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主持：
　　马志海 电视节目主持人
　　
　　嘉宾：
　　廖新波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
　　谢汝石 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教授
　　张晋升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互信来自沟通
　　马志海：今天的主题很有意思，“刺医背后”，我首先想到的是电影《刺秦》，何至于如此？至于要刺杀医生吗？医患关系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痛苦，为什么现在的医患关系会如此紧张，医疗费非常之高，其内在根源是什么，解决这问题的抓手又是什么。转变一下思路，是“我们”来解决问题，老是一味相互指责，是解决不了。
　　谢汝石：主持人给我们开了个好头，事实上医患关系没有两方，只有一方，我们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把感受如实和大家分享，这样可能更原汁原味，聊起来更亲近。从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有愿望去读医。当我做完手术，当我看到病人康复后那感激的微笑，总有幸福感。虽然目前骂医生的很多，但我觉得是整个社会的浮躁在医院的体现而已。其实我们要面对、克服的真正敌人是疾病。
　　做医生，第一，要给病人一个非常好的形象，医生是渴望得到病人的信任的。如果一个医生不想得到病人的信任，铁定不是一个好医生。无论你站在那还是坐在那，举手投足都要征服病人，你都要让病人相信。第二，一个良好的治疗，除了患者要相信医生之外，还要对自己有信心，要和医生建立一个良好的沟通。现在很多人抱怨医疗费贵，其实是因为医疗手段非常多，设备仪器多，而看病的家长出于担心总是要选择立竿见影效果的，但越是快的好的也就越贵，病人选择了，医生也没办法。所以说，要沟通，贯穿在整个过程中，相互信任，解决诊断，让患者重拾治疗的信心。
　　马志海：是，沟通嘛，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体会。沟通是我们人生道路上的第一大难，跟谁沟通都很难。和医生如何沟通呢？很多人其实都关注细节问题，比如我排队排了三个小时，谢大夫两分钟就把我打发了，说“没事，把药拿走吧，下一个！”这给我的感觉就相当差。
　　谢汝石：这个方面希望大家能理解。因为我问过我们教授，挂号限四十个。可是后来朋友或者领导打电话过来说要加号。其实我们反对医生去看很多病人。在这里想给大家提个建议，是不是每次生病都要找专家呢？一般的疾病可以找一般医生看，因为专家看他也是要等检验报告、检查结果出来才能做判断。现在往往有些病人什么都不知道就跑到专家那里就诊，其实是很浪费时间的。
　　马志海：专家也未必能看好病是这意思吗？
　　谢汝石：不是，专家也要根据一些资料来判断。一看就看得出病情来的不叫专家，而是忽悠。
　　
　　解开体制之结
　　廖新波：“刺医”这个词听起来很伤人，有什么理由去刺伤治你的人呢？这是一个矛盾，这矛盾是怎么形成的呢？或者说为什么只有在中国才有这么频繁、接二连三的刺医事件，且越来越厉害。
　　刺医背后有什么故事呢，无非就是三者。一个是“政”，政府、政策、体制；第二是“医”，医院、医生、护士、医务工作者；第三是“患”，患者、患者家属和社会。
　　政府办医院是公益性的，但医院和医生本身又不可以实现公益性。市场是唯利是图的，换句好听的话就是尽可能多赢，现在医院不敢公开喊这些口号，忌讳与“公益性”相悖，但实际操作上还是尽可能多赢，也不得不“尽可能多赢”，因而产生的负面影响医院不得不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医院背上了政策的黑锅”。在国外，医生开任何的检查跟他没有一分钱的关系，医生根据病情开检查、开药。在中国，医生不开药就没有“产值”，没有“创收”，如果没有这些产值和创收，医院请你干什么呢？“刺医”背后有很多辛酸泪，政策所造成的看病难、看病贵只和医生有关吗？
　　马志海：当初是怎么想起“以药养医”这个馊主意的？马上取消为什么这么难？
　　廖新波：表面上看这是一项政策补助，当时鉴于财政紧张，允许医院在药品那可以提高一点作为补偿，结果愈演愈烈。现在虚高作价，10块钱的药返回1.5元，100块钱返回15元，这就是市场嘛，因为允许医院这么做，那么谁还愿意去生产10块钱的药呢？所以“以药养医”这个东西，就像毒品一样，一开始了就难戒了。
　　谢汝石：我觉得“天价医疗”这样一种说法是有些抱怨的。我们可以做个比较，为什么药价差不多的情况下在美国、澳门没人骂费用高呢？不是他们的收入高，而是他们有相当的社会保障。当大量的费用可以包含在保险和社会保障中，我认为这种说法会逐渐减少。措施有二：第一，解放生产力，第二，健全社会保障。
　　马志海：三甲医院的干部病房什么时候取消？感觉不公平。
　　廖新波：我和群众一起来取消它！这是旧体制留下来的，公立医院应该为大众提供一样的就医环境和水平。我相信随着医改的进行，真心实意进行医改的话，一定会取消。
　　马志海：一定会取消？有些医院还在加紧装修，把公立医院当政府了。为什么都是你们垄断呢？为什么不能让港台、国外的医疗机构来这边呢？
　　廖新波：从顶层设计看，我们主张民间资本进入市场，与公立医院竞争。其实我不认为是竞争，各做各的，你有你的蓝海，我有我的蓝海。公立医院是做基本医疗的，民营医院提供高端的。而现在民营医院也和公立医院争夺基本医疗，怎么能比呢？能比是因为公立医院有钱可赚，民营医院才会靠过来。我刚拟了个报告给卫生部，关于解除对港资设备的限制，目的就是为民间资本办医创造一个有益条件。
　　
　　媒体的责任
　　张晋升：我觉得医患关系存在三种状态，一是信任和睦，即医生和患者之间友好状态，交流也是坦诚的，相互信任。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这种情况是存在的，那会人们都是满怀希望去了医院然后离开，并没有现在这些负面情绪；第二是契约关系，1992年改革后，媒体、医院都在相继改革，这种改革带来一种交换关系，就说我付了钱，你帮我处理好问题，目前契约关系还没建立起来；另外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极端的情况，就是冲突。我觉得媒体在缓解医患矛盾上应该有所作为，具体有几个方面：
　　一是媒体在报道要多元求证，不能只听信一方，只听患者或者医生，甚至是网上传的，很多到后来都发现和真实不同，都是以讹传讹，所以媒体报道时要真实反映事件情况。
　　二是要平衡报道，不要预设立场。我不赞同说媒体一定要站在弱势群体的角度，我们要站在理性的角度上，一味偏袒弱势群体可能让问题复杂化，不要带一种主题先行，预设情绪去报道。
　　三是现在媒体的报道爱用耸人听闻的标题，本来事情并不是很大，可是经过标题一包装让人误以为很大的事情。新闻报道可以策划，但不能一味试图取得公众效应。
　　四是要以科学的态度去报道。很多人对医学常识不懂，无论患者也罢，记者也罢，都应多了解医生这个行业，了解背后一些医学常识和规范，这样你给读者的信息才不会有不良刺激，不利于沟通。
　　马志海：那么媒体能和医疗联手么？共同来改变我们这个生存状态？正如我开头说的，以一种“我们”的姿态共同去面对。其实我认为《南都周刊》的报道《医怨》，就是一种媒体的良心、一种自我觉醒。
　　张晋升：较为冷静、理性，把医院生存状况呈献给大家，没有更多的判断。
　　马志海：的确，媒体主要是把事件呈现出来，可是我们不得不说记者也是人，我会身份代入，在采访医院的时候我不是记者，就是患者，这种角色代入会使得变成站在患者的立场上说话。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体制出了问题，所有人都不快乐。患者不幸福，医生不快乐，领导可能压力也是非常大，究竟谁幸福呢？可能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