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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首次提出“管理通胀预期”以来，这一提法不仅为去年第四季度央行的货币政策定了调，并且延续至今，成为今年上半年乃至全年的目标和基调。上周央行发布2009年年报，再次强调将采取多种措施“管理好通货膨胀预期，防止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
那么，什么是“管理通胀预期”呢?对此，似乎很难给出确切定义。可以肯定的只是，“通胀预期”绝非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理论领域的新鲜概念。从著名的费雪效应开始，人们便认识到了预期对于通胀形成和推动名义利率上升的作用。此外，就对预期本身的认识而言，从早期的静态预期到外推预期、适应性预期，再到穆思和卢卡斯革命性的理性预期，也让各国货币政策当局对于预期的理解层层深入。
不可否认，一些发达国家的央行，如美联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等，或多或少也都会采取某些“管理”通胀预期的做法，如欧洲央行行长会经常向公众阐述当前经济形势，并评估物价稳定状况：而美联储也会定期公布货币政策会议的内容，或者在国会为其货币政策进行辩护。但总的说来，其出发点还是为了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并不刻意地去“管理通胀预期”。
当今多数发达国家央行之所以不那么强调“管理通胀预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或者实行严格通胀目标制，或实行隐性通胀目标制，这本身足以让公众相信：当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目标发生冲突时，央行永远会将物价稳定目标放在最优先地位：同时，像美国还通过推出通胀保值债券(TIPS)等金融产品，以切切实实打消公众对于通胀将侵蚀个人财富的担心。如果不是遇到2008年由高油价引发的全球大通胀和2009年百年一遇的次贷危机，有理由相信，美国人还将长期生活在“大缓和”时代当中。
而在我国， “管理通胀预期”实际上被赋予了双重含义：首先，其强调的重点在于，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都不会有通胀，最多是“通胀预期”而已；其次，才是如何管理预期，避免预期加速通胀的到来。
如果说，2009年底，在CPI和PPI双双为负的时候，提出“管理通胀预期”目的在于后者；那么，当2010年5月，我国CPI同比上涨3.1％，PPI上涨7.1％，双双高于市场预测值时，提出“管理通胀预期”则明显意在前者。当然，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尽管从同比指标来看，CPI已轻微超出3％这一公认的通胀警戒线；但如果从环比指标下降来看，要说通胀还言之过早，充其量也只能算“隐忧”而已。
但央行上周公布的季度调查却显示，居民对未来的通货膨胀预期并非隐忧那么简单，而是非常强烈，认为目前物价“过高，难以接受”的受访者比例达到58.9％，刷新了十年以来这项调查的最高值。就最近20年我国央行治理通胀的成绩来看，形成如此强烈的通胀预期。多少有些令人费解。因为除1993年至1994年和2008年之外，我国通胀发生频率其实并不高，即便是2008年，我国也以较快速度擒住了通胀这只出笼猛虎，甚至比美国更早实现物价总水平的回归。当然，、这一是因为我国在国际价格与国内价格之间、工业品价格和消费品价格之间筑有若干道防火墙，缓冲了外部通胀的输入速度：二是央行除公布市场操作、准备金率等各种市场化手段外，还保留了信贷总量控制这一看似落伍、实则强大的重型武器。
因此，通胀对于中国，至少在今年年内应该不会构成太大的问题。就此意义上讲，企业和资本市场不必太担心加息会很快到来；而对于居民消费者，任何非理性的囤积和跟风行为也都不值得鼓励。
然而，上述分析主要建立在一个缺乏微观基础的宏观层面上，即只从政策制定者的视角出发，并未考虑到市场和公众反应对于政策的反作用。近年来，随着公众投资理财意识的日益提高，国人对“通胀”两个字变得异常敏感。为迎合这种心理，就连开发商最钟爱的广告卖点也成了“买房就是对抗通胀的最好手段”。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通胀“自我实现”的可能。
政策制定者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一季度央行货币政策报告对“管理通胀预期”的第一条政策建议便是， “做好与公众的沟通和引导工作，增强社会公众对稳定价格的信心”。只是，在通胀隐忧面前，寄望公众时刻保持镇静和理性是不现实的。管理通胀预期，最根本的解决思路，还在于如何让市场和公众愿意去相信政府的政策是内在一致的，而不是彼此冲突的，从而不给通胀预期留下发酵空间。
比如，如果要让公众相信资产泡沫不会继续膨胀下去，直至引发全面通胀，那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就必须不断释放政策信号，誓将抑制房价的决心贯彻到底，而不是半途而废，或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其次，公众之所以存在强烈的通胀预期，并非因为CPI上涨过快，而恰恰是因为CPI涨得实在太慢了!或者说，在公众看来，官方公布的过于温和的通胀数据与公众的实际感受相差太远，而要是CPI、PPI失去可信度。也就失去了测度通胀的功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影子尺度”存在，会按照各自的理解来随意。这样，通胀预期自然而然就出现了。因此，调整CPI指标所含各项商品和服务的权重，使之符合中国当下的实际情形，乃是当务之急。
显然，管理通胀预期并不仅仅只是不厌其烦地告诉公众通胀还很遥远，而是让公众自己学会去判断和相信。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制度上创新，包括适时引入通胀目标制和完善CPI统计方法、提高CPI指数的公信力，或至少保持各种政策的内在一致性。
那么，什么是“管理通胀预期”呢?对此，似乎很难给出确切定义。可以肯定的只是，“通胀预期”绝非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理论领域的新鲜概念。从著名的费雪效应开始，人们便认识到了预期对于通胀形成和推动名义利率上升的作用。此外，就对预期本身的认识而言，从早期的静态预期到外推预期、适应性预期，再到穆思和卢卡斯革命性的理性预期，也让各国货币政策当局对于预期的理解层层深入。
不可否认，一些发达国家的央行，如美联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等，或多或少也都会采取某些“管理”通胀预期的做法，如欧洲央行行长会经常向公众阐述当前经济形势，并评估物价稳定状况：而美联储也会定期公布货币政策会议的内容，或者在国会为其货币政策进行辩护。但总的说来，其出发点还是为了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并不刻意地去“管理通胀预期”。
当今多数发达国家央行之所以不那么强调“管理通胀预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或者实行严格通胀目标制，或实行隐性通胀目标制，这本身足以让公众相信：当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目标发生冲突时，央行永远会将物价稳定目标放在最优先地位：同时，像美国还通过推出通胀保值债券(TIPS)等金融产品，以切切实实打消公众对于通胀将侵蚀个人财富的担心。如果不是遇到2008年由高油价引发的全球大通胀和2009年百年一遇的次贷危机，有理由相信，美国人还将长期生活在“大缓和”时代当中。
而在我国， “管理通胀预期”实际上被赋予了双重含义：首先，其强调的重点在于，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都不会有通胀，最多是“通胀预期”而已；其次，才是如何管理预期，避免预期加速通胀的到来。
如果说，2009年底，在CPI和PPI双双为负的时候，提出“管理通胀预期”目的在于后者；那么，当2010年5月，我国CPI同比上涨3.1％，PPI上涨7.1％，双双高于市场预测值时，提出“管理通胀预期”则明显意在前者。当然，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尽管从同比指标来看，CPI已轻微超出3％这一公认的通胀警戒线；但如果从环比指标下降来看，要说通胀还言之过早，充其量也只能算“隐忧”而已。
但央行上周公布的季度调查却显示，居民对未来的通货膨胀预期并非隐忧那么简单，而是非常强烈，认为目前物价“过高，难以接受”的受访者比例达到58.9％，刷新了十年以来这项调查的最高值。就最近20年我国央行治理通胀的成绩来看，形成如此强烈的通胀预期。多少有些令人费解。因为除1993年至1994年和2008年之外，我国通胀发生频率其实并不高，即便是2008年，我国也以较快速度擒住了通胀这只出笼猛虎，甚至比美国更早实现物价总水平的回归。当然，、这一是因为我国在国际价格与国内价格之间、工业品价格和消费品价格之间筑有若干道防火墙，缓冲了外部通胀的输入速度：二是央行除公布市场操作、准备金率等各种市场化手段外，还保留了信贷总量控制这一看似落伍、实则强大的重型武器。
因此，通胀对于中国，至少在今年年内应该不会构成太大的问题。就此意义上讲，企业和资本市场不必太担心加息会很快到来；而对于居民消费者，任何非理性的囤积和跟风行为也都不值得鼓励。
然而，上述分析主要建立在一个缺乏微观基础的宏观层面上，即只从政策制定者的视角出发，并未考虑到市场和公众反应对于政策的反作用。近年来，随着公众投资理财意识的日益提高，国人对“通胀”两个字变得异常敏感。为迎合这种心理，就连开发商最钟爱的广告卖点也成了“买房就是对抗通胀的最好手段”。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通胀“自我实现”的可能。
政策制定者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一季度央行货币政策报告对“管理通胀预期”的第一条政策建议便是， “做好与公众的沟通和引导工作，增强社会公众对稳定价格的信心”。只是，在通胀隐忧面前，寄望公众时刻保持镇静和理性是不现实的。管理通胀预期，最根本的解决思路，还在于如何让市场和公众愿意去相信政府的政策是内在一致的，而不是彼此冲突的，从而不给通胀预期留下发酵空间。
比如，如果要让公众相信资产泡沫不会继续膨胀下去，直至引发全面通胀，那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就必须不断释放政策信号，誓将抑制房价的决心贯彻到底，而不是半途而废，或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其次，公众之所以存在强烈的通胀预期，并非因为CPI上涨过快，而恰恰是因为CPI涨得实在太慢了!或者说，在公众看来，官方公布的过于温和的通胀数据与公众的实际感受相差太远，而要是CPI、PPI失去可信度。也就失去了测度通胀的功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影子尺度”存在，会按照各自的理解来随意。这样，通胀预期自然而然就出现了。因此，调整CPI指标所含各项商品和服务的权重，使之符合中国当下的实际情形，乃是当务之急。
显然，管理通胀预期并不仅仅只是不厌其烦地告诉公众通胀还很遥远，而是让公众自己学会去判断和相信。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制度上创新，包括适时引入通胀目标制和完善CPI统计方法、提高CPI指数的公信力，或至少保持各种政策的内在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