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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五四运动对“国民外交”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五四之前，由于受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以及人民自身素质的局限，梁启超、林长民、余日章等社会名流利用各自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力，广泛开展针对有关国家领导人和各方面人士的外交活动，收效明显。，向世人展示了捍卫国家权利、维护民族尊严的信心和决心。
关键词：五四运动；“国民外交”；影响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2-00-02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的终结，新民主主义的开端。“五四运动的杰出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这种“彻底地、不妥协地”斗争反映在外交关系上，那便是它给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带来巨大的震动，他们纷纷调整对策，变得更加反动，于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的人民群众组成了一种广泛的特殊的“国民外交”战线，与之进行了坚决的、不懈的斗争，给“国民外交”带来巨大的变动，探索这一变动的过程，有利于我们对五四运动深远影响的全面了解。
五四时期，在公众外交领域，另一个值得充分关注的群体便是社会名流。他们发挥各自的优势和专长，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外交活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这里谨择取几位最具代表性者加以论析。
先说梁启超。梁启超是清末民初知识界首屈一指的人物，在国内外拥有崇高的威望。1918年11月，“一战”刚结束，巴黎和会正准备召开，梁启超即积极筹措经费，并挑选了一批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作为自己的随员，于年底动身前往欧洲，意在“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可见，梁启超的这番欧陆之行，是一次典型的公众外交之旅。
次年2月18日，梁启超来到巴黎。此时和会暂时处于停顿状态。但是梁启超“无一刻安暇”，积极开展多方面的外交活动。还在乘船赶赴法国的途中，他就有意识地“趁空做几篇文章，预备翻译出来，在巴黎鼓吹舆论。……内中一篇，题目叫做《世界和平与中国》，算是表示我们国民对于平和会议的希望”。抵达巴黎后，梁启超一行将此文译成英、法等文本，装订成小册子广为散发；时隔不久，他又发表《国际同盟与中国》一文。这两篇文章讲述了中国目前面临的被瓜分的危险及其严重性，说明了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基本宗旨，向国际社会传递出了来自中国民间的声音，为西方各国的政要和民众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中国人的所思所想，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梁启超在广泛接触西方国家各阶层人士的同时，也积极创造条件与有关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会晤。
3月25日，梁启超与美国总统威尔逊举行会谈。他力陈山东被日本攫取的严重性，恳请威尔逊总统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的立场。尽管讨论的问题十分严肃，但是彼此的“言谈极为畅快”。此外，他还先后与英、法等国政府代表、党派领袖会面，争取他们对解决山东问题等的理解、同情和支持。
巴黎和会期间，梁启超时刻关注和会的进展，及时把有关情况电告国内。4月30日，当美、英、法三国拟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给日本，而北京政府派出的和会首席代表陆征祥竟然考虑签字的消息传出后，梁启超即迅速电告国内，并称：“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正是因了梁启超在第一时间把消息传回国内，才导致了风起云涌的五四运动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梁启超“直接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
梁启超4月底的那封电报发来后，林长民敏锐地意识到了问题之严重，挥笔写就《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发表在1919年5月2日的《晨报》上。
文中质问说：“此非我举国之人所奔走呼号求恢复国权，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日本无承继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耶？”进而写道：“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在文章的末尾，林长民发出号召：“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报纸一出，犹如丢下一枚重磅炸弹，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顿时被激发起来，五四运动骤然爆发，并从北京向全国、从知识界向各社会阶层迅速扩散。
见此情形，5月21日晚，日本公使以“紧急”公文递交外交部，声言林长民文中的语言“有故意煽动之嫌”，且“迩来北京散布之传单，多以‘胶州亡矣！山东亡矣！’为题，传播各省，煽动实行排斥日货”，无理要求中方对林长民予以惩处。对于来自日本人的威胁，林长民毫不畏惧，他义正词严地指出：“长民愤于外交之败，发其爱国之愚，……激励国民，奋于图存，天经地义，不自知其非也。但无加危害于日本人之据，彼日本人绝无可以抗议之理由。”字字铿锵，掷地有声，表现出了一位爱国斗士的豪迈气概。
林长民留学日本多年，结交过许多日本朋友，曾言：“日本旧交，时有过访，各以国家利害反复辩论。”他想借助这种非官方的外交方式，尽可能扩大彼此的沟通和理解。后来，他感觉这种旧交之间的互动毕竟影响有限，于是“以至诚恳之意”，写了一篇《敬告日本人书》，围绕中日关系中的若干重大问题作了富有逻辑力量的条分缕析。针对日本人所谓“关系山东条约，吾国早经签字，不能翻异也”的论调，林长民指出：“呜呼！山东条约，果以何种形式何种手段而成立耶？余前告日本某君，称为手枪威吓迫定家产让彼之契约也。苟有机会，可以诉吾被胁者，安得禁止吾人之主张。”针对日本人所主张的“条约之尊严，与国际之信义”，他以历史事实为据，驳斥道：“若云信义，日本攻取青岛，当时即有交还吾国之宣言，并未附以条件也。民国四年交涉发生，从无条件交还，变为有条件矣，所谓信义者安在？”针对日本人所谓山东权利得自德国而非取之于中国的论调，林长民依据国际法原则，指出：“中德交战，条约消灭。日本承继关系，全无根据矣。”在该书篇末，林长民正告说：“愿君等痛下决心，一涤前慝。苟知其误，勿事迁延。果有以恢复吾全国最大多数人之情感，且予之以可信者百年之计，自然之利，岂在今日所得之下。”
林长民这篇《敬告日本人书》试图通过揭露日本统治者所做的无理不义之事来感召、唤醒日本民众，堪称公众外交史上的一篇雄文。后来，这篇文章被译成日文，一个时期在日本国内及驻华日本军方人士中引起了广泛重视。
除了梁启超、林长民之外，还有许多社会名流在五四时期的公众外交舞台上活跃过。比如余日章。
余日章在政界、学界、宗教界等有着广泛而丰富的经历，并与欧美青年和社会各界长期保持密切的联系。
他曾多次出访美国，1915年5至9月參加北洋政府农商部实业考察团赴美考察期间，先后在造访的多个大中城市发表演讲共达90次，很多听众深为他的精彩演讲所折服。“一战”结束后，直到巴黎和会期间，日本为达到承继德国在华利益的目的，对世界各国广造舆论，其中就包括“用种种手段运动报界，欺蒙美人”。此时担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正在出访美国的余日章见此情形，积极应对，面向美国公众持续展开有针对性的外交活动，终于实现了正本清源的愿望。访美归来之后，余日章在一次演讲中曾颇为自豪地说：“自吾人到美后到处赴会演讲中国情形，并联络留学界协力进行。美国舆论为之一变。”
再如当时的国民党人张继、何天炯、戴季陶，1919年5月8日，他们与日本在上海各报、各通讯社的特派员和主笔进行交流，并联名发表了《告日本国民书》，痛切地指出：“最近欧洲讲和会议开始以来，中国国民因日本坚持其侵略山东之主张，于是对日本之恶感，更达沸点。”他们坦诚相告：“刺激中国国民，使中国国民对于日本怀怨恨与恐怖之心者，有两大事实。其一为朝鲜问题。……其二为台湾问题。”关于台湾问题，“中国因战败之故，割让台湾于日本。……而日本此种统治台湾之政策，为日本奴视中国人之铁证”。“关于山东问题，日本最近之行动，尤使中国人民完全失望”，“中国人民今已无可忍受矣”。他们最后指出：“余等对于日本与中国之国交，向来主张两国国民之亲睦”，“深望贤明之日本国民，以自由平等互助之精神，自根本上改造其政治组织，罢除其传统的政策，以与世界民主的文明潮流俱进”。通观全书，慷慨悲壮、激情洋溢，而寄厚望于日本人民、重建睦邻友好中日关系的真情表露，更道出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展示了中国人民的宽广胸怀。
参考文献：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五四爱国运动资料[Z].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3]欧美留学生代表递交英美法意四公使书[N].晨报,1919-05-09.
关键词：五四运动；“国民外交”；影响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2-00-02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的终结，新民主主义的开端。“五四运动的杰出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这种“彻底地、不妥协地”斗争反映在外交关系上，那便是它给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带来巨大的震动，他们纷纷调整对策，变得更加反动，于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的人民群众组成了一种广泛的特殊的“国民外交”战线，与之进行了坚决的、不懈的斗争，给“国民外交”带来巨大的变动，探索这一变动的过程，有利于我们对五四运动深远影响的全面了解。
五四时期，在公众外交领域，另一个值得充分关注的群体便是社会名流。他们发挥各自的优势和专长，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外交活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这里谨择取几位最具代表性者加以论析。
先说梁启超。梁启超是清末民初知识界首屈一指的人物，在国内外拥有崇高的威望。1918年11月，“一战”刚结束，巴黎和会正准备召开，梁启超即积极筹措经费，并挑选了一批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作为自己的随员，于年底动身前往欧洲，意在“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可见，梁启超的这番欧陆之行，是一次典型的公众外交之旅。
次年2月18日，梁启超来到巴黎。此时和会暂时处于停顿状态。但是梁启超“无一刻安暇”，积极开展多方面的外交活动。还在乘船赶赴法国的途中，他就有意识地“趁空做几篇文章，预备翻译出来，在巴黎鼓吹舆论。……内中一篇，题目叫做《世界和平与中国》，算是表示我们国民对于平和会议的希望”。抵达巴黎后，梁启超一行将此文译成英、法等文本，装订成小册子广为散发；时隔不久，他又发表《国际同盟与中国》一文。这两篇文章讲述了中国目前面临的被瓜分的危险及其严重性，说明了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基本宗旨，向国际社会传递出了来自中国民间的声音，为西方各国的政要和民众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中国人的所思所想，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梁启超在广泛接触西方国家各阶层人士的同时，也积极创造条件与有关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会晤。
3月25日，梁启超与美国总统威尔逊举行会谈。他力陈山东被日本攫取的严重性，恳请威尔逊总统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的立场。尽管讨论的问题十分严肃，但是彼此的“言谈极为畅快”。此外，他还先后与英、法等国政府代表、党派领袖会面，争取他们对解决山东问题等的理解、同情和支持。
巴黎和会期间，梁启超时刻关注和会的进展，及时把有关情况电告国内。4月30日，当美、英、法三国拟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给日本，而北京政府派出的和会首席代表陆征祥竟然考虑签字的消息传出后，梁启超即迅速电告国内，并称：“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正是因了梁启超在第一时间把消息传回国内，才导致了风起云涌的五四运动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梁启超“直接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
梁启超4月底的那封电报发来后，林长民敏锐地意识到了问题之严重，挥笔写就《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发表在1919年5月2日的《晨报》上。
文中质问说：“此非我举国之人所奔走呼号求恢复国权，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日本无承继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耶？”进而写道：“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在文章的末尾，林长民发出号召：“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报纸一出，犹如丢下一枚重磅炸弹，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顿时被激发起来，五四运动骤然爆发，并从北京向全国、从知识界向各社会阶层迅速扩散。
见此情形，5月21日晚，日本公使以“紧急”公文递交外交部，声言林长民文中的语言“有故意煽动之嫌”，且“迩来北京散布之传单，多以‘胶州亡矣！山东亡矣！’为题，传播各省，煽动实行排斥日货”，无理要求中方对林长民予以惩处。对于来自日本人的威胁，林长民毫不畏惧，他义正词严地指出：“长民愤于外交之败，发其爱国之愚，……激励国民，奋于图存，天经地义，不自知其非也。但无加危害于日本人之据，彼日本人绝无可以抗议之理由。”字字铿锵，掷地有声，表现出了一位爱国斗士的豪迈气概。
林长民留学日本多年，结交过许多日本朋友，曾言：“日本旧交，时有过访，各以国家利害反复辩论。”他想借助这种非官方的外交方式，尽可能扩大彼此的沟通和理解。后来，他感觉这种旧交之间的互动毕竟影响有限，于是“以至诚恳之意”，写了一篇《敬告日本人书》，围绕中日关系中的若干重大问题作了富有逻辑力量的条分缕析。针对日本人所谓“关系山东条约，吾国早经签字，不能翻异也”的论调，林长民指出：“呜呼！山东条约，果以何种形式何种手段而成立耶？余前告日本某君，称为手枪威吓迫定家产让彼之契约也。苟有机会，可以诉吾被胁者，安得禁止吾人之主张。”针对日本人所主张的“条约之尊严，与国际之信义”，他以历史事实为据，驳斥道：“若云信义，日本攻取青岛，当时即有交还吾国之宣言，并未附以条件也。民国四年交涉发生，从无条件交还，变为有条件矣，所谓信义者安在？”针对日本人所谓山东权利得自德国而非取之于中国的论调，林长民依据国际法原则，指出：“中德交战，条约消灭。日本承继关系，全无根据矣。”在该书篇末，林长民正告说：“愿君等痛下决心，一涤前慝。苟知其误，勿事迁延。果有以恢复吾全国最大多数人之情感，且予之以可信者百年之计，自然之利，岂在今日所得之下。”
林长民这篇《敬告日本人书》试图通过揭露日本统治者所做的无理不义之事来感召、唤醒日本民众，堪称公众外交史上的一篇雄文。后来，这篇文章被译成日文，一个时期在日本国内及驻华日本军方人士中引起了广泛重视。
除了梁启超、林长民之外，还有许多社会名流在五四时期的公众外交舞台上活跃过。比如余日章。
余日章在政界、学界、宗教界等有着广泛而丰富的经历，并与欧美青年和社会各界长期保持密切的联系。
他曾多次出访美国，1915年5至9月參加北洋政府农商部实业考察团赴美考察期间，先后在造访的多个大中城市发表演讲共达90次，很多听众深为他的精彩演讲所折服。“一战”结束后，直到巴黎和会期间，日本为达到承继德国在华利益的目的，对世界各国广造舆论，其中就包括“用种种手段运动报界，欺蒙美人”。此时担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正在出访美国的余日章见此情形，积极应对，面向美国公众持续展开有针对性的外交活动，终于实现了正本清源的愿望。访美归来之后，余日章在一次演讲中曾颇为自豪地说：“自吾人到美后到处赴会演讲中国情形，并联络留学界协力进行。美国舆论为之一变。”
再如当时的国民党人张继、何天炯、戴季陶，1919年5月8日，他们与日本在上海各报、各通讯社的特派员和主笔进行交流，并联名发表了《告日本国民书》，痛切地指出：“最近欧洲讲和会议开始以来，中国国民因日本坚持其侵略山东之主张，于是对日本之恶感，更达沸点。”他们坦诚相告：“刺激中国国民，使中国国民对于日本怀怨恨与恐怖之心者，有两大事实。其一为朝鲜问题。……其二为台湾问题。”关于台湾问题，“中国因战败之故，割让台湾于日本。……而日本此种统治台湾之政策，为日本奴视中国人之铁证”。“关于山东问题，日本最近之行动，尤使中国人民完全失望”，“中国人民今已无可忍受矣”。他们最后指出：“余等对于日本与中国之国交，向来主张两国国民之亲睦”，“深望贤明之日本国民，以自由平等互助之精神，自根本上改造其政治组织，罢除其传统的政策，以与世界民主的文明潮流俱进”。通观全书，慷慨悲壮、激情洋溢，而寄厚望于日本人民、重建睦邻友好中日关系的真情表露，更道出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展示了中国人民的宽广胸怀。
参考文献：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五四爱国运动资料[Z].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3]欧美留学生代表递交英美法意四公使书[N].晨报,1919-0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