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国家间的互动呈现出清晰的逻辑线条：以朝核问题为代表的东北亚地区危机催生了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国家间首次多边安全合作；因中国实力快速上升导致的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引发了越来越频繁的地区摩擦。“合作”与“摩擦”并存的局面，构成现阶段东北亚国际政治互动的多维镜像。
　　朝鲜出于国家生存的考虑打“核问题牌”，客观上加速了已经松动的东北亚冷战格局的解体。围绕朝核问题而展开的六方会谈，开启了中美日韩互动的新模式，不以意识形态划界的多边安全合作成为这种互动新模式的主要内容。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实力大幅提升的“非均衡崛起”，进一步强化了东亚地区“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二元格局。这种二元格局的存在，是中美日韩在东北亚既竞争又合作的动力来源，也是东北亚脆弱的动态平衡得以维持的重要原因。
　　美国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实施“战略东移”，突出表明其对东亚二元结构的容忍度在降低。中国遭遇越来越多的地区摩擦，表明二元格局给中国崛起创造“红利”的局面正在逐渐消失。中国要突破战略困境，切入点可能还在经济领域，通过地区经济整合产生的溢出效应，可以软化大国博弈中的权力竞争因素。而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和韩国的作用不容忽视。

地区危机催生安全合作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让朝鲜半岛成了世界上仅存的冷战“活化石”。为了突破安全困境，朝鲜把核问题作为与外界“对话”的筹码，引发了朝鲜半岛多次核危机。在对朝鲜半岛的“危机管控”中，中国与韩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客观上推动了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的进程。从1993年、2002年两次朝核危机的爆发，到2007年因朝鲜退出而导致六方会谈中止，中国与韩国的外交政策行为出现了由消极被动到主动斡旋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背后，折射了东北亚地区格局的变迁。
　　1993年至1994年第一次朝核危机的爆发与平息，基本上局限在美朝之间的博弈，中国总体上采取置身事外的态度。美国的朝鲜问题专家塞缪尔·金曾这样描述中国当时的处境：中朝关系因1992年中韩建交而严重受损，中美关系当时还未从数年前的挫折中完全恢复。无论在地缘政治上还是在地缘经济上，北京当时既不能对美国施加影响，又不能对朝鲜施加影响，“所以当时中国既未扮演调停者的角色也没起到维护和平的作用，唯恐做错了什么而引火上身”。进入21世纪以来，中朝关系逐步从中韩建交的冲击中恢复过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以及中国实力的增长，让美国不可能再忽视中国的地区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同时拥有了对朝鲜和美国的影响力，有了在朝美间斡旋的资本。
　　1998年金大中总统上台以后，改变了历任韩国总统的对朝敌视战略，转而采取对朝和解的“阳光政策”。在这一政策背景下，2000年6月实现了朝韩首次首脑会晤，朝韩经济合作也逐步走向制度化。朝韩关系的改善不仅增加了韩国影响美国外交的政策手段，韩国还利用韩美军事同盟阻止美国对朝采取过激行为。2003年9月六方会谈陷入僵局时，卢武铉政府时期的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尹永宽，在与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会谈时曾强硬表态，如果美国在朝核政策上不退让，韩国将不會考虑向伊拉克派任何部队。此后美国的确对朝鲜的要求作了重大让步，虽然不能说韩国的行为直接改变了美国的立场，但至少制约了美国的政策选择。
　　尽管在六方会谈期间还存在针对朝核问题的美日韩“三边会谈”，但当时日本的对朝政策基本上是美国对朝政策的延续，而韩国在朝核问题上与中国有着更高的利益重合度。正因为如此，韩国在东北亚的多边安全合作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虽然目前六方会谈陷入僵局，但中美日韩在会谈期间产生的政治互信，是东北亚安全合作的重要政治遗产。未来东北亚任何形式的多边安全机制安排，不可避免地将带有六方会谈的影子。

实力变迁助长地区摩擦

　　随着六方会谈的停滞，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暂时走入历史，取而代之的是若隐若现的中美战略对冲与日渐频繁的中日摩擦。中国GDP超过日本以及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是导致东北亚政治互动模式出现变化的主要因素。美国根据金融危机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调整战略重心，日本在东北亚格局的变迁中寻找自身新的国际定位。美日在战略上的互动，开始打破后冷战时代的东北亚格局，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地缘政治格局塑造意识。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总体上处于被动状态，韩国在维持传统韩美同盟的基础上，也在探索未来东北亚格局中的韩国角色。
　　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以及因金融危机而导致的国内经济困局，中止了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战略扩张的势头。东亚经济的相对活跃与中国实力的快速提升，促使美国加速将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美国战略上的调整使中美之间多维的互动增添了越来越多的大国权力竞争色彩。虽然包括中日钓鱼岛问题在内的东亚岛屿与领海争议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但美国因素无疑是放大或缩小东亚地区摩擦后果的关键“系数”。美国的外交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包括中日韩在内的东亚国家的政策判断和选择，从而也影响地区格局变化的方向和进程。
　　如果说韩国在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历史中扮演了积极角色，那么目前东北亚地区摩擦中的积极角色则是日本。与韩国在朝核危机期间跟中国有着较高的利益重合度一样，日本在如何应对中国崛起问题上与美国有着较多的利益共同点，这也是日本近年来在对华外交行为中表现出明显进攻性的外部因素。从国内角度看，日本正在东亚格局变迁过程中重新寻找自身的定位。在这一点上，韩国的外交选择与日本有着显著的差异，没有表现出紧跟美国战略东移步伐的政策倾向。在安倍派遣特使主动向韩国候任总统朴槿惠“示好”后，朴槿惠却向北京派出特使主动与中国新任领导人接触。美日韩之间的互动，军事同盟不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

中美竞合与日韩角色

　　成功连任的奥巴马政府将继续推行战略东移，在亚太地区军事上的“再平衡”以及经济上力推TPP的力度只会更大。虽然美国力图打破东亚地区 “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二元格局，但这种格局对美国的牵制作用也非常明显。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得益于东亚的二元格局，化解美国战略压力的切入点或许还是在经济领域。
　　日本在战略意志上希望加入美国主导的TPP来强化日美同盟，但国内经济形势以及东亚既有的经济格局对其形成了掣肘。安倍政权上台以来采取的贬值日元、提高国内通胀上限的经济政策，明显与奥巴马政府的出口倍增计划背道而驰。安倍首访美国计划的搁浅，难保不与此存在某种联系。在东亚经济合作以及自贸区构建中占得先机的韩国，不会放弃依靠中国市场缩小与日本实力差距的契机。日韩因历史问题和独岛问题而生的心结，美国即使有意解开，作用也不会很显著，美国借助整合美日韩同盟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效果存在变数。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角度看，中美日韩之间互动的结果，呈现的并非是简单的静态画面，而是某种微妙的动态平衡。如果把中国实力的增长看作自变量X，把日韩的外交选择看作系数F，那么美国战略东移对东亚格局塑造的政策效果就是因变量Y。从这个意义上讲，东北亚未来的地缘政治格局态势，将取决于Y=F（X）这个方程式的动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