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语言的产生如同生物的诞生，经历了由无序到有序、无机至有机的演变；语言的演化和发展也与生物的进化相同，经音变、自然选择、隔离等机制，发展成既有门、纲、目、属，又有生态位，庞大复杂的语言生物网络。语言产生和演化的生物学比较分析进一步证实语言是一个活生生的物体。
[关键词]演化；音变；自然选择；耗散结构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07)05－0093－(05)
语言的本质是什么?当代各个语言学派对此都有自己的观点，但人们似乎总是习惯性地将目光集中于其结构或语法。作为现代语言学的一大趋势，跨学科研究正越来越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早在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就开始从生物学角度观察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创立了“语系学”。1975年，美国哈佛大学的生物学家、世界蚂蚁研究权威威尔逊发表了一部警世之作——《社会生物学：一种新的综合》。威尔逊在该书第27章全面论述了人类行为的生物学基础，利用生物学的研究成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语言是特殊的人类行为，借用生物学原理研究语言，将它与人类生命形态演化作生物学的比较，可以从中得出它的生物学基础，从而进一步揭示语言的本质特征。本文取“语言演化”作为一个切人点，将它与生物演化作一些比较，希望能以点带面，通过生物学与语言学的共通之处的探讨，说明语言的生物特征。
一、语言演化与生物演化的比较
(一)语言的产生
语言是一个生物体，这一观点已被很多人所接受。美籍华裔语言学家王士元认为：“语言本来不是一个代数系统，它是活生生的东西，是经过几十万年演变而来的，非常奥妙的活生生的东西。”而且，“我们所说的‘活’并不纯是一个抽象的比喻。我们的意思是语言真的活着。词是语言的细胞，它们使语言的巨大身体活动起来。”那么这个“生物”的起源在哪里呢?
关于语言的产生，目前语言学界有两种主要观点，一是语言起源于口语，是由一些毫无意义的喊叫到有意义的声音开始它的演化；二是语言起源于手语，人们通过对大猩猩的研究发现猩猩会运用象征和使用符号构成的“语法”。如果要对上述两种观点进一步深究，我们不仅要问：口语之前是什么?无意义的喊叫之前是什么?无意义的喊叫又是怎样成为有意义的声音的?手语是否属于语言初始演化过程中的过渡形式之一?而其他形式又是什么?关于这些讨论和研究，生物学中的能量利用原理、生物胚胎发育学说以及自然选择学说也许能使我们得到较为满意的答案。
就目前我们所掌握的史料和科研手段，还无法确定语言产生之前它是以什么样的形式从元发展到有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语言不是某一个早晨突然产生的，而是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不妨说是从无机到有机的演变，同生命的演化一样，由元素—原子—分子(无机)—有机分子开始演变发展。
语言的初始状态没有也不可能像文字那样给我们留下研究的佐证，我们只能从婴儿母语习得过程中得到一些线索。儿童母语习得研究表明：儿童学会讲话有一个过程，分若干发展阶段。这些发展阶段彼此相连，缓慢过渡，构成儿童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整个母语习得过程。观察这一过程，人们发现，婴儿在出生后大约6个月称为初生婴儿期(postnatal period)，与语言相关的阶段性活动有哭(crying)、咕(cooing)、咿呀(babbling)等。哭、咕、咿呀按序出现，互相关联并且彼此递进。这些活动可以看作是儿童的语前活动，主要是习得母语所进行的生理准备，因为这些活动本质上是无意识的，是本能的活动，而且是杂乱无章的。哭、咕、咿呀是一些“无意音素”的组合，就像生物界的原子和无机物。大约9个月时，儿童开始显示分辨声音不同特征的能力，语法结构的认知方面也开始了“单词句”阶段(one-word stage)，再有大约9个月的时间，过渡到“多词句”阶段(multi-word stage)，包括“双词句”阶段(two-word stage)。“多词句”阶段一般要延续至5岁左右。这时候儿童的语言能力虽与一般成人相比尚有一定距离，但在语音和语法的基本结构方面，已和成人相近。从这一意义上说，儿童已基本习得母语。此刻，儿童的语言已完成了从原子、无机物(无意音素)、有机物(有意音素)、细胞(词)、组织(词类)、器官(短语)、系统(句式)到生物体(语言)等一系列的演化，完成了“能量转换”、“胚胎发育”等阶段。儿童习得母语是在人类语言的条件和环境已充分发展的状况下进行的，所用时间相对较短，但可以想象，语言本身的演化必然是一个极其缓慢的历史过程。
语言初始的发生和演化不仅与生命原始形态演化一样，而且与之同步。语言学界普遍认为只有人类才有语言，Chomsky等认为，这是因为人类固有一种语言机制(language faculty)，这一机制使任何一个在正常的语言环境中成长的正常婴儿，不需要任何正规教育就可以习得该语言。人类言语活动中有一种普遍现象：言语交际者能够听懂和说出他所从未碰见过的言语单位。这也是语言机制的结果。语言机制包括感知、接受、处理、解码、编码等一系列以心理活动为特征的心理机制和主要以发音为特征的生理活动机制两大部分。无论是生理部分还是心理部分，其发生、发展都是与人类生命形态演变进化同步进行的。人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从匍匐前行到直立行走使人类的发音器官得到充分的发育；劳动锤炼思维，使大脑不断进化；群居促进交流，不断呼唤新的交际手段和方式。人类语言机制就是在人类生命形态的漫长进化过程中发生、演化、发展至今的。
语言跨时代的演化是发生在第二步，它由一些有意义的喊叫转变为具有功能、结构、表征属性的体系，虽然那时最初的体系十分简单，它却可以在真正意义上称为语言，这是从无序到有序的一个重要过程。儿童母语习得从“咿呀期”向“单字期”过渡这一过程便是儿童真正开始习得母语的过程。与之相比生命进化最重要的也是第二步，从有机物—有机大分子—单细胞，此时的生命在结构和功能上十分粗糙和简单，但它毕竟称得上生命的开始。
(二)语言的演化
语言形成之后的演化与生命的演化也是相似的，它在一个历史片断上是多方向的，从整个历史演化看，具有一定趋势，演化呈辐射状，从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现代达尔文主义认为，决定生物进化的机制是突变选择和隔离。由此类推，语言的演化也是因为语言学上的三个与生物演化相似的原因：语言的音变、语言的自然选择和语言的隔离。
1．语言音变
语言的变化首先往往从语音开始。词汇扩散理论认为语音的变化是突然发生的，即所谓的突变，如英语know，古英语词首辅音的发音是／kn-／， 现代只发／n-／,／k／要么就有，听得见，要么就没有，听不见。或有、或无，不存在中间道路，所以音变应该是突然的。在生物学中也有这样的突变，包括基因突变、染色体突变等。这些属于生物的变异范围，所谓变异是指同种生物世代之间或同代个体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造成了个体在适应环境方面的差异，最终出现了进步的子代。语言也是这样由语言中微小的音变推至词汇的变动，甚至语音结构和语法的变更，例如，从古英语love-did到现代英语loved的演变不仅包含了语音至词汇的变化，也包含了语音结构和语法的更新。
作为一种语言或生物，从宏观上说，进化是渐变的，其过程是漫长的，微观个体的突变是宏观渐变的个例，无数微观个体的突变构成了宏观渐变这一整体。苏联著名生物学家契特维里柯夫曾说过：物种存在大量变异，但群体的表现型是纯合的，群体的变异可以通过随机交配融代到群体中，经过长时期的世代交替，更适应的基因会取代原有不适应的基因，物种的进化是渐变的过程，而且物种水平上的进化也是渐变的，是物种形成过程的延续。
就地域而言，语言变化是辐射状的。一种语言从其源头向四周蔓延扩展，形成各种方言，这些方言又逐渐发展成为相关的直至相互独立的语言。语言的空间变化总体上也是渐变的，除个别例外，如民族迁移，将一种语言带到一个地方，形成“方言岛”。目前，世界上千百种语言及其方言以及变体也许就是从一个或几个源头向四周辐射蔓延，经过千万年的漫长岁月，演化成今天这样一个如此庞大而又复杂的语言生物网络。
语言的突变与渐变，与生物学也有惊人的相似性。对于同一个时间层面来说，语言的突变成千上万，数不胜数，但语言的发展呈现渐变与有序的特点，语言演化是循序渐进的。研究语言史的任何专家都会发现，给语言史断代很困难，任何一点的确定都是不确定的和模糊的，原因就是语言的宏观渐变特征。
2．语言的自然选择
随着历史的变迁，一些民族在地球上消失了，他们民族的语言也随之消失。伴随社会和科学的进步，一些事物消失了，表达这些事物的词自然也渐渐被人遗忘。如汉语中的“进士”、“举人”，英文中的“clan”、“duke”等只留存在文学或历史典籍里。同时有些事物的出现又导致新词的产生，如“电脑”、“卫星”，“smog”、“done”等，或在旧词的外壳里添进新义，如电脑术语大部分是旧词新义，例如“win-dow”、“net”等。这种现象正如自然界的新陈代谢及自然选择，使语言不断地向精细复杂的方向发展。
贯穿这一发展过程的机制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是一致的。所谓自然选择是能留下最多后代的机制。有些语言如汉语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和发展，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因为其民族人口众多，受外界的影响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而另一些语言如诸多北美印第安部落语言在现代文明的洪流中随部落的消亡而灭迹，这不能不同其民族人口多寡有关。根据苏联生物学家契特维里柯夫的观点：小的群体由于受遗传漂变的瓶颈效应的影响，进化的速度比大的群体快得多，也就是说，其独立性和稳定性差得多。因此，这种遗传漂变理论从侧面解释了一些语言长期存在、一些语言业已消亡的原因。
同样作为漂变一种的中性漂变更能给语言的进化以启示。1968年，日本学者木村资生群提出了中性漂变学说。他认为，基因突变除有害有利外，还有不影响表现型的中性变异，它为整个蛋白质分子表现特定功能提供了必要的场所——特定的空间构型。作为语言其成分在一定限度内存在着非功能导引的变异是正当现象，这种变异仍然是语言成分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非功能导引的变异可以称为中性变异，它在功能上没有增强或削弱，与环境相结合构成的生态位等级也没有提高或降低，但为言语活动提供了一定的自下而上的空间。基因的中性变异虽然没有控制生物表现型的功能，但它保持了物种表现形态的稳定。语言成分的中性变异则从宏观上保持了语言成分类型的稳定。最常见的中性变异就是同一音位的自由变体，这些变体是言语与环境随机作用的产物。语流中随机产生变异的过程称为随机漂变，随机漂变没有功能目的导引，由此产生的变异淘汰或保持全凭偶然，与竞争选择无必然联系。以上论述的语言自然选择中的两个机制，与自然界对应的两种机制既神合又貌似。
耗散结构(dissipative structure)这一物理学观点，也是自然选择理论的组成部分，其中心思想是，在宏观世界中，除通常的处于平衡态条件下的稳定有序结构外，还有一种处于远离平衡态条件下的稳定有序结构。这种结构称为耗散结构。凡正常的生物体都有一个向着有序程度逐渐递增的方向发展的趋势。生命物质所以能保持这种有序状态，是因为它是一个开放系统。生命体实际上是从环境中取得以食物形式存在的低熵状态的物质和能量，把它们转化为高熵状态后排出体外，从而保持自身的熵处于比环境较低的水平，也就是说，为了生存，生物体不得不从环境里汲取负熵，这种开放的系统就称为耗散结构。而当代统计语言学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语言中熵的研究。语言交际过程具有时间上的不可逆性，语言又是千百万人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在同一个语言社团内，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使用语言；这一切都使语言系统内标示无序状态的函数熵(entropy)增加。但是语言系统不是封闭系统，而是开放系统，因此语言系统在产生熵的同时，会从周围社会中引入负熵。我们知道开放系统的熵可以这样表示：ds=dis+des，disI>0，des可以小于0。负熵流的出现会抵制无序状态的发展。
法国数学家菲代尔布罗曾对语言中词的最优化分布长度作过理论计算，同时测量了许多自然语言和世界语言词的分布长度，结果发现理论计算的结果同自然语言中词的长度分布的实测结果非常接近，而同世界语这样的人造语言却大相径庭。这说明经过自然选择，语言系统中所存在着的语言形式，一定会同最优分布状态非常接近，这也说明语言系统具有减少熵、保持有序结构的“自组织”能力。
3．语言的隔离
无论对生物体还是对语言来说，环境活动空间的广狭都是至关重要的。对环境具有广泛适应能力的物种，则表现出复杂化趋向。在广大的环境空间活动的语言同样是一种复杂精细、适应性很强的语言。在狭窄的空间偏安一隅的语言，尽管其结构也是科学与完善的，能够满足交际的需要，但它必定留在原来水平徘徊不前。同时广阔的空间给语言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词汇交流场所，使之得以不断发展。特定语言对特定环境具有特定的适应能力，该语言在那样的环境中是充分发展的优胜者。以英语为例，11世纪诺曼底人入侵英国时，说英语的人口只有150万左右，900多年后的今天，英语已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国际用语，以它作为母语的人口达到3．2亿以上，其活动空间的不断扩大显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又如，在一个机器声轰鸣的车间里简 短、有力的口语肯定比冗长的书面语具有生命力。
环境对语言的作用是巨大的，古时交通不便、山川阻隔，人们一旦分隔在山脉两边、水流两侧，老死不相往来是很寻常的，同时由于各族之间的不能通婚造成了语言突变的积累，久而久之，语言日趋分歧，例如中国云南地区，山峦起伏，语言变异十分复杂，而那里也正是中国最丰富的人类及动物分子基因库。总而言之，由于某些因素形成的隔离产生了如此众多的语言种类。在生物学上，物种的形成与隔离有重要关系，其中分地理隔离与生殖隔离，隔离的类群继续积累变异，经自然选择作用，逐渐分化形成新种，其过程一般为：小群体—地理隔离—瓶颈效应，变异基因积累—消亡或分支—保持基础(base)—生殖隔离一门、纲、属、目(差异越来越大)。由此可见，隔离是语言多样化的形成契机。
二、语言是一种能量生物
笔者通过上面的几部分，对生物的演化与语言的演化作了比较，意在说明语言的生物性。事实说明，语言就是一种生物体，一种人类长期以来忽视的有形的与人类存在共生关系的能量生物。语言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同时语言发展人类的文明，它为人类进行信息及文化的传播。
我们知道，人类进化从宏观看是一个具有等级序列的连续体，高级的形式总是在扬弃的条件下饮食着低级的形式。因此人类之所以能维持生存并形成社会，并不仅仅是生物程式的演化，而是在生物程式演化过程中产生了特殊的新质，否则就无法理解其他灵长目动物为什么没能演化为人，这种新质就是语言。有证据表明，如果没有语言的存在，人类有可能灭亡，至少不会这么繁荣。尼安德特人是人类进化晚期的一个重要阶段。约在7万年前，尼人突然销声匿迹。近来，据美国布朗大学语言学者菲利普·利伯曼和耶鲁大学医学院解剖学家埃德蒙的研究，认为尼人低级的言语能力是导致人种灭绝的原因。尼人语言的落后影响了思想的交流和社会的发展，导致社会的崩溃和人种的消亡。可见语言是在人类产生以后产生的、与人类存在共生关系的可共同进化(evolution)的能量生物。
如果我们理解了语言作为生物这一事实，很自然会想到生物界的进化步骤问题，生物有高等与低等之分，那么语言是否具有等级问题?许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无所谓高低，无所谓优劣。这是因为他们在试图避免由语言优劣论可能引起的语言歧视(linguistic discrimination)道德问题。无庸讳言，适应进化是物种分化的产物，等级进化是向更高形式发展的产物，要是语言不存在等级，从何谈语言的演化?其实，处于同级进化水平的语言，因环境的不同特点，相互作用力的大小也必定不一致，绝不可能平等发展。假如它们绝对同步，没有水平判别，那高一级的语言也就无法产生。谈语言的优劣应避免的一个误区是与人种优劣相联系，作为低级的语言完全可凭自己在特殊环境中的特化优势而与高级物种共存。只有等级进化，才意味着语言系统功能的提高、生命力的增强。谈语言优劣是纯语言学问题，而论人种优劣则是政治问题，两者不可混为一谈。此时，我们可以将语言与生物综合为一了。
三、结语
对于生物学对语言学的作用，国内外早就有一些专家进行了研究。比如语言年代学的产生得益于生物学研究中生物体内放射性碳年代的推算，它的创始人斯瓦迪士，正是以这种方法为依据，经基本词根语素在发展中保留下来的百分比计算语言发展的年代。国内一些语言学家，如李国正先生也曾对生态学与语言学进行了极为精彩的论述，还有袁毓林先生曾通过语言编码与生物编码比较，指出了共同的层级结构系统。一些学者认为研究应该向生物学看齐，重视结构形式和功能的对应关系。本文以表格方式列出语言系统与生物系统的可比性，希望能对形成新的语言学研究方法论起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见表1)。
[责任编辑：夏畅兰]
[关键词]演化；音变；自然选择；耗散结构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07)05－0093－(05)
语言的本质是什么?当代各个语言学派对此都有自己的观点，但人们似乎总是习惯性地将目光集中于其结构或语法。作为现代语言学的一大趋势，跨学科研究正越来越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早在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就开始从生物学角度观察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创立了“语系学”。1975年，美国哈佛大学的生物学家、世界蚂蚁研究权威威尔逊发表了一部警世之作——《社会生物学：一种新的综合》。威尔逊在该书第27章全面论述了人类行为的生物学基础，利用生物学的研究成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语言是特殊的人类行为，借用生物学原理研究语言，将它与人类生命形态演化作生物学的比较，可以从中得出它的生物学基础，从而进一步揭示语言的本质特征。本文取“语言演化”作为一个切人点，将它与生物演化作一些比较，希望能以点带面，通过生物学与语言学的共通之处的探讨，说明语言的生物特征。
一、语言演化与生物演化的比较
(一)语言的产生
语言是一个生物体，这一观点已被很多人所接受。美籍华裔语言学家王士元认为：“语言本来不是一个代数系统，它是活生生的东西，是经过几十万年演变而来的，非常奥妙的活生生的东西。”而且，“我们所说的‘活’并不纯是一个抽象的比喻。我们的意思是语言真的活着。词是语言的细胞，它们使语言的巨大身体活动起来。”那么这个“生物”的起源在哪里呢?
关于语言的产生，目前语言学界有两种主要观点，一是语言起源于口语，是由一些毫无意义的喊叫到有意义的声音开始它的演化；二是语言起源于手语，人们通过对大猩猩的研究发现猩猩会运用象征和使用符号构成的“语法”。如果要对上述两种观点进一步深究，我们不仅要问：口语之前是什么?无意义的喊叫之前是什么?无意义的喊叫又是怎样成为有意义的声音的?手语是否属于语言初始演化过程中的过渡形式之一?而其他形式又是什么?关于这些讨论和研究，生物学中的能量利用原理、生物胚胎发育学说以及自然选择学说也许能使我们得到较为满意的答案。
就目前我们所掌握的史料和科研手段，还无法确定语言产生之前它是以什么样的形式从元发展到有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语言不是某一个早晨突然产生的，而是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不妨说是从无机到有机的演变，同生命的演化一样，由元素—原子—分子(无机)—有机分子开始演变发展。
语言的初始状态没有也不可能像文字那样给我们留下研究的佐证，我们只能从婴儿母语习得过程中得到一些线索。儿童母语习得研究表明：儿童学会讲话有一个过程，分若干发展阶段。这些发展阶段彼此相连，缓慢过渡，构成儿童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整个母语习得过程。观察这一过程，人们发现，婴儿在出生后大约6个月称为初生婴儿期(postnatal period)，与语言相关的阶段性活动有哭(crying)、咕(cooing)、咿呀(babbling)等。哭、咕、咿呀按序出现，互相关联并且彼此递进。这些活动可以看作是儿童的语前活动，主要是习得母语所进行的生理准备，因为这些活动本质上是无意识的，是本能的活动，而且是杂乱无章的。哭、咕、咿呀是一些“无意音素”的组合，就像生物界的原子和无机物。大约9个月时，儿童开始显示分辨声音不同特征的能力，语法结构的认知方面也开始了“单词句”阶段(one-word stage)，再有大约9个月的时间，过渡到“多词句”阶段(multi-word stage)，包括“双词句”阶段(two-word stage)。“多词句”阶段一般要延续至5岁左右。这时候儿童的语言能力虽与一般成人相比尚有一定距离，但在语音和语法的基本结构方面，已和成人相近。从这一意义上说，儿童已基本习得母语。此刻，儿童的语言已完成了从原子、无机物(无意音素)、有机物(有意音素)、细胞(词)、组织(词类)、器官(短语)、系统(句式)到生物体(语言)等一系列的演化，完成了“能量转换”、“胚胎发育”等阶段。儿童习得母语是在人类语言的条件和环境已充分发展的状况下进行的，所用时间相对较短，但可以想象，语言本身的演化必然是一个极其缓慢的历史过程。
语言初始的发生和演化不仅与生命原始形态演化一样，而且与之同步。语言学界普遍认为只有人类才有语言，Chomsky等认为，这是因为人类固有一种语言机制(language faculty)，这一机制使任何一个在正常的语言环境中成长的正常婴儿，不需要任何正规教育就可以习得该语言。人类言语活动中有一种普遍现象：言语交际者能够听懂和说出他所从未碰见过的言语单位。这也是语言机制的结果。语言机制包括感知、接受、处理、解码、编码等一系列以心理活动为特征的心理机制和主要以发音为特征的生理活动机制两大部分。无论是生理部分还是心理部分，其发生、发展都是与人类生命形态演变进化同步进行的。人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从匍匐前行到直立行走使人类的发音器官得到充分的发育；劳动锤炼思维，使大脑不断进化；群居促进交流，不断呼唤新的交际手段和方式。人类语言机制就是在人类生命形态的漫长进化过程中发生、演化、发展至今的。
语言跨时代的演化是发生在第二步，它由一些有意义的喊叫转变为具有功能、结构、表征属性的体系，虽然那时最初的体系十分简单，它却可以在真正意义上称为语言，这是从无序到有序的一个重要过程。儿童母语习得从“咿呀期”向“单字期”过渡这一过程便是儿童真正开始习得母语的过程。与之相比生命进化最重要的也是第二步，从有机物—有机大分子—单细胞，此时的生命在结构和功能上十分粗糙和简单，但它毕竟称得上生命的开始。
(二)语言的演化
语言形成之后的演化与生命的演化也是相似的，它在一个历史片断上是多方向的，从整个历史演化看，具有一定趋势，演化呈辐射状，从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现代达尔文主义认为，决定生物进化的机制是突变选择和隔离。由此类推，语言的演化也是因为语言学上的三个与生物演化相似的原因：语言的音变、语言的自然选择和语言的隔离。
1．语言音变
语言的变化首先往往从语音开始。词汇扩散理论认为语音的变化是突然发生的，即所谓的突变，如英语know，古英语词首辅音的发音是／kn-／， 现代只发／n-／,／k／要么就有，听得见，要么就没有，听不见。或有、或无，不存在中间道路，所以音变应该是突然的。在生物学中也有这样的突变，包括基因突变、染色体突变等。这些属于生物的变异范围，所谓变异是指同种生物世代之间或同代个体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造成了个体在适应环境方面的差异，最终出现了进步的子代。语言也是这样由语言中微小的音变推至词汇的变动，甚至语音结构和语法的变更，例如，从古英语love-did到现代英语loved的演变不仅包含了语音至词汇的变化，也包含了语音结构和语法的更新。
作为一种语言或生物，从宏观上说，进化是渐变的，其过程是漫长的，微观个体的突变是宏观渐变的个例，无数微观个体的突变构成了宏观渐变这一整体。苏联著名生物学家契特维里柯夫曾说过：物种存在大量变异，但群体的表现型是纯合的，群体的变异可以通过随机交配融代到群体中，经过长时期的世代交替，更适应的基因会取代原有不适应的基因，物种的进化是渐变的过程，而且物种水平上的进化也是渐变的，是物种形成过程的延续。
就地域而言，语言变化是辐射状的。一种语言从其源头向四周蔓延扩展，形成各种方言，这些方言又逐渐发展成为相关的直至相互独立的语言。语言的空间变化总体上也是渐变的，除个别例外，如民族迁移，将一种语言带到一个地方，形成“方言岛”。目前，世界上千百种语言及其方言以及变体也许就是从一个或几个源头向四周辐射蔓延，经过千万年的漫长岁月，演化成今天这样一个如此庞大而又复杂的语言生物网络。
语言的突变与渐变，与生物学也有惊人的相似性。对于同一个时间层面来说，语言的突变成千上万，数不胜数，但语言的发展呈现渐变与有序的特点，语言演化是循序渐进的。研究语言史的任何专家都会发现，给语言史断代很困难，任何一点的确定都是不确定的和模糊的，原因就是语言的宏观渐变特征。
2．语言的自然选择
随着历史的变迁，一些民族在地球上消失了，他们民族的语言也随之消失。伴随社会和科学的进步，一些事物消失了，表达这些事物的词自然也渐渐被人遗忘。如汉语中的“进士”、“举人”，英文中的“clan”、“duke”等只留存在文学或历史典籍里。同时有些事物的出现又导致新词的产生，如“电脑”、“卫星”，“smog”、“done”等，或在旧词的外壳里添进新义，如电脑术语大部分是旧词新义，例如“win-dow”、“net”等。这种现象正如自然界的新陈代谢及自然选择，使语言不断地向精细复杂的方向发展。
贯穿这一发展过程的机制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是一致的。所谓自然选择是能留下最多后代的机制。有些语言如汉语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和发展，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因为其民族人口众多，受外界的影响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而另一些语言如诸多北美印第安部落语言在现代文明的洪流中随部落的消亡而灭迹，这不能不同其民族人口多寡有关。根据苏联生物学家契特维里柯夫的观点：小的群体由于受遗传漂变的瓶颈效应的影响，进化的速度比大的群体快得多，也就是说，其独立性和稳定性差得多。因此，这种遗传漂变理论从侧面解释了一些语言长期存在、一些语言业已消亡的原因。
同样作为漂变一种的中性漂变更能给语言的进化以启示。1968年，日本学者木村资生群提出了中性漂变学说。他认为，基因突变除有害有利外，还有不影响表现型的中性变异，它为整个蛋白质分子表现特定功能提供了必要的场所——特定的空间构型。作为语言其成分在一定限度内存在着非功能导引的变异是正当现象，这种变异仍然是语言成分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非功能导引的变异可以称为中性变异，它在功能上没有增强或削弱，与环境相结合构成的生态位等级也没有提高或降低，但为言语活动提供了一定的自下而上的空间。基因的中性变异虽然没有控制生物表现型的功能，但它保持了物种表现形态的稳定。语言成分的中性变异则从宏观上保持了语言成分类型的稳定。最常见的中性变异就是同一音位的自由变体，这些变体是言语与环境随机作用的产物。语流中随机产生变异的过程称为随机漂变，随机漂变没有功能目的导引，由此产生的变异淘汰或保持全凭偶然，与竞争选择无必然联系。以上论述的语言自然选择中的两个机制，与自然界对应的两种机制既神合又貌似。
耗散结构(dissipative structure)这一物理学观点，也是自然选择理论的组成部分，其中心思想是，在宏观世界中，除通常的处于平衡态条件下的稳定有序结构外，还有一种处于远离平衡态条件下的稳定有序结构。这种结构称为耗散结构。凡正常的生物体都有一个向着有序程度逐渐递增的方向发展的趋势。生命物质所以能保持这种有序状态，是因为它是一个开放系统。生命体实际上是从环境中取得以食物形式存在的低熵状态的物质和能量，把它们转化为高熵状态后排出体外，从而保持自身的熵处于比环境较低的水平，也就是说，为了生存，生物体不得不从环境里汲取负熵，这种开放的系统就称为耗散结构。而当代统计语言学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语言中熵的研究。语言交际过程具有时间上的不可逆性，语言又是千百万人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在同一个语言社团内，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使用语言；这一切都使语言系统内标示无序状态的函数熵(entropy)增加。但是语言系统不是封闭系统，而是开放系统，因此语言系统在产生熵的同时，会从周围社会中引入负熵。我们知道开放系统的熵可以这样表示：ds=dis+des，disI>0，des可以小于0。负熵流的出现会抵制无序状态的发展。
法国数学家菲代尔布罗曾对语言中词的最优化分布长度作过理论计算，同时测量了许多自然语言和世界语言词的分布长度，结果发现理论计算的结果同自然语言中词的长度分布的实测结果非常接近，而同世界语这样的人造语言却大相径庭。这说明经过自然选择，语言系统中所存在着的语言形式，一定会同最优分布状态非常接近，这也说明语言系统具有减少熵、保持有序结构的“自组织”能力。
3．语言的隔离
无论对生物体还是对语言来说，环境活动空间的广狭都是至关重要的。对环境具有广泛适应能力的物种，则表现出复杂化趋向。在广大的环境空间活动的语言同样是一种复杂精细、适应性很强的语言。在狭窄的空间偏安一隅的语言，尽管其结构也是科学与完善的，能够满足交际的需要，但它必定留在原来水平徘徊不前。同时广阔的空间给语言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词汇交流场所，使之得以不断发展。特定语言对特定环境具有特定的适应能力，该语言在那样的环境中是充分发展的优胜者。以英语为例，11世纪诺曼底人入侵英国时，说英语的人口只有150万左右，900多年后的今天，英语已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国际用语，以它作为母语的人口达到3．2亿以上，其活动空间的不断扩大显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又如，在一个机器声轰鸣的车间里简 短、有力的口语肯定比冗长的书面语具有生命力。
环境对语言的作用是巨大的，古时交通不便、山川阻隔，人们一旦分隔在山脉两边、水流两侧，老死不相往来是很寻常的，同时由于各族之间的不能通婚造成了语言突变的积累，久而久之，语言日趋分歧，例如中国云南地区，山峦起伏，语言变异十分复杂，而那里也正是中国最丰富的人类及动物分子基因库。总而言之，由于某些因素形成的隔离产生了如此众多的语言种类。在生物学上，物种的形成与隔离有重要关系，其中分地理隔离与生殖隔离，隔离的类群继续积累变异，经自然选择作用，逐渐分化形成新种，其过程一般为：小群体—地理隔离—瓶颈效应，变异基因积累—消亡或分支—保持基础(base)—生殖隔离一门、纲、属、目(差异越来越大)。由此可见，隔离是语言多样化的形成契机。
二、语言是一种能量生物
笔者通过上面的几部分，对生物的演化与语言的演化作了比较，意在说明语言的生物性。事实说明，语言就是一种生物体，一种人类长期以来忽视的有形的与人类存在共生关系的能量生物。语言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同时语言发展人类的文明，它为人类进行信息及文化的传播。
我们知道，人类进化从宏观看是一个具有等级序列的连续体，高级的形式总是在扬弃的条件下饮食着低级的形式。因此人类之所以能维持生存并形成社会，并不仅仅是生物程式的演化，而是在生物程式演化过程中产生了特殊的新质，否则就无法理解其他灵长目动物为什么没能演化为人，这种新质就是语言。有证据表明，如果没有语言的存在，人类有可能灭亡，至少不会这么繁荣。尼安德特人是人类进化晚期的一个重要阶段。约在7万年前，尼人突然销声匿迹。近来，据美国布朗大学语言学者菲利普·利伯曼和耶鲁大学医学院解剖学家埃德蒙的研究，认为尼人低级的言语能力是导致人种灭绝的原因。尼人语言的落后影响了思想的交流和社会的发展，导致社会的崩溃和人种的消亡。可见语言是在人类产生以后产生的、与人类存在共生关系的可共同进化(evolution)的能量生物。
如果我们理解了语言作为生物这一事实，很自然会想到生物界的进化步骤问题，生物有高等与低等之分，那么语言是否具有等级问题?许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无所谓高低，无所谓优劣。这是因为他们在试图避免由语言优劣论可能引起的语言歧视(linguistic discrimination)道德问题。无庸讳言，适应进化是物种分化的产物，等级进化是向更高形式发展的产物，要是语言不存在等级，从何谈语言的演化?其实，处于同级进化水平的语言，因环境的不同特点，相互作用力的大小也必定不一致，绝不可能平等发展。假如它们绝对同步，没有水平判别，那高一级的语言也就无法产生。谈语言的优劣应避免的一个误区是与人种优劣相联系，作为低级的语言完全可凭自己在特殊环境中的特化优势而与高级物种共存。只有等级进化，才意味着语言系统功能的提高、生命力的增强。谈语言优劣是纯语言学问题，而论人种优劣则是政治问题，两者不可混为一谈。此时，我们可以将语言与生物综合为一了。
三、结语
对于生物学对语言学的作用，国内外早就有一些专家进行了研究。比如语言年代学的产生得益于生物学研究中生物体内放射性碳年代的推算，它的创始人斯瓦迪士，正是以这种方法为依据，经基本词根语素在发展中保留下来的百分比计算语言发展的年代。国内一些语言学家，如李国正先生也曾对生态学与语言学进行了极为精彩的论述，还有袁毓林先生曾通过语言编码与生物编码比较，指出了共同的层级结构系统。一些学者认为研究应该向生物学看齐，重视结构形式和功能的对应关系。本文以表格方式列出语言系统与生物系统的可比性，希望能对形成新的语言学研究方法论起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见表1)。
[责任编辑：夏畅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