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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众多开国元勋后人生活在北京不同，张闻天（1900-1976，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杰出领导人，遵义会议上，被推举为党中央总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等职）的独子张虹生在古城南京安静地居住着。
张虹生很少谈父亲：“我一直没有写关于父亲的文章，因为母亲不让我写，她说儿女写父母永远没有说服力。的确是这样，不用说儿女写，本人写的自传很多都没有说服力。第一，根据现在写过去，得用现在的要求去写；第二，有的地方可能自我吹嘘。”
调离外交部、调离中国社科院经济所、遣送至广东肇庆、迁居无锡……在儿子眼中，父亲张闻天是“官越做越小”。
我没有任何父亲的遗物
1939年，我出生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我出生时，父亲还担任着日理万机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我出生后不久就被寄养在迪化八路军办事处，由一位干部的母亲照管我的生活。母亲只身回到了延安。
1949年，东北局势日趋稳定后，我才被警卫人员送去见父母。那年，我已经10岁了，是第一次见到父亲。因为我从小听过许多英雄故事，所以沿途老打听我父亲是不是司令员。当听说是什么书记时，连说不好，还是司令员好，佩手枪、骑大马……
见到父亲时，发现他没有盒子手枪，也没有骑高头大马，真有些失望。但后来发现他和妈妈每天是坐小汽车去上班的，感到这汽车比我坐过的马背摇篮要好，特想去试一试。但父亲不许。
那时候，家里有勤务员、警卫员、保姆等，完全可以照顾我的生活，可父母不让。从小学5年级开始，生活上的一切事情都得我自己干。当时，我认为他们对我严到不近人情是不喜欢我。
从1935 年春遵义会议，到1938年秋六届六中全会，将近4年，父亲一直是中共中央的总书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才逐步把这个职务交给毛泽东。
1997 年 3月22日，遵义会议的出席者、当时任红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同我母亲谈话，对这个重要史实做了明确的说明。杨尚昆说：“遵义会议以后，不知你们注意没有，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闻天同志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20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做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 中央党史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的《张闻天图册》，以“在总书记岗位上”为标题，明确记述，张闻天遵义会议“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传》修订本中单辟“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节。书中还加了一条较长的注释，列举张闻天、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伍修权等6位遵义会议参加者关于张闻天任总书记的说法作为根据。
1938年8月，王稼祥从苏联回国，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应以毛泽东为首解决团结问题。而当时毛泽东只是军委主席，还不是总书记。父亲就跟毛泽东说，我把总书记职位让给你。但是毛泽东要父亲将总书记继续当下去。
从那时起，父亲虽然形式上还主持中央会议，但实际权力都交给了毛泽东。
父亲跟毛泽东的过渡是非常平稳的。后来好多干部讲，那时候父亲让权给主席是对的，那时候主要是战争时期，军事是主要的。
有人提出说：不争权的张闻天为何在1938年与毛泽东关系恶化？其实父亲跟毛泽东并没有分裂，只是父亲反对他跟江青结婚而已。
1938 年秋，毛泽东要与江青结婚，中央的几位领导向父亲反映，希望他出面做做工作。父亲觉得很为难：结婚是个人私事，别人不便干预。父亲经过反复考虑，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写得比较婉转，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
据杨尚昆叔叔回忆，在延安毛主席最不满洛甫的一件事就是反对他和江青结婚。后来，他们两个关系就越来越僵了。
为这事，我母亲还说过父亲，说你为什么以个人的名义写信呢，以中央的名义多好呢。
父亲的最后岁月
“文革”开始后，在北京的父亲，遭到了一次又一次批斗，并被“监护”了523天。1969年10月，解除“监护”，遣送广东肇庆，开始了岭南的“流放生活”。
父母被遣送到广东肇庆时，上面通知：张闻天的名字停止使用，另取化名，对外保密。父亲说，既然我是普通人了，就叫“张普”吧。“张普”这个化名一直伴随到他含冤去世。
1973年，我去看父亲。当时，父亲的冠心病已经很严重了，除了隔日与保健医生下盘象棋，几乎没有其他活动。见到我，他又开始谈论国家经济政策。
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场景就是我从肇庆回新疆，他很舍不得，一直送我，送到半路他走不动了，坐在路边大口地喘气，双手捂着胸口，面色发紫。我自己去的码头，他一直在那儿看，看着我走远。我回头几次看，他一直在那儿看，那是一种深沉的注视、使人心碎的注视。40多年过去了，至今我仍记忆犹新。而以前，父亲从来不送我。
从1972年起，父亲曾多次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要求回北京治病，石沉大海；要求回家乡上海养老，但同样得不到批准；1975年4月，他再次写信要求迁往离上海近一点的苏州或无锡居住，终于获准。
但是，当他到达无锡时，他的生命只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
1975年，我帮父亲搬家到無锡。一个月后，我要带着小女儿回新疆了，临行前父亲拉着小孙女的手一再说：“真舍不得你走啊。”但是，父亲再想留下孙女也没办法。
一年后的7月1日，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不许召开追悼会，母亲准备的花圈上也只能写“献给老张同志”。骨灰盒上的名字不能写张闻天，还是写着“张普”。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在新疆。我接到江苏省委发来的电报说父亲病重，我深感不妙，急忙请假往回赶。
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我赶到无锡时，父亲已经去世十几天了。我这个他唯一的儿子竟连他的最后一面也没见到，真是欲哭无泪。
等我见到母亲时，父亲已是殡仪馆杂物间里的一盒骨灰。
我回去的第二天，母亲带我去看父亲的骨灰，放在一个很小的储藏室里，不准进正厅，就他一个人单独地被放在储藏室。
父亲去世的这一天，是党的生日。
张虹生很少谈父亲：“我一直没有写关于父亲的文章，因为母亲不让我写，她说儿女写父母永远没有说服力。的确是这样，不用说儿女写，本人写的自传很多都没有说服力。第一，根据现在写过去，得用现在的要求去写；第二，有的地方可能自我吹嘘。”
调离外交部、调离中国社科院经济所、遣送至广东肇庆、迁居无锡……在儿子眼中，父亲张闻天是“官越做越小”。
我没有任何父亲的遗物
1939年，我出生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我出生时，父亲还担任着日理万机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我出生后不久就被寄养在迪化八路军办事处，由一位干部的母亲照管我的生活。母亲只身回到了延安。
1949年，东北局势日趋稳定后，我才被警卫人员送去见父母。那年，我已经10岁了，是第一次见到父亲。因为我从小听过许多英雄故事，所以沿途老打听我父亲是不是司令员。当听说是什么书记时，连说不好，还是司令员好，佩手枪、骑大马……
见到父亲时，发现他没有盒子手枪，也没有骑高头大马，真有些失望。但后来发现他和妈妈每天是坐小汽车去上班的，感到这汽车比我坐过的马背摇篮要好，特想去试一试。但父亲不许。
那时候，家里有勤务员、警卫员、保姆等，完全可以照顾我的生活，可父母不让。从小学5年级开始，生活上的一切事情都得我自己干。当时，我认为他们对我严到不近人情是不喜欢我。
从1935 年春遵义会议，到1938年秋六届六中全会，将近4年，父亲一直是中共中央的总书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才逐步把这个职务交给毛泽东。
1997 年 3月22日，遵义会议的出席者、当时任红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同我母亲谈话，对这个重要史实做了明确的说明。杨尚昆说：“遵义会议以后，不知你们注意没有，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闻天同志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20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做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 中央党史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的《张闻天图册》，以“在总书记岗位上”为标题，明确记述，张闻天遵义会议“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传》修订本中单辟“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节。书中还加了一条较长的注释，列举张闻天、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伍修权等6位遵义会议参加者关于张闻天任总书记的说法作为根据。
1938年8月，王稼祥从苏联回国，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应以毛泽东为首解决团结问题。而当时毛泽东只是军委主席，还不是总书记。父亲就跟毛泽东说，我把总书记职位让给你。但是毛泽东要父亲将总书记继续当下去。
从那时起，父亲虽然形式上还主持中央会议，但实际权力都交给了毛泽东。
父亲跟毛泽东的过渡是非常平稳的。后来好多干部讲，那时候父亲让权给主席是对的，那时候主要是战争时期，军事是主要的。
有人提出说：不争权的张闻天为何在1938年与毛泽东关系恶化？其实父亲跟毛泽东并没有分裂，只是父亲反对他跟江青结婚而已。
1938 年秋，毛泽东要与江青结婚，中央的几位领导向父亲反映，希望他出面做做工作。父亲觉得很为难：结婚是个人私事，别人不便干预。父亲经过反复考虑，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写得比较婉转，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
据杨尚昆叔叔回忆，在延安毛主席最不满洛甫的一件事就是反对他和江青结婚。后来，他们两个关系就越来越僵了。
为这事，我母亲还说过父亲，说你为什么以个人的名义写信呢，以中央的名义多好呢。
父亲的最后岁月
“文革”开始后，在北京的父亲，遭到了一次又一次批斗，并被“监护”了523天。1969年10月，解除“监护”，遣送广东肇庆，开始了岭南的“流放生活”。
父母被遣送到广东肇庆时，上面通知：张闻天的名字停止使用，另取化名，对外保密。父亲说，既然我是普通人了，就叫“张普”吧。“张普”这个化名一直伴随到他含冤去世。
1973年，我去看父亲。当时，父亲的冠心病已经很严重了，除了隔日与保健医生下盘象棋，几乎没有其他活动。见到我，他又开始谈论国家经济政策。
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场景就是我从肇庆回新疆，他很舍不得，一直送我，送到半路他走不动了，坐在路边大口地喘气，双手捂着胸口，面色发紫。我自己去的码头，他一直在那儿看，看着我走远。我回头几次看，他一直在那儿看，那是一种深沉的注视、使人心碎的注视。40多年过去了，至今我仍记忆犹新。而以前，父亲从来不送我。
从1972年起，父亲曾多次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要求回北京治病，石沉大海；要求回家乡上海养老，但同样得不到批准；1975年4月，他再次写信要求迁往离上海近一点的苏州或无锡居住，终于获准。
但是，当他到达无锡时，他的生命只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
1975年，我帮父亲搬家到無锡。一个月后，我要带着小女儿回新疆了，临行前父亲拉着小孙女的手一再说：“真舍不得你走啊。”但是，父亲再想留下孙女也没办法。
一年后的7月1日，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不许召开追悼会，母亲准备的花圈上也只能写“献给老张同志”。骨灰盒上的名字不能写张闻天，还是写着“张普”。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在新疆。我接到江苏省委发来的电报说父亲病重，我深感不妙，急忙请假往回赶。
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我赶到无锡时，父亲已经去世十几天了。我这个他唯一的儿子竟连他的最后一面也没见到，真是欲哭无泪。
等我见到母亲时，父亲已是殡仪馆杂物间里的一盒骨灰。
我回去的第二天，母亲带我去看父亲的骨灰，放在一个很小的储藏室里，不准进正厅，就他一个人单独地被放在储藏室。
父亲去世的这一天，是党的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