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国名气最大的林区，大兴安岭首先让人想到的，是这里的森林资源：活立木总蓄积达5.23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高达80.87%……甚少有人知晓，它，也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历史。
　　“建国后大兴安岭也聚集了一段它自己的拓荒史，如果不去写，就要被忽略、被忘记了……”在跟随荣威W5“丈量边关，致敬英雄”车队去漠河的路上，有大兴安岭人这么告诉我们。
　　2014年，是大兴安岭成立开发指挥部的50周年——政府曾于1955年和1958年两次尝试开发大兴安岭，皆因极度严寒先后下马。1964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以“会战”方式第三次开发，第二年，大兴安岭特区才开始成立。
　　弹指一挥，半个世纪的时光定格为了历史。
　　大兴安岭所在地自古是原始林，除森林边的呼玛、漠河等历史相对悠久的县，其他众多的新城镇，如行署所在地加格达奇和图强县，完全是几个林业局的移民工人长期在这里劳动、生活共同形成的家。
　　漠河的历史也并不悠久。李金镛，这位来自江南水乡的清朝官员，将洋务运动引到中俄边境，重整漠河金矿，最后病死在大雪里，慈禧拿到漠河的金子又想起他：“若非李大人，漠河的金子哪有这么多能到我手……”
　　由于是林区，没什么老民，甚至缺乏真正的农民，应该说，真正的大兴安岭历史要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这个地区一共来了6万名知识青年、8万名铁道兵，一下，使得大兴安岭林区成为东北平均文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拓荒

　　在大兴安岭首府加格达奇的北山上，有一座造形奇特的建筑，那是两根放大的钢轨，各宽1.3米，高20米，中部是一个铁道兵兵徵，像个巨型的解不开的结，把两根钢轨紧紧连接，这座标志性的建筑就是“铁道兵纪念碑”。
　　碑文记载，1964年到1983年，铁道兵三、六、九师8万官兵会战大兴安岭，共修建铁路792公里，桥梁124座，隧道14座。在极端严寒和困苦的条件下，每2公里就付出了一个战士的生命！
　　抽象的数字当然没有鲜活的故事有感染力。
　　1965年9月，刚从南京林学院（现南京林业大学）毕业的庄学义，“怀着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想法”，和同班的十多名同学一起，踏上了北行的列车。他们的目的地是大兴安岭，一块尚待开发的处女地。
　　南京还很热，北国已经开始寒冷——列车到了齐齐哈尔的时候，庄学义已经“冻得直哆嗦”，托运的行李还没到，“又被冻了几天”。
　　当时，大兴安岭首府加格达奇还没有通汽车，庄学义这批拓荒者先在鄂伦春组建了“筑路筹备处”，招了五百多名工人，在筑路之前，先让他们进入技工学校学习。庄学义担任这批学员的政治辅导员。一年后，他跟随这批学员进入筑路的第一线。
　　“那是我出校门后的第一次碰钉子。”庄学义说，按照他原先的想法，应该是学员表现好，才能安排得好，后来发现事情完全不是这样。许多学员拉关系、走后门，被分到了好部门，而另外一些同学则求告无门。
　　这让他感到愤怒，向领导提出了反对意见。结果，不仅没有扭转局面，自己反而被指责为不尊重领导，下放筑路队进行锻炼，工作是开推土机。
　　“你当时会开推土机吗？”记者问。
　　“当然，我学的就是林业机械。”
　　庄学义在筑路队干最脏最累的活，尽管“一干一身汗，一停就发抖（天气寒冷）”，他并没有觉得有多苦。这符合理想主义者的特征。
　　他和同事总是走没人走过的地方，而且常换——一段路筑好了，就又向前开进。吃的是高粱米，没有新鲜蔬菜。有一次，3个月见不到一滴豆油，干活都没了力气。

再相聚

　　2013年8月，呼玛县知青宾馆。滕亚林这次是为十八站林业局安装雕塑来的，之前已在塔河住了一个多月。
　　下楼时，看见一间房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一打听，是张大东在给老百姓看病。趁张埋头开单子，滕亚林凑上前去：“医生，我要看毛病！”听到熟悉的上海话，张大东抬头一看，两个老朋友相视大笑！
　　一个是大兴安岭知青广场设计者，2005年开始陆续为塔河、加格达奇、黑河、呼玛等地设计、监造工程；一个是老百姓心中的“守护神”医生，十多年来一次次地飞回大山，为大兴安岭亲人们做心脏手术，他在上海工作的医院也几乎成了乡亲们的“卫生所”。
　　这一切，皆因为四十多年前的那段拓荒者的经历——“大兴安岭有三大怪，火车要比飞机快、吃水要用麻袋背、计划没有变化快！”滕亚林至今还记得18岁刚到林场时，这句当地流传的俗语。
　　每逢冬天，森林里河流结冰，树木变得干硬，不易起火也容易过河，是进山的最佳时期。所以开路队都是深冬时进山清林，大部队春夏季施工修路，然后，冬天采伐好的木材次年夏天运下山去。 　　冬天采伐，户外温度零下四十多度，保暖最重要。工人们带着用大油桶改造成的大烟囱炉，就地砍树点燃取暖。睡觉除了铺盖卷外，还需要一块2米长的铺板。人必须睡在用小木桩架起的铺板上，因为覆盖在地面的冰冻层会化成“小河”——早起从铺下就能直接舀雪水洗脸刷牙了。但饮用水就没这么轻松了，得自己去河边砸冰用麻袋背回来，放到炉边等着慢慢化。
　　张大东所在的察哈彦大队紧靠俄罗斯边境，额外给大家伙儿配备了枪支武器，肩负边境巡逻的重任。队里的同伴梅兰形容：“这是一个永不服输的群体，拿着钢枪在边防线上巡逻站岗，不怕脚趾和鼻子冻得失去知觉；争着甩开大铲刀在平地上堆起座座金山，争着在白雪皑皑的地里割黄豆，争着跳进冰水中打捞“线麻”，哪怕白手套渗出血迹斑斑，全身冻僵直咬牙，大家还一个劲说：这没啥！这没啥！”
　　张大东16岁到察哈彦金山公社，干了4年的农活，也曾在林场打工，但大兴安岭林区占地广阔，即使在同一个地区，相逢也未必相识。2009年之前，滕亚林和张大东还只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因为知青广场，这帮四十多年前有着共同经历的拓荒者相聚在一起——2007年，时任大兴安岭地区行署专员的宋希斌提议，兴建“大兴安岭知青广场”，并找到了上海知青联谊会副秘书长丁信心，丁信心推荐了滕亚林。
　　当时，滕亚林在上海大学美术系教授的专业是国画，并非设计。而丁信心推荐滕亚林的理由是：“全国优秀的艺术家有的是，但真正在林区生活过的有几个？滕亚林是大兴安岭培养出来的，让他做错不了。”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每个人的经历都能写成一本书。正因为这些常人难以体会的真实感受，当滕亚林将整个作品以微缩模型呈现时，宋希斌即刻拍板通过，最终顺利建成了中国首个知青广场。
　　2009年8月17日，大兴安岭知青广场落成揭幕仪式在加格达奇举行，六百多名曾经在这里工作过的拓荒者回到了大兴安岭。也正是这一次，张大东和腾亚林结识，之后因为经常回来做建设，俩人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

反哺与现实

　　在大兴安岭，庄学义踏踏实实地干了22年，从一个支边的大学毕业生一直干到了图强林业局局长（政企合一的处级干部），直至1987年因震惊中外的“大兴安岭火灾”而锒铛入狱。
　　将近20年之后，他的冤案才得以平反。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虽然平反了，但是他的待遇以及相关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决。“我现在72岁了，依然没有人给我办理退休。”2013年12月，庄学义在连云港的家中，这样告诉本刊记者。
　　这当然不是大兴安岭第一批拓荒者的共同命运。
　　相比于庄学义，张大东的人生更幸运一些。
　　在大兴安岭呆了6年之后，1975年张被选送上海第二医科大上学，毕业后留在上海瑞金医院，长期从事心内科临床工作，并于1990-1992年赴法国进修学习心脏介入治疗。在心血管疾病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全国知名度很高。
　　在和当地同行的交流中张大东得知，大兴安岭地区气候寒冷，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极高，但医疗技术和条件都相当落后。很多时候病人只能转诊到上海、北京、哈尔滨这些大城市去，很是麻烦，也容易延误病情。
　　于是，他和当时大兴安岭地区医院的内一科主任姜沛萍结成师徒，并对她说：“到我们瑞金医院来学习，给我个用技术服务大兴安岭人民、回报大兴安岭人民的机会，也了却我多年未了的心愿。”
　　2003年1月13日，大兴安岭地区医院心内科和上海瑞金医院心内科建立了长期的协作关系，开始了心脏介入手术，填补了大兴安岭地区空白。这一天，张大东就为大兴安岭7名患者做了手术。一年里，由他主刀进行心脏介入手术130例。
　　上海的同事都知道了张大东对大兴安岭老百姓的牵挂与重视，医院甚至因此有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对外地来院就诊的患者要优先，特别是从大兴安岭地区来的病人，要格外关照。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特大火灾发生后，张大东在上海知青中募捐到一千多元寄到漠河，当时，每人一个月的工资最高仅几十元钱。

人生向前

　　知青广场落成那天是拓荒者回来最集中的一次。大家都回到当初各自工作过的地方，从前住的屋舍大多已拆掉或荒废，常去的商店早已几易其主。滕亚林和丁信心只找到一家叫天鹅的冷面馆，特地跑去吃了一回。
　　在广场上，你能找到的当年各个工种的建设者，滕亚林用惟妙惟肖的雕塑将他们的青春奉献记录下来；同时他也没忘记描绘现在——这些曾经的拓荒者，如今在全国各地甚至海外从事着各行各业，一直以来各施所长，持续为这片黑土地奉献着自己的中年甚至老年时光。
　　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员刘琦翻遍古籍、亲身探查寻访，将当地人都忽视的地质资源变成宝贵的旅游资源，发现了冒烟山、迎门砬子、白象菩萨、转水湖等天然景观……这一切皆因为，16岁那年，他成为大兴安岭拓荒群体的一员，他得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养猪。
　　资助黑龙江省艺术教育的“龙艺奖学金”， 由海外企业家曲光辉先生设立。当年他带着一把小提琴下乡到察哈彦，在1973年底当上民兵连长。
　　为了给呼玛县设计旅游规划，上海师大旅游学院的教授张文建多次回到呼玛进行全县旅游规划，一次野外考察时，不幸因车祸胸部6根肋骨骨折，但他和他的团队依然坚持为呼玛县做出了专业性很强的《旅游规划书》。当年，和张大东一样，他也是背枪守边疆的“知青民工”。
　　加格达奇地区首家五星级饭店——金马酒店董事长徐建初是浙江知青，其集团公司在大兴安岭陆续投资兴建了兴安木业有限责任公司、漠河金马饭店、加格达奇金马饭店等项目。当年他被分到了呼中的一个筑路队做排长，曾在撮石料时，被坡上滚下来的石板砸得左脚拇趾粉碎性骨折。
　　这群人，都把大兴安岭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拓荒当地的同时，自己也被这片土地滋养。
　　“我一直想建一个好的乡卫生所，可是目前看来很难啊。”谈起实施难的原因，张大东不无遗憾，“第一次回生产队，我回到支队，曾经最热闹的办公室里，久无人踏足积了一屋子灰尘，断掉的电话线散落一地。”随着土地分配到户，个人的农垦积极性提高了，但集体的概念逐渐消亡，团队凝聚力没有了。
　　他手机里还有一个当年察哈彦大队知青们的微信群。今年是大队45周年，同时也是呼玛建县100周年。群里正在讨论做周年纪念册的事儿，“大家都牵挂着那里，总在群里发跟当地有关的讯息，讨论着还有什么能做的。过去的回忆可以记录在纸上，但未来我们的拓荒路仍将继续啊。”
　　这是一段甚少被人关注的历史，这是一群值得大书特书的人们，因为他们，沉睡了千万年的林海雪原焕发出勃勃生机。拂去半个世纪的尘埃，我们发现，他们，依然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人们不应该忘了这片黑土地，历史也不应该缺少他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英雄，每条路都可能成为传奇，只要你坚守心中的最初的那份梦想，无论时光多么久远，无论你身在何方，我们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