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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土地流转机制
——在坚持农户自愿基础上，探索创建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等多种方式的土地流转机制，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为规模化种植、专业化经营、标准化生产打下基础。
作为农民，喻政礼对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
闲来无事时，５７岁的他常常带着两岁的小外孙，去枇杷林里走走。
“看看我们家的土地。”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０日这天中午，喻政礼又带着外孙来到枇杷林。
这片１０００多亩的枇杷林地，是大足区棠香街道五星村的土地。
如今，喻政礼一家七口人的六亩多地，以每年近６０００元的价格流转给了重庆长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换作前几年，我不会把自家的地流转出去。”喻政礼说，“那时候，土地流转太乱了。”
大足区推出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范化管理和服务，让喻政礼的忧虑烟消云散。
搭建管理平台
２００９年底，大足商人梁本万、黎红、唐遂良不期而遇。
“现在国家支持农业发展，农业大有可为呀！”
“那我们也去种菜？”
“好！”
“只搞无公害蔬菜，太单一了。”
“那再搞开心农场。”
“还可以发展生态农业观光。”
…………
三人你一言我一语，这个农业项目计划越来越详尽。
“不过，土地怎么办？”黎红的一个提问，让两个大男人忽然安静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三人跑遍了大足，最终看中了土地较平坦的智凤镇新店村。
“土地流转是个大问题。”三人都没有搞蔬菜种植的经验。
“要形成规模经济，至少得两千亩吧，农民那么分散，光是租地就够呛。”
“要是发生扯皮的事，就更恼火了。”
忐忑之际，他们联系上了大足县（现大足区）农委农经科科长张常远和智凤镇副镇长胡健。
梁本万向两人提出了自己的土地流转疑惑。
“如今，大足早已建立了三级土地流转管理服务平台。”张常远向梁本万介绍。
原来，大足在２００７年就成立了农村土地流转领导小组，同时在县、街（镇、乡）分别成立了农村土地流转中心，负责土地储备、经营和管理，指导签订、督促兑现土地流转协议，调解土地流转引发的纠纷。
在农村，政府鼓励村民成立了独立民间组织——农村土地流转协会。
“三级土地流转管理服务平台将为你们协调土地流转事宜。”张常远说。
梁本万等人坚定了创业想法。
审查“防火墙”
对于梁本万等人的进村，新店村土地流转协会负责人许建心存疑虑。
“他们有经营能力吗？”
“他们讲信用吗？”
“他们以前是干什么的？”
…………
近年来，到农村“淘金”的业主日益增多，不少经营能力不强甚至没有经营能力的人，也混了进来。
“不少业主抗风险能力差，一旦出事，苦的还是我们农民。”许建说。
不过，许建并不着急，因为他上面有一道审查“防火墙”。
原来，镇农村土地流转中心是规模经营业主农业经营能力的审查机构。“凡是接到２０亩以上的农村土地流转申请后，我们就会对业主的经营能力进行审查。”张常远说。
梁本万等人要流转的土地达２００３亩，智凤镇自然要慎重。
智凤镇农村土地流转中心开始对梁本万等人的经营能力展开审查——核实梁本万等人的身份证、工商营业执照、投资项目计划书、资信证明等材料。
随后，镇农村土地流转中心又针对投资项目计划书中的拟经营项目，对照法律法规、环境保护政策等进行考察评估。
２０１０年初，许建接到了镇土地流转中心的审查报告——梁本万、黎红、唐遂良经营能力、资信情况良好。
“这下子我们就放心了。”许建说。
规范化合同
“我不同意！”智凤镇新店村二组村民唐洪珍态度坚决。
２０１０年初的一天，上门洽谈土地流转事宜的村干部碰了一鼻子灰。
唐洪珍家有六亩地，一直荒着，却不愿拿出来流转。
是何原因让唐洪珍态度如此坚决？“这些大户不讲信用。”唐洪珍说。
原来，上世纪９０年代，一种植大户租了新店村原四组的地。后来，该大户反悔，跑了。
“钱没拿到，春耕又过了，这一年没收成，亏大了！”虽时隔多年，每每想起此事，唐洪珍就一肚子气。
“我们会签订合同。”
“‘土合同’，没用！”唐洪珍说。
村民与承包户私下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很容易造成纠纷。
对此，张常远深有体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４日，来自国梁镇全力村的邢光禄找到张常远“告状”。
“我的地没了！”邢光禄说。
２００３年２月，邢光禄把自家土地转包给了村民郑世良，没有签订规范的合同。于是，在后来的农村土地确权颁证中，邢光禄的土地被登记到郑世良名下。
“我的地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没了！”邢光禄怒吼着。
后经过张常远的深入调查，有关部门为他重新进行了土地确权颁证。
为了解决“土合同”问题，大足县（现大足区）农委随即在全县统一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格式。
“土地流转各方的权利义务都写得清清楚楚。”张常远说，“集中流转十亩以上的，转包合同要报区土地流转中心备案。”
有了统一规范的流转合同后，唐洪珍吃了一颗“定心丸”，将自家的六亩地流转了出去。
保证金制度
万事俱备后，梁本万等三人准备大展拳脚——建一个“猪—沼—菜”循环农业系统。
不过，修建水泥道路、猪舍、沼气池等基础设施，会改变部分流转土地的用途。
５６岁的何汉秀有点不乐意了。
“你在地里修路建沼气池，哪天你们跑了，我们怎么种庄稼？”何汉秀瞪眼问。
同样的问题，也曾困扰着张常远，他想起一宗五年前的土地流转案件。
２００３年，铜梁正邦苗木有限公司到大足雍溪镇石堡村施家坝流转了２６０亩土地，发展苗木。
正邦公司对土地进行了部分改造。可２００５年，正邦公司突然不辞而别。“复垦费怎么办？”村民们欲哭无泪。
最后，镇政府筹措了２５万余元，代正邦公司支付了老百姓的土地流转费，并为其复垦。
此事，在大足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防微杜渐，２００８年后，大足建立了土地流转保证金制度。
最终，梁本万等人与新店村土地流转协会、流出方农户达成了协议，梁本万等人缴纳了一万元土地流转保证金，存入指定的银行账户。
“猪—沼—菜”循环农业系统最终建成。
“如今，我们每年的营业额有５００多万元。”梁本万扶了一下眼镜说。
唐洪珍和何汉秀的日子，也过得美滋滋的。
“每年土地流转费能得５０００元，在基地务工能得两万多元，还能照顾孙子，真好！”唐洪珍说。
这套漂亮的“组合拳”，有效地提升了土地流转规范化管理和服务水平。截至２０１３年１月，大足累计流转农村土地４１万亩。
２０１２年９月，大足区被农业部确定为农村土地流转规范化管理和服务的试点地区。
——在坚持农户自愿基础上，探索创建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等多种方式的土地流转机制，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为规模化种植、专业化经营、标准化生产打下基础。
作为农民，喻政礼对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
闲来无事时，５７岁的他常常带着两岁的小外孙，去枇杷林里走走。
“看看我们家的土地。”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０日这天中午，喻政礼又带着外孙来到枇杷林。
这片１０００多亩的枇杷林地，是大足区棠香街道五星村的土地。
如今，喻政礼一家七口人的六亩多地，以每年近６０００元的价格流转给了重庆长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换作前几年，我不会把自家的地流转出去。”喻政礼说，“那时候，土地流转太乱了。”
大足区推出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范化管理和服务，让喻政礼的忧虑烟消云散。
搭建管理平台
２００９年底，大足商人梁本万、黎红、唐遂良不期而遇。
“现在国家支持农业发展，农业大有可为呀！”
“那我们也去种菜？”
“好！”
“只搞无公害蔬菜，太单一了。”
“那再搞开心农场。”
“还可以发展生态农业观光。”
…………
三人你一言我一语，这个农业项目计划越来越详尽。
“不过，土地怎么办？”黎红的一个提问，让两个大男人忽然安静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三人跑遍了大足，最终看中了土地较平坦的智凤镇新店村。
“土地流转是个大问题。”三人都没有搞蔬菜种植的经验。
“要形成规模经济，至少得两千亩吧，农民那么分散，光是租地就够呛。”
“要是发生扯皮的事，就更恼火了。”
忐忑之际，他们联系上了大足县（现大足区）农委农经科科长张常远和智凤镇副镇长胡健。
梁本万向两人提出了自己的土地流转疑惑。
“如今，大足早已建立了三级土地流转管理服务平台。”张常远向梁本万介绍。
原来，大足在２００７年就成立了农村土地流转领导小组，同时在县、街（镇、乡）分别成立了农村土地流转中心，负责土地储备、经营和管理，指导签订、督促兑现土地流转协议，调解土地流转引发的纠纷。
在农村，政府鼓励村民成立了独立民间组织——农村土地流转协会。
“三级土地流转管理服务平台将为你们协调土地流转事宜。”张常远说。
梁本万等人坚定了创业想法。
审查“防火墙”
对于梁本万等人的进村，新店村土地流转协会负责人许建心存疑虑。
“他们有经营能力吗？”
“他们讲信用吗？”
“他们以前是干什么的？”
…………
近年来，到农村“淘金”的业主日益增多，不少经营能力不强甚至没有经营能力的人，也混了进来。
“不少业主抗风险能力差，一旦出事，苦的还是我们农民。”许建说。
不过，许建并不着急，因为他上面有一道审查“防火墙”。
原来，镇农村土地流转中心是规模经营业主农业经营能力的审查机构。“凡是接到２０亩以上的农村土地流转申请后，我们就会对业主的经营能力进行审查。”张常远说。
梁本万等人要流转的土地达２００３亩，智凤镇自然要慎重。
智凤镇农村土地流转中心开始对梁本万等人的经营能力展开审查——核实梁本万等人的身份证、工商营业执照、投资项目计划书、资信证明等材料。
随后，镇农村土地流转中心又针对投资项目计划书中的拟经营项目，对照法律法规、环境保护政策等进行考察评估。
２０１０年初，许建接到了镇土地流转中心的审查报告——梁本万、黎红、唐遂良经营能力、资信情况良好。
“这下子我们就放心了。”许建说。
规范化合同
“我不同意！”智凤镇新店村二组村民唐洪珍态度坚决。
２０１０年初的一天，上门洽谈土地流转事宜的村干部碰了一鼻子灰。
唐洪珍家有六亩地，一直荒着，却不愿拿出来流转。
是何原因让唐洪珍态度如此坚决？“这些大户不讲信用。”唐洪珍说。
原来，上世纪９０年代，一种植大户租了新店村原四组的地。后来，该大户反悔，跑了。
“钱没拿到，春耕又过了，这一年没收成，亏大了！”虽时隔多年，每每想起此事，唐洪珍就一肚子气。
“我们会签订合同。”
“‘土合同’，没用！”唐洪珍说。
村民与承包户私下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很容易造成纠纷。
对此，张常远深有体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４日，来自国梁镇全力村的邢光禄找到张常远“告状”。
“我的地没了！”邢光禄说。
２００３年２月，邢光禄把自家土地转包给了村民郑世良，没有签订规范的合同。于是，在后来的农村土地确权颁证中，邢光禄的土地被登记到郑世良名下。
“我的地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没了！”邢光禄怒吼着。
后经过张常远的深入调查，有关部门为他重新进行了土地确权颁证。
为了解决“土合同”问题，大足县（现大足区）农委随即在全县统一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格式。
“土地流转各方的权利义务都写得清清楚楚。”张常远说，“集中流转十亩以上的，转包合同要报区土地流转中心备案。”
有了统一规范的流转合同后，唐洪珍吃了一颗“定心丸”，将自家的六亩地流转了出去。
保证金制度
万事俱备后，梁本万等三人准备大展拳脚——建一个“猪—沼—菜”循环农业系统。
不过，修建水泥道路、猪舍、沼气池等基础设施，会改变部分流转土地的用途。
５６岁的何汉秀有点不乐意了。
“你在地里修路建沼气池，哪天你们跑了，我们怎么种庄稼？”何汉秀瞪眼问。
同样的问题，也曾困扰着张常远，他想起一宗五年前的土地流转案件。
２００３年，铜梁正邦苗木有限公司到大足雍溪镇石堡村施家坝流转了２６０亩土地，发展苗木。
正邦公司对土地进行了部分改造。可２００５年，正邦公司突然不辞而别。“复垦费怎么办？”村民们欲哭无泪。
最后，镇政府筹措了２５万余元，代正邦公司支付了老百姓的土地流转费，并为其复垦。
此事，在大足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防微杜渐，２００８年后，大足建立了土地流转保证金制度。
最终，梁本万等人与新店村土地流转协会、流出方农户达成了协议，梁本万等人缴纳了一万元土地流转保证金，存入指定的银行账户。
“猪—沼—菜”循环农业系统最终建成。
“如今，我们每年的营业额有５００多万元。”梁本万扶了一下眼镜说。
唐洪珍和何汉秀的日子，也过得美滋滋的。
“每年土地流转费能得５０００元，在基地务工能得两万多元，还能照顾孙子，真好！”唐洪珍说。
这套漂亮的“组合拳”，有效地提升了土地流转规范化管理和服务水平。截至２０１３年１月，大足累计流转农村土地４１万亩。
２０１２年９月，大足区被农业部确定为农村土地流转规范化管理和服务的试点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