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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6月11日，一度震动市场的“中科创业股票操纵案”，在“悬”了整整一年半后，终于被放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手术台”上。这是国内法院首次审理的股票操纵案。在人们沸沸扬扬关注案件审理过程的同时，在人们静静等待审判结果的同时，这一曾对中国证券市场造成猛烈冲击，曾对中小投资者的信心给予重大打击的“中科创”事件，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一、“中科创”事件暴露出来的问题
“中科创”事件历时长、参与者覆盖面广且涉及的资金量巨大，它对中国股市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就这一事件本身而言，笔者认为，其主要暴露出两个问题：
1．融资问题
在中国股市，做庄过程实质就是庄家以钱生钱的过程。资金是庄家在股市上载歌载舞的首要的、必备的工具。吕梁之所以能操纵“中科创业”股票，在股市上呼风唤雨，就是因为他为自己营造了一个54亿巨额资金的融资平台。在这巨额资金平台的帷幕之后，是包括由吕梁自己成立的20余家空壳公司、120多家证券营业部、80多家金融机构编织成的巨大资金网络。证券营业部在吕梁的融资链条中起着关键作用。50多亿的融资中，很大部分是证券营业部介绍或提供的。通过签订不同的协议：股票质押、现金质押、委托理财、合作等，约定一个回报率、一个期限、止损线，巨额资金便从不同的机构汇到吕梁遍布全国的账户上，供其驱使。
2.操纵市场问题
操纵市场是一个系统工程，单靠一个或几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在中国股市上兴风作浪的。“中科系”巨庄的问世，应该说是市场各方共同“培育”的结果。
分散于全国各地的120多家证券营业部是培育巨庄的温床。在吕梁坐庄开设的1500多个股东账户中，80％左右是由证券营业部提供的，而54亿资金的大头也是由其牵线提供。
银行则是吕梁坐庄的供血库。证券营业部通过股票质押贷款，为吕梁从银行融得大量资金。其间，贷款的很多具体操作并不符合《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的配合对坐庄是必不可少的。吕梁显然深明其理，先后两次安排巨资收购了康达尔34.61％的国有股，使自己人在康达尔公司董事会的11个席位中占据了7个。这样，有了上市公司董事会不断发布利好消息的配合，投资者也就轻而易举的入套了。
在迄今已暴露的违法违规的庄家中，中科巨庄堪称中国股市之最。反思“中科创业股票操纵案”，如此大面积、长时间的机构、券商、庄家、上市公司共同犯罪，监管部门显然难辞其咎。同时，也对完善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体制
目前，世界较为通行的证券体制包括三大类：以英国为代表的自律型管理体制，以美国为代表的集中型管理体制和以德国为代表的中间型管理体制。中国内地建立了集中型证券监管体制，即政府制定专门的证券市场管理法规并建立统一管理全国证券市场的监管机构，而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等组织的自律型监管只起辅助作用。
1．证监会的“纯监管”模式
中国和美国同为集中型证券管理体制的国家，但与美国的“司法和行政相配合”的监管体制不同的是，中国实行“纯监管”模式，即完全由直属国务院的行政机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对证券市场实施监管。
2.三级监管体系
中国证监会目前实行三级监管体制。一线监管主要由交易所承担；二线监管也叫巡回监管和日常监管，由证监会派出机构以及除稽查部门以外的其他职能部门(如上市公司监管部、基金监管部）承担；三线监管是最后一道防线，指的是稽查部门的市场执法。
稽查是中国证券监管中最为严厉也是最体现其尺度的区域。证监会稽查局成立于1998年，主要工作是对违反《证券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稽查局下设两局，2001年7月成立的稽查二局专门查处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案件，其他案件的调查则由稽查一局负责。稽查局查处案件的程序主要分八步：立案→调查→审理→商议→公告送达→听证→作出处罚决定并公开→执行处罚决定。
3．垂直管理体制
1998年以前，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体系不是垂直管理体系。1999年以后，证监会建立了垂直管理体制，在九大区(天津、沈阳、上海、济南、武汉、广州、深圳、成都、西安)设立了九个证管办，并设立了直属办、特派办等派出机构，且都相应设立了稽查处。
4．证券市场管理法规——《证券法》
1999年7月，我国证券市场的第一部法律《证券法》正式开始实施，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法制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证券法》赋予了证监会一系列权力；相对独立的立法权；广泛的立案调查权和行政执法权；监管范围不断扩大。
三、中国证券市场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证券监管体制层次分明，环环相扣，同时也有相应的法律和法规作为监管及执法的依据，乍一看，这一体制似乎是接近于完备的。但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状况来看，尽管证券监管一直在加强，问题仍然层出不穷，案件仍然屡查不止，尤其近两年，亿安科技、中科创业、银广厦、蓝田股份、东方电子等大案频出，对证券市场的冲击越来越大，对投资者的打击也越来越深。可见，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体制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不断完善。
问题一：监管部门监管力度不够
尽管股市坐庄成风，但监管部门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不够。纵观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的一起起违法违规事件，凡涉及坐庄、操纵股票价格的，证监会均以警告、少许罚款了结，仅这一次对“中科系”庄家的追究是个例外。一些针对市场操纵者的罚款，区区几万、十几万元，对收入丰厚的他们来说，根本起不到惩戒作用。即使对市场操纵者处以巨额罚款(如亿安科技股价操纵案，罚款超过8亿)，但真正执行时却大打折扣。另一方面，证券交易所的一线监管作用也不够。亿安科技股价从5.5元炒到100多元，中科创业股价从10多元炒到80多元，高企的股价早已远离市场认同的成长性。这样的股价异动，证券交易所早应进行密切关注、调查、监督和惩戒，并对投资者提出风险提示。
问题二：监管部门监管效率不高
证监会对一些重大案件的查处，总是见事迟、行动慢。使一些肆无忌惮违法违规的庄家几乎无后顾之忧。“中科创业股票操纵案”从2001年初开始立案调查，直到今年6月才正式开庭审理，其间历时一年半，而且，证监会在宣布要对“中科创业股票操纵案”进行调查之后，对这一事件的关键人物采取措施极不得力，庄主吕梁可以毫无顾忌的向媒体提供大量他坐庄的一手资料，然后神秘失踪。
笔者认为，证监会的监管效率不高和它的案件查处程序密切相关。证监会的立案稽查线索主要来源于为一线、二线日常监管中移交过来的案件。这类案件程序复杂，一般先由一、二线监管部门写出立案申请报告，并提供违法证据。在送领导之前要由审理处进行审理，判断是否符合立案的条件，然后再层层签字，一直到证监会分管副主席和主席签字，再发到分管部门领导，最后签字的正本留存稽查局，副本留给申请方，然后才开始稽查。如此复杂的程序还仅仅只是案件查处程序的开端，此后还有七步程序需要完成。而一个案件的办案周期一般为6～10个月，这也许还是保守估计。如此繁琐的办案程序，如此冗长的办案周期，待案件调查瓜熟蒂落，庄家也许早已人走茶凉。
问题三：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差
我国遵行的成文法往往长于定性而疏于执行；往往仅有原则，没有详细规定，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因而在具体操作中常常举步维艰。以证监会的调查权为例，《证券法》虽赋予证监会广泛的调查权，但这些规定的可操作性很差，其他部门经常以缺乏配套规定为由不予配合,使这些调查权力难以落实，在股票操纵案件的调查中,证监会在证券营业部确定了有操纵嫌疑的股票账户后，还要确定与之相对应的资金账户，而资金账户的清算系统在商业银行。《证券法》虽赋予了证监会调查权，但并未给予其到银行查账的权力。2001年1月下发的《关于查询从事证券交易当事单位和与被调查事件有关单位在金融机构账户的通知》虽解决了证监会调查机构资金的问题，但面对大量采用个人账户的庄家而言，调查仍然一筹莫展。
问题四：投资者没有民事诉讼权
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是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的问题，而这正好是我国立法中的薄弱环节。首先，我国立法中缺乏相应的具体规定。《证券法》既未赋予证监会民事诉讼权，也未给予由于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而受损害的投资者进行民事诉讼，获取民事赔偿的权利。其次，即使受损的投资者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我国法院也没有处理类似案件的先例。正因如此，2001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暂不接受因内幕交易等提出的民事索赔起诉。
四、完善我国的证券市场监管体制
我国的证券市场是新兴的市场，对于它的监管也是在摸索中不断前行。笔者认为，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体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努力：
1.建立完备的证券立法体系，市场规则法制化。
2.设立专门的证券法庭，培育高素质的证券业律师。
3.加强中国证监会的监管权力，同时国务院对证监会进行监督，防止权力的滥用。
4.加强证券市场的自律监管，建立证券交易所市场自律和证券业协会自律相结合的自律管理体系。
5.赋予投资者民事诉讼的权力。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编辑/杨同玉
一、“中科创”事件暴露出来的问题
“中科创”事件历时长、参与者覆盖面广且涉及的资金量巨大，它对中国股市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就这一事件本身而言，笔者认为，其主要暴露出两个问题：
1．融资问题
在中国股市，做庄过程实质就是庄家以钱生钱的过程。资金是庄家在股市上载歌载舞的首要的、必备的工具。吕梁之所以能操纵“中科创业”股票，在股市上呼风唤雨，就是因为他为自己营造了一个54亿巨额资金的融资平台。在这巨额资金平台的帷幕之后，是包括由吕梁自己成立的20余家空壳公司、120多家证券营业部、80多家金融机构编织成的巨大资金网络。证券营业部在吕梁的融资链条中起着关键作用。50多亿的融资中，很大部分是证券营业部介绍或提供的。通过签订不同的协议：股票质押、现金质押、委托理财、合作等，约定一个回报率、一个期限、止损线，巨额资金便从不同的机构汇到吕梁遍布全国的账户上，供其驱使。
2.操纵市场问题
操纵市场是一个系统工程，单靠一个或几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在中国股市上兴风作浪的。“中科系”巨庄的问世，应该说是市场各方共同“培育”的结果。
分散于全国各地的120多家证券营业部是培育巨庄的温床。在吕梁坐庄开设的1500多个股东账户中，80％左右是由证券营业部提供的，而54亿资金的大头也是由其牵线提供。
银行则是吕梁坐庄的供血库。证券营业部通过股票质押贷款，为吕梁从银行融得大量资金。其间，贷款的很多具体操作并不符合《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的配合对坐庄是必不可少的。吕梁显然深明其理，先后两次安排巨资收购了康达尔34.61％的国有股，使自己人在康达尔公司董事会的11个席位中占据了7个。这样，有了上市公司董事会不断发布利好消息的配合，投资者也就轻而易举的入套了。
在迄今已暴露的违法违规的庄家中，中科巨庄堪称中国股市之最。反思“中科创业股票操纵案”，如此大面积、长时间的机构、券商、庄家、上市公司共同犯罪，监管部门显然难辞其咎。同时，也对完善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体制
目前，世界较为通行的证券体制包括三大类：以英国为代表的自律型管理体制，以美国为代表的集中型管理体制和以德国为代表的中间型管理体制。中国内地建立了集中型证券监管体制，即政府制定专门的证券市场管理法规并建立统一管理全国证券市场的监管机构，而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等组织的自律型监管只起辅助作用。
1．证监会的“纯监管”模式
中国和美国同为集中型证券管理体制的国家，但与美国的“司法和行政相配合”的监管体制不同的是，中国实行“纯监管”模式，即完全由直属国务院的行政机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对证券市场实施监管。
2.三级监管体系
中国证监会目前实行三级监管体制。一线监管主要由交易所承担；二线监管也叫巡回监管和日常监管，由证监会派出机构以及除稽查部门以外的其他职能部门(如上市公司监管部、基金监管部）承担；三线监管是最后一道防线，指的是稽查部门的市场执法。
稽查是中国证券监管中最为严厉也是最体现其尺度的区域。证监会稽查局成立于1998年，主要工作是对违反《证券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稽查局下设两局，2001年7月成立的稽查二局专门查处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案件，其他案件的调查则由稽查一局负责。稽查局查处案件的程序主要分八步：立案→调查→审理→商议→公告送达→听证→作出处罚决定并公开→执行处罚决定。
3．垂直管理体制
1998年以前，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体系不是垂直管理体系。1999年以后，证监会建立了垂直管理体制，在九大区(天津、沈阳、上海、济南、武汉、广州、深圳、成都、西安)设立了九个证管办，并设立了直属办、特派办等派出机构，且都相应设立了稽查处。
4．证券市场管理法规——《证券法》
1999年7月，我国证券市场的第一部法律《证券法》正式开始实施，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法制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证券法》赋予了证监会一系列权力；相对独立的立法权；广泛的立案调查权和行政执法权；监管范围不断扩大。
三、中国证券市场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证券监管体制层次分明，环环相扣，同时也有相应的法律和法规作为监管及执法的依据，乍一看，这一体制似乎是接近于完备的。但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状况来看，尽管证券监管一直在加强，问题仍然层出不穷，案件仍然屡查不止，尤其近两年，亿安科技、中科创业、银广厦、蓝田股份、东方电子等大案频出，对证券市场的冲击越来越大，对投资者的打击也越来越深。可见，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体制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不断完善。
问题一：监管部门监管力度不够
尽管股市坐庄成风，但监管部门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不够。纵观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的一起起违法违规事件，凡涉及坐庄、操纵股票价格的，证监会均以警告、少许罚款了结，仅这一次对“中科系”庄家的追究是个例外。一些针对市场操纵者的罚款，区区几万、十几万元，对收入丰厚的他们来说，根本起不到惩戒作用。即使对市场操纵者处以巨额罚款(如亿安科技股价操纵案，罚款超过8亿)，但真正执行时却大打折扣。另一方面，证券交易所的一线监管作用也不够。亿安科技股价从5.5元炒到100多元，中科创业股价从10多元炒到80多元，高企的股价早已远离市场认同的成长性。这样的股价异动，证券交易所早应进行密切关注、调查、监督和惩戒，并对投资者提出风险提示。
问题二：监管部门监管效率不高
证监会对一些重大案件的查处，总是见事迟、行动慢。使一些肆无忌惮违法违规的庄家几乎无后顾之忧。“中科创业股票操纵案”从2001年初开始立案调查，直到今年6月才正式开庭审理，其间历时一年半，而且，证监会在宣布要对“中科创业股票操纵案”进行调查之后，对这一事件的关键人物采取措施极不得力，庄主吕梁可以毫无顾忌的向媒体提供大量他坐庄的一手资料，然后神秘失踪。
笔者认为，证监会的监管效率不高和它的案件查处程序密切相关。证监会的立案稽查线索主要来源于为一线、二线日常监管中移交过来的案件。这类案件程序复杂，一般先由一、二线监管部门写出立案申请报告，并提供违法证据。在送领导之前要由审理处进行审理，判断是否符合立案的条件，然后再层层签字，一直到证监会分管副主席和主席签字，再发到分管部门领导，最后签字的正本留存稽查局，副本留给申请方，然后才开始稽查。如此复杂的程序还仅仅只是案件查处程序的开端，此后还有七步程序需要完成。而一个案件的办案周期一般为6～10个月，这也许还是保守估计。如此繁琐的办案程序，如此冗长的办案周期，待案件调查瓜熟蒂落，庄家也许早已人走茶凉。
问题三：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差
我国遵行的成文法往往长于定性而疏于执行；往往仅有原则，没有详细规定，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因而在具体操作中常常举步维艰。以证监会的调查权为例，《证券法》虽赋予证监会广泛的调查权，但这些规定的可操作性很差，其他部门经常以缺乏配套规定为由不予配合,使这些调查权力难以落实，在股票操纵案件的调查中,证监会在证券营业部确定了有操纵嫌疑的股票账户后，还要确定与之相对应的资金账户，而资金账户的清算系统在商业银行。《证券法》虽赋予了证监会调查权，但并未给予其到银行查账的权力。2001年1月下发的《关于查询从事证券交易当事单位和与被调查事件有关单位在金融机构账户的通知》虽解决了证监会调查机构资金的问题，但面对大量采用个人账户的庄家而言，调查仍然一筹莫展。
问题四：投资者没有民事诉讼权
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是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的问题，而这正好是我国立法中的薄弱环节。首先，我国立法中缺乏相应的具体规定。《证券法》既未赋予证监会民事诉讼权，也未给予由于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而受损害的投资者进行民事诉讼，获取民事赔偿的权利。其次，即使受损的投资者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我国法院也没有处理类似案件的先例。正因如此，2001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暂不接受因内幕交易等提出的民事索赔起诉。
四、完善我国的证券市场监管体制
我国的证券市场是新兴的市场，对于它的监管也是在摸索中不断前行。笔者认为，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体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努力：
1.建立完备的证券立法体系，市场规则法制化。
2.设立专门的证券法庭，培育高素质的证券业律师。
3.加强中国证监会的监管权力，同时国务院对证监会进行监督，防止权力的滥用。
4.加强证券市场的自律监管，建立证券交易所市场自律和证券业协会自律相结合的自律管理体系。
5.赋予投资者民事诉讼的权力。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编辑/杨同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