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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从宁都暴动中的传令兵到共和国的“导弹元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七军首任军长王秉璋,就够人们品头论足一番了,而流传在世的平型关战斗中的那几张照片,其中深埋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经王秉璋披露其中内情,又为他的一生增添了许多传奇色彩。
王秉璋带人冲上酒楼,拉开宁都暴动的序幕
王秉璋,曾用名震南,1914年1月出生在河南安阳县。1929年秋,15岁的王秉璋考入冯玉祥的西北军无线电学校。1930年11月,中原大战结束后,冯玉祥的西北军被蒋介石收编,王秉璋所在的无线电学校被改编为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通信营,后又改编为学兵连。
1931年初,蒋介石把第二十六路军调往江西,进驻宁都,主要任务是“围剿”中央红军。“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浪潮,第二十六路军官兵要求北上抗日,但蒋介石极力压制,下死命令,要求他们“围剿”中央红军。结果,第二十六路军受到中央红军的沉重打击。在如此多的因素促成下,再加上打入第二十六路军内部的中共特别支部因势利导,秘密做好了宁都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1931年10月,王秉璋由学兵连副班长调往第七十四旅旅部,担任旅长季振同的传令兵。季振同是冯玉祥的心腹将领,在西北军中影响力非同一般。在起义准备阶段,季振同与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三人常在宁都城外的一座小山头上密谈,王秉璋作为季振同的贴身卫士在山上担任警戒。季振同经常派王秉璋向董振堂传递密信。
12月上旬,蒋介石发觉了第二十六路军的新动向,下令逮捕第二十六路军中的共产党员。针对这一形势的变化,第二十六路军中共特别支部决定立即举行起义。为了保证起义成功,中革军委派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到宁都城东南的固村,就地联络和指导。
12月14日,赵博生召集第二十六路军团以上主官举行宴会,准备逮捕不同意起义的军官。宴会在城东的耶稣堂举行。军官们到楼上赴宴,他们带来的传令兵在楼下开席。席间,王秉璋率领第七十四旅的10多名传令兵,将在楼下吃饭的传令兵统统缴了械,整个行动干净利落。随后,王秉璋又带领传令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上二楼,大喊:“红军打来了!”整个宴会场面顿时混乱不堪。宁都起义就此拉开了序幕。
王秉璋等人趁乱保护季振同、赵博生、董振堂和第七十四旅的两名团长离开现场。第七十四旅一团三营营长严图阁率兵如期而至,将其余军官全部捆绑起来。季振同、赵博生和董振堂随即指挥部队1.7万人,宣布起义。
宁都暴动胜利结束后,第二十六路军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军团长,萧劲光任政治委员,董振堂任副军团长,赵博生任参谋长,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十三、十四、十五军。王秉璋被提拔为军团部传令班班长,不久又被提拔为第五军团直属通信队队长。1932年2月,王秉璋到基层任职,任红一军团教导营副营长。
一命救一命,王秉璋和熊伯涛互救性命
平时人们常说“一命抵一命”,而王秉璋和熊伯涛两位将军之间,在战争年代却发生了“一命救一命”的故事,被传为佳话。
1932年2月,王秉璋由师司令部参谋调红一军团教导营任副营长。教导营副教导员是熊伯涛。新中国成立后,熊伯涛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公安部队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王秉璋到教导营任职不久,红一军团在江西省吉水县发起了对国民党军陈诚、罗卓英部的战斗。
战斗打得很顺利,红军胜利返回驻地。然而,在战斗中渡河时,王秉璋船上的船老大牺牲了,一船人都不会摆弄船只,所以一时“回师”不了。王秉璋也不会摇船,但又有点不服气,便让战士们下来,自己上去了。船还真听王秉璋的话,桨儿一划,船便往前走了。王秉璋高兴得不得了。
此时,大家见王副营长会摆船,便在岸上叫喊,说副营长会划船,就把大家送过河吧。王秉璋也想表现一下,于是便使劲划起来。但突然觉得不对劲了,船不听使唤了,越想把船头调转过来,船儿越不调头。船头不但调不过来,而且还在水里打转儿,怎么也靠不上岸。
靠不上岸,让王秉璋慌了神,因为他也是“旱鸭子”。当船在河中打转时,王秉璋的身体一歪,把船折腾翻了。王秉璋在水里挣扎着,心想这次死定了。
这时,只见有人突然一个猛子扎进水里,使劲游去。此人就是副教导员熊伯涛。一会儿工夫,熊伯涛就游到了王秉璋身边。因为仓促,熊伯涛的脚被水中石头碰伤了,但他不顾伤痛,使劲地把王秉璋从水中拖了上来。上岸后,王秉璋感激地说:“你救了我的一条命啊!”熊伯涛笑了笑。
说来也巧,长征中,王秉璋反过来救了熊伯涛一命。那时,王秉璋已离开教导营,调到红一军团司令部任作战科科长了,熊伯涛仍在教导营任职。
1935年8月,红一军团进入茫茫草地。王秉璋带着收容队殿后,做收容工作。一天,王秉璋走到一条小河边,发现有个大个子半躺半靠在河岸的土坎上,表情很痛苦。王秉璋见是自己人,就走了过去。仔细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自己的救命恩人熊伯涛。熊伯涛已饿得不成样子了。王秉璋拍了拍熊伯涛的肩膀问:“老熊,你怎么啦?”
熊伯涛睁开眼,见是王秉璋,便有气无力地说:“两天没吃东西了。”
王秉璋知道,教导营走在队伍后面,常常没有东西吃。于是,他赶紧从背着的口袋里倒出一碗干炒面,用河水拌了拌,递给熊伯涛。
熊伯涛几口就吃下去了。肚子里有了货,力气也上来了,熊伯涛站起来,可以走路了。因还要收容其他人员,王秉璋便把自己背的近30斤炒面和一些辣椒、酥油,分了一半给熊伯涛,就此分了手。
走出草地后,王秉璋在甘南哈达铺见到了熊伯涛。熊伯涛对王秉璋说:“全靠你的炒面,我才能走出草地。这条命是你给的。”王秉璋说:“你不也救过我的命嘛,咱俩是扯平了!”说完,两人会意地笑了。
1936年10月,王秉璋指挥由3个连队组成的游击支队,会同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政委陈漫远率领的特别支队,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没赶上平型关战斗,历史照片上为何有王秉璋的身影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王秉璋由红一军团作战科科长改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作战科科长。
八路军一一五师成立后,在三原举行了誓师大会,之后立即开赴抗日前线。一一五师主力进至晋东北地区,进行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此战展开时,王秉璋正以“八路军运输司令”的头衔到侯马车站跟阎锡山联系铁路运输事宜。当时,日军疯狂进犯,阎锡山感到形势严峻,急切希望八路军上前线,因此整个交涉过程比较顺利。第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与王秉璋同乘最后一列车,在五台县下车后,住了一宿。第二天下了一场大雨,山洪暴发挡住了去路。因为徐海东和王秉璋都不知道平型关战斗的计划,于是决定再留宿一夜。这样一来,他俩就错过了9月25日那场震惊中外的平型关战斗。
王秉璋是9月26日到达平型关的,所以没有参加9月25日的平型关战斗。但是,人们都认为王秉璋参加了,原因是后来所能见到的平型关战斗的历史照片,上面都有王秉璋的身影。这些照片作为宣传平型关大捷的珍贵史料,早已家喻户晓。加之王秉璋当时是一一五师作战科科长,作战科科长没有参加平型关战斗,常理上讲不过去。因此,人们一直都认为王秉璋是参加了平型关战斗的。事实上,平型关战斗进行时,王秉璋还在五台县。那么,这些照片又是怎么回事呢?事情是这样的:
王秉璋赶到师部后,向林彪、聂荣臻报到,并简要汇报了与阎锡山方面交涉的经过。这时,因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胜仗,国民党《扫荡报》记者便带着摄影机来到一一五师,要拍新闻纪录片。
1953年2月起,王秉璋任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5年9月,王秉璋被授予中将军衔。1958年11月,张廷发升任空军参谋长,王秉璋因另有任用,只担任空军第一副司令员一职,不再兼任参谋长。
起初不愿到导弹部门工作
中央军委在1956年决定建立国务院第五研究院,进行导弹的研制工作。第五研究院习惯称五院。1959年12月下旬,中央军委在广州两次召开“两弹”(原子弹、导弹)专题研究会议,都通知王秉璋参加。
王秉璋很纳闷:自己在空军工作,与导弹没有关系啊,为什么要自己参加这样的会议呢?会议期间,王秉璋就把自己的纳闷事对与会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说了。
刘亚楼显然知道了中央军委的决定,便对王秉璋说:“中央决定要我和你去五院工作,要去搞导弹工作。”王秉璋一听急了,说:“我胜任不了这项工作。”刘亚楼说:“我顶不住哟,是中央定的,你自己找中央去吧!”
回到北京后,王秉璋还真去找了周恩来。他向周恩来报告说:“总理,我水平低,不懂导弹啊!”周恩来说:“你水平低,那你说,在我们老同志里面谁水平高?谁懂导弹?你推荐一个。”王秉璋摇摇头说:“我推荐不了。”
“你推荐不了,那就由你去干吧!”周恩来说,“导弹是带翅膀的,飞机也是带翅膀的。你是空军的,你们总还算是带翅膀的嘛,相近嘛!”
1960年3月,国务院任命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兼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空军第一副司令员王秉璋兼任副院长。4月14日,刘亚楼对五院领导班子说:“五院领导的分工,经过军委广州会议前后的酝酿,已经定下来了。聂总也于本月4日找我们党委的一些同志作了指示。我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空军,王秉璋同志主要精力放在五院。我不在时,由他拿总。”
4月27日,五院党委向总政和国防科委呈报备案:“五院党委一致同意:刘亚楼同志为第一书记,王秉璋、刘有光、王诤三同志为书记。刘亚楼同志不在院时,由王秉璋同志执行第一书记职务,掌管全盘工作。”这样,王秉璋以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五院副院长的身份到五院主持工作。王秉璋到五院时,正值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专家的时候。
屋漏偏逢连阴雨。造“两弹”的材料、元件、设备、仪器、样品等订货合同,苏联拖延交货时间不说,还计划不给中国了;美国等西方国家,仍然拒绝承认新中国,实行敌视封锁政策;国内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经济十分困难。
此情此景,中国的导弹航天事业是上马还是下马,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一些领导都在考虑这个问题。是啊,不得不考虑啊,如果造不出来,岂不白花钱吗?为此,邓小平专门主持召开研究导弹工作的会议。会上,王秉璋进行了汇报。汇报时,他只讲事实,不作评述。
当晚,刘亚楼对王秉璋说:“你讲得很好,40分钟把不清楚的问题都讲清楚了。军委原来的一些顾虑没有了,过去没有完全定的问题都定下来了。”
1960年2月27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国防建设工作纲要》强调:“国防工业建设的方针,在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的目标下,应以原子弹、导弹为主,而以导弹为第一,同时注意发展电子技术,应以最大努力,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来着手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按照这一精神,王秉璋立即在五院进行传达学习,并提出:上边有这么大的决心,我们必须有志气,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完成仿制任务和“东风”型号的研制任务。
同年11月5日,“东风一号”发射成功,这是仿制苏联P-2型导弹研制的一种近程地地导弹。随后,中国导弹工业开始由仿制转入自行设计。1961年秋,王秉璋在陕西临潼主持起草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暂行条例》。这是中国航天领域的第一部法规,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开始向正规化、科学化方向迈进。
王秉璋为中国导弹与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重大功绩
1962年7月11日至13日,王秉璋参加了中央书记处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彭真、贺龙、聂荣臻、李富春、罗瑞卿和计委、经委、冶金部、化工部、石油部、一机部、三机部的负责同志。13日,王秉璋向中央书记处会议汇报了五院的情况。在汇报过程中,周恩来说,生产以常规为主,科研重点是突破尖端——导弹、原子弹。五院要和各方面密切协作,研制出以打破美帝等八国的新半月包围圈为目标的导弹。邓小平说,五院不仅不要减人,还要投资。林彪说,军队要向导弹化方向走,常规武器和尖端导弹的研制不能兼顾时,宁可多把重点指向尖端。
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导弹的研制、生产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1963年9月9日,聂荣臻对五院的工作作了指示,明确规定了五院今后的型号研制任务、发展研究工作的方针和科研队伍的建设。9月14日,五院召开了院党委常委会议,传达了聂荣臻的指示。9月20日,又召集各分院和院直各部门负责同志作了传达和讨论,提出了中国导弹研制发展的十二年规划。
1964年6月29日,王秉璋和钱学森去靶场再次组织“东风二号”发射试验,连射三发,发发成功。7月16日,王秉璋、刘有光、钱学森、刘秉彦等去北戴河向聂荣臻汇报工作。一见面,聂荣臻就亲切地说,“东风二号”这次试验较原计划推迟了几天,你们这样做好,这样做不是慢而是快。“东风二号”三发试验都比较顺利,不容易。
对于“红旗一号”的试验情况,聂荣臻指示说:“实验程序很重要,一定要搞遥测弹。”这次汇报,还谈到了“红旗二号”(中程地空导弹)的问题以及其他型号导弹的仿制和改进问题。王秉璋说:“我们认为搞型号改进,应以五院为主,工厂应和五院一起搞,不然各厂按各厂的意见各改各的,不容易‘斗拢’。”
聂荣臻说:“应该这样做,应该有个‘总脑袋’嘛,不要把改进看得太容易了。这次未搞遥测弹,走了弯路,是个教训。‘东风二号’上次掉下来,一点也不冤枉,不能看得太简单,摔下来就使我们认识深刻了,所以试车台等很快就搞起来了。‘红旗二号’应在1968年搞出来。”
1964年4月23日和7月8日,王秉璋先后两次去二分院听取“红旗二号”研制方案的汇报,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精神,并同大家就指导思想问题进行了商讨。
经过广大科技人员和工人一年多的努力,“红旗二号”遥测弹、战斗弹、中低空模型弹相继试射成功。1964年10月,五院组织了一次“导弹展览”,刘少奇、朱德、董必武、贺龙、邓小平、徐向前、叶剑英等都前往参观。看到中国有了自己的导弹,他们都很高兴,说“有了核弹头,再搞出这个弹就解决问题了”。
1964年11月,中央通知以五院为基础成立航天工业部,即第七机械工业部,王秉璋出任部长。王秉璋成了七机部首任部长。
1965年2月,在王秉璋主持下,制定了一个“八年四弹”的导弹工业发展规划,并获中央批准。1966年10月,“两弹结合”的核导弹发射成功。12月26日,“东风三号”发射成功。1970年1月,“东风四号”发射成功。4月,以“东风四号”为基础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揭开了中国航天史的崭新一页。1971年9月,“东风五号”低弹道飞行试验成功。这一连串的地地、地空、海防以及近、中、远程导弹的成功发射,加上卫星的上天,原子弹、氢弹的成功爆炸,大振了国威、军威,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在王秉璋主持导弹研制工作期间,中国地地导弹从“东风一号”短程导弹到“东风五号”洲际导弹接连发射成功,并成功研制出多种型号的地空导弹和海航导弹。王秉璋成了不折不扣的“导弹元勋”。
1988年,王秉璋获得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具有权威性的《中共党史人物传》,对王秉璋作了这样的评价:“他为巩固与扩大湖西抗日根据地、建设人民空军,特别是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等方面建立了重大功绩。”2005年9月25日,王秉璋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作者声明:本文由《党史博览》独家编发,未经允许,不准选编、摘编、上网等。)
王秉璋带人冲上酒楼,拉开宁都暴动的序幕
王秉璋,曾用名震南,1914年1月出生在河南安阳县。1929年秋,15岁的王秉璋考入冯玉祥的西北军无线电学校。1930年11月,中原大战结束后,冯玉祥的西北军被蒋介石收编,王秉璋所在的无线电学校被改编为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通信营,后又改编为学兵连。
1931年初,蒋介石把第二十六路军调往江西,进驻宁都,主要任务是“围剿”中央红军。“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浪潮,第二十六路军官兵要求北上抗日,但蒋介石极力压制,下死命令,要求他们“围剿”中央红军。结果,第二十六路军受到中央红军的沉重打击。在如此多的因素促成下,再加上打入第二十六路军内部的中共特别支部因势利导,秘密做好了宁都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1931年10月,王秉璋由学兵连副班长调往第七十四旅旅部,担任旅长季振同的传令兵。季振同是冯玉祥的心腹将领,在西北军中影响力非同一般。在起义准备阶段,季振同与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三人常在宁都城外的一座小山头上密谈,王秉璋作为季振同的贴身卫士在山上担任警戒。季振同经常派王秉璋向董振堂传递密信。
12月上旬,蒋介石发觉了第二十六路军的新动向,下令逮捕第二十六路军中的共产党员。针对这一形势的变化,第二十六路军中共特别支部决定立即举行起义。为了保证起义成功,中革军委派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到宁都城东南的固村,就地联络和指导。
12月14日,赵博生召集第二十六路军团以上主官举行宴会,准备逮捕不同意起义的军官。宴会在城东的耶稣堂举行。军官们到楼上赴宴,他们带来的传令兵在楼下开席。席间,王秉璋率领第七十四旅的10多名传令兵,将在楼下吃饭的传令兵统统缴了械,整个行动干净利落。随后,王秉璋又带领传令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上二楼,大喊:“红军打来了!”整个宴会场面顿时混乱不堪。宁都起义就此拉开了序幕。
王秉璋等人趁乱保护季振同、赵博生、董振堂和第七十四旅的两名团长离开现场。第七十四旅一团三营营长严图阁率兵如期而至,将其余军官全部捆绑起来。季振同、赵博生和董振堂随即指挥部队1.7万人,宣布起义。
宁都暴动胜利结束后,第二十六路军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军团长,萧劲光任政治委员,董振堂任副军团长,赵博生任参谋长,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十三、十四、十五军。王秉璋被提拔为军团部传令班班长,不久又被提拔为第五军团直属通信队队长。1932年2月,王秉璋到基层任职,任红一军团教导营副营长。
一命救一命,王秉璋和熊伯涛互救性命
平时人们常说“一命抵一命”,而王秉璋和熊伯涛两位将军之间,在战争年代却发生了“一命救一命”的故事,被传为佳话。
1932年2月,王秉璋由师司令部参谋调红一军团教导营任副营长。教导营副教导员是熊伯涛。新中国成立后,熊伯涛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公安部队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王秉璋到教导营任职不久,红一军团在江西省吉水县发起了对国民党军陈诚、罗卓英部的战斗。
战斗打得很顺利,红军胜利返回驻地。然而,在战斗中渡河时,王秉璋船上的船老大牺牲了,一船人都不会摆弄船只,所以一时“回师”不了。王秉璋也不会摇船,但又有点不服气,便让战士们下来,自己上去了。船还真听王秉璋的话,桨儿一划,船便往前走了。王秉璋高兴得不得了。
此时,大家见王副营长会摆船,便在岸上叫喊,说副营长会划船,就把大家送过河吧。王秉璋也想表现一下,于是便使劲划起来。但突然觉得不对劲了,船不听使唤了,越想把船头调转过来,船儿越不调头。船头不但调不过来,而且还在水里打转儿,怎么也靠不上岸。
靠不上岸,让王秉璋慌了神,因为他也是“旱鸭子”。当船在河中打转时,王秉璋的身体一歪,把船折腾翻了。王秉璋在水里挣扎着,心想这次死定了。
这时,只见有人突然一个猛子扎进水里,使劲游去。此人就是副教导员熊伯涛。一会儿工夫,熊伯涛就游到了王秉璋身边。因为仓促,熊伯涛的脚被水中石头碰伤了,但他不顾伤痛,使劲地把王秉璋从水中拖了上来。上岸后,王秉璋感激地说:“你救了我的一条命啊!”熊伯涛笑了笑。
说来也巧,长征中,王秉璋反过来救了熊伯涛一命。那时,王秉璋已离开教导营,调到红一军团司令部任作战科科长了,熊伯涛仍在教导营任职。
1935年8月,红一军团进入茫茫草地。王秉璋带着收容队殿后,做收容工作。一天,王秉璋走到一条小河边,发现有个大个子半躺半靠在河岸的土坎上,表情很痛苦。王秉璋见是自己人,就走了过去。仔细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自己的救命恩人熊伯涛。熊伯涛已饿得不成样子了。王秉璋拍了拍熊伯涛的肩膀问:“老熊,你怎么啦?”
熊伯涛睁开眼,见是王秉璋,便有气无力地说:“两天没吃东西了。”
王秉璋知道,教导营走在队伍后面,常常没有东西吃。于是,他赶紧从背着的口袋里倒出一碗干炒面,用河水拌了拌,递给熊伯涛。
熊伯涛几口就吃下去了。肚子里有了货,力气也上来了,熊伯涛站起来,可以走路了。因还要收容其他人员,王秉璋便把自己背的近30斤炒面和一些辣椒、酥油,分了一半给熊伯涛,就此分了手。
走出草地后,王秉璋在甘南哈达铺见到了熊伯涛。熊伯涛对王秉璋说:“全靠你的炒面,我才能走出草地。这条命是你给的。”王秉璋说:“你不也救过我的命嘛,咱俩是扯平了!”说完,两人会意地笑了。
1936年10月,王秉璋指挥由3个连队组成的游击支队,会同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政委陈漫远率领的特别支队,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没赶上平型关战斗,历史照片上为何有王秉璋的身影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王秉璋由红一军团作战科科长改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作战科科长。
八路军一一五师成立后,在三原举行了誓师大会,之后立即开赴抗日前线。一一五师主力进至晋东北地区,进行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此战展开时,王秉璋正以“八路军运输司令”的头衔到侯马车站跟阎锡山联系铁路运输事宜。当时,日军疯狂进犯,阎锡山感到形势严峻,急切希望八路军上前线,因此整个交涉过程比较顺利。第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与王秉璋同乘最后一列车,在五台县下车后,住了一宿。第二天下了一场大雨,山洪暴发挡住了去路。因为徐海东和王秉璋都不知道平型关战斗的计划,于是决定再留宿一夜。这样一来,他俩就错过了9月25日那场震惊中外的平型关战斗。
王秉璋是9月26日到达平型关的,所以没有参加9月25日的平型关战斗。但是,人们都认为王秉璋参加了,原因是后来所能见到的平型关战斗的历史照片,上面都有王秉璋的身影。这些照片作为宣传平型关大捷的珍贵史料,早已家喻户晓。加之王秉璋当时是一一五师作战科科长,作战科科长没有参加平型关战斗,常理上讲不过去。因此,人们一直都认为王秉璋是参加了平型关战斗的。事实上,平型关战斗进行时,王秉璋还在五台县。那么,这些照片又是怎么回事呢?事情是这样的:
王秉璋赶到师部后,向林彪、聂荣臻报到,并简要汇报了与阎锡山方面交涉的经过。这时,因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胜仗,国民党《扫荡报》记者便带着摄影机来到一一五师,要拍新闻纪录片。
1953年2月起,王秉璋任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5年9月,王秉璋被授予中将军衔。1958年11月,张廷发升任空军参谋长,王秉璋因另有任用,只担任空军第一副司令员一职,不再兼任参谋长。
起初不愿到导弹部门工作
中央军委在1956年决定建立国务院第五研究院,进行导弹的研制工作。第五研究院习惯称五院。1959年12月下旬,中央军委在广州两次召开“两弹”(原子弹、导弹)专题研究会议,都通知王秉璋参加。
王秉璋很纳闷:自己在空军工作,与导弹没有关系啊,为什么要自己参加这样的会议呢?会议期间,王秉璋就把自己的纳闷事对与会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说了。
刘亚楼显然知道了中央军委的决定,便对王秉璋说:“中央决定要我和你去五院工作,要去搞导弹工作。”王秉璋一听急了,说:“我胜任不了这项工作。”刘亚楼说:“我顶不住哟,是中央定的,你自己找中央去吧!”
回到北京后,王秉璋还真去找了周恩来。他向周恩来报告说:“总理,我水平低,不懂导弹啊!”周恩来说:“你水平低,那你说,在我们老同志里面谁水平高?谁懂导弹?你推荐一个。”王秉璋摇摇头说:“我推荐不了。”
“你推荐不了,那就由你去干吧!”周恩来说,“导弹是带翅膀的,飞机也是带翅膀的。你是空军的,你们总还算是带翅膀的嘛,相近嘛!”
1960年3月,国务院任命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兼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空军第一副司令员王秉璋兼任副院长。4月14日,刘亚楼对五院领导班子说:“五院领导的分工,经过军委广州会议前后的酝酿,已经定下来了。聂总也于本月4日找我们党委的一些同志作了指示。我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空军,王秉璋同志主要精力放在五院。我不在时,由他拿总。”
4月27日,五院党委向总政和国防科委呈报备案:“五院党委一致同意:刘亚楼同志为第一书记,王秉璋、刘有光、王诤三同志为书记。刘亚楼同志不在院时,由王秉璋同志执行第一书记职务,掌管全盘工作。”这样,王秉璋以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五院副院长的身份到五院主持工作。王秉璋到五院时,正值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专家的时候。
屋漏偏逢连阴雨。造“两弹”的材料、元件、设备、仪器、样品等订货合同,苏联拖延交货时间不说,还计划不给中国了;美国等西方国家,仍然拒绝承认新中国,实行敌视封锁政策;国内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经济十分困难。
此情此景,中国的导弹航天事业是上马还是下马,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一些领导都在考虑这个问题。是啊,不得不考虑啊,如果造不出来,岂不白花钱吗?为此,邓小平专门主持召开研究导弹工作的会议。会上,王秉璋进行了汇报。汇报时,他只讲事实,不作评述。
当晚,刘亚楼对王秉璋说:“你讲得很好,40分钟把不清楚的问题都讲清楚了。军委原来的一些顾虑没有了,过去没有完全定的问题都定下来了。”
1960年2月27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国防建设工作纲要》强调:“国防工业建设的方针,在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的目标下,应以原子弹、导弹为主,而以导弹为第一,同时注意发展电子技术,应以最大努力,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来着手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按照这一精神,王秉璋立即在五院进行传达学习,并提出:上边有这么大的决心,我们必须有志气,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完成仿制任务和“东风”型号的研制任务。
同年11月5日,“东风一号”发射成功,这是仿制苏联P-2型导弹研制的一种近程地地导弹。随后,中国导弹工业开始由仿制转入自行设计。1961年秋,王秉璋在陕西临潼主持起草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暂行条例》。这是中国航天领域的第一部法规,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开始向正规化、科学化方向迈进。
王秉璋为中国导弹与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重大功绩
1962年7月11日至13日,王秉璋参加了中央书记处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彭真、贺龙、聂荣臻、李富春、罗瑞卿和计委、经委、冶金部、化工部、石油部、一机部、三机部的负责同志。13日,王秉璋向中央书记处会议汇报了五院的情况。在汇报过程中,周恩来说,生产以常规为主,科研重点是突破尖端——导弹、原子弹。五院要和各方面密切协作,研制出以打破美帝等八国的新半月包围圈为目标的导弹。邓小平说,五院不仅不要减人,还要投资。林彪说,军队要向导弹化方向走,常规武器和尖端导弹的研制不能兼顾时,宁可多把重点指向尖端。
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导弹的研制、生产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1963年9月9日,聂荣臻对五院的工作作了指示,明确规定了五院今后的型号研制任务、发展研究工作的方针和科研队伍的建设。9月14日,五院召开了院党委常委会议,传达了聂荣臻的指示。9月20日,又召集各分院和院直各部门负责同志作了传达和讨论,提出了中国导弹研制发展的十二年规划。
1964年6月29日,王秉璋和钱学森去靶场再次组织“东风二号”发射试验,连射三发,发发成功。7月16日,王秉璋、刘有光、钱学森、刘秉彦等去北戴河向聂荣臻汇报工作。一见面,聂荣臻就亲切地说,“东风二号”这次试验较原计划推迟了几天,你们这样做好,这样做不是慢而是快。“东风二号”三发试验都比较顺利,不容易。
对于“红旗一号”的试验情况,聂荣臻指示说:“实验程序很重要,一定要搞遥测弹。”这次汇报,还谈到了“红旗二号”(中程地空导弹)的问题以及其他型号导弹的仿制和改进问题。王秉璋说:“我们认为搞型号改进,应以五院为主,工厂应和五院一起搞,不然各厂按各厂的意见各改各的,不容易‘斗拢’。”
聂荣臻说:“应该这样做,应该有个‘总脑袋’嘛,不要把改进看得太容易了。这次未搞遥测弹,走了弯路,是个教训。‘东风二号’上次掉下来,一点也不冤枉,不能看得太简单,摔下来就使我们认识深刻了,所以试车台等很快就搞起来了。‘红旗二号’应在1968年搞出来。”
1964年4月23日和7月8日,王秉璋先后两次去二分院听取“红旗二号”研制方案的汇报,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精神,并同大家就指导思想问题进行了商讨。
经过广大科技人员和工人一年多的努力,“红旗二号”遥测弹、战斗弹、中低空模型弹相继试射成功。1964年10月,五院组织了一次“导弹展览”,刘少奇、朱德、董必武、贺龙、邓小平、徐向前、叶剑英等都前往参观。看到中国有了自己的导弹,他们都很高兴,说“有了核弹头,再搞出这个弹就解决问题了”。
1964年11月,中央通知以五院为基础成立航天工业部,即第七机械工业部,王秉璋出任部长。王秉璋成了七机部首任部长。
1965年2月,在王秉璋主持下,制定了一个“八年四弹”的导弹工业发展规划,并获中央批准。1966年10月,“两弹结合”的核导弹发射成功。12月26日,“东风三号”发射成功。1970年1月,“东风四号”发射成功。4月,以“东风四号”为基础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揭开了中国航天史的崭新一页。1971年9月,“东风五号”低弹道飞行试验成功。这一连串的地地、地空、海防以及近、中、远程导弹的成功发射,加上卫星的上天,原子弹、氢弹的成功爆炸,大振了国威、军威,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在王秉璋主持导弹研制工作期间,中国地地导弹从“东风一号”短程导弹到“东风五号”洲际导弹接连发射成功,并成功研制出多种型号的地空导弹和海航导弹。王秉璋成了不折不扣的“导弹元勋”。
1988年,王秉璋获得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具有权威性的《中共党史人物传》,对王秉璋作了这样的评价:“他为巩固与扩大湖西抗日根据地、建设人民空军,特别是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等方面建立了重大功绩。”2005年9月25日,王秉璋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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