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上的人民,既被安置在不同国家,就以不同方式纪念韩战60周年。本片主创在首尔出席了“天安号”罹难将士的吊唁活动。往昔和今朝,战争与和平,就在黑压压的一鞠躬中,被牵连了。如果说,三八线是一根横向的梁木,60年后“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语)是一根纵向的梁木;朝鲜半岛的磨难与前途,就如一副沉重的十字架,活画在世人眼前。
　　1950年8月的韩国,如血海地狱,烧着不灭的硫磺,不到两月,90%国土已失去。为保住最后一座城市釜山,他们把残留的倾国之力,都押在了洛东江一线。联合国谴责朝鲜,组建联军,赶赴仁川。苏联投了弃权票。21个西方国家参战,16个国家出兵。那个最漫长的月份,军人拼死亡命,妇人闭门哭泣,学生征召上阵,教会禁食祷告。最后一线希望是不认识他们的遥远的海军陆战队,能赶在他们亡国前成功登陆。
　　当年有286名中学生,穿着校服参加洛东江战役。他们没有编制、番号、军装,被称为“学徒义勇军”。影片描写其中的71人死守浦项女中,挡住人民军的史记。
　　导演既煽情,也写实;既憎恶战争,也讴歌死士。片头20分钟巷战算是战争片的经典场面。以一个学生兵的慌乱、奔走、惊骇和大难不死,及杂糅了女性气质的身影,去衬托电闪雷鸣般的沙场;直到他耳鸣、失聪,面对长官被杀,却拔不出枪,下不了手。
　　接着,这个上过惟一一次战场的孩子,领着71个中学生留守学校,却意外遇见敌人整整一个团。
　　电影史上有类似的经典之作。1959年的德国电影《桥》,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二战后德国第一部引起关注的反战影片。1945年,纳粹倾覆前夕,7个中学生被征召入伍。他们出征前被好心的军官留在家乡,去“守”一座已计划要炸毁的桥。所有人厌恶了战争,泯灭了激情,晓得帝国的结局。只有这几个孩子,把少年维特的烦恼,对战争的憧憬,和为国尽忠的梦想,新鲜无比地带到了桥头。以灵魂的活力而论,他们或许是当时德国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几个士兵。出人意外地,一支盟军的坦克小分队突袭桥头。7个孩子击退了他们,6人阵亡,一个哭着,浑身是血,回到了青春期。
　　片头,英语老师教他们朗诵诗歌,大意是,我爱你,但不能对你起誓,因为虚假的誓言一无益处。若你的爱包围我,会让敌人发现我,求你不要爱我,不要牵着瞎眼的恋人走。
　　这是对一个战争之外的世界的抒情,更是以爱情为譬喻,对国家主义的反思。在一个征召孩子参战的时代,爱的誓言在哪里呢?
　　即使这71个孩子是保家卫国,即使国家到了灭亡边缘,征召他们实在迫不得己,导演仍刻画了战争对孩子们灵魂的摧残。在他们摇身变作刚毅决绝的职业军人之前,最吊儿郎当的那一个,嘶喊着说了一句话:“在战场上,人人都是畜生。”
　　如果说,曾经为了爱一个女人,他必须变成一个流氓;如今为了爱一个国家,他却必须变成一个畜生。最后,他们被战争激发,生出对方士兵所没有的一种激情。这激情中,既有畜生般的血气,也有男人对家国的责任;既有对敌人的仇恨,也有对成人世界的还击。
　　和《桥》一样,戏剧性的结局,是这班孩子竟然打败了职业军队。但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哲学问题。到底什么样的念头,才能锻造最有战斗力的士兵?
　　这两部影片,都不是在颂扬以少胜多,而是在反抗战争的逻辑,并给了这种反抗以爆发的力量。正因为学生不是军人,他们胜过军人,是对战争本身的羞辱,是人类含辛茹苦的梦想。
　　“和平来之不易”。为维持和平欧洲在二战前曾付出巨大代价。战争爆发后,路易斯在《时代与潮流》上质问,“惟有给予首要之物以首要之位,你才能维护其他次要的事物。说到这里,就不能不问,30年来我们的文明到底把什么事物当做首要之物。答案非常明显,它把自己当做了首要之物。”
　　换言之,保持文明,保持和平,保持高收入,保持高质量的生活品质,保持交通、食物、卫生和娱乐的水准,这一切都是好的。但如果这一切成为人类文明的最高目的,文明怎么可能不崩溃,敌人怎么可能不嫉妒,世界怎么可能长久稳定?如果文明的内容被我们视为至善之物,我们终将失去文明,或者一一失去,或者在某个清晨全部丧失。已有无数战争证明了这一点,还有未来的战争要继续证明下去。
　　路易斯在空袭中躲进地下室,半小时后回到书房,继续写道,“也许文明不可能安然无恙,除非我们珍惜某物胜过珍惜它。”
　　无论是爱情还是爱国,人们牵着瞎眼的恋人,却说不出爱的誓言。朱丽叶捂住罗密欧的嘴,说你不要指着月亮说,免得你的爱像月亮一样变幻。在民政局,新娘拉住新郎的手,说你不要按着宪法说,免得你的爱像宪法一样频频修改。
　　除了战争,我们在哪里遇见和平?除了现在,我们在哪里遇见永恒?除了在71个孩子的眼睛里,我们在哪里遇见国家?除了教科书,我们在哪里遇见谎言?除了看电影,我们在哪里遇见乌托邦?除了死亡,我们在哪里遇见生命?除了坟墓,我们在哪里遇见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