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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领域的不断拓宽、规模层次的不断提升,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等比较优势的四川也融入到了对南亚开放的经贸合作浪潮中,四川在中国西部大开发与大开放战略中,正逐渐演化为中国面向南亚、走向世界的新引擎,四川对南亚开放合作的“三轴一环”的“南亚三角”战略构想已然呼之欲出。
成绩与问题
四川与南亚国家进出口贸易额从1998年的0.78亿美元,上升到了2009年的15.14亿美元,年均增长了34.53%。特别是,四川与印度进出口贸易额从1998年的0.53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12.23亿美元,增长了36.87%;四川与巴基斯坦进出口贸易额从1998年的0.12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2.43亿美元,增长了35.08%。到目前为止,四川有近1100家企业与南亚国家有着经贸合作关系。这说明了四川在与南亚国家进行贸易往来时,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和互补性。
存在的问题是:从四川对外贸易区域结构关系来看,在1998年到2009年间,四川对南亚国家进出口贸易额占四川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基本保持在2.11%～6.99%之间,其平均值仅有5.35%。南亚国家在四川对外贸易中的作用并未充分发挥。还有就是贸易发展不平衡、比较优势未凸显、“引进来”不够、“走出去”有限等问题,都比较突出。
合作潜力
贸易合作潜力。四川可以进一步加大对南亚区域市场输出诸如电话设备、电脑配件等信息产品,彩电、洗衣机、厨卫设施等家用电器设备以及日用小商品,生丝、丝织品、丝绸、服装以及香烟、酒精饮料等日常生活所需相关轻工制成品;大中小型锅炉、发电机组、内燃机等重化工机械设备;猪肉及其制成品、中草药以及芒果、棉花、牛肉及牛皮等农牧产品。而南亚国家也可以进一步加大对四川输出诸如高品位铁矿、锰矿、铜矿以及煤(印度东北部)等矿产品;信息软件、金融、教育、旅游服务等服务品;珠宝、玉石等奢侈品以及独具南亚民俗风情的手工艺品。
投资合作潜力。四川企业应面向南亚,积极投资于南亚国家的家电业、基础设施建设及建筑业、水能开发、旅游开发、餐饮娱乐等产业。南亚国家可以利用自己在软件、教育、金融服务以及特色医疗方面的技术和经验优势投资于四川,这些项目的投资少、见效快,很适合南亚国家资金相对短缺的实际情况。
经济技术合作潜力。由于南亚区域近几年正在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公路、铁路、港口、通信网络、给排水、各类电站设计开发、地产开发等部门都在向外商开放。而且四川省在与南亚国家的工程承包、劳务合作、旅游合作、科技合作等方面已经开启了新的局面,这为四川省开拓南亚市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战略审视
战略定位——把四川建设成为代表中国与南亚合作的内陆开放型经济强省。历史上源于蜀中的古南方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曾是中国西部内陆贯通南亚的主要商贸通道;二战抗日斗争中,中美就开辟了从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汀江等地,飞越中缅印边境崇山峻岭(被称为“驼峰”),到中国云南昆明、四川重庆等地的空中国际运输线。如今,中国政府正积极构建西南、西北进出境国际交通大动脉,并期待与相关国家就建设新亚欧大陆桥达成共识,大力支持包括四川在内的中国西部地区同周边国家和其他国家开展国际合作之际。四川作为承接华南华中,连接西南西北,沟通中亚、南亚、西亚和东南亚的重要交汇点和交通走廊,经济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位居中国西部第一,与南亚国家相比也处于较高端地位。四川有能力、有实力、有责任推动中国(西部)面向南亚、走向世界,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西部大开发与大开放的新引擎,以形成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海陆并重、东西齐飞”的新格局。四川对南亚开放的这种战略定位,既是构造内陆开放型经济形态与深入推进中国西部大开发与大开放的区内发展战略演化的必然结果,而且还是四川(成都)作为“古南方丝绸之路”历史源头的价值回归。
战略理念——树立“研、学、贸、产”融为一体的“大经贸”理念。必须加强四川与南亚经贸合作发展的优势互补性研究,寻求互利合作的利益契合点;以教育、文化和学术合作交流为基础,营造和谐的人文环境,进一步拓展发展的潜在空间;在传统商贸合作基础上,拓宽双边或多边服务贸易、投融资和国际经济技术等合作领域;拓展四川与南亚国家产业(例如,旅游、教育、IT、农业、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及低碳经济等)合作发展空间,努力发挥产业聚集扩散效应。
战略格局——形成四川与南亚合作的“三轴一环”的大格局。 “三轴”是指由四川成都——孟加拉国——印度孟买,由四川成都——缅甸——斯里兰卡科伦坡,由四川成都——拉萨——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卡拉奇的三条轴线;“一环”是指由四川成都——广西北部湾——新加坡——科伦坡(斯里兰卡)——卡拉奇(或瓜达尔港)——新疆喀什贯通的一个椭圆环构成的空间体系(如图五所示)。这“三轴一环”既是交通路线又是要素流向,既可以是水陆交通又可以是航空通信。总之,是水陆空加信息的四维通道。
仔细观察上图,在“椭圆环”带内产生了一个“南亚三角”形,轴线所经之处几乎囊括了中国西部与南亚的所有重要城市。可见,中国四川对南亚开放合作的“三轴一环”的“南亚三角”战略构想呼之欲出,而且由于中国西部与南亚国家经济上相互需求的差异性与互补性,政治上的和谐、稳定与繁荣性,“背对背”中印文明认同与共生性,成为了该开放战略体系螺旋式高级回归和循环演化的内生动力源泉。同时,“三轴一环”的开放战略将产生“五大效应”:龙象共舞效应:中印为四川大开放的主轴,龙(中国)象(印度)共赢对双方举足轻重;底边扩张效应:四川、缅甸、斯里兰卡成为建设“南亚三角“的重要底边,并由此形成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便捷出海通道体系;三角稳定效应:切实强化有良好优势的卡拉奇和科伦坡,与成都形成稳定三角形;双杠促进效应:以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为双杠支撑,促进中国与南亚尤其是印度的深度合作;连通循环效应:将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连通,各要点间形成 “泛亚经济圈”的循环辐射效应。
对策建议
强化对南亚开放意识,坚持正确舆论引导。四川要强化对南亚开放意识,代表中国西部与南亚国家开放合作。需进一步调整对外经贸发展战略,发挥自己的产业优势,重视与南亚区域经贸的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同时,四川新闻媒体应主动加强与南亚各国主流传媒的开放合作,加强相互间的深度报道,充分发挥新闻传媒的舆论导向作用,争取造势与做事并行,深化中国四川与南亚国家企业界的相互认识与了解,消除误会和偏见,营造中国四川与南亚合作的良好氛围。
借助“西博会”平台,构建长效合作机制。借助一年一度在成都召开的西部国际博览会平台,将四川省贸促会主办的“中国四川——南亚区域经贸研讨会”合并,增设“中国与南亚合作论坛”,促进中国与南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全方位(包括传统与非传统)的深度合作。随着时机的成熟,争取创建总部设在成都的“中国与南亚经济合作组织”,积极推动中国与南亚经济共同体的构建,签署《中国与南亚经济一体化框架协议》,为四川与南亚合作提供制度保障。
实施大开放战略,形成“三轴一环”格局。积极寻求国家层面的支持以及兄弟省市通力的合作,尽快打通四川与“三轴一环”的“南亚三角”大开放体系中其它各重要节点的有形实体通道与无形的信息通道,形成快捷开放的人流、物流、能流、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枢纽。
在此基础上,还要成立民间研究机构,提供决策智力支持;建设投资创业园区,促进经贸深度合作;创建南亚领事中心,畅通官方交流渠道;积极缔结友好城市,深化认知增进互信等等。(作者分别系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教授)
成绩与问题
四川与南亚国家进出口贸易额从1998年的0.78亿美元,上升到了2009年的15.14亿美元,年均增长了34.53%。特别是,四川与印度进出口贸易额从1998年的0.53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12.23亿美元,增长了36.87%;四川与巴基斯坦进出口贸易额从1998年的0.12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2.43亿美元,增长了35.08%。到目前为止,四川有近1100家企业与南亚国家有着经贸合作关系。这说明了四川在与南亚国家进行贸易往来时,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和互补性。
存在的问题是:从四川对外贸易区域结构关系来看,在1998年到2009年间,四川对南亚国家进出口贸易额占四川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基本保持在2.11%～6.99%之间,其平均值仅有5.35%。南亚国家在四川对外贸易中的作用并未充分发挥。还有就是贸易发展不平衡、比较优势未凸显、“引进来”不够、“走出去”有限等问题,都比较突出。
合作潜力
贸易合作潜力。四川可以进一步加大对南亚区域市场输出诸如电话设备、电脑配件等信息产品,彩电、洗衣机、厨卫设施等家用电器设备以及日用小商品,生丝、丝织品、丝绸、服装以及香烟、酒精饮料等日常生活所需相关轻工制成品;大中小型锅炉、发电机组、内燃机等重化工机械设备;猪肉及其制成品、中草药以及芒果、棉花、牛肉及牛皮等农牧产品。而南亚国家也可以进一步加大对四川输出诸如高品位铁矿、锰矿、铜矿以及煤(印度东北部)等矿产品;信息软件、金融、教育、旅游服务等服务品;珠宝、玉石等奢侈品以及独具南亚民俗风情的手工艺品。
投资合作潜力。四川企业应面向南亚,积极投资于南亚国家的家电业、基础设施建设及建筑业、水能开发、旅游开发、餐饮娱乐等产业。南亚国家可以利用自己在软件、教育、金融服务以及特色医疗方面的技术和经验优势投资于四川,这些项目的投资少、见效快,很适合南亚国家资金相对短缺的实际情况。
经济技术合作潜力。由于南亚区域近几年正在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公路、铁路、港口、通信网络、给排水、各类电站设计开发、地产开发等部门都在向外商开放。而且四川省在与南亚国家的工程承包、劳务合作、旅游合作、科技合作等方面已经开启了新的局面,这为四川省开拓南亚市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战略审视
战略定位——把四川建设成为代表中国与南亚合作的内陆开放型经济强省。历史上源于蜀中的古南方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曾是中国西部内陆贯通南亚的主要商贸通道;二战抗日斗争中,中美就开辟了从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汀江等地,飞越中缅印边境崇山峻岭(被称为“驼峰”),到中国云南昆明、四川重庆等地的空中国际运输线。如今,中国政府正积极构建西南、西北进出境国际交通大动脉,并期待与相关国家就建设新亚欧大陆桥达成共识,大力支持包括四川在内的中国西部地区同周边国家和其他国家开展国际合作之际。四川作为承接华南华中,连接西南西北,沟通中亚、南亚、西亚和东南亚的重要交汇点和交通走廊,经济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位居中国西部第一,与南亚国家相比也处于较高端地位。四川有能力、有实力、有责任推动中国(西部)面向南亚、走向世界,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西部大开发与大开放的新引擎,以形成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海陆并重、东西齐飞”的新格局。四川对南亚开放的这种战略定位,既是构造内陆开放型经济形态与深入推进中国西部大开发与大开放的区内发展战略演化的必然结果,而且还是四川(成都)作为“古南方丝绸之路”历史源头的价值回归。
战略理念——树立“研、学、贸、产”融为一体的“大经贸”理念。必须加强四川与南亚经贸合作发展的优势互补性研究,寻求互利合作的利益契合点;以教育、文化和学术合作交流为基础,营造和谐的人文环境,进一步拓展发展的潜在空间;在传统商贸合作基础上,拓宽双边或多边服务贸易、投融资和国际经济技术等合作领域;拓展四川与南亚国家产业(例如,旅游、教育、IT、农业、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及低碳经济等)合作发展空间,努力发挥产业聚集扩散效应。
战略格局——形成四川与南亚合作的“三轴一环”的大格局。 “三轴”是指由四川成都——孟加拉国——印度孟买,由四川成都——缅甸——斯里兰卡科伦坡,由四川成都——拉萨——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卡拉奇的三条轴线;“一环”是指由四川成都——广西北部湾——新加坡——科伦坡(斯里兰卡)——卡拉奇(或瓜达尔港)——新疆喀什贯通的一个椭圆环构成的空间体系(如图五所示)。这“三轴一环”既是交通路线又是要素流向,既可以是水陆交通又可以是航空通信。总之,是水陆空加信息的四维通道。
仔细观察上图,在“椭圆环”带内产生了一个“南亚三角”形,轴线所经之处几乎囊括了中国西部与南亚的所有重要城市。可见,中国四川对南亚开放合作的“三轴一环”的“南亚三角”战略构想呼之欲出,而且由于中国西部与南亚国家经济上相互需求的差异性与互补性,政治上的和谐、稳定与繁荣性,“背对背”中印文明认同与共生性,成为了该开放战略体系螺旋式高级回归和循环演化的内生动力源泉。同时,“三轴一环”的开放战略将产生“五大效应”:龙象共舞效应:中印为四川大开放的主轴,龙(中国)象(印度)共赢对双方举足轻重;底边扩张效应:四川、缅甸、斯里兰卡成为建设“南亚三角“的重要底边,并由此形成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便捷出海通道体系;三角稳定效应:切实强化有良好优势的卡拉奇和科伦坡,与成都形成稳定三角形;双杠促进效应:以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为双杠支撑,促进中国与南亚尤其是印度的深度合作;连通循环效应:将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连通,各要点间形成 “泛亚经济圈”的循环辐射效应。
对策建议
强化对南亚开放意识,坚持正确舆论引导。四川要强化对南亚开放意识,代表中国西部与南亚国家开放合作。需进一步调整对外经贸发展战略,发挥自己的产业优势,重视与南亚区域经贸的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同时,四川新闻媒体应主动加强与南亚各国主流传媒的开放合作,加强相互间的深度报道,充分发挥新闻传媒的舆论导向作用,争取造势与做事并行,深化中国四川与南亚国家企业界的相互认识与了解,消除误会和偏见,营造中国四川与南亚合作的良好氛围。
借助“西博会”平台,构建长效合作机制。借助一年一度在成都召开的西部国际博览会平台,将四川省贸促会主办的“中国四川——南亚区域经贸研讨会”合并,增设“中国与南亚合作论坛”,促进中国与南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全方位(包括传统与非传统)的深度合作。随着时机的成熟,争取创建总部设在成都的“中国与南亚经济合作组织”,积极推动中国与南亚经济共同体的构建,签署《中国与南亚经济一体化框架协议》,为四川与南亚合作提供制度保障。
实施大开放战略,形成“三轴一环”格局。积极寻求国家层面的支持以及兄弟省市通力的合作,尽快打通四川与“三轴一环”的“南亚三角”大开放体系中其它各重要节点的有形实体通道与无形的信息通道,形成快捷开放的人流、物流、能流、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枢纽。
在此基础上,还要成立民间研究机构,提供决策智力支持;建设投资创业园区,促进经贸深度合作;创建南亚领事中心,畅通官方交流渠道;积极缔结友好城市,深化认知增进互信等等。(作者分别系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