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年来，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许多电影作品在数字特效方面有所强化，呈现出影像修辞奇观化的倾向，使得电影对技术的依赖日益强烈。而韩国电影虽然依旧在制作技术上精益求精，但始终热衷的是政治揭示、伦理剖解和社会批判。前不久，奉俊昊执导的《寄生虫》获奖，是韩国电影越发关注社会阶层差异与矛盾的佐证，它们都没有回避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所带来的残酷离心力，非常引人关注。的确，社会变迁的惆怅、边缘人群的艰难生存、为富者内里的空虚与畸形以致扭曲和疯狂，关于此类社会阶层问题的揭示始终是韩国电影一直探寻的精神内核。李沧东的《燃烧》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送货员兼业余写手李钟秀偶遇昔日邻居申惠美后萌生情意，然而惠美非洲之行带回富二代BEN，三人见面后不久惠美失踪，钟秀遍寻不着，渐渐意识到惠美可能为BEN所杀。最后的结局不知是不是钟秀的幻觉，他拔刀刺死了BEN。电影糅合了爱情、悬疑、剧情等多种元素，前半部分用琐碎凡庸的生活和温情叙事勾起了观众内心的情感微澜，其细腻的情感叙事为后半部分剧情的反转作了映衬，也为主人公忧伤的结局平添了更为伤痛的色彩。导演李沧东将故事设置在不安的社会环境和压抑的社会氛围中，通过生活化的呈现推进故事，对“人性”抽丝剥茧，其间选择尖锐的当代韩国社会问题作为叙事切入，以悬置暧昧不明的结局拷问社会。尤其深受西方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存在主义哲学中关注的最核心问题——人类生存的价值与意义问题，在该片中得以深入传达，使得韩国剧情片具备了更为厚重的人文特质。本文欲从边缘人的孤独和无奈、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呈现，以及人性不可测的深度思考和探寻等方面论述影片是如何揭示人类的存在境况与存在本质的。
一、边缘人：个体生命的孤独感
韩国电影从来不缺少对边缘人群的关切和展示，常常不遗余力地挖掘他们的伤痛与别离、挣扎与毁灭。尤其是能对精神的创伤与情感的撕裂进行独到的表达。李沧东的《绿洲》、金圣茂《先知者的夜晚》、宋海星的《白兰》等影片都用影像完成了电影对社会的现实观照与理性剖析，表现了病态的、“罪”的社会。片中那些在默默活着、忍受煎熬压抑的边缘人，更是在冰冷的社会中遭受生活的起起伏伏。在存在主义哲学看来，从根本上说，人的生存是一种境遇中的存在，这个重要命题就是生存境遇说，认为人并没有选择他的那种特殊境遇，但是他发现自己被一个不熟悉人、也不友好的环境钳制和包围。存在主义大师萨特曾经指出：世界是荒谬的。”[1]
《燃烧》里男女主人公都是在底层求生存被无视的社会边缘人。男主人公李钟秀没有华丽的家境，只有离家出走的母亲、因患有愤怒障碍症打人入狱的父亲、已经出嫁不在家中的姐姐。家庭的残缺与情感的匮乏，他默默隐忍着，匍匐与偷生在逐利社会中。钟秀的家庭状态，隐喻了韩国传统的家庭伦理情感的残缺和疏离。后工业社会里人们物质上丰足了，但是内心的失落感、疏離感和孤独感无法排解，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疏离，人与社会之间的脱节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影片截取与放大边缘人孤独迷惘的一面，使之令人震惊与思考。钟秀孤身一人，住在冰冷、破旧的家宅里。即使身处相对繁华的都市中，喧嚣繁杂的氛围里，主人公浑身上下透着孤独的味道。“人的孤独”成为人们最关心的话题，人与人因为内心的封闭，情感表达与沟通的障碍，而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人类存在意义的最大威胁是怎样面对生来就有的存在孤独。“人的孤独”，是存在主义哲学对这个荒诞的世界下的基本定义之一，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表明，作为“存在”的人，面对的是“虚无”、孤独无依，永远陷入烦恼和痛苦当中。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人与他自下而上的世界相脱节，人面对一个自身无法理解的世界，即是一个荒诞的世界，人永远只有忧虑、恐惧和孤独。[2]
但李沧东并不仅仅只渲染“孤独”这样的情绪，他塑造的主人公也是一名写作者，也许靠着写作，能让情感在自己的笔下左冲右突，寻求着排遣的出口。他偶遇了一位身负卡债的邻居女孩惠美，体会了一份突如其来又简朴的情爱，邂逅短暂交往又很快离别。重逢之后女孩身边已经有了别人。那个人叫BEN，是个富二代，在经济上与他们差异巨大，家庭富裕而稳定。钟秀退守一旁，默默喜欢。然而影片最后，当钟秀意识到BEN已经杀害惠美时，不知是想象还是真实地发生，他用自毁的方式刺死BEN为她复仇。“在他试图控制他的境遇时，他碰到了新的顽固的限制，不可避免地会暴露他所不能应对的人的状况的最基本的界限，例如痛苦、孤独、虚无、罪恶、死亡，这些都是人的生存的组成部分，它们既是抵御一切攻击的‘墙’，同时也是将人毁灭的原因，它们把矛盾、危机不断地插入人的生活。”[3]
邻居女孩申惠美，没有以往韩国银幕上贤德、清纯或野蛮的女性形象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平凡如她，总显露着一张灿烂的笑脸，在男性面前生动地展示着女性的魅力与活力。其实，她也是孤独的，家人并不关心她的安危，在富家子BEN的眼中，她就像无人在意的、韩国遍地都是的塑料棚。她蜗居在逼仄的空间里，除了一间房，就是窄小的洗手间。这些司空见惯、密密匝匝的日常生活物品和场景，充满了生活气息和物质的窘迫，这是钟秀和惠美亲密接触的地点，也是惠美走后钟秀最流连忘返的地方。钟秀常常躺在惠美的床上，眼望窗外，内心涌动着无可名状的悸动和欲望。虽然屋内的摆设相当驳杂，但影片试图于有限的空间内创造出无限的戏剧性情境，使得人物的感情张力有释放的可能。
李沧东似乎不满足仅仅外在揭示时代症候、道德习俗对年轻人的压制，他在电影中更注重深入内里的表达。他通过摄影机的巧妙调度与演员精确、细致的表演，在全知的镜头前，表现夕阳下舞蹈，如花岁月里惠美曼妙的半裸身姿在极其瑰丽的夕阳下放飞，又似欲挣脱出去，渐渐随着夕阳西下而隐没，每个镜头韵味无穷，是她迷惘、孤独、悲凉的极致体现，宣泄压抑和困扼的灵魂束缚，达到了无声胜有声的抒情高潮，使观众的情绪上升到一个极致，让观众对她产生了无限的怜悯。此情境既增加了这些场景的情节内涵，又加强了人物情感的无限张力，同时引发对于爱情、生命的思考……在环境的选择塑造上，将镜头放置于带有烟火气的生活中，又在其中寻找诗意与哲思。在边缘人生存时空维度中展示现代人的整体生存状态，表达了一种对当代生活、对韩国人的挣扎与奋斗的关注，更多地揭示了现代文明中变异的人物精神状态，与主流疏离甚至对抗，却依然在挣扎与痛悔，当下的自我和整个人类世界究竟该如何“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凸显了作品的存在主义思想印痕。 二、存在：生存意义和价值呈现
在李沧东看来，那些边缘人的生存游离于主流之外，似乎与一般人不同，但他们却更能体会平静生活中隐藏的苦涩和茫然。“爱”和复仇是其表层内涵，深层里他关注的是人在社会中的生存状态，生存意义以及生命价值的呈现，所传递的生命哲思具有普遍性，“存在主义在悲观的色调之下，转而追寻个体存在的意义，彰显人的价值。个体需要用自己的行为对抗世界的荒谬”[4]。
主人公钟秀的父母没有给予他存在于世界上的意义和价值，生命存在就是如此琐碎与无奈，茫然中无处也无心去追寻人生的意义与存在的价值。后来，遇到惠美，让他生命多了期待与希望。他与惠美的关系更多是心理的支持而不是物质的共享，惠美追寻生存的价值，照亮了钟秀荒芜的心灵，不啻为急功近利的都市关系提供了另类而必需的选择。他珍视这份情谊，潜藏心底，默默守护，虽说遗憾，却无法抵抗地让人感动，看似平淡，但却认真细腻地表达了对人生对生活的体悟：无奈、无助与无解的迷茫，人就在这样的琐碎与平凡中度过。然而，钟秀又不甘于生命的荒芜与平庸，对于惠美生存意义的追寻，他也是期待的，他也在寻找自我存在价值，在庸常与其抵抗的矛盾中进退维谷，在付出与妥协中寻找自我，显示出人生存在的本来面目和生活的本质，又试图导引出都市中人的存在价值、生命的意义与悖论。
片中惠美是一个很灵动的女子，虽然她的人生许多时候根本无法自由选择，只是任由命运来左右，包括情感在内。她在那种艰辛与无奈的生存书写中透出对生存价值与意义的追求。她喜欢到外面看看，于是去非洲旅行，试图追寻人存在的价值，包含着生命个体对生存价值、生命意义的痛苦求解。存在主义思想认为，生命起初毫无意义，个体必须自行赋予生命独特的意义，由此来塑造人的本质。人与非物质体的区别在于“人类可以掌控和塑造自己的生命，并通过自由选择来创造价值”[5]。“只要有人的存在，人类就一直会不断追问当下存在的价值、存在的方式及其意义。”[6]她不甘于凡俗，除去一切温情脉脉的自我欺骗，去远方追寻，直面存在的勇气，破解无处可躲的孤独，坦然面对真实的自我和真实的存在。
不幸地，她遇上了恶魔，追寻生存意义的出外探险变成噩梦，单独的个体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实际上是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的。外面的世界危机四伏，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无比巨大的荒诞的存在，她不幸被凶手当做随处可见的塑料棚毁掉，正如雅斯贝斯所讲的：“悲剧能够惊人地透视所有实际存在和发生的人情事物;在它沉默的顶点，悲剧暗示出并实现了人类的最高可能性。”[7]可以看出，作者从深层次上剖析了个体存在无法逃避的生存困境，从而赋予其发人深思的独特内涵。当人性的“人”遭遇非人性的“人”時，残酷的现实便将深入骨髓的“痛”传达给了观众。而这种情感的表达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叔本华对人生的悲观论述：“除以受苦为生活的直接目的之外，人生就没有什么目的可言……个别的不幸，固然似为不期而遇的事物，但作为通常的不幸，则事出一辙，可见是必然的。”[8]惠美的不幸，更多是被命运操弄、粉碎后的无可奈何。只不过，这种无奈在痛定思痛后更多了某些意味。
惠美的生命探索和价值追求仍旧是有意义的：目的是没有的，过程就是一切，为自由而战与追寻意义的力量超越了死亡可能带来的荒谬感。萨特曾说，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原因是他认为人可以用行动去决定自己的本质，活成自己想成为的样子。因此，存在主义哲学也是“行动哲学”[9]，对人仍然具有启示作用。
三、阶层差异 人性拷问
一直以来，不同阶层的情状和它们彼此之间的差异或矛盾乃至剧烈冲突都引人瞩目，甚至成为重要的话题性事件。正如韩国电影《寄生虫》《熔炉》《恐怖直播》等作品，都展现了貌似平静枯燥的生活下恐怖、噩梦般的另一面，将基于人性的考量置于冰冷的阶层差异与特定的戏剧性情境中，一方面呈现了阶层对个体所造成的压抑与痛苦，另一方面又揭示了现实世界的不公平和荒谬，将人性善恶及其多变性、思辨性、复杂性加以淋漓尽致地展现。
阶层问题往往与其他社会问题有着盘根错节的关联，并不是孤立与断裂的，而电影对阶层的表现一般是以戏剧化的形式来促进观众的觉醒，《寄生虫》触及了社会背后隐含的阶层与权力问题。当代的韩国社会在阶层分化的语境中充满了裂隙与异化，然而，《燃烧》展现出了底层阶层的情感困境以及阶层之间的冲突，它们都对现实世界及人性的黑暗面加以揭露，但最终仍是在追求社会秩序与伦理关系中走向毁灭。
各阶层价值观并不统一。影片将BEN作为社会高阶层的人的代表进行了适度还原，外表和煦、正常的形象，却携带着异乎寻常的疯狂，尤其烙印了深层次的变态，对应着人性深处的极度扭曲，是被欲望所驱使的生命个体，惨虐而孤独的灵魂，面对他人鲜活的生命时，他的疯狂使得其人性阴暗面大爆发，以其充满生命悖论的行为展现人性的丑陋与黑暗。
一种原始、扭曲又极致的感觉着实令人心寒。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化进程无疑加速了人的工具化和异化，用无言的假面来隐秘缝合现代化所造成的个体的异化，人性变得异常空洞又邪恶。片中BEN的无聊空虚乃至无穷的杀戮，实际上是一场人性和心灵的荒芜、人性黑暗、人情冷漠的写照。这样一种残酷的主题在以李沧东为代表的导演的镜头下都体现得淋漓尽致、令人窒息。
由阶层问题为出发点，扩散出一种带有普世意义和更复杂的情感与欲望交织扭结的问题。现代人信仰多已坍塌，欲望成为每一个物欲膨胀个体的原罪，社会中的黑暗更促发和刺激人性恶的一面，于是，人类的情感在极端的状态下铺陈并迸发。影片拷问人性，对“非人”的人性思考，是导演的人性关怀和冷静直视，挖掘世人深潜于心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评判，也彰显了生命个体的欲望原罪和灵魂深处的向善救赎。
惠美对个人存在的思考和敢于争取却不得不被命运击倒的无可奈何，将社会现实的残酷和无情赤裸裸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在惠美这一生命个体的经历背后，是韩国在社会阶层分化及其产生的巨大差异，从而走向堕落的历史。有关她的悲剧书写，其实有着一种铭刻记忆、见证时代的意义。 影片特别强调，惠美不是无人理睬的塑料棚。她的生命同样珍贵，也有人珍惜。钟秀看到了BEN不可控制的疯狂，最后将他刺死。这个结局其实真假难辨，到底是钟秀写作的幻想还是真实发生，导演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影片将现实与幻想、生命体验与创作体验交织在一起，将心理真实与现实真实杂糅并陈，在不停追索人生意义、生命价值的过程中，凸现明显的存在主义所意指的个人意识流动的非理性色彩。
结语
李沧东的影片现实性很强，具有深切的生活感受，悲伤、苍凉、绝望与压抑，却自有一种忧郁沉静下的哲性思考，同时暗含了当代韩国普遍的心理裂变和文化反思。
结局是否真的杀人了，是想象还是现实？影片没有给出最终答案。观众的疑问，也是存在者对存在本源的追问，隐喻着相应背景里人性的堕落与救赎、人性的闪光点、人生价值的呈现与终极关怀等等。
存在主义关于“孤独、生命和人性”的探讨与思考，在精致、复杂、意义难明的镜头中得以体现。故事情节是残酷的，人物性格是扭曲的，民众的目光是冷漠的，因此才催生了对社会体制各层面抨击的锐气，让观众重新审视现在的生活，拷问心灵。用人文关怀抚慰生命个体，去体验时代变革中的人性悲悯。黑暗残酷背后，是导演悲悯的人文情怀。整部影片舒缓从容、颇具韵味，虽有些沉重，但在更深层次上试图去表达着存在主义主题意蕴，从而使之具有高度的哲学意义。
参考文献：
[1]张宝红.北野武电影的存在主义美学[ J ].电影文学，2015（22）：68.
[2][德]海德格爾.存在与时间[M]//[法]富尔基埃·存在主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134.
[3][8]李玉广.现世困境中的个体抗争——韩国电影《密阳》解读及李沧东[ J ].艺术评论，2008（2）：82，80.
[4]任艾丽.存在主义视阈下电影《花火》浅析[ J ].美与时代，2016（6）：117.
[5]易然.萨特“存在先于本质”理论探析[D].重庆：西南大学，2012.
[6]金丹元，曹琼，顾昉冉.巴赞理论与现实主义、存在主义电影美学的关系及其当下意义[ J ].电影艺术，2008（5）：21.
[7]转引自：朱立元主编，现代西方美学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524.
[9]王文慧.从存在主义的视角分析卧底的生存状态——以电影《新世界》为例[ J ].名作欣赏，2017（5）：170.
一、边缘人：个体生命的孤独感
韩国电影从来不缺少对边缘人群的关切和展示，常常不遗余力地挖掘他们的伤痛与别离、挣扎与毁灭。尤其是能对精神的创伤与情感的撕裂进行独到的表达。李沧东的《绿洲》、金圣茂《先知者的夜晚》、宋海星的《白兰》等影片都用影像完成了电影对社会的现实观照与理性剖析，表现了病态的、“罪”的社会。片中那些在默默活着、忍受煎熬压抑的边缘人，更是在冰冷的社会中遭受生活的起起伏伏。在存在主义哲学看来，从根本上说，人的生存是一种境遇中的存在，这个重要命题就是生存境遇说，认为人并没有选择他的那种特殊境遇，但是他发现自己被一个不熟悉人、也不友好的环境钳制和包围。存在主义大师萨特曾经指出：世界是荒谬的。”[1]
《燃烧》里男女主人公都是在底层求生存被无视的社会边缘人。男主人公李钟秀没有华丽的家境，只有离家出走的母亲、因患有愤怒障碍症打人入狱的父亲、已经出嫁不在家中的姐姐。家庭的残缺与情感的匮乏，他默默隐忍着，匍匐与偷生在逐利社会中。钟秀的家庭状态，隐喻了韩国传统的家庭伦理情感的残缺和疏离。后工业社会里人们物质上丰足了，但是内心的失落感、疏離感和孤独感无法排解，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疏离，人与社会之间的脱节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影片截取与放大边缘人孤独迷惘的一面，使之令人震惊与思考。钟秀孤身一人，住在冰冷、破旧的家宅里。即使身处相对繁华的都市中，喧嚣繁杂的氛围里，主人公浑身上下透着孤独的味道。“人的孤独”成为人们最关心的话题，人与人因为内心的封闭，情感表达与沟通的障碍，而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人类存在意义的最大威胁是怎样面对生来就有的存在孤独。“人的孤独”，是存在主义哲学对这个荒诞的世界下的基本定义之一，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表明，作为“存在”的人，面对的是“虚无”、孤独无依，永远陷入烦恼和痛苦当中。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人与他自下而上的世界相脱节，人面对一个自身无法理解的世界，即是一个荒诞的世界，人永远只有忧虑、恐惧和孤独。[2]
但李沧东并不仅仅只渲染“孤独”这样的情绪，他塑造的主人公也是一名写作者，也许靠着写作，能让情感在自己的笔下左冲右突，寻求着排遣的出口。他偶遇了一位身负卡债的邻居女孩惠美，体会了一份突如其来又简朴的情爱，邂逅短暂交往又很快离别。重逢之后女孩身边已经有了别人。那个人叫BEN，是个富二代，在经济上与他们差异巨大，家庭富裕而稳定。钟秀退守一旁，默默喜欢。然而影片最后，当钟秀意识到BEN已经杀害惠美时，不知是想象还是真实地发生，他用自毁的方式刺死BEN为她复仇。“在他试图控制他的境遇时，他碰到了新的顽固的限制，不可避免地会暴露他所不能应对的人的状况的最基本的界限，例如痛苦、孤独、虚无、罪恶、死亡，这些都是人的生存的组成部分，它们既是抵御一切攻击的‘墙’，同时也是将人毁灭的原因，它们把矛盾、危机不断地插入人的生活。”[3]
邻居女孩申惠美，没有以往韩国银幕上贤德、清纯或野蛮的女性形象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平凡如她，总显露着一张灿烂的笑脸，在男性面前生动地展示着女性的魅力与活力。其实，她也是孤独的，家人并不关心她的安危，在富家子BEN的眼中，她就像无人在意的、韩国遍地都是的塑料棚。她蜗居在逼仄的空间里，除了一间房，就是窄小的洗手间。这些司空见惯、密密匝匝的日常生活物品和场景，充满了生活气息和物质的窘迫，这是钟秀和惠美亲密接触的地点，也是惠美走后钟秀最流连忘返的地方。钟秀常常躺在惠美的床上，眼望窗外，内心涌动着无可名状的悸动和欲望。虽然屋内的摆设相当驳杂，但影片试图于有限的空间内创造出无限的戏剧性情境，使得人物的感情张力有释放的可能。
李沧东似乎不满足仅仅外在揭示时代症候、道德习俗对年轻人的压制，他在电影中更注重深入内里的表达。他通过摄影机的巧妙调度与演员精确、细致的表演，在全知的镜头前，表现夕阳下舞蹈，如花岁月里惠美曼妙的半裸身姿在极其瑰丽的夕阳下放飞，又似欲挣脱出去，渐渐随着夕阳西下而隐没，每个镜头韵味无穷，是她迷惘、孤独、悲凉的极致体现，宣泄压抑和困扼的灵魂束缚，达到了无声胜有声的抒情高潮，使观众的情绪上升到一个极致，让观众对她产生了无限的怜悯。此情境既增加了这些场景的情节内涵，又加强了人物情感的无限张力，同时引发对于爱情、生命的思考……在环境的选择塑造上，将镜头放置于带有烟火气的生活中，又在其中寻找诗意与哲思。在边缘人生存时空维度中展示现代人的整体生存状态，表达了一种对当代生活、对韩国人的挣扎与奋斗的关注，更多地揭示了现代文明中变异的人物精神状态，与主流疏离甚至对抗，却依然在挣扎与痛悔，当下的自我和整个人类世界究竟该如何“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凸显了作品的存在主义思想印痕。 二、存在：生存意义和价值呈现
在李沧东看来，那些边缘人的生存游离于主流之外，似乎与一般人不同，但他们却更能体会平静生活中隐藏的苦涩和茫然。“爱”和复仇是其表层内涵，深层里他关注的是人在社会中的生存状态，生存意义以及生命价值的呈现，所传递的生命哲思具有普遍性，“存在主义在悲观的色调之下，转而追寻个体存在的意义，彰显人的价值。个体需要用自己的行为对抗世界的荒谬”[4]。
主人公钟秀的父母没有给予他存在于世界上的意义和价值，生命存在就是如此琐碎与无奈，茫然中无处也无心去追寻人生的意义与存在的价值。后来，遇到惠美，让他生命多了期待与希望。他与惠美的关系更多是心理的支持而不是物质的共享，惠美追寻生存的价值，照亮了钟秀荒芜的心灵，不啻为急功近利的都市关系提供了另类而必需的选择。他珍视这份情谊，潜藏心底，默默守护，虽说遗憾，却无法抵抗地让人感动，看似平淡，但却认真细腻地表达了对人生对生活的体悟：无奈、无助与无解的迷茫，人就在这样的琐碎与平凡中度过。然而，钟秀又不甘于生命的荒芜与平庸，对于惠美生存意义的追寻，他也是期待的，他也在寻找自我存在价值，在庸常与其抵抗的矛盾中进退维谷，在付出与妥协中寻找自我，显示出人生存在的本来面目和生活的本质，又试图导引出都市中人的存在价值、生命的意义与悖论。
片中惠美是一个很灵动的女子，虽然她的人生许多时候根本无法自由选择，只是任由命运来左右，包括情感在内。她在那种艰辛与无奈的生存书写中透出对生存价值与意义的追求。她喜欢到外面看看，于是去非洲旅行，试图追寻人存在的价值，包含着生命个体对生存价值、生命意义的痛苦求解。存在主义思想认为，生命起初毫无意义，个体必须自行赋予生命独特的意义，由此来塑造人的本质。人与非物质体的区别在于“人类可以掌控和塑造自己的生命，并通过自由选择来创造价值”[5]。“只要有人的存在，人类就一直会不断追问当下存在的价值、存在的方式及其意义。”[6]她不甘于凡俗，除去一切温情脉脉的自我欺骗，去远方追寻，直面存在的勇气，破解无处可躲的孤独，坦然面对真实的自我和真实的存在。
不幸地，她遇上了恶魔，追寻生存意义的出外探险变成噩梦，单独的个体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实际上是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的。外面的世界危机四伏，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无比巨大的荒诞的存在，她不幸被凶手当做随处可见的塑料棚毁掉，正如雅斯贝斯所讲的：“悲剧能够惊人地透视所有实际存在和发生的人情事物;在它沉默的顶点，悲剧暗示出并实现了人类的最高可能性。”[7]可以看出，作者从深层次上剖析了个体存在无法逃避的生存困境，从而赋予其发人深思的独特内涵。当人性的“人”遭遇非人性的“人”時，残酷的现实便将深入骨髓的“痛”传达给了观众。而这种情感的表达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叔本华对人生的悲观论述：“除以受苦为生活的直接目的之外，人生就没有什么目的可言……个别的不幸，固然似为不期而遇的事物，但作为通常的不幸，则事出一辙，可见是必然的。”[8]惠美的不幸，更多是被命运操弄、粉碎后的无可奈何。只不过，这种无奈在痛定思痛后更多了某些意味。
惠美的生命探索和价值追求仍旧是有意义的：目的是没有的，过程就是一切，为自由而战与追寻意义的力量超越了死亡可能带来的荒谬感。萨特曾说，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原因是他认为人可以用行动去决定自己的本质，活成自己想成为的样子。因此，存在主义哲学也是“行动哲学”[9]，对人仍然具有启示作用。
三、阶层差异 人性拷问
一直以来，不同阶层的情状和它们彼此之间的差异或矛盾乃至剧烈冲突都引人瞩目，甚至成为重要的话题性事件。正如韩国电影《寄生虫》《熔炉》《恐怖直播》等作品，都展现了貌似平静枯燥的生活下恐怖、噩梦般的另一面，将基于人性的考量置于冰冷的阶层差异与特定的戏剧性情境中，一方面呈现了阶层对个体所造成的压抑与痛苦，另一方面又揭示了现实世界的不公平和荒谬，将人性善恶及其多变性、思辨性、复杂性加以淋漓尽致地展现。
阶层问题往往与其他社会问题有着盘根错节的关联，并不是孤立与断裂的，而电影对阶层的表现一般是以戏剧化的形式来促进观众的觉醒，《寄生虫》触及了社会背后隐含的阶层与权力问题。当代的韩国社会在阶层分化的语境中充满了裂隙与异化，然而，《燃烧》展现出了底层阶层的情感困境以及阶层之间的冲突，它们都对现实世界及人性的黑暗面加以揭露，但最终仍是在追求社会秩序与伦理关系中走向毁灭。
各阶层价值观并不统一。影片将BEN作为社会高阶层的人的代表进行了适度还原，外表和煦、正常的形象，却携带着异乎寻常的疯狂，尤其烙印了深层次的变态，对应着人性深处的极度扭曲，是被欲望所驱使的生命个体，惨虐而孤独的灵魂，面对他人鲜活的生命时，他的疯狂使得其人性阴暗面大爆发，以其充满生命悖论的行为展现人性的丑陋与黑暗。
一种原始、扭曲又极致的感觉着实令人心寒。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化进程无疑加速了人的工具化和异化，用无言的假面来隐秘缝合现代化所造成的个体的异化，人性变得异常空洞又邪恶。片中BEN的无聊空虚乃至无穷的杀戮，实际上是一场人性和心灵的荒芜、人性黑暗、人情冷漠的写照。这样一种残酷的主题在以李沧东为代表的导演的镜头下都体现得淋漓尽致、令人窒息。
由阶层问题为出发点，扩散出一种带有普世意义和更复杂的情感与欲望交织扭结的问题。现代人信仰多已坍塌，欲望成为每一个物欲膨胀个体的原罪，社会中的黑暗更促发和刺激人性恶的一面，于是，人类的情感在极端的状态下铺陈并迸发。影片拷问人性，对“非人”的人性思考，是导演的人性关怀和冷静直视，挖掘世人深潜于心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评判，也彰显了生命个体的欲望原罪和灵魂深处的向善救赎。
惠美对个人存在的思考和敢于争取却不得不被命运击倒的无可奈何，将社会现实的残酷和无情赤裸裸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在惠美这一生命个体的经历背后，是韩国在社会阶层分化及其产生的巨大差异，从而走向堕落的历史。有关她的悲剧书写，其实有着一种铭刻记忆、见证时代的意义。 影片特别强调，惠美不是无人理睬的塑料棚。她的生命同样珍贵，也有人珍惜。钟秀看到了BEN不可控制的疯狂，最后将他刺死。这个结局其实真假难辨，到底是钟秀写作的幻想还是真实发生，导演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影片将现实与幻想、生命体验与创作体验交织在一起，将心理真实与现实真实杂糅并陈，在不停追索人生意义、生命价值的过程中，凸现明显的存在主义所意指的个人意识流动的非理性色彩。
结语
李沧东的影片现实性很强，具有深切的生活感受，悲伤、苍凉、绝望与压抑，却自有一种忧郁沉静下的哲性思考，同时暗含了当代韩国普遍的心理裂变和文化反思。
结局是否真的杀人了，是想象还是现实？影片没有给出最终答案。观众的疑问，也是存在者对存在本源的追问，隐喻着相应背景里人性的堕落与救赎、人性的闪光点、人生价值的呈现与终极关怀等等。
存在主义关于“孤独、生命和人性”的探讨与思考，在精致、复杂、意义难明的镜头中得以体现。故事情节是残酷的，人物性格是扭曲的，民众的目光是冷漠的，因此才催生了对社会体制各层面抨击的锐气，让观众重新审视现在的生活，拷问心灵。用人文关怀抚慰生命个体，去体验时代变革中的人性悲悯。黑暗残酷背后，是导演悲悯的人文情怀。整部影片舒缓从容、颇具韵味，虽有些沉重，但在更深层次上试图去表达着存在主义主题意蕴，从而使之具有高度的哲学意义。
参考文献：
[1]张宝红.北野武电影的存在主义美学[ J ].电影文学，2015（22）：68.
[2][德]海德格爾.存在与时间[M]//[法]富尔基埃·存在主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134.
[3][8]李玉广.现世困境中的个体抗争——韩国电影《密阳》解读及李沧东[ J ].艺术评论，2008（2）：82，80.
[4]任艾丽.存在主义视阈下电影《花火》浅析[ J ].美与时代，2016（6）：117.
[5]易然.萨特“存在先于本质”理论探析[D].重庆：西南大学，2012.
[6]金丹元，曹琼，顾昉冉.巴赞理论与现实主义、存在主义电影美学的关系及其当下意义[ J ].电影艺术，2008（5）：21.
[7]转引自：朱立元主编，现代西方美学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524.
[9]王文慧.从存在主义的视角分析卧底的生存状态——以电影《新世界》为例[ J ].名作欣赏，2017（5）：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