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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与普通人的矛盾如果真实地存在于梅兰芳的生活中，那么梅兰芳自己似乎也已经解决了这个矛盾，给我们提供了答案。
《梅兰芳》公映了近一个月，我才看到这个电影。正值大学即将开学的时候，为了上课，重温了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关于２０世纪文学的观念变迁的叙述，我不禁感叹道，为什么中国电影导演始终不愿钻到艺术里面去，创作一部关于艺术的电影？
《梅兰芳》的主角不是京剧艺术，而是一位天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整个电影以伯父的遗书贯穿始终，一直围绕着做一个普通人还是艺人这一矛盾展开。少年梅兰芳应该说基本上是个艺人，中年以后的叙事都是围绕着普通人这一身份来发展的。故事似乎在告诉我们，这两个身份是不能共有的，其矛盾是不能调和的。之所以梅兰芳不能爱孟小冬，邱如白变成一个悲剧人物，原因都在于此。而梅兰芳蓄须救国也是按照同一个逻辑而创作的细节——他不能够做一个把艺术凌驾于民族大义之上的亡国奴，宁愿做和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没有两样的“普通人”。
如此说下来，这个电影似乎在宣传一个无人能够质疑的正确道理：艺术家怎么能够脱离社会躲进象牙塔里面去呢？中国２０世纪的文化史文学理论有不少案例证明了这一道理的正确性，同时也有个别案例印证了其反面，即如果试图脱离现实终将被历史唾弃和抛弃的命运。我在这里并不想质疑这一道理，因为中国２０世纪的历史十分动荡，有很多为民族大义社会理想而抛洒热血的人的确令人钦佩。而且历史上的梅兰芳并没有抛弃社会，不能胡编。
虽然无意宣扬脱离社会，但是我仍然在纳闷，为什么做了一个艺术家就一定不能做普通人了？历史上的梅兰芳在艺术、商业、政治、社会关系、爱情生活方面都有着丰富的经历，不是恰恰证明这位艺术家从一开始就没有艺术的象牙塔的庇护，一直是在人海商海和政治的海洋中争取生存吗？如此说来，似乎这个电影的命题与历史人物的经历不符了。艺术家与普通人的矛盾如果真实地存在于梅兰芳的生活中，那么梅兰芳自己似乎也已经解决了这个矛盾，给我们提供了答案。始终看不出编剧导演是否满意于梅兰芳的答案，如果不满意，也看不出明确的质疑和别样的结论。这个电影表现的是一个艺术家，但是它自己的艺术观却不是很明确。
电影里的邱如白是个追求超越的人，他倒是明确地只认梅兰芳，明确地反社会，但是这是个彻头彻尾的虚构人物。历史中的齐如山也不是这样的，齐如山一手策划了梅兰芳成功的美国公演，其目的不就是要给中国人、中国艺术在世界舞台上撑脸吗？那也不是一个非政治的行为啊！
说到底，我不明白为什么编剧和导演不能意识到把梅兰芳当作一个经历过二十世纪一大半历史的真实人物来处理，反而更有戏？艺术和政治的结合实际上在历史上已经有了太多的叙说，躲都躲不开，聪明的编剧应该想办法把这个话题的沉重性和刻板性削减，换个新鲜的方式重新引入这一话题。当然真要这么做，对于梅兰芳这样一个主流人物，就得需要一点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儿了。
现在很多观众的反映都是表现少年梅兰芳的前半段比后半段好，原因就在于前半段起码试图描写了一个艺术和艺术家生存的空间，说它是封闭的，内中自有自己的运作逻辑，有其特殊的美好和残酷，所以人们认可它的真实性。
都说好莱坞商业化，倒有人一门心思地把艺术和艺术观作为主题通过电影来表现。比如几年前的《卡波特》，就是根据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的传记改编，专门讨论艺术的伦理问题的电影。小众是小众，一点都不枯燥。因为其命题来自于作家的真实经验，令人信服。现在很多西方的进步学者都认为所谓“为艺术而艺术”或者是维护艺术的象牙塔的论述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慢慢地我们这些在后社会主义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文化人也认可了这种说法。没有错。但是反对象牙塔并不等同于对于艺术和艺术家的简单处理。我们这儿自有本土的抽象观念，任何活生生的人物套进去都变成同一个模样了。
《梅兰芳》公映了近一个月，我才看到这个电影。正值大学即将开学的时候，为了上课，重温了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关于２０世纪文学的观念变迁的叙述，我不禁感叹道，为什么中国电影导演始终不愿钻到艺术里面去，创作一部关于艺术的电影？
《梅兰芳》的主角不是京剧艺术，而是一位天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整个电影以伯父的遗书贯穿始终，一直围绕着做一个普通人还是艺人这一矛盾展开。少年梅兰芳应该说基本上是个艺人，中年以后的叙事都是围绕着普通人这一身份来发展的。故事似乎在告诉我们，这两个身份是不能共有的，其矛盾是不能调和的。之所以梅兰芳不能爱孟小冬，邱如白变成一个悲剧人物，原因都在于此。而梅兰芳蓄须救国也是按照同一个逻辑而创作的细节——他不能够做一个把艺术凌驾于民族大义之上的亡国奴，宁愿做和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没有两样的“普通人”。
如此说下来，这个电影似乎在宣传一个无人能够质疑的正确道理：艺术家怎么能够脱离社会躲进象牙塔里面去呢？中国２０世纪的文化史文学理论有不少案例证明了这一道理的正确性，同时也有个别案例印证了其反面，即如果试图脱离现实终将被历史唾弃和抛弃的命运。我在这里并不想质疑这一道理，因为中国２０世纪的历史十分动荡，有很多为民族大义社会理想而抛洒热血的人的确令人钦佩。而且历史上的梅兰芳并没有抛弃社会，不能胡编。
虽然无意宣扬脱离社会，但是我仍然在纳闷，为什么做了一个艺术家就一定不能做普通人了？历史上的梅兰芳在艺术、商业、政治、社会关系、爱情生活方面都有着丰富的经历，不是恰恰证明这位艺术家从一开始就没有艺术的象牙塔的庇护，一直是在人海商海和政治的海洋中争取生存吗？如此说来，似乎这个电影的命题与历史人物的经历不符了。艺术家与普通人的矛盾如果真实地存在于梅兰芳的生活中，那么梅兰芳自己似乎也已经解决了这个矛盾，给我们提供了答案。始终看不出编剧导演是否满意于梅兰芳的答案，如果不满意，也看不出明确的质疑和别样的结论。这个电影表现的是一个艺术家，但是它自己的艺术观却不是很明确。
电影里的邱如白是个追求超越的人，他倒是明确地只认梅兰芳，明确地反社会，但是这是个彻头彻尾的虚构人物。历史中的齐如山也不是这样的，齐如山一手策划了梅兰芳成功的美国公演，其目的不就是要给中国人、中国艺术在世界舞台上撑脸吗？那也不是一个非政治的行为啊！
说到底，我不明白为什么编剧和导演不能意识到把梅兰芳当作一个经历过二十世纪一大半历史的真实人物来处理，反而更有戏？艺术和政治的结合实际上在历史上已经有了太多的叙说，躲都躲不开，聪明的编剧应该想办法把这个话题的沉重性和刻板性削减，换个新鲜的方式重新引入这一话题。当然真要这么做，对于梅兰芳这样一个主流人物，就得需要一点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儿了。
现在很多观众的反映都是表现少年梅兰芳的前半段比后半段好，原因就在于前半段起码试图描写了一个艺术和艺术家生存的空间，说它是封闭的，内中自有自己的运作逻辑，有其特殊的美好和残酷，所以人们认可它的真实性。
都说好莱坞商业化，倒有人一门心思地把艺术和艺术观作为主题通过电影来表现。比如几年前的《卡波特》，就是根据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的传记改编，专门讨论艺术的伦理问题的电影。小众是小众，一点都不枯燥。因为其命题来自于作家的真实经验，令人信服。现在很多西方的进步学者都认为所谓“为艺术而艺术”或者是维护艺术的象牙塔的论述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慢慢地我们这些在后社会主义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文化人也认可了这种说法。没有错。但是反对象牙塔并不等同于对于艺术和艺术家的简单处理。我们这儿自有本土的抽象观念，任何活生生的人物套进去都变成同一个模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