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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一种类型片的恐怖电影，自问世以来，便以其颇具冲击力的视觉效果和新奇紧张的剧情吸引着受众的目光。韩国的恐怖电影《釜山行》在2016年引爆中国社交媒体的舆论热点，成为了一部现象级影片。在街头巷尾热议之际，笔者试图以编码/解码理论作为基础，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对《釜山行》的编码进行分析，并以此观照国产恐怖类型片。
关键词：类型片；恐怖；僵尸
作者简介：丁婉梅（1990-），女，汉族，四川宜宾人，传播学硕士，成都体育学院新闻系传播学专业，研究方向：体育宣传与公共关系研究。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5--02
《釜山行》的故事取材于导演延尚昊所自编自导的动画短片《首尔站》，在真人电影《釜山行》中，故事经过修改，呈现出更为具体和丰满的特质。该片讲述了证券经纪人石宇和女儿踏上了一列开往釜山的列车，车上存在丧尸病毒的感染威胁。在旅途中，病毒爆发，感染者在列车上快速增长，威胁到列车上所有人的生命。以石宇为代表的几位乘客奋起反击，与僵尸展开殊死搏斗的故事。
《釜山行》做表现的人类异化是典型的恐怖电影内容题材，这样一部看似普通的电影在中国引发热议，与自身精巧的类型化编码不无关系。
一、《釜山行》解码类型分析
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于1972年在论文《媒体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中提出了广受媒体传播者关注的“编码/解码理论”。在该理论中霍尔提出了对电视观众解码的三种设想，即“霸权式解码，协商式解码和对抗式解码”。
当观众采用霸权式解码和协商式解码的方式对影片进行解读时，我们都认为其成功理解和部分理解了符码编写者的意图。一部影视作品能成功主导观众的解码方式，也就在文本创作上获得了成功。从意见市场给予的好评不难看出，《釜山行》的大多数观众进行了主导式解码。
在霍爾看来，“电视媒介生产的产品就是‘话语’，这些话语通常会受到社会背景，历史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一套规范的符号系统。‘话语’就附着在这套符号系统之中进行传递。”[1]在文本生产之初，作者便已将意义通过符码的方式注入其中。正是如此，《釜山行》的主创者从多种维度实现了恐惧意义的建构。
二、《釜山行》编码浅析
如斯图亚特霍尔所言“没有符码的操作就没有明白易懂的话语。因此，图像符号也就是符码化的符号” [2]《釜山行》通过视觉化的语言，将其包含的编码信息符码化，并将这些符码加载在电影这一文本中。
（一）叙事结构中的二元对立
韩国电影《釜山行》以线性结构的作为故事变现的结构模板，遵循了恐怖类型片惯用的平衡状态——打破平衡——回归新的平衡这样一种叙事模式，在列车这样一个相对狭窄和封闭的空间中，强化突出剧情结构上的二元对立。例如，悄然来临的病毒威胁与毫无警觉的公众，善良的小女孩儿与冷漠的成年人，鲜活的人类与变异的僵尸……在狭小的叙事空间中大量加入结构对立，必然会在短时间内激活戏剧矛盾，使之以较快的速度推动故事的发展进程。
（二）人物设置上的善恶嬗变
《釜山行》全片都在对人性进行深度开掘。在对人物的设置上，电影的主创为每一个人物都赋予了双重性格。他们并非从一而终的善或者恶，在丧尸灾难面前，人性也可以随之改变。
主角是一个冷漠逐利的证券经理人，在这节丧尸列车上，却成了一个为了保全他人而牺牲自我的奉献者。自私自利的公交公司会长，不放过任何一丝生存机会，却在将死之时惦念着母亲的安危。
人物性格在绝境下的嬗变，向我们传递出一种来自内心深处，难以脱离的恐惧。
（三）场面调度中的恐惧建构
“场面调度是戏剧所拥有的将元素舞台化的系统.”[3] 场面调度对恐怖片中恐怖意义的构建具有重要的作用。
低照度摄影在《釜山行》中的应用，使诡异气氛贯穿全片。饱和度较低的色彩，如暗红，黑等色彩作为画面的主色调，电影画面自然会整体呈现出一种晦暗的氛围。大量的顶光照明，将人物面部的突出部分照得更亮，凹陷部分则更为幽暗深邃，有助于恐怖视效的营造。
片中的僵尸造型无疑最为惊悚。僵尸着日常服装，乍看和常人并无分别，然而僵尸面色惨白却嘴唇鲜红，姿态僵硬却在发现正常人类时成群结队地奔跑。无不突出了僵尸的嗜血本性，只有鲜活的生命体才能激起他们本能的欲望。
（四）画面中的符号隐喻
电影文本通过对符号的组合建构起它所要传达的意义。
《釜山行》开篇出现了阴云密布的天空、表情僵硬的假人、死而复生的羔羊，这三种符号的叠加已经在暗示了电影文本的晦暗的基调。
全片最显著的符号——列车。这是一个狭长的半封闭的空间，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乘客在这里开始危机四伏的旅程。列车是对当今韩国社会的隐喻，国家是一辆行驶中的列车，而所有国民都是这辆车上的乘客，这种组合暗示着一个有机的社会共同体。但是，这辆列车是处于半封闭的状态，作者以此隐喻了现实中的韩国社会存在的政府隐瞒信息等问题。
作者通过符号的建构对韩国社会现实进行了辛辣讽刺。信息的不透明导致小问题扩大化，社会阶层的固化致使资本和权力交缠，堵死了底层人民向上流动的通道，也加剧了社会矛盾。剧情在结尾处的反转，除了制造紧张感以外，也在暗指权力阶层对真相和生命的漠视。
三、对国产类型片的借鉴意义
《釜山行》是韩国电影类型化的一个缩影，在一定程度上优于中国主流电影市场上的大部分恐怖类型片。它中规中矩地完成了对病毒灾难与人类救赎的叙事，与此同时，中国电影是否可以参照类型片的规则，完成一次扎实的类型化叙事？
（一）西方类型化叙事与东方审美的杂糅
所谓的类型片其实就是经过提炼的能为观众所接受的一套编码手法，这在好莱坞早已是一套娴熟的叙事技巧。韩国在向好莱坞类型片学习的过程中，熟练地掌握了这套符码编辑技巧，将美国恐怖类型片中的视觉恐怖元素与多种叙事技巧杂糅，在这种相对类型化的编码技巧之下，韩国恐怖类型片也融入了东方文化的审美情趣，让画面阴森而不血腥，以写意的手法来表现恐怖，从而造成观影者心理上高度紧张。
（二）恐怖之外表达社会伦理诉求
好的电影不仅仅表达画面呈现之意，还将强烈的社会伦理诉求注入到影像文本中。韩国恐怖类型片几乎每一部都试图通过对故事的讲述来展现韩国社会的集体焦虑，电影作者也通过这种有意识地编码表达强烈的道德批判，在电影《釜山行》里面，作者借列车对韩国社会进行隐喻，而他要抨击的则是国家政治腐败、政府刻意掩盖真相、人际关系的疏离，通过影片的二元叙事结构，呼唤人性的温暖，回归爱与希望的主题。
（三）利用社交网络和影展辅助编码
《釜山行》虽然并非名导名片，但其通过参加戛纳电影节影展，与现场观影的观众进行了互动，主创团队借此机会获知观众的反应，从而更好地完成对自己电影符码的编造。
以《釜山行》为代表的韩国恐怖类型片在中国的跨国传播离不开社交网络对受众的议程设置。众所周知，媒体是扩大观众文化库存和媒体资源的有效途径，而恐怖类型片的主要受众群体是热衷使用社交媒体的年轻人。《釜山行》依靠社交网络上的人际传播，完成了第一轮口碑积累，而第一轮观影的网友们在豆瓣电影给出的8.2的高分，起到了一种指引作用，助推了《釜山行》在中国的传播。
这种通过社交网络所建立起来的媒介印象，有利于辅助除电影文本以外的意识编码，对国产电影的后期宣传有一定借鉴作用。
注释：
[1]罗钢、刘象愚 编.《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47.
[2]罗钢、刘象愚 编.《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49.
[3]（美）利萨.泰勒、安德鲁.威利斯著，吴靖、黄佩译.《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4.
关键词：类型片；恐怖；僵尸
作者简介：丁婉梅（1990-），女，汉族，四川宜宾人，传播学硕士，成都体育学院新闻系传播学专业，研究方向：体育宣传与公共关系研究。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5--02
《釜山行》的故事取材于导演延尚昊所自编自导的动画短片《首尔站》，在真人电影《釜山行》中，故事经过修改，呈现出更为具体和丰满的特质。该片讲述了证券经纪人石宇和女儿踏上了一列开往釜山的列车，车上存在丧尸病毒的感染威胁。在旅途中，病毒爆发，感染者在列车上快速增长，威胁到列车上所有人的生命。以石宇为代表的几位乘客奋起反击，与僵尸展开殊死搏斗的故事。
《釜山行》做表现的人类异化是典型的恐怖电影内容题材，这样一部看似普通的电影在中国引发热议，与自身精巧的类型化编码不无关系。
一、《釜山行》解码类型分析
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于1972年在论文《媒体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中提出了广受媒体传播者关注的“编码/解码理论”。在该理论中霍尔提出了对电视观众解码的三种设想，即“霸权式解码，协商式解码和对抗式解码”。
当观众采用霸权式解码和协商式解码的方式对影片进行解读时，我们都认为其成功理解和部分理解了符码编写者的意图。一部影视作品能成功主导观众的解码方式，也就在文本创作上获得了成功。从意见市场给予的好评不难看出，《釜山行》的大多数观众进行了主导式解码。
在霍爾看来，“电视媒介生产的产品就是‘话语’，这些话语通常会受到社会背景，历史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一套规范的符号系统。‘话语’就附着在这套符号系统之中进行传递。”[1]在文本生产之初，作者便已将意义通过符码的方式注入其中。正是如此，《釜山行》的主创者从多种维度实现了恐惧意义的建构。
二、《釜山行》编码浅析
如斯图亚特霍尔所言“没有符码的操作就没有明白易懂的话语。因此，图像符号也就是符码化的符号” [2]《釜山行》通过视觉化的语言，将其包含的编码信息符码化，并将这些符码加载在电影这一文本中。
（一）叙事结构中的二元对立
韩国电影《釜山行》以线性结构的作为故事变现的结构模板，遵循了恐怖类型片惯用的平衡状态——打破平衡——回归新的平衡这样一种叙事模式，在列车这样一个相对狭窄和封闭的空间中，强化突出剧情结构上的二元对立。例如，悄然来临的病毒威胁与毫无警觉的公众，善良的小女孩儿与冷漠的成年人，鲜活的人类与变异的僵尸……在狭小的叙事空间中大量加入结构对立，必然会在短时间内激活戏剧矛盾，使之以较快的速度推动故事的发展进程。
（二）人物设置上的善恶嬗变
《釜山行》全片都在对人性进行深度开掘。在对人物的设置上，电影的主创为每一个人物都赋予了双重性格。他们并非从一而终的善或者恶，在丧尸灾难面前，人性也可以随之改变。
主角是一个冷漠逐利的证券经理人，在这节丧尸列车上，却成了一个为了保全他人而牺牲自我的奉献者。自私自利的公交公司会长，不放过任何一丝生存机会，却在将死之时惦念着母亲的安危。
人物性格在绝境下的嬗变，向我们传递出一种来自内心深处，难以脱离的恐惧。
（三）场面调度中的恐惧建构
“场面调度是戏剧所拥有的将元素舞台化的系统.”[3] 场面调度对恐怖片中恐怖意义的构建具有重要的作用。
低照度摄影在《釜山行》中的应用，使诡异气氛贯穿全片。饱和度较低的色彩，如暗红，黑等色彩作为画面的主色调，电影画面自然会整体呈现出一种晦暗的氛围。大量的顶光照明，将人物面部的突出部分照得更亮，凹陷部分则更为幽暗深邃，有助于恐怖视效的营造。
片中的僵尸造型无疑最为惊悚。僵尸着日常服装，乍看和常人并无分别，然而僵尸面色惨白却嘴唇鲜红，姿态僵硬却在发现正常人类时成群结队地奔跑。无不突出了僵尸的嗜血本性，只有鲜活的生命体才能激起他们本能的欲望。
（四）画面中的符号隐喻
电影文本通过对符号的组合建构起它所要传达的意义。
《釜山行》开篇出现了阴云密布的天空、表情僵硬的假人、死而复生的羔羊，这三种符号的叠加已经在暗示了电影文本的晦暗的基调。
全片最显著的符号——列车。这是一个狭长的半封闭的空间，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乘客在这里开始危机四伏的旅程。列车是对当今韩国社会的隐喻，国家是一辆行驶中的列车，而所有国民都是这辆车上的乘客，这种组合暗示着一个有机的社会共同体。但是，这辆列车是处于半封闭的状态，作者以此隐喻了现实中的韩国社会存在的政府隐瞒信息等问题。
作者通过符号的建构对韩国社会现实进行了辛辣讽刺。信息的不透明导致小问题扩大化，社会阶层的固化致使资本和权力交缠，堵死了底层人民向上流动的通道，也加剧了社会矛盾。剧情在结尾处的反转，除了制造紧张感以外，也在暗指权力阶层对真相和生命的漠视。
三、对国产类型片的借鉴意义
《釜山行》是韩国电影类型化的一个缩影，在一定程度上优于中国主流电影市场上的大部分恐怖类型片。它中规中矩地完成了对病毒灾难与人类救赎的叙事，与此同时，中国电影是否可以参照类型片的规则，完成一次扎实的类型化叙事？
（一）西方类型化叙事与东方审美的杂糅
所谓的类型片其实就是经过提炼的能为观众所接受的一套编码手法，这在好莱坞早已是一套娴熟的叙事技巧。韩国在向好莱坞类型片学习的过程中，熟练地掌握了这套符码编辑技巧，将美国恐怖类型片中的视觉恐怖元素与多种叙事技巧杂糅，在这种相对类型化的编码技巧之下，韩国恐怖类型片也融入了东方文化的审美情趣，让画面阴森而不血腥，以写意的手法来表现恐怖，从而造成观影者心理上高度紧张。
（二）恐怖之外表达社会伦理诉求
好的电影不仅仅表达画面呈现之意，还将强烈的社会伦理诉求注入到影像文本中。韩国恐怖类型片几乎每一部都试图通过对故事的讲述来展现韩国社会的集体焦虑，电影作者也通过这种有意识地编码表达强烈的道德批判，在电影《釜山行》里面，作者借列车对韩国社会进行隐喻，而他要抨击的则是国家政治腐败、政府刻意掩盖真相、人际关系的疏离，通过影片的二元叙事结构，呼唤人性的温暖，回归爱与希望的主题。
（三）利用社交网络和影展辅助编码
《釜山行》虽然并非名导名片，但其通过参加戛纳电影节影展，与现场观影的观众进行了互动，主创团队借此机会获知观众的反应，从而更好地完成对自己电影符码的编造。
以《釜山行》为代表的韩国恐怖类型片在中国的跨国传播离不开社交网络对受众的议程设置。众所周知，媒体是扩大观众文化库存和媒体资源的有效途径，而恐怖类型片的主要受众群体是热衷使用社交媒体的年轻人。《釜山行》依靠社交网络上的人际传播，完成了第一轮口碑积累，而第一轮观影的网友们在豆瓣电影给出的8.2的高分，起到了一种指引作用，助推了《釜山行》在中国的传播。
这种通过社交网络所建立起来的媒介印象，有利于辅助除电影文本以外的意识编码，对国产电影的后期宣传有一定借鉴作用。
注释：
[1]罗钢、刘象愚 编.《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47.
[2]罗钢、刘象愚 编.《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49.
[3]（美）利萨.泰勒、安德鲁.威利斯著，吴靖、黄佩译.《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