈法(所有参访对象被问及同样的问题)、准实验的方法(研究对象被要求履行一定的任务以便演示文化形式和偏见)和调查法(相对较大的样本接受书面的甚至是网上的问卷调查)。自由列举法是近年来经常被使用的一种组织性方法之一。
自由列举法是对文化术语范围下定义和决定术语范围中仅和文化相关的条目，同时也是确立术语范围界限的最有用的普遍方法。在自由列举法中，民族志学家一般会询问研究对象：“你所能够想到的所有有关X的名字”或者“都有什么样的X存在”。比如，研究对象也许会被问到能够想到的所有动物的名称，或者他们能想到的所有不同疾病的名称。研究者然后统计分析哪些名称或物品更显著，也就是说比其他的更熟悉。在研究对象的列举名单中，最靠前被列举的名称或物品(比如第一位或者第二位)通常比靠后被列举的名称或物品更显著。此外，同一名称被不同研究对象所提及的次数也能表示其显著性。自由列举提供了一览表，所有表项构成一个文化术语范围，它们可用于像问卷调查之类的其他搜集信息的方法。当然，自由列举也可能列出很多没有必要用在问卷调查表中的变量。总体而言，更显著的名称或条目，即那些越早出现在一览表的以及越频繁被列举到的，通常也就被选做额外的数据分析。
在本研究中，我们用自由列举法去获取中国五个城市(北京、上海、杭州、青岛和成都)的休闲活动和休闲制约因素，然后用所得到的数据在六城市(包括深圳)进行问卷调查。本研究的目的是提供问卷调查的初步分析结果，包括六城市的休闲制约因素与自主健康、休闲满意度和人口统计变量之间的关系。
人类学家还从来没有对休闲研究有过多的兴趣，但是却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家庭安排和社会生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他们在一些休闲活动尤其是游戏方面上作了很多的研究。事实上，在早期的比较人类学研究中，E.B.Tylor在1879年比较了帕奇希(pachisi，在印度流行的一种游戏)和帕投里(patolli，一种在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中流行的游戏)，以说明中美洲的文明受亚洲文明的影响。有关游戏的著作还包括1895年出版的Stewart Culin的《韩国的游戏和在中国与日本相同游戏上的注解》、1907年出版的《北美印第安人的游戏》，Theodore Stern在1948年出版的《美洲的橡皮球游戏》以及Kendall Blanchard的《密西西比巧克陶族印第安人的球类活动：休闲的严肃一面》。与游戏有关的文章有Raum在1953年发表的有关非洲圈和竿的游戏研究，Heider在1977年发表的以一个从巴厘岛外介绍来的在文化基础上改变的游戏，Firth在1930年发表的在提克比亚的投标游戏，Boyd在1979年发表的美洲原住民棍和手的游戏，以及Roberts、Arth和Bush在1959年发表的一个决定性的跨文化游戏比较研究。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Kendall Blanchard在1995年出版的《运动人类学》一书，可从中获取更多的内容。在最好的休闲人类学的研究之一中，Rubin、Flowers和Gross在1986年把四个位于亚马逊盆地的美洲印第安部落休闲简单地分类为活跃的和被动的，但是没有讨论不同的休闲活动，也没有涉及到具体活动对参与者的意义。
体育教育者也作了一些休闲活动的民族志学研究，同样也是有关游戏和运动的。Dunlap在1951年研究了萨摩亚的体育活动，认为体育活动与社会组织、宗教、经济利益追求和战争有关。Stumpf和Cozens在1947年和1949年认为，在毛利人和斐济人中流行的运动、游戏和娱乐都是作为战争的训练、技巧和风度而获得的，并且作为一种提高部落凝聚力的手段，也作为促进与其他合作社健康竞争的出路。同时，休闲研究者已经贡献了少数有关休闲民族志学内容的文章，包括Ibrahim在1981年发表的有关埃及休闲行为的研究，Gihring在1983年发表的有关尼日利亚对休闲的态度的研究，Florian和Har-Even在1984年发表的对以色列的犹太人和阿拉伯青少年的休闲研究，Khan在1997年发表的对孟加拉国的乡村家庭的休闲描述，以及McDonald和McAvoy在1997年发表的对美洲印第安人的休闲问卷调查。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这些民族志学的研究都不是全面地去研究所有的休闲活动及其与当地文化的结合或者休闲活动的含义。这些研究反而探求特殊的，倒不如说是范围狭窄的课题。另外，这些研究对休闲的描述大多是基于研究者自身所认为的休闲应该是什么样子，而不是立足于研究对象的观点。虽然多数民族志学的研究是定性研究，而不是基于问卷调查或是数值的方法，但是没有任何理由表明民族志学不能用量化的数据使描述更准确。因此，本文将采用大量的量化数据，正像上述自由列举数据所说明的那样，休闲制约因素是由研究对象决定的，而不是由研究者决定的。
二、研究方法
我们最初采用的收集数据的方法是自由列举法。浙江大学亚太休闲教育研究中心的研究生们在最初的五个城市(杭州、成都、北京、上海和青岛)进行了面对面的自由列举研究。每个城市的样本都不是随机抽取的，而是在五个城市的公园、汽车站、火车站和购物中心获取的。自由列举的数据没有在深圳获取。选取样本的标准是分别在这五个城市中选取20名男性和20名女性，并且选取的年轻样本数和年老样本数相对均衡。样本没有被马上直接问及到研究问题，而是先用其他的问题练习：他们被要求在短时间内列举出所有水果的名称，例如苹果、香蕉、桃子、梨等。然后样本被要求类似地列举出他们在闲暇时间所参加的所有活动，如看电视、逛公园和唱卡拉OK等。紧接着样本被要求列出制约他们参与休闲活动的因素，如缺少金钱、时间等。在自由列举阶段，五个城市135个研究对象(男性55个，女性80个)共列举出95项休闲活动和55个休闲制约因素。
在进行数据分析以前，有必要“清理”一下自由列举的数据。这是因为研究对象有时候用不同的词汇去描述相同的活动或制约因素，如“缺少同伴”和“没有同伴”应该是同样的意思，而不能认为是两个不同的休闲制约因素。而且，我们不清楚研究对象所列举的活动和制约因素的含义，如一些样本列举出“打球”是他们的休闲活动之一，然而“打球”可以指打篮球或者踢足球。数据经“清理”后，89项休闲活动和37个休闲制约因素被保留下来，以供问卷调查使用。 研究样本不是随机抽选的，而是拦截样本。拦截样本已被证明是一种可行的代替传统问卷调查和电话采访的样本法。在问卷调查中，样本被问及是否参加了所列的休闲活动，如果参加了，是经常参加还是偶尔参加。然后他们被要求以1—5分对每项休闲活动的重要程度及每个休闲制约因素的重要程度进行评价(1是最不重要，5是最重要)；以1—7分对休闲生活方式的满意程度进行评价(1是最不满意，7是最满意)；以1—4分对与同年龄相比自身的健康状况进行自我评价(1是最好，4是最差)。休闲满意度已经被证实和休闲参与、生活满意度、自主压力和健康满意度等几个变量相关联。先前的研究已经证实自我评价健康的方法能有效和可靠地反映包括预测残疾和死亡的征兆等真实健康的指标。最后，我们也调查了研究对象的职业、性别、教育程度、收入、年龄和婚姻状况等有关人口统计学的问题。
问卷在北京、上海、成都、杭州、青岛和深圳(深圳没有作自由列举研究)六个城市发放并收集数据。在2005年秋天，问卷调查共采集了780个样本的信息。我们的目标是在每个城市采集男女大约各60个共计120个研究对象。但是根据每个城市采集样本难易度和研究者的具体情况，每个城市的男女样本数有若干不同，这并不影响数据的总体分析。样本年龄分布为18—30岁和30岁以上各一半。每个城市样本的社会人口统计信息如表1所示：
三、研究结果
表2为样本认为前20个最重要的休闲制约因素的平均值和标准差。从表2可以看出，一些休闲制约因素涉及同样或相似的内容。例如，缺少时间和忙于工作都反映了时间的问题，财力问题和收入太低都涉及财力。因此，为了减少休闲制约因素的个数和提炼数据中的潜在因素，以及为将来的数据分析创造出一系列新的变量，我们作了主成分(因子)分析(用方差旋转和大于等于1的特征值作因子抽取)，得出占总方差64.4％的八个因子(见表3)。
接着，我们计算每个主成分的成分得分数。成分得分数是每个成分中所有单一元素的总和。这样做有两个优点：第一，每个成分得分数都来自几个变量，避免了计算的误差；第二，成分得分数用一个单一的得分数代表了每个元素的多方面。针对所有八个因子，每个研究对象都有一个和其他变量相比的得分。
我们注重确定八个休闲制约因子与休闲满意度和自主健康等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用Pearson相关系数将性别、教育程度、收入、年龄、婚姻状况等人口统计变量与休闲满意度和自主健康相联系。因为本研究共涉及56个独立的相关关系(8个因子乘以7个变量)，所以随着机会的增加，任何相关的可能性会呈现出显著性。我们又用了Bonferroni调整法，并且设定了显著性相关水平值为0.001。表4显示的是相关结果。
表4显示的多数相关值中没有显著性相关，而且那些呈现出显著性相关的也并不令人惊奇。例如，统计数据显示年龄和收入呈正相关，尽管相关性不是很强。由于样本的平均年龄大约是30岁，因此婚姻状况和年龄有着很强的关联并不令人惊奇。休闲满意度和自主健康都没有呈现出和任何人口统计变量的关系。休闲满意度和自主健康呈负相关，但并不是很强。呈负相关可解释为休闲满意度越高，感觉自我健康状况越好。
休闲制约因素和人口统计变量之间的关系也不令人惊奇。我们发现财力问题和收入之间有最强的关联(r=-0.303)，这个负值表明缺钱的人被财力所制约。家庭责任与年龄(r=0.257)和婚姻状况(r=0.274)都适度相关，表明年纪越大的和已婚的人更有家庭责任。年龄也和交通问题有联系(r=-0.245)，表明交通制约因素对年纪大的人影响更大。
虽然所有样本中变量之间的关系没有特别惊奇，但每个单一城市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当我们对每个城市进行单独分析的时候，人口统计数据、休闲满意度、自主健康和因子数出现几个反常相关关系。例如，在上海，休闲满意度和个人内部问题(r=-0.389，p=0.000，N=88)之间有较强的负相关；而在北京，两者之间呈现出适度负相关(r=0.276，p=0.002，N=124)。这表明个人内部问题作为休闲制约因素变得更重要的时候，休闲满意度就会降低。但是这两个变量在其他城市里没有呈现显著相关。在上海，休闲满意度与家庭问题制约因素(r=0.244，p=0.022，N=88)、缺少时间制约因素(r=-0.212，p=0.047，N=88)之间呈负相关，而在其他城市却没有这种关系。
虽然自主健康和其他几个休闲制约因素呈显著相关，但是相关值非常低，并且这些相关有可能是偶然现象，在此不再叙述。
四、总结和结论
本研究的目的是提供中国六城市居民初步民族志学的休闲术语范围。我们首先用自由列举法询问五个城市的居民来列举所有制约他们休闲的因素。为了得到更简单明了的自由列举数据，我们对自由列举数据进行了适当整理。根据五个城市居民都认同的休闲制约因素，我们设计了休闲制约因素的问卷，分别在北京、上海、杭州、深圳、成都和青岛进行了问卷调查。我们询问了这六个城市居民的休闲制约因素，并让他们评价休闲制约因素对他们生活的影响程度。另外，我们也询问了六个城市居民的休闲满意度、自主健康和社会人口统计信息。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了问卷调查所得的有关休闲制约因素重要性的数据，得到了占总方差近三分之二的八个因子，然后又作了八个因子与休闲满意度、自主健康和人口统计变量的相关分析。
与北美常用的社会心理学的方法截然不同，本文用民族志学的方法去研究休闲制约因素，而不是用社会心理学方法评价个体的思想和行为。休闲行为也许会受其他人或外部条件的影响，但是选择参与或不参与休闲活动最终还是取决于个体。基于以个体为中心的社会心理学的观点，Crawford和Godbey在1987年把休闲制约因素分成结构休闲制约因素(如花销、时间、设备和技巧)、个人之间休闲制约因素(如缺少适合的伙伴，他人认为特定的活动不适当)以及个人内部休闲制约因素(如个体不喜欢特定的休闲活动、压力的影响和消沉的影响)。
我们在把从主成分分析得来的休闲制约因素分为“个体内部”和“个体之间”的同时，也可以把它们分为“个人的”和“社会的”。我们尽管可以把“空间和服务质量”、“财力问题”和“交通问题”归为“结构性”休闲制约因素，但还是觉得应该用研究样本(六个城市居民)的回答去对休闲制约因素进行分类，而不是把研究对象强加在已有的分类中。我们认为前者才是适当的分类方法。因此，我们发现，中国六城市的研究对象基于他们所感知到的重要性把休闲制约因素分成相对清晰的八种类型。而且，我们相信此种休闲制约因素的分类比诸如“个体内部的”或“结构性的”那样抽象的分类，对各级政府官员和休闲服务提供者更有应用价值。如果交通对大多数人是个问题的话，解决方法就应该针对交通。如果休闲空间和服务质量是问题的话．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应该是注重在休闲空间和服务质量上。
我们在2004年和2005年发表的文章，在Crawford和Godbey建立的休闲分类理论中加上了文化休闲制约因素。这是因为文化对人们所参与的休闲活动和影响他们参与的休闲制约因素有着很大的影响。但是休闲中文化制约因素不能被以个体为中心的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所正确理解。例如，一些社会的文化价值观认为，妇女的稳重应该就是防止妇女穿着泳衣出现在公众面前，或者将一些休闲方式视为非道德和堕落(比如色情出版物)或以健康和富足(比如野营)的标准去衡量妇女的稳重。我们没有在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看到沙特阿拉伯或是伊朗女游泳选手或跳水选手，这是因为他们的文化不允许妇女穿着泳衣出现在公众场合。这就是群体价值观(文化制约因素)，且与个体的决定毫无关系。
我们把在制约因素的研究数据中发现的一种休闲制约的类型称为“家庭责任”，包括像“照顾孩子”和“照顾老人”这些特殊的条目。每个地方的人们都关心和照顾他们的孩子和自家的老人，但是这在西方社会已经不是普遍的文化价值观念。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2006年的数据，大约16％的85岁以上的美国老人住在养老院。虽然因为一些老人搬到辅助老人生活的地方或者雇佣保姆在自己家中照顾自己，住在养老院的老人数目有所下降，但是美国的子女们通常不会为了照顾老人而让老人搬进自己的家中。这和世界其他地区包括像中国那样子女亲自照顾老人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并且，这种“照顾”对他们的子女来说是一种休闲制约因素。因此，我们没有感到“个体内部”和“个体之间”的休闲制约因素分类充分地描述了这种因照顾老人而产生休闲制约因素的情况。更多的研究无疑需要自下而上地把休闲制约因素重新分类，也就是基于研究样本所提供的信息而不是被研究者强加。
为了从六城市数据中得到更多的研究结果，我们还要做以下工作。我们必须在城市中作更多休闲制约因素的比较，并且尝试着解释我们所发现的任何不同。这也许是历史的、环境的或者是其他原因。我们也需要仔细观察在北京、上海、青岛、成都和杭州通过自由列举收集到的休闲活动数据，以及在六城市收集到的休闲活动重要性的问卷调查数据。我们需要决定是否根据他们对休闲活动的重要性的评定对休闲活动进行分类，以及休闲制约因素的分类与休闲满意度和自主健康是否相关。由此，我们将会展开以研究对象为中心的中国城市休闲民族志学的全面研究。
[关键词]休闲活动；休闲制约因素；自由列举；民族志学；中国
一、研究背景和文献回顾
英国休闲研究学者和作家Chris Rojek在《休闲与文化》一书中写道：“文化从来还没有在休闲研究中以人类学的形式出现过。”但是本文的第一作者作为一位文化人类学家，从1981年就开始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来研究休闲。尽管休闲研究学者还没有能够采纳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去研究休闲的现象是十分明显的事实，但更大的问题还在于人们完全没有把具有传统和有特色的人类学和民族志学的研究目的包含在休闲研究中。此外，由于绝大多数的休闲研究都是在北美、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洲等英语文化圈中进行的，因此可以明确的是，人类学的文化概念、以人类学为中心的研究产物以及民族志学还没有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的休闲研究发展产生影响。
那么，什么是民族志学(ethnography)?尽管存在很多有冲突的、甚至是截然不同的观点，但是民族志学的本质被定位在它的核心，也就是描述。具体而言，民族志学是对人，尤其是聚集在某个社区生活的人们的描述，是对社会群体文化的描述。正像我们所知道的，文化已经为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学家定义了很多次。比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Alfred L Kroeber和Clyde Kluckhohn在1952年发表的著作中就收集了一百六十余个文化的定义，此后，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文化的定义。但近年来，认知性的文化定义在美国科学人类学界变得越来越重要。这种定义的优势在于把文化定位在文化群体的头脑意识中，而不是定位在群体的行为或自我造作中。更重要的是，对文化的这种定义可以使研究者用量化的方法去研究文化，并且用文化作为独立的、解释性的变量去研究行为。美国人类学家Ward Goodenough在1957年提供了一个早期的认知性的文化定义：“一个社会的文化是由必须被该社会成员知道或相信而且被这个社会的成员所接受的事物组成。文化不是一个物质的现象，它不包含事物本身和行为情感，反而是这些事物的组织和安排。它是人们在大脑中所拥有的事物的形式以及感知、认同和解释事物的模式。”
因此，根据Ward Goodenough在1957年的定义，文化是人们所知道和相信的事物，以使他们在自己的社会群体中行为得当。比如中国的孩子学习中国文化，所以他们能够在举止上表现得像中国孩子；同样，美国的孩子学习美国文化，所以他们能够在举止上表现得像美国孩子。但是，在中国这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例如，在新疆、浙江、北京的大城市或云南的乡村，因地理位置的不同，个体行为也许并不完全一样。这种现象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尤其是在像中国、美国、巴西等这些面积大的国家中。而且在这些区域里，即使被认为相同或相似的同一社会群体中也存在着文化多样性。
随后，其他的人类学家对Ward Goodenough的文化定义又重新进行了界定。1964年，JohnM.Roberts把文化描述为“信息”。根据John M.Roberts的描述，“所有文化都有可能被当做信息，并且每个单一的文化可被视为‘信息经济’，它们被接受、创造、检索、传递甚至丢失”。2005年，Richerson和Boyd将文化定义为：“能够影响人的信息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可以通过教导、模仿和其他形式的社会传输方式从其他社会成员获取。”在此基础上，Mesoudi、Whiten和Laland在2006年把“信息”定义为“构想、知识、信念、价值、技巧和态度”。因此，在这些定义种类里，文化基本是指导不同社会群体思想和行为的，以构想、知识、信念、价值和态度为形式的信息。在本文中，我们对文化有相似的看法。
民族志学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多数情况下，人类学家尝试着从社会成员的角度而不是从个体的角度去描述文化。至少人类学家在尽可能尝试着既表述文化群体内部成员的观点，又表述外部的观点，去尽力避免把自己的世界观强加于研究对象。人类学家们尝试着用与其研究对象相同的观点去看待和理解世界，而不是用研究者的信仰、价值和范畴强加于研究对象，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民族志学为什么重要呢?科学哲学家和研究者们认为无论是自然的、生物的、社会的或是心理的现象，首先有必要尽可能把它描述得清晰、准确和完整。这种描述应该出现在其他科学手段之前，比如解释和预测。这是因为如果某一事物没有被适度地描述，研究者就不知道该解释什么或预测什么。因此，关于休闲的一个彻底的描述，也就是民族志学通常应该会首先努力去解释为什么一些人会参加一些特定休闲方式，而其他人却不会。例如，Weller和Romney早在1988年就在他们有影响力的著作中清晰地指出民族志学在收集数据方面的应用：“任何一个研究的第一步就是对所研究课题的定义和范围获得清晰的理解。一个固有的假定就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所想的‘某些事情’感兴趣。为了方便起见，我们称‘某些事情’为语义的(semantic)或文化的术语范围(cultural domain)。简言之，语义的或文化的术语范围是指与语义和术语范围相关联的事物。对术语范围进行研究的例子包括颜色、血缘关系、疾病、植物、动物、飞机操作过失、疼痛的种类和喂婴儿的方法特征等。术语范围的概念是一个很综合的事物，并且可包含任何内在定义的主题。”
在本文中，我们对六个城市的休闲制约因素的术语范围感兴趣。我们认为，在这些城市中被调查者很有可能在存在哪些休闲制约因素和哪些休闲制约因素比较重要上产生语义或文化术语范围上的共识，所以可以把休闲制约因素看做语义的和文化的术语范围。鉴于休闲制约因素的文化术语范围提供了更广泛的休闲民族志学，因而本文的目的是研究休闲制约因素。民族志学的描述最终帮助我们检验假设(是否在存在哪些休闲制约因素和哪些休闲制约因素比较重要上产生语义或文化术语范围上的共识)。
不幸的是，在研究休闲民族志学的时候，休闲学者并没有像人类学家那样去研究休闲。在北美，多数休闲研究是建立在社会心理学的观点上的。这也意味着个体的动机、态度、价值和定位都是集中在社会休闲行为上的。而且，研究者几乎总是自己决定什么是休闲、什么不是休闲，而不是由参加研究的社会群体或个人决定。也就是说，研究者用他们自己的观点去理解休闲行为、价值或是其他人的态度，并不是用研究对象的观点去理解休闲。这种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从研究过程和直接假设验证的角度对民族志学的描述。但是，没有民族志学的研究，研究者怎能合理地假想他们对所研究的现象的理解程度(此处指的是休闲)与他们的研究对象 所理解的是一样的呢?而且，如果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在理解上有差异，对研究结果有什么影响呢?
传统的研究民族志学的人类学方法涉及参与观察法(participant—observation)。参与观察法是指研究者通过试图成为一个社会群体的一员，经常是一个村庄或是社区，以了解这些群体的成员们在想什么和做什么，并且如果可能的话也想知道这些成员为什么会这样想和这样做的研究方法。通常，这种研究方法需要长时间地参与一个群体和社区的日常生活，正因如此，它在时间和财力上花费很大。因此，现在人类学家通常用其他的研究方法来补充民族志学的研究，包括更具组织性的方法，如面对面访谈法(所有参访对象被问及同样的问题)、准实验的方法(研究对象被要求履行一定的任务以便演示文化形式和偏见)和调查法(相对较大的样本接受书面的甚至是网上的问卷调查)。自由列举法是近年来经常被使用的一种组织性方法之一。
自由列举法是对文化术语范围下定义和决定术语范围中仅和文化相关的条目，同时也是确立术语范围界限的最有用的普遍方法。在自由列举法中，民族志学家一般会询问研究对象：“你所能够想到的所有有关X的名字”或者“都有什么样的X存在”。比如，研究对象也许会被问到能够想到的所有动物的名称，或者他们能想到的所有不同疾病的名称。研究者然后统计分析哪些名称或物品更显著，也就是说比其他的更熟悉。在研究对象的列举名单中，最靠前被列举的名称或物品(比如第一位或者第二位)通常比靠后被列举的名称或物品更显著。此外，同一名称被不同研究对象所提及的次数也能表示其显著性。自由列举提供了一览表，所有表项构成一个文化术语范围，它们可用于像问卷调查之类的其他搜集信息的方法。当然，自由列举也可能列出很多没有必要用在问卷调查表中的变量。总体而言，更显著的名称或条目，即那些越早出现在一览表的以及越频繁被列举到的，通常也就被选做额外的数据分析。
在本研究中，我们用自由列举法去获取中国五个城市(北京、上海、杭州、青岛和成都)的休闲活动和休闲制约因素，然后用所得到的数据在六城市(包括深圳)进行问卷调查。本研究的目的是提供问卷调查的初步分析结果，包括六城市的休闲制约因素与自主健康、休闲满意度和人口统计变量之间的关系。
人类学家还从来没有对休闲研究有过多的兴趣，但是却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家庭安排和社会生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他们在一些休闲活动尤其是游戏方面上作了很多的研究。事实上，在早期的比较人类学研究中，E.B.Tylor在1879年比较了帕奇希(pachisi，在印度流行的一种游戏)和帕投里(patolli，一种在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中流行的游戏)，以说明中美洲的文明受亚洲文明的影响。有关游戏的著作还包括1895年出版的Stewart Culin的《韩国的游戏和在中国与日本相同游戏上的注解》、1907年出版的《北美印第安人的游戏》，Theodore Stern在1948年出版的《美洲的橡皮球游戏》以及Kendall Blanchard的《密西西比巧克陶族印第安人的球类活动：休闲的严肃一面》。与游戏有关的文章有Raum在1953年发表的有关非洲圈和竿的游戏研究，Heider在1977年发表的以一个从巴厘岛外介绍来的在文化基础上改变的游戏，Firth在1930年发表的在提克比亚的投标游戏，Boyd在1979年发表的美洲原住民棍和手的游戏，以及Roberts、Arth和Bush在1959年发表的一个决定性的跨文化游戏比较研究。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Kendall Blanchard在1995年出版的《运动人类学》一书，可从中获取更多的内容。在最好的休闲人类学的研究之一中，Rubin、Flowers和Gross在1986年把四个位于亚马逊盆地的美洲印第安部落休闲简单地分类为活跃的和被动的，但是没有讨论不同的休闲活动，也没有涉及到具体活动对参与者的意义。
体育教育者也作了一些休闲活动的民族志学研究，同样也是有关游戏和运动的。Dunlap在1951年研究了萨摩亚的体育活动，认为体育活动与社会组织、宗教、经济利益追求和战争有关。Stumpf和Cozens在1947年和1949年认为，在毛利人和斐济人中流行的运动、游戏和娱乐都是作为战争的训练、技巧和风度而获得的，并且作为一种提高部落凝聚力的手段，也作为促进与其他合作社健康竞争的出路。同时，休闲研究者已经贡献了少数有关休闲民族志学内容的文章，包括Ibrahim在1981年发表的有关埃及休闲行为的研究，Gihring在1983年发表的有关尼日利亚对休闲的态度的研究，Florian和Har-Even在1984年发表的对以色列的犹太人和阿拉伯青少年的休闲研究，Khan在1997年发表的对孟加拉国的乡村家庭的休闲描述，以及McDonald和McAvoy在1997年发表的对美洲印第安人的休闲问卷调查。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这些民族志学的研究都不是全面地去研究所有的休闲活动及其与当地文化的结合或者休闲活动的含义。这些研究反而探求特殊的，倒不如说是范围狭窄的课题。另外，这些研究对休闲的描述大多是基于研究者自身所认为的休闲应该是什么样子，而不是立足于研究对象的观点。虽然多数民族志学的研究是定性研究，而不是基于问卷调查或是数值的方法，但是没有任何理由表明民族志学不能用量化的数据使描述更准确。因此，本文将采用大量的量化数据，正像上述自由列举数据所说明的那样，休闲制约因素是由研究对象决定的，而不是由研究者决定的。
二、研究方法
我们最初采用的收集数据的方法是自由列举法。浙江大学亚太休闲教育研究中心的研究生们在最初的五个城市(杭州、成都、北京、上海和青岛)进行了面对面的自由列举研究。每个城市的样本都不是随机抽取的，而是在五个城市的公园、汽车站、火车站和购物中心获取的。自由列举的数据没有在深圳获取。选取样本的标准是分别在这五个城市中选取20名男性和20名女性，并且选取的年轻样本数和年老样本数相对均衡。样本没有被马上直接问及到研究问题，而是先用其他的问题练习：他们被要求在短时间内列举出所有水果的名称，例如苹果、香蕉、桃子、梨等。然后样本被要求类似地列举出他们在闲暇时间所参加的所有活动，如看电视、逛公园和唱卡拉OK等。紧接着样本被要求列出制约他们参与休闲活动的因素，如缺少金钱、时间等。在自由列举阶段，五个城市135个研究对象(男性55个，女性80个)共列举出95项休闲活动和55个休闲制约因素。
在进行数据分析以前，有必要“清理”一下自由列举的数据。这是因为研究对象有时候用不同的词汇去描述相同的活动或制约因素，如“缺少同伴”和“没有同伴”应该是同样的意思，而不能认为是两个不同的休闲制约因素。而且，我们不清楚研究对象所列举的活动和制约因素的含义，如一些样本列举出“打球”是他们的休闲活动之一，然而“打球”可以指打篮球或者踢足球。数据经“清理”后，89项休闲活动和37个休闲制约因素被保留下来，以供问卷调查使用。 研究样本不是随机抽选的，而是拦截样本。拦截样本已被证明是一种可行的代替传统问卷调查和电话采访的样本法。在问卷调查中，样本被问及是否参加了所列的休闲活动，如果参加了，是经常参加还是偶尔参加。然后他们被要求以1—5分对每项休闲活动的重要程度及每个休闲制约因素的重要程度进行评价(1是最不重要，5是最重要)；以1—7分对休闲生活方式的满意程度进行评价(1是最不满意，7是最满意)；以1—4分对与同年龄相比自身的健康状况进行自我评价(1是最好，4是最差)。休闲满意度已经被证实和休闲参与、生活满意度、自主压力和健康满意度等几个变量相关联。先前的研究已经证实自我评价健康的方法能有效和可靠地反映包括预测残疾和死亡的征兆等真实健康的指标。最后，我们也调查了研究对象的职业、性别、教育程度、收入、年龄和婚姻状况等有关人口统计学的问题。
问卷在北京、上海、成都、杭州、青岛和深圳(深圳没有作自由列举研究)六个城市发放并收集数据。在2005年秋天，问卷调查共采集了780个样本的信息。我们的目标是在每个城市采集男女大约各60个共计120个研究对象。但是根据每个城市采集样本难易度和研究者的具体情况，每个城市的男女样本数有若干不同，这并不影响数据的总体分析。样本年龄分布为18—30岁和30岁以上各一半。每个城市样本的社会人口统计信息如表1所示：
三、研究结果
表2为样本认为前20个最重要的休闲制约因素的平均值和标准差。从表2可以看出，一些休闲制约因素涉及同样或相似的内容。例如，缺少时间和忙于工作都反映了时间的问题，财力问题和收入太低都涉及财力。因此，为了减少休闲制约因素的个数和提炼数据中的潜在因素，以及为将来的数据分析创造出一系列新的变量，我们作了主成分(因子)分析(用方差旋转和大于等于1的特征值作因子抽取)，得出占总方差64.4％的八个因子(见表3)。
接着，我们计算每个主成分的成分得分数。成分得分数是每个成分中所有单一元素的总和。这样做有两个优点：第一，每个成分得分数都来自几个变量，避免了计算的误差；第二，成分得分数用一个单一的得分数代表了每个元素的多方面。针对所有八个因子，每个研究对象都有一个和其他变量相比的得分。
我们注重确定八个休闲制约因子与休闲满意度和自主健康等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用Pearson相关系数将性别、教育程度、收入、年龄、婚姻状况等人口统计变量与休闲满意度和自主健康相联系。因为本研究共涉及56个独立的相关关系(8个因子乘以7个变量)，所以随着机会的增加，任何相关的可能性会呈现出显著性。我们又用了Bonferroni调整法，并且设定了显著性相关水平值为0.001。表4显示的是相关结果。
表4显示的多数相关值中没有显著性相关，而且那些呈现出显著性相关的也并不令人惊奇。例如，统计数据显示年龄和收入呈正相关，尽管相关性不是很强。由于样本的平均年龄大约是30岁，因此婚姻状况和年龄有着很强的关联并不令人惊奇。休闲满意度和自主健康都没有呈现出和任何人口统计变量的关系。休闲满意度和自主健康呈负相关，但并不是很强。呈负相关可解释为休闲满意度越高，感觉自我健康状况越好。
休闲制约因素和人口统计变量之间的关系也不令人惊奇。我们发现财力问题和收入之间有最强的关联(r=-0.303)，这个负值表明缺钱的人被财力所制约。家庭责任与年龄(r=0.257)和婚姻状况(r=0.274)都适度相关，表明年纪越大的和已婚的人更有家庭责任。年龄也和交通问题有联系(r=-0.245)，表明交通制约因素对年纪大的人影响更大。
虽然所有样本中变量之间的关系没有特别惊奇，但每个单一城市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当我们对每个城市进行单独分析的时候，人口统计数据、休闲满意度、自主健康和因子数出现几个反常相关关系。例如，在上海，休闲满意度和个人内部问题(r=-0.389，p=0.000，N=88)之间有较强的负相关；而在北京，两者之间呈现出适度负相关(r=0.276，p=0.002，N=124)。这表明个人内部问题作为休闲制约因素变得更重要的时候，休闲满意度就会降低。但是这两个变量在其他城市里没有呈现显著相关。在上海，休闲满意度与家庭问题制约因素(r=0.244，p=0.022，N=88)、缺少时间制约因素(r=-0.212，p=0.047，N=88)之间呈负相关，而在其他城市却没有这种关系。
虽然自主健康和其他几个休闲制约因素呈显著相关，但是相关值非常低，并且这些相关有可能是偶然现象，在此不再叙述。
四、总结和结论
本研究的目的是提供中国六城市居民初步民族志学的休闲术语范围。我们首先用自由列举法询问五个城市的居民来列举所有制约他们休闲的因素。为了得到更简单明了的自由列举数据，我们对自由列举数据进行了适当整理。根据五个城市居民都认同的休闲制约因素，我们设计了休闲制约因素的问卷，分别在北京、上海、杭州、深圳、成都和青岛进行了问卷调查。我们询问了这六个城市居民的休闲制约因素，并让他们评价休闲制约因素对他们生活的影响程度。另外，我们也询问了六个城市居民的休闲满意度、自主健康和社会人口统计信息。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了问卷调查所得的有关休闲制约因素重要性的数据，得到了占总方差近三分之二的八个因子，然后又作了八个因子与休闲满意度、自主健康和人口统计变量的相关分析。
与北美常用的社会心理学的方法截然不同，本文用民族志学的方法去研究休闲制约因素，而不是用社会心理学方法评价个体的思想和行为。休闲行为也许会受其他人或外部条件的影响，但是选择参与或不参与休闲活动最终还是取决于个体。基于以个体为中心的社会心理学的观点，Crawford和Godbey在1987年把休闲制约因素分成结构休闲制约因素(如花销、时间、设备和技巧)、个人之间休闲制约因素(如缺少适合的伙伴，他人认为特定的活动不适当)以及个人内部休闲制约因素(如个体不喜欢特定的休闲活动、压力的影响和消沉的影响)。
我们在把从主成分分析得来的休闲制约因素分为“个体内部”和“个体之间”的同时，也可以把它们分为“个人的”和“社会的”。我们尽管可以把“空间和服务质量”、“财力问题”和“交通问题”归为“结构性”休闲制约因素，但还是觉得应该用研究样本(六个城市居民)的回答去对休闲制约因素进行分类，而不是把研究对象强加在已有的分类中。我们认为前者才是适当的分类方法。因此，我们发现，中国六城市的研究对象基于他们所感知到的重要性把休闲制约因素分成相对清晰的八种类型。而且，我们相信此种休闲制约因素的分类比诸如“个体内部的”或“结构性的”那样抽象的分类，对各级政府官员和休闲服务提供者更有应用价值。如果交通对大多数人是个问题的话，解决方法就应该针对交通。如果休闲空间和服务质量是问题的话．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应该是注重在休闲空间和服务质量上。
我们在2004年和2005年发表的文章，在Crawford和Godbey建立的休闲分类理论中加上了文化休闲制约因素。这是因为文化对人们所参与的休闲活动和影响他们参与的休闲制约因素有着很大的影响。但是休闲中文化制约因素不能被以个体为中心的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所正确理解。例如，一些社会的文化价值观认为，妇女的稳重应该就是防止妇女穿着泳衣出现在公众面前，或者将一些休闲方式视为非道德和堕落(比如色情出版物)或以健康和富足(比如野营)的标准去衡量妇女的稳重。我们没有在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看到沙特阿拉伯或是伊朗女游泳选手或跳水选手，这是因为他们的文化不允许妇女穿着泳衣出现在公众场合。这就是群体价值观(文化制约因素)，且与个体的决定毫无关系。
我们把在制约因素的研究数据中发现的一种休闲制约的类型称为“家庭责任”，包括像“照顾孩子”和“照顾老人”这些特殊的条目。每个地方的人们都关心和照顾他们的孩子和自家的老人，但是这在西方社会已经不是普遍的文化价值观念。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2006年的数据，大约16％的85岁以上的美国老人住在养老院。虽然因为一些老人搬到辅助老人生活的地方或者雇佣保姆在自己家中照顾自己，住在养老院的老人数目有所下降，但是美国的子女们通常不会为了照顾老人而让老人搬进自己的家中。这和世界其他地区包括像中国那样子女亲自照顾老人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并且，这种“照顾”对他们的子女来说是一种休闲制约因素。因此，我们没有感到“个体内部”和“个体之间”的休闲制约因素分类充分地描述了这种因照顾老人而产生休闲制约因素的情况。更多的研究无疑需要自下而上地把休闲制约因素重新分类，也就是基于研究样本所提供的信息而不是被研究者强加。
为了从六城市数据中得到更多的研究结果，我们还要做以下工作。我们必须在城市中作更多休闲制约因素的比较，并且尝试着解释我们所发现的任何不同。这也许是历史的、环境的或者是其他原因。我们也需要仔细观察在北京、上海、青岛、成都和杭州通过自由列举收集到的休闲活动数据，以及在六城市收集到的休闲活动重要性的问卷调查数据。我们需要决定是否根据他们对休闲活动的重要性的评定对休闲活动进行分类，以及休闲制约因素的分类与休闲满意度和自主健康是否相关。由此，我们将会展开以研究对象为中心的中国城市休闲民族志学的全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