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免职的瓮安县原公安局局长申贵荣“出人意料”地接受了媒体采访。记者问：你觉得公安的权威是什么时候消失的?申贵荣说：我们的权威早就没有了。
　　在这次“实话实说”的专访中，申贵荣不仅谈到了当地公安部门破案率低、打击黑帮不力等自身问题，也谈到了公安机关非警务活动过多、动辄“得罪”老百姓等外在问题。“我并非想为自己开脱。”他说，“这些年，我工作的失误，我从不逃避；但不是我们的问题，我要替公安澄清。”
　　我们不由得要追问：是什么让公安的权威消失，是什么让公安动辄“得罪”老百姓，是什么让群众对公安充满仇恨?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等领导在总结这起事件的深层次原因时，特别批评一些地方随意动用警力，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甚至用专政手段对待群众，导致干群关系、警民关系紧张。按照申贵荣的计算，这几年针对群体事件，当地公安机关出动百人以上的大行动就有5次，这其中包括矿权纠纷、移民搬迁、房屋拆迁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把老百姓都“得罪”完了当然是不奇怪的。
　　公安机关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必须坚持对人民实行民主，保护人民的利益；只能对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危害人民利益的敌对势力、敌对分子实行专政。一旦以专政手段对待群众，便违背了公安机关的根本属性，使公安机关失去了存在的依据。《警察法>中明确要求，人民警察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维护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动辄对群众施以暴力，只会沦为地方政府的“打手”，公安机关也便失去了群众基础、失去了权威，为群众所仇恨。
　　整天在矿权纠纷、移民搬迁、房屋拆迁等方面“不务正业”，不仅使得警民关系紧张，更使得公安机关耽误了本职工作。这些年，瓮安当地不仅有50％以上的案件没有侦破，民警与黑帮还有了勾结，使得打黑更加力不从心。在治安不好、干群关系紧张、黑势力猖獗的情况下，群众当然容易被煽动，无直接利害关系的暴力冲突事件也便时有发生了。
　　看来，要拯救公安局长，拯救公安机关，改变其“力不从心”的局面，必须进一步明确公安机关的职责，使其从没完没了的干群纠纷中解放出来。
　　周恩来总理曾指出：“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此次瓮安骚乱事件，需要总结的东西很多，修补警民关系，厘清公安职责、加强警务监督，无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