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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这也正是《商务周刊》走到今天的价值吧
我还是喜欢用卡佛式的语句作为标题,亲爱的读者们肯定不会觉得我故作深刻。其实很简单,我在此刻想思考和告诉您的,是我这7年在坚持什么?是《商务周刊》这10年在坚持什么? 7年前,当我第一次走进高昱的办公室时,这个当年《三联生活周刊》的干将已经领导《商务周刊》一年的时间了,他正在为办一本中国最棒的商业周刊这个伟大理想而不断折磨着自己,也折磨着编辑部的记者编辑们。 那时候,《商务周刊》还在阜成门外国投大厦那局促的写字楼里办公,高昱给我的感觉充满了《三联》味儿,这种味儿至今我难以形容但印象深刻。今天想来,应该是高昱那种纯粹得不能再纯粹的理想打动了我,并让我这个相对比较纯粹的人一直坚持下来,直到今天。而更幸运的是,比较纯粹的《商务周刊》也一直坚持走到了今天。 最初的那段实习日子不能简单用“痛苦”来形容,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说是无所适从,完全处于失重的感觉中,头重脚轻,甚至一度想自己放弃,也甚至一度要被高昱放弃。但经过那段时间的魔鬼训练,我还是挺了过来。现在想来,这也得益于当时《商务周刊》那个富有激情、充满理想而又雄心勃勃的群体对我的感染。那时候,靳丽萍、任雪松、仇勇、宁南、吴金勇等优秀的财经编辑、记者被高昱网罗到麾下,每个人都为成为大记者而努力,为《商务周刊》成为一本大刊而通宵达旦折磨自己,这让新来者倍感振奋,也不断刺激着我们的肾上腺。 在2003年SARS期间,我和同事们一起参与了封面文章《非典360小时》的报道。在这个过程中,我忽然间找到了感觉,也开始快速融入到《商务周刊》中来。后来,我会把我的经历告诉新来的记者,希望他们能在最痛苦最纠结的时候坚持一下,或许就能看到前面的道路。其实,这10年,《商务周刊》这本命运多舛的杂志又何尝不是一直在无数次的痛苦煎熬中坚持下来的呢?当《商务周刊》选择走那条最辛苦的道路时,折磨和坎坷也就成为必然。 《商务周刊》的道路是什么呢?记得我进入《商务周刊》的第一年,高昱说到过他心目中的一个想法,即中国未来最好的杂志,不是时政类的新闻周刊,不是文化类的新闻周刊,也不是一本时髦的杂志,它会是一本经济类的新闻杂志。 所以在最初的那几年中,高昱几乎每个月都会给编辑部写上一封信,不断告诉大家《商务周刊》要成为一本什么样的大刊,记者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大记者。对于记者们的懒惰和不思进取,他会不断发泄着心中的不满和怒火。在最初那几年,包括我在内的记者们做梦都是在写稿子。 但也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下,《商务周刊》逐渐具有了一个大刊的雏形,赢得了读者们的尊重,也逐渐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读者群。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也得到了快速的成长,稿子写得开始像模像样,尤其是改变了我最初对于记者职业的认识。记者不是写稿的匠人,而是社会的观察者,社会前进的参与者甚至推动者,当我们以我们的能力和思考让读者有所收获和触动时,很多东西已经超出了学院式的传统新闻学理论的范畴。 最初几年,《商务周刊》是靠敢打敢冲赢得读者尊重的。从新闻的本质看,这没有什么不好,直到今天,《商务周刊》的灵魂里依然带有最初的这些品质。但在有的时候,这种新闻理想主义的冲动会伤害杂志自身。比如在2004年,《商务周刊》因为一篇关于天津的封面文章而被停刊整顿,一些记者选择离开,杂志到了一个艰难时刻。 《商务周刊》还是挺了过来。复刊后,虽然理想主义犹在,但《商务周刊》也不得不思索杂志以后如何可持续的发展问题。那一段时间,关于是否继续更直接、更尖锐的报道风格成为讨论的焦点。随后的几年里,《商务周刊》开始向商业本身转型,把以前更多关注政经和社会层面的资源向产业话题和公司报道倾斜。现在看来,这样的转变是对的,关注商业领域、倡导新商业精神,本来就应该是《商务周刊》的“腰”。 但这并不意味着《商务周刊》早期的独立风格被颠覆。直到今天,这种精神总能不时迸发出耀眼的火花。虽然我们为此要承受很多压力和代价,但这也是《商务周刊》存在的价值之一,也是读者们尊重我们的一大原因。 2003年底的时候,我开始确定了自己以后做大产业和社会转轨的方向。那年底,我开始关注铁路行业,并第一次出差去广州,回来写了第一篇关于铁路的稿子《铁路改革迷局》,这为我后来关注铁路等重大产业打开了一个窗口,也开始知道中国产业的复杂性,开始思考今后《商务周刊》如何做最好的产业报道。 随着我们逐步积累起来经验和技术路径这一报道思路的成熟,就有了后来高铁、核电等重大产业报道,比如2006年的《中国高铁可能再步汽车业失败模式后尘》和《中国核电迷局》,以及后来关于其他装备制造业的重大报道;同时,其他同事也在大飞机等领域做出了目前看来也是国内最优秀的产业报道。随着这些报道的面世,有读者形容我们越来越像国务院高参,不论这是不是对我们的褒奖,但我们确实在这些重大产业报道上建立起了自己的门槛,也获得了业内的认可和重视。 2006年和2007年,是我在《商务周刊》成长最快的两年,独立操作了很多封面文章,还坐着火车穿越昆仑山口和茫茫的可可西里到了拉萨,追问此岸与彼岸的世界。我很怀念那段时间,大量的读书,不厌其烦的看《美国哈兰县》等纪录片,并对外部性价值、复杂性等高昱口中的名词在报道中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期间,不断有记者因为各种原因来来去去,但我始终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最初的选择。这不是冠冕堂皇的话,因为我总觉得我这个人适合这个纯粹的地方,大家在一起劳累,一起进步,为了一个那么纯粹的理想,是种幸福。这似乎已经上升为一个终极追问式的哲学话题。记得高昱也曾经在一个不眠之夜后追问大家:我们都是脆弱的,尤其在这个漂泊的城市里,不管有没有自己的家,都像一个异乡客般生活着。那么,我们在这个小小的编辑部里,一起过着劳累的生活,究竟是为了什么? 最近三年,《商务周刊》改变了很多,更商业化,更成熟和理性,报道更加讲究外部性价值,但却从未降低自己作为一家公共媒体的社会责任感。这仍然要令我们面对很多压力,遭遇很多困难,但《商务周刊》一直在前行着。不知不觉间,这本杂志已经10岁了,我也不知不觉伴随了它7年。是什么让《商务周刊》坚强走到了今天呢?我想,是理想主义吧,不然,在路上,无法跨越那么多荆棘。 2008年5月13日,汶川大地震第二天,我和同事们就飞到了四川。作为记者,今生能参与这样一次重大的灾难报道,算是无比幸运了。更重要的是,在灾区的那些日日夜夜,我震撼于灾难无情的同时,也震撼于生命的坚韧与乐观,其实到今天,那一个个遭受大灾难后的面孔还闪现在我眼前,这让我明白,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这也正是《商务周刊》走到今天的价值吧。
我还是喜欢用卡佛式的语句作为标题,亲爱的读者们肯定不会觉得我故作深刻。其实很简单,我在此刻想思考和告诉您的,是我这7年在坚持什么?是《商务周刊》这10年在坚持什么? 7年前,当我第一次走进高昱的办公室时,这个当年《三联生活周刊》的干将已经领导《商务周刊》一年的时间了,他正在为办一本中国最棒的商业周刊这个伟大理想而不断折磨着自己,也折磨着编辑部的记者编辑们。 那时候,《商务周刊》还在阜成门外国投大厦那局促的写字楼里办公,高昱给我的感觉充满了《三联》味儿,这种味儿至今我难以形容但印象深刻。今天想来,应该是高昱那种纯粹得不能再纯粹的理想打动了我,并让我这个相对比较纯粹的人一直坚持下来,直到今天。而更幸运的是,比较纯粹的《商务周刊》也一直坚持走到了今天。 最初的那段实习日子不能简单用“痛苦”来形容,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说是无所适从,完全处于失重的感觉中,头重脚轻,甚至一度想自己放弃,也甚至一度要被高昱放弃。但经过那段时间的魔鬼训练,我还是挺了过来。现在想来,这也得益于当时《商务周刊》那个富有激情、充满理想而又雄心勃勃的群体对我的感染。那时候,靳丽萍、任雪松、仇勇、宁南、吴金勇等优秀的财经编辑、记者被高昱网罗到麾下,每个人都为成为大记者而努力,为《商务周刊》成为一本大刊而通宵达旦折磨自己,这让新来者倍感振奋,也不断刺激着我们的肾上腺。 在2003年SARS期间,我和同事们一起参与了封面文章《非典360小时》的报道。在这个过程中,我忽然间找到了感觉,也开始快速融入到《商务周刊》中来。后来,我会把我的经历告诉新来的记者,希望他们能在最痛苦最纠结的时候坚持一下,或许就能看到前面的道路。其实,这10年,《商务周刊》这本命运多舛的杂志又何尝不是一直在无数次的痛苦煎熬中坚持下来的呢?当《商务周刊》选择走那条最辛苦的道路时,折磨和坎坷也就成为必然。 《商务周刊》的道路是什么呢?记得我进入《商务周刊》的第一年,高昱说到过他心目中的一个想法,即中国未来最好的杂志,不是时政类的新闻周刊,不是文化类的新闻周刊,也不是一本时髦的杂志,它会是一本经济类的新闻杂志。 所以在最初的那几年中,高昱几乎每个月都会给编辑部写上一封信,不断告诉大家《商务周刊》要成为一本什么样的大刊,记者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大记者。对于记者们的懒惰和不思进取,他会不断发泄着心中的不满和怒火。在最初那几年,包括我在内的记者们做梦都是在写稿子。 但也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下,《商务周刊》逐渐具有了一个大刊的雏形,赢得了读者们的尊重,也逐渐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读者群。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也得到了快速的成长,稿子写得开始像模像样,尤其是改变了我最初对于记者职业的认识。记者不是写稿的匠人,而是社会的观察者,社会前进的参与者甚至推动者,当我们以我们的能力和思考让读者有所收获和触动时,很多东西已经超出了学院式的传统新闻学理论的范畴。 最初几年,《商务周刊》是靠敢打敢冲赢得读者尊重的。从新闻的本质看,这没有什么不好,直到今天,《商务周刊》的灵魂里依然带有最初的这些品质。但在有的时候,这种新闻理想主义的冲动会伤害杂志自身。比如在2004年,《商务周刊》因为一篇关于天津的封面文章而被停刊整顿,一些记者选择离开,杂志到了一个艰难时刻。 《商务周刊》还是挺了过来。复刊后,虽然理想主义犹在,但《商务周刊》也不得不思索杂志以后如何可持续的发展问题。那一段时间,关于是否继续更直接、更尖锐的报道风格成为讨论的焦点。随后的几年里,《商务周刊》开始向商业本身转型,把以前更多关注政经和社会层面的资源向产业话题和公司报道倾斜。现在看来,这样的转变是对的,关注商业领域、倡导新商业精神,本来就应该是《商务周刊》的“腰”。 但这并不意味着《商务周刊》早期的独立风格被颠覆。直到今天,这种精神总能不时迸发出耀眼的火花。虽然我们为此要承受很多压力和代价,但这也是《商务周刊》存在的价值之一,也是读者们尊重我们的一大原因。 2003年底的时候,我开始确定了自己以后做大产业和社会转轨的方向。那年底,我开始关注铁路行业,并第一次出差去广州,回来写了第一篇关于铁路的稿子《铁路改革迷局》,这为我后来关注铁路等重大产业打开了一个窗口,也开始知道中国产业的复杂性,开始思考今后《商务周刊》如何做最好的产业报道。 随着我们逐步积累起来经验和技术路径这一报道思路的成熟,就有了后来高铁、核电等重大产业报道,比如2006年的《中国高铁可能再步汽车业失败模式后尘》和《中国核电迷局》,以及后来关于其他装备制造业的重大报道;同时,其他同事也在大飞机等领域做出了目前看来也是国内最优秀的产业报道。随着这些报道的面世,有读者形容我们越来越像国务院高参,不论这是不是对我们的褒奖,但我们确实在这些重大产业报道上建立起了自己的门槛,也获得了业内的认可和重视。 2006年和2007年,是我在《商务周刊》成长最快的两年,独立操作了很多封面文章,还坐着火车穿越昆仑山口和茫茫的可可西里到了拉萨,追问此岸与彼岸的世界。我很怀念那段时间,大量的读书,不厌其烦的看《美国哈兰县》等纪录片,并对外部性价值、复杂性等高昱口中的名词在报道中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期间,不断有记者因为各种原因来来去去,但我始终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最初的选择。这不是冠冕堂皇的话,因为我总觉得我这个人适合这个纯粹的地方,大家在一起劳累,一起进步,为了一个那么纯粹的理想,是种幸福。这似乎已经上升为一个终极追问式的哲学话题。记得高昱也曾经在一个不眠之夜后追问大家:我们都是脆弱的,尤其在这个漂泊的城市里,不管有没有自己的家,都像一个异乡客般生活着。那么,我们在这个小小的编辑部里,一起过着劳累的生活,究竟是为了什么? 最近三年,《商务周刊》改变了很多,更商业化,更成熟和理性,报道更加讲究外部性价值,但却从未降低自己作为一家公共媒体的社会责任感。这仍然要令我们面对很多压力,遭遇很多困难,但《商务周刊》一直在前行着。不知不觉间,这本杂志已经10岁了,我也不知不觉伴随了它7年。是什么让《商务周刊》坚强走到了今天呢?我想,是理想主义吧,不然,在路上,无法跨越那么多荆棘。 2008年5月13日,汶川大地震第二天,我和同事们就飞到了四川。作为记者,今生能参与这样一次重大的灾难报道,算是无比幸运了。更重要的是,在灾区的那些日日夜夜,我震撼于灾难无情的同时,也震撼于生命的坚韧与乐观,其实到今天,那一个个遭受大灾难后的面孔还闪现在我眼前,这让我明白,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这也正是《商务周刊》走到今天的价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