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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吴福辉先生系列学术专著时，脑海中始终有一个问题：在他那一代学人中间，他的学术个性到底体现在哪里？他与他的同学钱理群、温儒敏、赵园、凌宇等人的不同到底在哪里？作为同一代学人，他们的“同”可以举出很多，如理想主义者的气质，关注现实的忧患意识，对学术的坚守与担当，学术研究与人生体验的融合无间，等等。但我更关注的是他与他们之间的“异”。通读吴福辉著作后，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回到他学术研究的出发地：讽刺小说。他是以讽刺艺术研究开始其学术生涯的，这样的学术选择颇能显示其个性。身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们这一代学人幸运地“与一个新的文学研究时代不期而遇”，大片学术研究的空白亟待填补。但吴福辉却选择讽刺小说、选择沙汀来进行研究，这样的研究对象和学术选择，在20世纪80年代那种倡导思想解放的时代氛围中，似乎不那么主流，甚至有点冷门。但这种选择，恰恰凸显了他的学术个性和眼光，他与其他学人不同。
讽刺小说属于典型的世态小说，吴福辉对讽刺小说的兴趣，源于市民文化环境所养成的对现世的执着、对世态的关注，及由此引发的对“世态小说”的兴趣。他生长于上海市民社会和家庭，这样的文化环境无疑对他有着重要影响。“我最初的阅读是在一个典型的市民环境里进行的。市民文化施与我的恩惠是：我择书没有大人强加的任何道德训条。我喜欢衣食住行的人的平常生活。……我有强大的英雄主义文学传统作后盾，但当我在北大第一次读到施蛰存的小说集时，立刻就觉得那种市民生活的日常气息于我是非常之亲切的。我向来不喜欢某些旧派小说，在书摊和工人俱乐部读连环画的阶段我也不喜欢武侠。我喜欢的是纯粹的市民故事”。由于处于上海那种海派的市民文化环境，他的性格“少虚幻的成分，欣赏的是一种实在、放达的风度”③。对于自己的这种性格，吴福辉有着清醒的认知，他把自己对实在、现时的追求称为“现世的生活姿态”。这种现世的生活姿态决定了他热衷于淋漓尽致表现世态人情的文学，喜欢“三言二拍”这样的市民故事，远胜于《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之类的英雄传奇。正是这种现世的生活姿态，决定了他在面对现代文学时，没有像他有些同学选择“激情、浪漫、感伤”的五四文学，而选择了“实实在在”的20世纪30年代，选择了讽刺文学，以沙汀、张天翼和老舍的世态小说作为研究对象。
当然，作为一个成功的、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学史家，吴福辉的关注点和研究对象无疑相当广阔，不可能进行边界的自我限定。如他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与《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28—1937）》，作为文学史，必然会涉及散文、话剧与诗歌部分。在这两部文学史之外，他还写过关于梁遇春、张爱玲散文的研究文章。不过，小说研究，具体来说，初期的讽刺小说研究，之后的京派小说研究，中后期的海派小说研究，可以说代表了吴福辉的主要成就，体现着他的研究特色，这个论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吴福辉把学术精力，主要贯注于小说研究，这与他的现世的生活姿态，对世态的关注与兴趣密切相关。在现代文学的各种文体中，就表现时代社会生活的广度与深度，散文、话剧和诗歌，皆无法与小说相比。而就现代小说的历史发展来说，随着长篇小说文体的发展及大量文学新人的涌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小说，在反映社会世态的深度与广度上，又大幅超越了此前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吴福辉选择30年代的讽刺小说作为研究对象，既是一种学术选择，又是一种生活选择。因为在他们那代学人，学术与生活其实是一体的，学术即生活，生活即学术。对讽刺小说的学术兴趣，不过是生活中对世态的关注与兴趣的自然延伸罢了。
最初触动吴福辉进入讽刺小说研究领地的是张天翼。张天翼小说的生活背景、气氛属沪宁杭一带，与吴福辉出生地接近，为他所熟悉。照理说，研究张天翼，他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不过，在讽刺小说研究之路上，最终吸引他、让他全身心投入而意犹未尽、欲罢不能的，却是语言和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沙汀。其中原因，值得思索。吴福辉走上学术道路的第一篇文章题为《锋利·新鲜·夸张——张天翼讽刺小说的人物及其描写艺术》，刊《文学评论》1980年第5期。这是当年发表的关于张天翼研究的唯一一篇学术文章。紧接着，他又发表《吴组缃谈张天翼》，与沈承宽、黄侯兴合作编写《张天翼活动年表》。在张天翼研究上，吴福辉有开拓之功，他对张天翼讽刺艺术的研究，既是开端，又是高潮。但吴福辉的讽刺艺术研究，最终却聚焦于沙汀，在发表《怎样暴露黑暗——沙汀小说的诗意和喜剧性》后，又意犹未尽，继而为他作传。沙汀吸引他的，不是乡里奇闻，而是其小说“真称得上是描写川西北乡镇的世俗画卷，里面活动着的大小人物或可憎可笑，或可怜可悲可爱，皆活鲜鲜生长在这块乡土之上，性情毕露，人间味十足”。他被沙汀对人的性格的高度敏感和捕捉生活细节加以“复原”的艺术能力所折服，为其所勾勒的生活场景所迷醉。由对沙汀小说的沉迷可进一步看出吴福辉现世的生活姿态，以及由此姿态所决定的审美趣味、阅读偏好和学术选择。他关注的是“日常生活”及“世俗之人”，他之所以沉迷沙汀，不断地去接近沙汀、研究沙汀，就是因为沙汀小说真正艺术化地呈现了世俗生活，高度形象化地塑造出生动的人物形象。与沙汀相比，张天翼同样有着“对人的性格的高度敏感”“捕捉生活细节加以复原的艺术能力”及“生活场景的生动呈现”。但在人物形象的刻画和表现方式上，张天翼偏于夸张，他往往采用狄更斯式的漫画手法，“这种外部的夸张，有时可以放大到惊人的幅度，以至于很难相信生活里会实有其事”。与张天翼等其他左翼讽刺作家相比，沙汀小说则绝无一丝一毫的剑拔弩张，而是充满谐趣，显示出一种“拙美”，一种精选出来的简朴之美，质地沉实，醇厚老辣，达到返璞归真之境。在对世态包括人物性格与生活场景的呈现上，沙汀比张天翼等左翼作家更接近生活的原汁原味，具有浓厚的“人間味”和世俗色彩。这应是吴福辉最终选择沙汀而对之进行持续探究的原因吧。
这种对人物性格的高度敏感，不仅沙汀有，在能够欣赏沙汀的吴福辉身上同样有。作家观世以著述，读者览书以观世。而世态的中心只能是人，观世即阅人。对生活的热爱，对世态的兴趣，其核心和落脚点是对人的挚爱，对人性的兴趣，“对人物性格的高度敏感”。没有对生活的深入体验，对人物性格的高度敏感，对人性的深刻洞察，难以成为一个成功的小说家。而没有对人物性格的高度敏感，对人性的深入体察，对生活的丰富体验，文学研究者也无法与作家进行灵魂对话，无法进入作家构筑的文本世界内部。吴福辉在进入文学研究前，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对人世的深刻体验。作为一个40岁才开始文学研究者，或许难免有他的局限，但丰富的人生阅历，对人性的深入洞察，长期的大量阅读所积累的丰厚经验，则是他的宝贵财富，是青年研究者所无法望其项背的，这也形成他独到的艺术眼光和非同一般的艺术感受力。“亲历过生活的磨难，已经在社会的阴暗面之前沉思起来，而又仍旧保持着活力”，这种对人生的深入体验所带来的独到艺术眼光，使他选择了如一杯浓酽的茶一般的沙汀小说。而单纯如水一般清浅的青少年，则很难领会沙汀作品、进入沙汀的艺术世界。从这个角度来说，吴福辉理解沙汀并选择沙汀，成为沙汀的忘年知己，与他作为大龄研究者所独具的人的成熟，及由人的成熟而带来的艺术感受的成熟，“对人物性格的高度敏感”密不可分。他选择沙汀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自我发现和确证的过程。诚如王瑶先生所评：“可以看出作者自觉地‘寻找自己’的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的角度与方法，以开拓自己前进的道路，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 在吴福辉学术生涯的开端，在他从事讽刺小说研究时期，那种独到的艺术眼光，那种体贴入微的艺术感受力，“他所特有的艺术敏感与创造力”③，就已经成为他研究才华中最令人注目也最值得珍视的部分。他对张天翼讽刺艺术“明快、冷峭、尖刻”风格的判断，非常准确。从沙汀色彩阴暗、情调抑郁、气氛压抑的小说中却读出“诗意”和“喜剧性”。这种别具只眼的读法，得到过沙汀本人的好感和首肯，并由此开始他与沙汀多年的忘年之交。新时期，他最早发掘出施蛰存，并把《春阳》《雾》和《鸥》等具有现代派和现实主义相融合倾向的作品作为佳作推出，而非如后来学界一味推崇《将军底头》《鸠摩罗什》等更为纯粹的心理分析小说。看他对钱锺书讽刺艺术的分析：“长期以来，精巧和机敏，在中国现代讽刺小说当中，只能作为批判锋刃上的润滑油，作为喜的附着物存在。正是钱锺书提高了机智的地位，他的《围城》《猫》使一种机智讽刺得以确立。这就是钱锺书小说的独特贡献。”把钱锺书小说的讽刺艺术概括为“机智讽刺”，且把这种机智讽刺放置于整个现代讽刺小说艺术史上来进行定位，从而彰显出钱锺书的艺术独创性。这种分析和批评既是美学的，又是历史的;既是分析的，又是概括的⑥。精当的美学分析，能对作品做出准确的审美感知与审美判断，这来源于分析者细腻的艺术感受力。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研究者才能在相似的或相异的研究对象之间，进一步找到它们之间的历史线索与联系，进行历史的综合判断与分析。因此，对于一个文学研究者和文学史家，艺术感受能力和审美分析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吴福辉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有广泛影响的文学史家，在讽刺小说、京派特别是海派小说研究方面，做出开拓性与创造性贡献，与他体贴入微的艺术感受能力和出色的艺术分析能力密不可分。
现代学科建制中，文学研究已高度学科化、职业化、项目化。文学研究包括现代文学研究从学科化、职业化和项目化中获益很多，现代文学研究从业队伍的日益壮大，现代文学研究所获得的资金支持越来越多，现代文学研究事业发展的蓬蓬勃勃、热闹非凡，无不得益于此。当然，随着现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专业和学科的日益成熟，现代文学研究本身也越来越技艺化、理论化、精细化、客观化。对于一个现代文学研究者，我们更强调与看重的是其理论素养、知识储备与知识结构，更重视从业者是否通晓多门外语、是否具有国际化视野，反而忽略了文学研究的“初心”：对现实的关切，对生活的经验，对文学的热爱，对艺术的感觉，以及由此伴随而来的对文本的投入，对艺术的审美与感知。随着文学研究的日益职业化，研究文献的日益电子化、数据化，文学研究者中具有熟练操作能力的“技工”越来越多，而如吴福辉、钱理群那样，痴爱文学、献身文学的“文青”卻日渐稀少。随着文学研究的日益技艺化，现代文学研究越来越重视理论、概念的规范操作，鲜活的文学作品成为各种莫测高深理论、概念的注释和装点。在项目化生存和学术创新焦虑症中，我们已经失去了“何时一酒，重与细论文”的闲适和裕如，文学研究离文学女神本身渐行渐远。在这种背景下，吴福辉及其所代表的那一代“文青”，他们对文学的热爱及随之而来的海量阅读，他们丰富的阅读体验及对文本的感知能力，建立于艺术感受力之上的文本解读，那种既是美学的、又是历史的艺术分析，就显得尤为可贵。不管边界向外延伸多远，文学研究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文学本身。文本永远是我们的关注对象，对艺术的享受与审美永远居于文学研究结构的中心，体贴入微的艺术感受力，不但现在，而且将来，依然是文学研究者进入文学殿堂的入场券，依然是研究者所必须拥有的最基本素质。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这部于吴福辉个人意义非同寻常的著作出版后，好评如潮，反响很大，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作了充分肯定。吴福辉的同学、好友钱理群称该著“既是集大成、又是新的开拓”。同时，钱理群谈了自己的一点遗憾，就是该书虽时有精到的文本分析，但就总体而言，长于对“文学外部”的描述，对“文学内部”的分析、叙述则有不足。对文体的内在发展线索，对文学语言的内在发展线索，以及文学风格发展的内在发展线索，未能作更精细梳理。钱理群的此种评断，看似“苛评”，其实恰恰是畏友、诤友的知己之言，非隔靴搔痒、只唱赞歌者可比。钱理群见证了吴福辉“相当瞩目”的20世纪80年代的讽刺文学研究时期，以及随后的极富开拓性、创造性的京派、海派文学研究时期，深刻认识到老同学的所长在“精到的文本分析”，长于文体、文学语言、风格这些属于“文学内部”的内在发展线索的条分缕析，而恰是这些，才使一部文学史成为真正的文学史。正是认识到此点，他才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的偏于文学外部描述表示遗憾。当然，《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偏于文学外部描述，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和理由。例如，作为文学史读物，为出版社的出版成本考虑，涉及对象不能过多，篇幅不宜过长;为读者学习和接受考虑，也不能内容过于庞杂。由于篇幅所限，一部文学史著作，在研究对象选择方面，就不可能面面俱到，顾此必将失彼，偏于文学外部的描述，就不可能再对文学内部进行仔细分析。例如，作为一部有个性的文学史著作，撰写者有权利对其论述对象作自我选择和调整。文学史书写方法是多元的，有偏于文学内部研究的，就有偏于文学外部描述的，应该提倡百家争鸣，提倡各种写法、不同风格的现代文学史进行自由竞争，等等。不过，由于吴福辉所长本在文学内部的感受、分析与描述，在特有的艺术感知力及灵动的文本分析能力，经他之手，撰写一部真正以文学为本位的现代文学史，是再合适不过了。钱理群的一点“遗憾”和批评，其实也是对他及其他现代文学研究者的一种提醒、鞭策和期待。
1939年出生的吴福辉今年整整80岁。如果从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算起，吴福辉先生从事现代文学研究超过了40年。他把自己人生的大部分时间献给了这个学科。作为知识分子，吴福辉有着清明的理性与自觉，有着从鲁迅承继而来的“学术中间物”意识，知道自己这代人的得与失。他们的学术贡献与影响以及局限与缺失，其实无须别人饶舌。他们这代人，有的还活跃在学界，其学术生命还没到谢幕之时。现在就对他们的一生进行学术盘点，似乎还为时过早。不过，80岁毕竟是人生的一个重要标记，80岁还在进行辛勤思考和工作，不能不令人钦敬和感动。因而，为表示对先生的敬意，在先生80岁之时，作为后学和学生，不揣浅陋，管窥蠡测，对他的学术个性和贡献进行分析。其中若有唐突失敬之处，还望先生海涵。
作者简介：刘涛，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
讽刺小说属于典型的世态小说，吴福辉对讽刺小说的兴趣，源于市民文化环境所养成的对现世的执着、对世态的关注，及由此引发的对“世态小说”的兴趣。他生长于上海市民社会和家庭，这样的文化环境无疑对他有着重要影响。“我最初的阅读是在一个典型的市民环境里进行的。市民文化施与我的恩惠是：我择书没有大人强加的任何道德训条。我喜欢衣食住行的人的平常生活。……我有强大的英雄主义文学传统作后盾，但当我在北大第一次读到施蛰存的小说集时，立刻就觉得那种市民生活的日常气息于我是非常之亲切的。我向来不喜欢某些旧派小说，在书摊和工人俱乐部读连环画的阶段我也不喜欢武侠。我喜欢的是纯粹的市民故事”。由于处于上海那种海派的市民文化环境，他的性格“少虚幻的成分，欣赏的是一种实在、放达的风度”③。对于自己的这种性格，吴福辉有着清醒的认知，他把自己对实在、现时的追求称为“现世的生活姿态”。这种现世的生活姿态决定了他热衷于淋漓尽致表现世态人情的文学，喜欢“三言二拍”这样的市民故事，远胜于《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之类的英雄传奇。正是这种现世的生活姿态，决定了他在面对现代文学时，没有像他有些同学选择“激情、浪漫、感伤”的五四文学，而选择了“实实在在”的20世纪30年代，选择了讽刺文学，以沙汀、张天翼和老舍的世态小说作为研究对象。
当然，作为一个成功的、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学史家，吴福辉的关注点和研究对象无疑相当广阔，不可能进行边界的自我限定。如他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与《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28—1937）》，作为文学史，必然会涉及散文、话剧与诗歌部分。在这两部文学史之外，他还写过关于梁遇春、张爱玲散文的研究文章。不过，小说研究，具体来说，初期的讽刺小说研究，之后的京派小说研究，中后期的海派小说研究，可以说代表了吴福辉的主要成就，体现着他的研究特色，这个论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吴福辉把学术精力，主要贯注于小说研究，这与他的现世的生活姿态，对世态的关注与兴趣密切相关。在现代文学的各种文体中，就表现时代社会生活的广度与深度，散文、话剧和诗歌，皆无法与小说相比。而就现代小说的历史发展来说，随着长篇小说文体的发展及大量文学新人的涌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小说，在反映社会世态的深度与广度上，又大幅超越了此前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吴福辉选择30年代的讽刺小说作为研究对象，既是一种学术选择，又是一种生活选择。因为在他们那代学人，学术与生活其实是一体的，学术即生活，生活即学术。对讽刺小说的学术兴趣，不过是生活中对世态的关注与兴趣的自然延伸罢了。
最初触动吴福辉进入讽刺小说研究领地的是张天翼。张天翼小说的生活背景、气氛属沪宁杭一带，与吴福辉出生地接近，为他所熟悉。照理说，研究张天翼，他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不过，在讽刺小说研究之路上，最终吸引他、让他全身心投入而意犹未尽、欲罢不能的，却是语言和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沙汀。其中原因，值得思索。吴福辉走上学术道路的第一篇文章题为《锋利·新鲜·夸张——张天翼讽刺小说的人物及其描写艺术》，刊《文学评论》1980年第5期。这是当年发表的关于张天翼研究的唯一一篇学术文章。紧接着，他又发表《吴组缃谈张天翼》，与沈承宽、黄侯兴合作编写《张天翼活动年表》。在张天翼研究上，吴福辉有开拓之功，他对张天翼讽刺艺术的研究，既是开端，又是高潮。但吴福辉的讽刺艺术研究，最终却聚焦于沙汀，在发表《怎样暴露黑暗——沙汀小说的诗意和喜剧性》后，又意犹未尽，继而为他作传。沙汀吸引他的，不是乡里奇闻，而是其小说“真称得上是描写川西北乡镇的世俗画卷，里面活动着的大小人物或可憎可笑，或可怜可悲可爱，皆活鲜鲜生长在这块乡土之上，性情毕露，人间味十足”。他被沙汀对人的性格的高度敏感和捕捉生活细节加以“复原”的艺术能力所折服，为其所勾勒的生活场景所迷醉。由对沙汀小说的沉迷可进一步看出吴福辉现世的生活姿态，以及由此姿态所决定的审美趣味、阅读偏好和学术选择。他关注的是“日常生活”及“世俗之人”，他之所以沉迷沙汀，不断地去接近沙汀、研究沙汀，就是因为沙汀小说真正艺术化地呈现了世俗生活，高度形象化地塑造出生动的人物形象。与沙汀相比，张天翼同样有着“对人的性格的高度敏感”“捕捉生活细节加以复原的艺术能力”及“生活场景的生动呈现”。但在人物形象的刻画和表现方式上，张天翼偏于夸张，他往往采用狄更斯式的漫画手法，“这种外部的夸张，有时可以放大到惊人的幅度，以至于很难相信生活里会实有其事”。与张天翼等其他左翼讽刺作家相比，沙汀小说则绝无一丝一毫的剑拔弩张，而是充满谐趣，显示出一种“拙美”，一种精选出来的简朴之美，质地沉实，醇厚老辣，达到返璞归真之境。在对世态包括人物性格与生活场景的呈现上，沙汀比张天翼等左翼作家更接近生活的原汁原味，具有浓厚的“人間味”和世俗色彩。这应是吴福辉最终选择沙汀而对之进行持续探究的原因吧。
这种对人物性格的高度敏感，不仅沙汀有，在能够欣赏沙汀的吴福辉身上同样有。作家观世以著述，读者览书以观世。而世态的中心只能是人，观世即阅人。对生活的热爱，对世态的兴趣，其核心和落脚点是对人的挚爱，对人性的兴趣，“对人物性格的高度敏感”。没有对生活的深入体验，对人物性格的高度敏感，对人性的深刻洞察，难以成为一个成功的小说家。而没有对人物性格的高度敏感，对人性的深入体察，对生活的丰富体验，文学研究者也无法与作家进行灵魂对话，无法进入作家构筑的文本世界内部。吴福辉在进入文学研究前，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对人世的深刻体验。作为一个40岁才开始文学研究者，或许难免有他的局限，但丰富的人生阅历，对人性的深入洞察，长期的大量阅读所积累的丰厚经验，则是他的宝贵财富，是青年研究者所无法望其项背的，这也形成他独到的艺术眼光和非同一般的艺术感受力。“亲历过生活的磨难，已经在社会的阴暗面之前沉思起来，而又仍旧保持着活力”，这种对人生的深入体验所带来的独到艺术眼光，使他选择了如一杯浓酽的茶一般的沙汀小说。而单纯如水一般清浅的青少年，则很难领会沙汀作品、进入沙汀的艺术世界。从这个角度来说，吴福辉理解沙汀并选择沙汀，成为沙汀的忘年知己，与他作为大龄研究者所独具的人的成熟，及由人的成熟而带来的艺术感受的成熟，“对人物性格的高度敏感”密不可分。他选择沙汀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自我发现和确证的过程。诚如王瑶先生所评：“可以看出作者自觉地‘寻找自己’的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的角度与方法，以开拓自己前进的道路，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 在吴福辉学术生涯的开端，在他从事讽刺小说研究时期，那种独到的艺术眼光，那种体贴入微的艺术感受力，“他所特有的艺术敏感与创造力”③，就已经成为他研究才华中最令人注目也最值得珍视的部分。他对张天翼讽刺艺术“明快、冷峭、尖刻”风格的判断，非常准确。从沙汀色彩阴暗、情调抑郁、气氛压抑的小说中却读出“诗意”和“喜剧性”。这种别具只眼的读法，得到过沙汀本人的好感和首肯，并由此开始他与沙汀多年的忘年之交。新时期，他最早发掘出施蛰存，并把《春阳》《雾》和《鸥》等具有现代派和现实主义相融合倾向的作品作为佳作推出，而非如后来学界一味推崇《将军底头》《鸠摩罗什》等更为纯粹的心理分析小说。看他对钱锺书讽刺艺术的分析：“长期以来，精巧和机敏，在中国现代讽刺小说当中，只能作为批判锋刃上的润滑油，作为喜的附着物存在。正是钱锺书提高了机智的地位，他的《围城》《猫》使一种机智讽刺得以确立。这就是钱锺书小说的独特贡献。”把钱锺书小说的讽刺艺术概括为“机智讽刺”，且把这种机智讽刺放置于整个现代讽刺小说艺术史上来进行定位，从而彰显出钱锺书的艺术独创性。这种分析和批评既是美学的，又是历史的;既是分析的，又是概括的⑥。精当的美学分析，能对作品做出准确的审美感知与审美判断，这来源于分析者细腻的艺术感受力。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研究者才能在相似的或相异的研究对象之间，进一步找到它们之间的历史线索与联系，进行历史的综合判断与分析。因此，对于一个文学研究者和文学史家，艺术感受能力和审美分析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吴福辉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有广泛影响的文学史家，在讽刺小说、京派特别是海派小说研究方面，做出开拓性与创造性贡献，与他体贴入微的艺术感受能力和出色的艺术分析能力密不可分。
现代学科建制中，文学研究已高度学科化、职业化、项目化。文学研究包括现代文学研究从学科化、职业化和项目化中获益很多，现代文学研究从业队伍的日益壮大，现代文学研究所获得的资金支持越来越多，现代文学研究事业发展的蓬蓬勃勃、热闹非凡，无不得益于此。当然，随着现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专业和学科的日益成熟，现代文学研究本身也越来越技艺化、理论化、精细化、客观化。对于一个现代文学研究者，我们更强调与看重的是其理论素养、知识储备与知识结构，更重视从业者是否通晓多门外语、是否具有国际化视野，反而忽略了文学研究的“初心”：对现实的关切，对生活的经验，对文学的热爱，对艺术的感觉，以及由此伴随而来的对文本的投入，对艺术的审美与感知。随着文学研究的日益职业化，研究文献的日益电子化、数据化，文学研究者中具有熟练操作能力的“技工”越来越多，而如吴福辉、钱理群那样，痴爱文学、献身文学的“文青”卻日渐稀少。随着文学研究的日益技艺化，现代文学研究越来越重视理论、概念的规范操作，鲜活的文学作品成为各种莫测高深理论、概念的注释和装点。在项目化生存和学术创新焦虑症中，我们已经失去了“何时一酒，重与细论文”的闲适和裕如，文学研究离文学女神本身渐行渐远。在这种背景下，吴福辉及其所代表的那一代“文青”，他们对文学的热爱及随之而来的海量阅读，他们丰富的阅读体验及对文本的感知能力，建立于艺术感受力之上的文本解读，那种既是美学的、又是历史的艺术分析，就显得尤为可贵。不管边界向外延伸多远，文学研究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文学本身。文本永远是我们的关注对象，对艺术的享受与审美永远居于文学研究结构的中心，体贴入微的艺术感受力，不但现在，而且将来，依然是文学研究者进入文学殿堂的入场券，依然是研究者所必须拥有的最基本素质。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这部于吴福辉个人意义非同寻常的著作出版后，好评如潮，反响很大，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作了充分肯定。吴福辉的同学、好友钱理群称该著“既是集大成、又是新的开拓”。同时，钱理群谈了自己的一点遗憾，就是该书虽时有精到的文本分析，但就总体而言，长于对“文学外部”的描述，对“文学内部”的分析、叙述则有不足。对文体的内在发展线索，对文学语言的内在发展线索，以及文学风格发展的内在发展线索，未能作更精细梳理。钱理群的此种评断，看似“苛评”，其实恰恰是畏友、诤友的知己之言，非隔靴搔痒、只唱赞歌者可比。钱理群见证了吴福辉“相当瞩目”的20世纪80年代的讽刺文学研究时期，以及随后的极富开拓性、创造性的京派、海派文学研究时期，深刻认识到老同学的所长在“精到的文本分析”，长于文体、文学语言、风格这些属于“文学内部”的内在发展线索的条分缕析，而恰是这些，才使一部文学史成为真正的文学史。正是认识到此点，他才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的偏于文学外部描述表示遗憾。当然，《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偏于文学外部描述，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和理由。例如，作为文学史读物，为出版社的出版成本考虑，涉及对象不能过多，篇幅不宜过长;为读者学习和接受考虑，也不能内容过于庞杂。由于篇幅所限，一部文学史著作，在研究对象选择方面，就不可能面面俱到，顾此必将失彼，偏于文学外部的描述，就不可能再对文学内部进行仔细分析。例如，作为一部有个性的文学史著作，撰写者有权利对其论述对象作自我选择和调整。文学史书写方法是多元的，有偏于文学内部研究的，就有偏于文学外部描述的，应该提倡百家争鸣，提倡各种写法、不同风格的现代文学史进行自由竞争，等等。不过，由于吴福辉所长本在文学内部的感受、分析与描述，在特有的艺术感知力及灵动的文本分析能力，经他之手，撰写一部真正以文学为本位的现代文学史，是再合适不过了。钱理群的一点“遗憾”和批评，其实也是对他及其他现代文学研究者的一种提醒、鞭策和期待。
1939年出生的吴福辉今年整整80岁。如果从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算起，吴福辉先生从事现代文学研究超过了40年。他把自己人生的大部分时间献给了这个学科。作为知识分子，吴福辉有着清明的理性与自觉，有着从鲁迅承继而来的“学术中间物”意识，知道自己这代人的得与失。他们的学术贡献与影响以及局限与缺失，其实无须别人饶舌。他们这代人，有的还活跃在学界，其学术生命还没到谢幕之时。现在就对他们的一生进行学术盘点，似乎还为时过早。不过，80岁毕竟是人生的一个重要标记，80岁还在进行辛勤思考和工作，不能不令人钦敬和感动。因而，为表示对先生的敬意，在先生80岁之时，作为后学和学生，不揣浅陋，管窥蠡测，对他的学术个性和贡献进行分析。其中若有唐突失敬之处，还望先生海涵。
作者简介：刘涛，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