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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剧《武则天》中,郭沫若取材“稗官野史”,融合进建国十周年的祥和氛围,以武则天代表“人民本位”,且对白中出现现代词汇,这有悖于当时有关历史剧符合“历史真实”的共识。郭沫若在修改中虽然尽量尊重周扬、翦伯赞等主流批评家的意见,却也不断产生从“历史真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冲动,因此《武则天》定稿既有较高的艺术水准,也留下了为当时批评所规训的遗憾。这表征了晚年郭沫若历史剧的创作方法、面临的困境以及突围之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