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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腐败”近年来一直是热门话题。这里“学术腐败”指的是学术造假、剽窃、抄袭一类的事。造假、剽窃、抄袭者一旦东窗事发,网络和媒体通常又会热闹十天半月。闲极无聊的人们甚至天天期待着爆料学术腐败。难道高校的腐败仅止于此?
我以为,大学行政化是一种比学术不端行为严重得多,危害也大得多的腐败。大学教师中弄虚作假、抄袭他人成果的人毕竟是少数,影响面也比较小,一经爆料,会引来社会的高度关注,当事人立马身败名裂,所以相对说来更容易得到惩戒。相比之下,大学不按大学的逻辑来办,是一种行业性、结构性的普遍现象。大学不按大学的逻辑来办,所造成的导向必然是大学行政化、官场化、衙门化,必然会办出一所所伪大学,必然会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当今中国还有没有真正的大学?如此办大学危害之大,绝对不亚于少数人弄虚作假。纳税人把血汗钱交给大学,是要让它好好教书育人,好好搞教学和研究,而不是要大学人整天价削尖脑袋望官、媚官、跑官、争官。
不用说,大学的本分是学术,这包括教学与研究。但我们在大学看到了什么?一个教师以学术为志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做学问,最后发现多年来的努力白费了。除了有少数真正做学问者承认的学问甚至成就,就只剩下个教授空衔,校园里边从上到下几乎没人把你当回事。教授是什么?不就是个教书的?如果向天真的本科生介绍某人是某方面的著名教授,他们通常面无表情,但一听说某人是个院长副院长、校长副校长的,个个眼睛立刻释放出羡慕和敬畏的光芒。更严重的是,一个做了点“学问”混了个教授的人只要做了校级、院级领导,学问一夜间便自动变成第一,在拿项目、评奖、坐次、排名、成果署名上,立马自动排在有学问而没头衔的教授之前。
这样的大学是什么样的大学?这样的“大学”并没有按大学的规律来办,并没有遵守大学的游戏规则,而是一种行政化、官场化、衙门化了的大学。如此“大学”会导致什么样的大学文化?会导致一种没有学术自主、学术独立的大学文化,而学术之所以不能自主、不能独立,根本原因又在于官场权力压倒学术权力,官场价值取代了学术价值。在这样一种大学文化中,行政官员垄断了大部分资源,垄断了大部分物质的和符号的资源,从而剥夺了学术应有的尊严。在这种文化中,要让年轻博士、硕士们把生命奉献给学术,实在是太难。
不用说,如果一个大学不好好搞学术,就不是一所好大学。如果一所大学中本来有学术潜力的教授、副教授不再用心做学术,不再用心搞教学和研究,而是一门心思要当院长、副院长、校长、副校长、书记或副书记,如果一所大学的院长、副院长、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们不把全部心思用在教学和研究上,而是整天价开了大会开小会,勾心斗角,乐此不疲,这肯定是有后果的:把大学办成了一家公司,甚至办成了一个衙门。
大学不按大学的逻辑而按官场的逻辑来办,就必然产生这么一种导向作用:学而不优则仕。大学不按大学逻辑来办,其必然结果是非大学化——官僚化、行政化、衙门化。如果一个“大学”少则八九个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多则一个排的校级干部,如果一个区区十几人的“学院”就要设一个院长和两个副院长、一个书记和一个副书记,有多大比例的教师会真心真意、全副生命地搞学术?更有多大一个比例的本来可以走上学术道路的人心中不官欲涌动,眼巴巴地望官、媚官,一进大学便立下不做学问要当官的雄心壮志?
大学不按大学的逻辑而按官场的逻辑来办,必然产生这样的导向作用:学院数量非理性地膨胀,制造出来的院级干部多如过江之鲫,院长、副院长、党委书记和党委副书记头衔满天飞。相比之下,国外大学——如哈佛、哥伦比亚、耶鲁大学——的学院一般只是十来个(牛津剑桥情况不同,不在考虑范围),普林斯顿大学甚至干脆不搞学院,数十上百个系科直属大学。可看一看中国的顶级大学,那些曾是黑暗中的灯塔、民族精神掌舵人的大学,居然可以搞出六十几个院级单位,其中冠以“学院”之名者近四十个!一所学校院级干部有一个营之多!如果是一些百年老校、荣校、大校,搞出六十来个学院以赶超世界水平似乎也并非说不过去,考虑到官本位国情更是如此,但作为小弟弟,一些改革开放后才创建的大学也不是潜心学术以自立,在批量制造官衔方面却当仁不让。目前,一些年轻大学所设官职之多之杂,已然两倍于世界水平;历史不到三十年,竟然已设有二十几个“学院”和院级单位,其中大多数“学院”只有两三个系;有的“学院”甚至只有一个系!有的大学本来就只是个“学院”,下面本应该只有系,却硬是设出“文学院”、“外语学院”、“数学院”来。这不是制造吉尼斯记录,是什么?在麻省理工学院面前,这种“学院”难道不该脸红?
如此办大学,会给年轻讲师、助教、学生们树立一个什么榜样?会在社会上、国际上造成什么样的印象?这不是一种腐败,一种远比学术造假严重的结构性腐败,是什么?
其实,只要一出国门就立马可以发现,那里大学校级和院级行政人员比中国内地少好几倍。根本原因在于:除了没有一套负责意识形态的准行政官职外,行政杂事都由秘书或助手们做了。这是国际通例,是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一种对纳税人的血汗钱负责任的制度。这种安排之所以合理,是因为大学不是官场,而是传承知识并创造新知识的场所,少数校级和院级行政人员,再加几个几个助手、秘书,完全可以把行政工作做好,甚至做得远远好过设二十来个校级干部和N个院级干部。官少效率高。官一多,大事小事动辄就召开校长会、书记会、或党政联席会。常言道,艄公多了打烂船;艄公就那么一个,自然一帆风顺。
可是,为什么在经济上表现优异的中国人,在教育方面竟往往如此愚蠢、如此搞笑?除了到举国体制中的官本位痼疾中找原因以外,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到我们悠久的仕进文化中去找原因。
不用说,发达的官僚体系和仕进文化与“读书”关系密切。“学而优则仕”是读书人的神圣逻辑。这种逻辑的自然结果是:知识、真理并不是读书人真正追求的东西,而只是一块敲门砖;一旦仕途的大门被敲开,立马弃之如敝屣。知识和真理之所以不是读书人真正追求的东西,又是因为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中,“读书”与做官最紧挂钩的,非中国莫属。在这种情况下,学而优则仕的神圣逻辑必然蜕变为中国特色的反逻辑:学而不优则仕。
说真的,在一个权力总是趋于集中的国家,大学里除了校长或书记真正有权力以外,其他如副校长、副书记、院长、副院长、院党委书记或副书记其实并没有什么权力。总体看,教师晋升职称,大体上靠的是学术成果,而非看领导的主观愿望;一个新人要进入教师队伍,大体上也靠学术实力;甚至出国机会大体上也是看业绩或工作需要,或干脆排队。既如此,为什么如此多的人望官、媚官、跑官、争官?这难道不因为各级官位早已成为一种荣誉,一种表演性或符号性的权力?这难道不是因为真正研究学术者已被边缘化(他们得不到也不屑于得到这种荣誉,因为对他们来说学术不是权力而是目的本身)?这难道不是因为假装搞学术或搞假学术的人为数甚众,其梦寐以求的并非知识,而是权位?
是不是不设立那么多正副官位,不浪费那么多教育资源或纳税人的血汗钱,一个“学院”、“大学”里几十个、上千个草民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就不好管治?
事实上,大学行政化、官场化已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结构性学术腐败。因为在中国国民收入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仍然存在大量贫困人口的情况下,中国的一些“大学”却在官场化,浪费中国纳税人的血汗钱,不做好本职工作,甚至排挤、压制那些不求做官,埋头学问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中一心一意要当官的人,他们所造成的危害之所以远大于通常所谓学术造假、剽窃、抄袭,是因为学术不端行为只是个别、局部的,而大学官场化却是普遍现象,是一种制度性的恶性肿瘤。更糟糕的是,对沉迷于大学官场者最多只能进行道德审判,而不能以法律法规的名义对其提出指控,除非他恰恰又行贿受贿。
同样可痛的是,大学人一般对大学的官场化不以为怪,反以为常。举目望去,大学中人真正对学问感兴趣、以学术为志业者凤毛麟角,甚至已成为受排挤、受压制的异类。放眼华夏大地,本可能有学术成就的读书人正越来越多的着眼于官位。如果说中国经济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缩小,那么不幸的是,中国学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而这种差距绝对不是论文(这当然包括造假论文在内)数量能够弥合的。
一个大学设二十个校级干部,一个学院设五个院级干部;明明十来个学院就可以高效率运转,却泡泡糖般膨化成六十多个;而一百个大学人中对知识、创新真正有兴趣的人可能不超过一个!
智慧的中华民族为何不扪心自问,诺贝尔奖是奖励真正追求真理的人们的。如果一开始便南辕北辙,根本不是去追求真理,而是整天去望官、媚官、跑官、争官,我们何时能得诺贝尔奖?难道我们真的不知道,诺贝尔奖不是闹着玩的,不仅需要个人天赋,更需要全副生命的投入?难道我们真的不知道,追求真理往往意味着不求闻达,甘愿寂寞?中华民族的智商恐怕不至于如此之低,不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既然如此,我们就得扪心自问,像这样如此看重权力、官位、官衔,如此不把知识、学问当回事,究竟靠什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以为,大学行政化是一种比学术不端行为严重得多,危害也大得多的腐败。大学教师中弄虚作假、抄袭他人成果的人毕竟是少数,影响面也比较小,一经爆料,会引来社会的高度关注,当事人立马身败名裂,所以相对说来更容易得到惩戒。相比之下,大学不按大学的逻辑来办,是一种行业性、结构性的普遍现象。大学不按大学的逻辑来办,所造成的导向必然是大学行政化、官场化、衙门化,必然会办出一所所伪大学,必然会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当今中国还有没有真正的大学?如此办大学危害之大,绝对不亚于少数人弄虚作假。纳税人把血汗钱交给大学,是要让它好好教书育人,好好搞教学和研究,而不是要大学人整天价削尖脑袋望官、媚官、跑官、争官。
不用说,大学的本分是学术,这包括教学与研究。但我们在大学看到了什么?一个教师以学术为志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做学问,最后发现多年来的努力白费了。除了有少数真正做学问者承认的学问甚至成就,就只剩下个教授空衔,校园里边从上到下几乎没人把你当回事。教授是什么?不就是个教书的?如果向天真的本科生介绍某人是某方面的著名教授,他们通常面无表情,但一听说某人是个院长副院长、校长副校长的,个个眼睛立刻释放出羡慕和敬畏的光芒。更严重的是,一个做了点“学问”混了个教授的人只要做了校级、院级领导,学问一夜间便自动变成第一,在拿项目、评奖、坐次、排名、成果署名上,立马自动排在有学问而没头衔的教授之前。
这样的大学是什么样的大学?这样的“大学”并没有按大学的规律来办,并没有遵守大学的游戏规则,而是一种行政化、官场化、衙门化了的大学。如此“大学”会导致什么样的大学文化?会导致一种没有学术自主、学术独立的大学文化,而学术之所以不能自主、不能独立,根本原因又在于官场权力压倒学术权力,官场价值取代了学术价值。在这样一种大学文化中,行政官员垄断了大部分资源,垄断了大部分物质的和符号的资源,从而剥夺了学术应有的尊严。在这种文化中,要让年轻博士、硕士们把生命奉献给学术,实在是太难。
不用说,如果一个大学不好好搞学术,就不是一所好大学。如果一所大学中本来有学术潜力的教授、副教授不再用心做学术,不再用心搞教学和研究,而是一门心思要当院长、副院长、校长、副校长、书记或副书记,如果一所大学的院长、副院长、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们不把全部心思用在教学和研究上,而是整天价开了大会开小会,勾心斗角,乐此不疲,这肯定是有后果的:把大学办成了一家公司,甚至办成了一个衙门。
大学不按大学的逻辑而按官场的逻辑来办,就必然产生这么一种导向作用:学而不优则仕。大学不按大学逻辑来办,其必然结果是非大学化——官僚化、行政化、衙门化。如果一个“大学”少则八九个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多则一个排的校级干部,如果一个区区十几人的“学院”就要设一个院长和两个副院长、一个书记和一个副书记,有多大比例的教师会真心真意、全副生命地搞学术?更有多大一个比例的本来可以走上学术道路的人心中不官欲涌动,眼巴巴地望官、媚官,一进大学便立下不做学问要当官的雄心壮志?
大学不按大学的逻辑而按官场的逻辑来办,必然产生这样的导向作用:学院数量非理性地膨胀,制造出来的院级干部多如过江之鲫,院长、副院长、党委书记和党委副书记头衔满天飞。相比之下,国外大学——如哈佛、哥伦比亚、耶鲁大学——的学院一般只是十来个(牛津剑桥情况不同,不在考虑范围),普林斯顿大学甚至干脆不搞学院,数十上百个系科直属大学。可看一看中国的顶级大学,那些曾是黑暗中的灯塔、民族精神掌舵人的大学,居然可以搞出六十几个院级单位,其中冠以“学院”之名者近四十个!一所学校院级干部有一个营之多!如果是一些百年老校、荣校、大校,搞出六十来个学院以赶超世界水平似乎也并非说不过去,考虑到官本位国情更是如此,但作为小弟弟,一些改革开放后才创建的大学也不是潜心学术以自立,在批量制造官衔方面却当仁不让。目前,一些年轻大学所设官职之多之杂,已然两倍于世界水平;历史不到三十年,竟然已设有二十几个“学院”和院级单位,其中大多数“学院”只有两三个系;有的“学院”甚至只有一个系!有的大学本来就只是个“学院”,下面本应该只有系,却硬是设出“文学院”、“外语学院”、“数学院”来。这不是制造吉尼斯记录,是什么?在麻省理工学院面前,这种“学院”难道不该脸红?
如此办大学,会给年轻讲师、助教、学生们树立一个什么榜样?会在社会上、国际上造成什么样的印象?这不是一种腐败,一种远比学术造假严重的结构性腐败,是什么?
其实,只要一出国门就立马可以发现,那里大学校级和院级行政人员比中国内地少好几倍。根本原因在于:除了没有一套负责意识形态的准行政官职外,行政杂事都由秘书或助手们做了。这是国际通例,是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一种对纳税人的血汗钱负责任的制度。这种安排之所以合理,是因为大学不是官场,而是传承知识并创造新知识的场所,少数校级和院级行政人员,再加几个几个助手、秘书,完全可以把行政工作做好,甚至做得远远好过设二十来个校级干部和N个院级干部。官少效率高。官一多,大事小事动辄就召开校长会、书记会、或党政联席会。常言道,艄公多了打烂船;艄公就那么一个,自然一帆风顺。
可是,为什么在经济上表现优异的中国人,在教育方面竟往往如此愚蠢、如此搞笑?除了到举国体制中的官本位痼疾中找原因以外,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到我们悠久的仕进文化中去找原因。
不用说,发达的官僚体系和仕进文化与“读书”关系密切。“学而优则仕”是读书人的神圣逻辑。这种逻辑的自然结果是:知识、真理并不是读书人真正追求的东西,而只是一块敲门砖;一旦仕途的大门被敲开,立马弃之如敝屣。知识和真理之所以不是读书人真正追求的东西,又是因为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中,“读书”与做官最紧挂钩的,非中国莫属。在这种情况下,学而优则仕的神圣逻辑必然蜕变为中国特色的反逻辑:学而不优则仕。
说真的,在一个权力总是趋于集中的国家,大学里除了校长或书记真正有权力以外,其他如副校长、副书记、院长、副院长、院党委书记或副书记其实并没有什么权力。总体看,教师晋升职称,大体上靠的是学术成果,而非看领导的主观愿望;一个新人要进入教师队伍,大体上也靠学术实力;甚至出国机会大体上也是看业绩或工作需要,或干脆排队。既如此,为什么如此多的人望官、媚官、跑官、争官?这难道不因为各级官位早已成为一种荣誉,一种表演性或符号性的权力?这难道不是因为真正研究学术者已被边缘化(他们得不到也不屑于得到这种荣誉,因为对他们来说学术不是权力而是目的本身)?这难道不是因为假装搞学术或搞假学术的人为数甚众,其梦寐以求的并非知识,而是权位?
是不是不设立那么多正副官位,不浪费那么多教育资源或纳税人的血汗钱,一个“学院”、“大学”里几十个、上千个草民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就不好管治?
事实上,大学行政化、官场化已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结构性学术腐败。因为在中国国民收入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仍然存在大量贫困人口的情况下,中国的一些“大学”却在官场化,浪费中国纳税人的血汗钱,不做好本职工作,甚至排挤、压制那些不求做官,埋头学问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中一心一意要当官的人,他们所造成的危害之所以远大于通常所谓学术造假、剽窃、抄袭,是因为学术不端行为只是个别、局部的,而大学官场化却是普遍现象,是一种制度性的恶性肿瘤。更糟糕的是,对沉迷于大学官场者最多只能进行道德审判,而不能以法律法规的名义对其提出指控,除非他恰恰又行贿受贿。
同样可痛的是,大学人一般对大学的官场化不以为怪,反以为常。举目望去,大学中人真正对学问感兴趣、以学术为志业者凤毛麟角,甚至已成为受排挤、受压制的异类。放眼华夏大地,本可能有学术成就的读书人正越来越多的着眼于官位。如果说中国经济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缩小,那么不幸的是,中国学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而这种差距绝对不是论文(这当然包括造假论文在内)数量能够弥合的。
一个大学设二十个校级干部,一个学院设五个院级干部;明明十来个学院就可以高效率运转,却泡泡糖般膨化成六十多个;而一百个大学人中对知识、创新真正有兴趣的人可能不超过一个!
智慧的中华民族为何不扪心自问,诺贝尔奖是奖励真正追求真理的人们的。如果一开始便南辕北辙,根本不是去追求真理,而是整天去望官、媚官、跑官、争官,我们何时能得诺贝尔奖?难道我们真的不知道,诺贝尔奖不是闹着玩的,不仅需要个人天赋,更需要全副生命的投入?难道我们真的不知道,追求真理往往意味着不求闻达,甘愿寂寞?中华民族的智商恐怕不至于如此之低,不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既然如此,我们就得扪心自问,像这样如此看重权力、官位、官衔,如此不把知识、学问当回事,究竟靠什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