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的信任的形式和范畴是受整体制度框架的本质影响的。只有在个体能够不仅在任何交易的可靠性上还能在必要时的制裁和惩罚的强制性上有一定程度的信任时，正式制度才能成功运转。
　　
　　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任何创业研究就新企业创建和发展中信任的作用进行研究。尽管这方面的大部分研究仅仅间接评估了信任的作用，大多数相关研究都着重于企业建立和商业成长中社会网络的重要作用，信任在此被描写成把网络粘连在一起的“胶水和润滑剂”。成功的新企业家是那些更可能建立起信任网络的人。
　　在企业创建过程中建立信任的活动对创新的新企业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要把某种新形式或新活动带到市场上。Aldrich指出，这些企业家可能发现，他们处于一个亦步亦趋的局面，因为他们要作为一个可以信任的人来建立一种身份。这发生在一系列的与客户，顾客和供应商的创业活动当中，使各方观察他，她的市场进入活动时发现创业者行为的合理性。信任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受到伤害，因为对创业行动有不同的感知和评估。
　　信任形式的变化和商业发展阶段的变化是同时产生的。来自西欧和东欧的国家的不同实证(Hohmarm&Welter)结果显示个人信任在商业发展阶段和稳定(区域)的环境下起的作用较小，而制度信任更为重要，虽然没有主导创业的本质和范畴。对比而言，制度信任需要个人信任来开发，无论区域和行业环境如何。这就意味着创业是由个人信任和制度信任混合而成的。
　　新企业的建立很可能受个人背景、个人机会识别和一系列的外部条件的影响。这就强调了把创业放在社会情境下考察的重要性，然而在对其他个体的行为生行判断时，一直都有一种低估外部因素影响而又高估内部因素或个人因素影响的倾向性。
　　把创业和情境联系起来，信任扮演了一个补充整体制度框架的认可机制的角色。制度，如法律规定，通常是强制的也是国家一定要强制的。然而强制经常是有瑕疵的，因为人是机会主义的行为者，寻求个人的利益最大化，这就会可能带来和国家制定的一系列制度的冲突。因此，信任通过提供信息和一种强制合约的途径，减少了交易成本，从而减小了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而且，如格兰诺维特(Grannovetter)指出的，在一个个体不想仅仅依赖制度安排或对制度安排不熟悉情况下，个人信任补充了制度信任的不足。
　　另一方面，在低制度信任的情境下所做的研究，如在前苏联国家体制下，通常强调信任在替代一个不完整的制度框架时的作用。对于处于转型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体来讲，私有企业得以大规模可持续增长的基础的正式制度通常不是不存在就是不充分地聚焦在企业家的需求上。Hohmann和Malieva认为，一个成功的正式制度的转型并不能保证一个成功的过渡过程，因为这一转变本身并不能改变文化内置的创业行为。
　　在信任和创业整体情境的这个连接是复杂的和递归循环的。一个社会的信任的形式和范畴是受整体制度框架的本质影响的。只有在个体能够不仅在任何交易的可靠性上还能在必要时的制裁和惩罚的强制性上有一定程度的信任时，正式制度才能成功运转。这就说明制度信任的一个重要角色，可以带来家族和国家的“空白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如在没有关系的不相识的个体之间的关系浮现时和新的社会团体和商业群体产生的时候。在正式的制裁机制失效或者缺失或者特别的社会群体(如少数民族或移民群体)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的时候，个人信任就获得更重要的位置。然而，虽然个人信任能存在于任何正式的制度中，但是制度信任的获得依赖于社会的制度结构和制度的实际行为。威廉姆森(Williamson)总结了复杂的关系，并指出“在提供强保障的制度环境下可行的交易未必在弱制度环境中也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