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乙最后的时光是在医院度过的。6年前，一场脑溢血，摧垮了他的身体。后来，病情恶化，他被转到ICU里，再也没有出来。老朋友周明曾多次去看望他，“他躺在那里，眼睛看着天花板，浑身插着管子，也不会讲话”。这些年，他天天如此，不认人、不说话，偶尔会用手指在妻子的手心上写字，长期处于昏睡状态。
　　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或者什么也没想。2021年4月21日，他的生命终止。
　　“虽然有思想准备，知道老馆长的身体状况不太好，但听到他离世的消息还是很难过。”中国现代文学馆原征集部主任刘屏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他和舒乙相识30多年，两人一起经历、见证了现代文学馆从筹备到发展至今的过程，“他为文学馆的筹建、发展倾尽了心血”。
　　更多的人知道舒乙，是因为他是老舍之子。顶着“文学巨匠之子”的光环，他度过了86年人生。但他又不仅仅是老舍之子，在人们不断的回忆中，另一个舒乙走了出来： 他弃理从文，研究“老舍先生”;他奔走呼号，筹备、创建中国现代文学馆;他考察调研，呼吁保护老北京文化和京杭大运河;他常年伏案，写作画画……舒乙这一生，为人直率、坦荡，遇事不躲、不争、不累，与父亲彼此独立，又密不可分。

跟在父亲后面，看那双磨歪了的后跟

　　舒乙生于1935年，当时老舍36岁，正在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教书。学校位于青岛，景色宜人。舒乙是他的第二个孩子，为了写字简便，取单字“乙”为名。
　　舒乙出生时，老舍一家住在离大学路不远的金口二路。那段时间，讲课之余，老舍写下著名的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以及《断魂枪》《上任》等，分别收入《蛤藻集》和《樱海集》两本小说集里。在《樱海集》的序言里，老舍写下了当时居住的环境，“开开屋门，正看到邻家院里的一树樱花。再一探头，由两所房子中间的间隙看见一小块儿绿海”。海水浴场很近，但老舍不去，“身上瘦得像排骨，不必到浴场展览”。
　　在金口路住了不久，因房东太吵，老舍把家搬到黄县路6号。当时，周围只这一栋楼，再就是树林。每天清晨，老舍在树林习武，锻炼身体。之后，若有课便去学校，无课则在书斋里写作。舒乙后来回忆，自己小时候喜欢在院子里玩耍，总是弄得满身脏兮兮的，到了下午，老舍拎着公文包、穿着长衫回到家中，“有时表情严肃，有时也会上来抱抱我”。
　　1936年夏，老舍辞去教职，专业创作，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就在这一时期完成。第二年，全面抗战爆发，老舍投入到抗战的洪流，妻子胡絜青几经辗转，带着孩子回到北平。
　　到北平后，舒乙被送到家附近的幼儿园，为避免受父亲牵连，随母姓，化名“胡小逸”。
　　舒乙再见到父亲老舍已是1943年。那一年，胡絜青带着3个孩子，从北平来到重庆北碚，与老舍会合。“他仿佛已经成了一位老人，刚割了盲肠，直不起腰，全身支在一根手杖上。”舒乙说。之后，他便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上学，一直念到高小毕业。刚入学时，他读书不开窍，每次考试成绩均属下等，老舍称他“傻小子”，但也不责骂，认为一切正常，不必担忧。一年后，他竟然进了前几名，还竞选上了全校学生会主席。老舍觉得这一切很有趣，买了一只鸭子，让舒乙送给班主任老师，还郑重地写了一张条子，上写着：“兹送肥鸭一只，尊师，老舍。”

　　当时，一家人过着还算安稳的生活，胡絜青在國立编译馆当编辑，老舍专职写作。闲余时间，老舍教舒乙集邮、打麻将，有时带他去茶馆，一坐一下午。胡絜青怕老舍外出时被跟踪遭绑架，叮嘱舒乙要跟在后面，寸步不离。“我常常跟在父亲后面走路，看着他的皮鞋后跟，那双磨歪了的后跟。”舒乙说，他愿意跟在父亲身后，非常安逸、充实，可以知道很多有趣的事情。
　　1946年，老舍和剧作家曹禺接受美国国务院邀请，到美国各地讲学。胡絜青和子女留守重庆。第二年初，讲学完毕，曹禺一人先回国，老舍则留下来。“他留下来是为了安心写作。”舒乙说。在纽约，除《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被翻译出版，老舍还创作并参与翻译了长篇小说《鼓书艺人》等。直到1949年底，老舍回到北京。

将研究“老舍先生”作为自己的一项事业

　　1950年初夏，舒乙再次见到父亲。当时，他和母亲、姐姐、妹妹一行，从重庆坐火车到北京。火车一到站，他刚走出车厢，父亲便微笑着把手伸了过来，操着一口地道的京片子说：“你好，舒乙。”这一举动，把舒乙吓了一跳，后来才理解其中的深意：“他实际上是在传递一种信息，也是他的一种主张：自己的子侄辈，只要达到一定年龄，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是一样的。”
　　回国后，老舍在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买了一座小院，1950年4月搬入，一直住到去世。小院里有两棵柿子树，每到晚秋，丹柿满树，像挂满了红灯笼，也由此得名“丹柿小院”。舒乙在这里住了很久，从15岁到53岁，刨除在苏联读书的5年，住了33年。
　　老舍本人好客、喜欢热闹。“把大家都招来，比如庆祝生日、节日，赏花、赏画、赏月，然后搞一个特别的聚餐。”舒乙说。有一次，菊花盛开，老舍特意请了赵树理、欧阳予倩等好友来赏花。饭后，桌子一撤，老舍打头，先来一段京戏《秦琼卖马》。赵树理站在屋子中间，仰天高歌，唱的是上党梆子，声音又尖又高，简直不是唱而是喊：“清早起来，出得门来，大腿朝后，屁股朝前！”一屋子人乐得前仰后合。 　　在丹柿小院的欢声笑语中，舒乙度过了青春期。1954年，他到苏联读书，专攻林业化学专业——通过化学方法将木材分解，再经过复杂的工艺做成工业酒精，老舍曾对人笑称“我儿子是用木材造酒的”。学成回国后，舒乙被分配到中国林业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1961年，他与同学于滨结婚，老舍在红纸上写下8个大字当做贺礼：勤俭持家，健康是福。
　　也是在这一年，62岁的老舍开始动笔写自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这是为了满足他写家族史的心愿——老舍本人是满族正红旗人。后来，政治风向突变，他停止创作。1966年8月24日，他在动乱中自沉于北京太平湖，《正红旗下》成为他未完成的作品，只留下164页手稿。
　　关于老舍之死，舒乙在2009年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这是他的性格决定的。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把骨气看得特别重要。‘文革’中他受迫害，不能受辱。我曾经说过，他8月24日不死，9月24日死，1966年不死，1967年死，肯定是走这条路。”
　　1978年初，老舍得到平反，恢复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那一年，舒乙43岁，调入北京市光华木材厂当工程师，后来升为高级工程师。一些现代文学研究者找到他，请他协助研究老舍。“父亲平反以后，很多人要了解他的身世，了解他的童年。他自己没写过完整的自传，也没有传记。我当时就接受了这个任务”，舒乙说。在走访了100多人后，1980年，舒乙写成散文《老舍的童年》，在人民日报副刊《大地》上连载，颇受欢迎。之后，舒乙便决定走出实验室，将研究“老舍先生”作为自己的一项事业。
　　“我并不想从儿子的角度研究他，而是从一个研究人员的角度看他，叫他‘老舍先生’可以时刻提醒我要公正一些。”他由老舍诞生地“小羊圈胡同”开始走访，到积水潭、大钟寺，再到霞公府等，一路走访，一地一事考证;他亲赴英国伦敦、美国纽约，走访老舍住过的地方，查找当年书信、档案等;他从老舍作品中挖掘人物原型，对作品加以考证……最终，舒乙完成《老舍之死》《我的思念——关于老舍先生》等文章或著作，勾勒出一个真实、生动、多面的老舍。

冰心家里的字画，常书鸿收藏的面模

　　了解老舍越多，舒乙离文学越近。随之，他的命运也发生转折。
　　上世纪80年代初，在巴金的奔走下，一帮人紧锣密鼓地筹建中国现代文学馆。1984年，经巴金推荐，舒乙被调到筹备组中。刘屏要比舒乙稍早一些加入，“那时舒乙是一个特精神的中年人，声音好听，有点像他父亲老舍”，刘屏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当时，临时馆址设在万寿寺西院，“是一个京郊大庙，清朝几代皇帝都在此为母亲祝过寿。一开始，一片荒芜，我们就一点点清理，然后把老房子都重新维修好”，刘屏说。修缮工作基本完成后，在舒乙的主持和策划下，前院曾举办过一次“老舍生平和创作展”，展出了老舍的扇面、手稿等。
　　1985年3月26日，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建成，舒乙任副馆长。对一个文学馆来说，抢救资料是重点，舒乙很快就发挥自己作为“文学巨匠之子”的优势，征集了许多名人作家的手稿、收藏、文物等。
　　因着父亲的原因，舒乙与冰心成了忘年交，常常去冰心家中，和老人家聊天。1986年的一天，冰心翻出多年来收藏的字画，有汤定之、陈伏卢、沈尹默等老前辈的，也有萧淑芳、胡絜青等人的，“房子小，墙壁低，挂不上去，都存放在柜子和箱子里”。想着可能散失，冰心便打电话给舒乙。舒乙去了后，看到桌上一大堆字画卷轴，摇头说：“这些珍品可不能捆起抱走，得用车装！”第二天，舒乙找来一辆面包车，把书画都拉走了。

　　因万寿寺为古建筑，需退回文物部门，再加上古建筑环境难以进行现代化的资料收藏、利用和展示，现代文学馆不得不重新选址，再建新馆。为筹建新馆，舒乙四處奔走，“文学馆新馆的建筑布局、艺术设计，包括花园里的一草一木，每一座雕塑、每一幅壁画，都有着舒乙的心血和匠心”，刘屏说。
　　其中最有特色的，当数门把手。1998年，舒乙请雕刻家到杭州去，拜访巴金，按巴金的手形翻一个石膏模，再设计成一个长方形的铸铜件，正中是巴金的手印，连手掌上的纹路都清晰可见，装在每一扇进出文学馆的玻璃大门上。“让每一个进入文学馆的人，都摸着巴老的手进入文学的殿堂。”舒乙说。
　　2000年，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建成，舒乙任馆长。当时，刘屏任文学馆征集部主任，天天跟着舒乙在外面跑，“他心里时时刻刻都装着抢救资料、抢救文物这件事”。
　　2003年，舒乙得到一个重要信息，常书鸿先生曾经收藏过一个鲁迅的面模，他便去找常先生的夫人。当时，常夫人病重，说“有这个东西，在敦煌”，并通知看房子的人去找。谁知这人不小心，寻找时碰倒了柜子，面模碎了。舒乙赶紧通知文学馆的工作人员，赶到敦煌，把碎片包回来，又找文物研究所的人，请他们把碎片拼起来，“拼了整半年，送来了，完好”。
　　“舒乙一心扑在文学馆上，而且总是有各种好点子。”刘屏说。比如他提出“专家讲解制”，招收志愿者为观众讲解，自己也常常担任讲解员;他专门引进了影视人才，对老一辈作家进行追踪采访，留下了影像资料;他策划举办公益讲座，向市民普及文学、文化、艺术方面的知识……
　　2004年，在现代文学馆工作了20年后，舒乙结束任职，人们称他是“现代文学馆最忠诚的守望者”。

聪明、勤奋，有副热心肠

　　晚年的舒乙，平时就做4件事：写作、画画、社会活动和锻炼身体。有人评价他“舒卷自如甲华夏，亦文亦画忙议政。无不称‘甲’。”舒乙自己倒很清醒，他常提醒自己，用自己的表现来证明自己的实力，“一个人靠吃父辈的饭，是不可能在社会上站得住脚的”。 　　舒乙在少时就对画画感兴趣。当年，从北平到重庆北碚，胡絜青带了两张齐白石的画过去。其中一张画的是小雏鸡，最上面是一只鸡笼，一群小鸡由笼中飞奔而下，非常活泼。老舍极喜爱，将之挂在屋中，来了客人，就会滔滔不绝地大讲特讲。在旁听父亲对朋友们的讲解中，舒乙爱上了画画，一开始完全是模仿，居然有点像。老舍大为得意，来了朋友，便大叫“傻小子，把你的小鸡拿来看看！”
　　后来，一家人搬回北京，住进丹柿小院，家里的画就更多了。母亲本身就是画家，父亲又爱收藏画，“于是，墙上的画就每星期更换一次，形同展览”，舒乙说。但画画对他来说，仅限于兴趣，不曾寻求过专业训练。到了60岁，他才认认真真画了起来。

　　在《小羊圈胡同五号的老枣树》，舒乙画枣树，叶子疏落，挂着几粒红得晶莹的小枣;在《最贵的树》里，他画香港的一棵老树，粗壮、干枯的树干上生长出几片绿色新叶;在《云冈和龙门双雄》，他画上下两尊佛像，上边是云冈，下边是龙门……“舒乙的画有文学性，有他思考的内容在里面。”靳尚谊评价说。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舒乙总是一个脚步匆匆的人，“一直在忙乎，似乎总也停不下来”。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他屡次上书，呼吁保护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等文化遗产，因此获得了“爱国者导弹（捣蛋）”的外号;他调研、考察京杭大运河，从运河源头走到河尾，写下考察实录，并结集成书《疼爱和思考———一个政协委员的大运河四次亲历考察记》。
　　“舒乙太爱北京了，关心北京文化，对大家有求必应，这句话不是空的。”北京出版社编审杨良志说，他曾编辑过《老舍胡絜青藏画集》，和舒乙相识多年。他记得最后一次见到舒乙，是出版社在台湾举办的一场“文学与艺术的相遇——齐白石与老舍、胡絜青”讲座上。那是2015年8月中旬，台中阴雨连绵，讲座在一家古老的书店举办，观众稀少。但80岁的舒乙精神矍铄，像正式讲座一样，一个半小时里认认真真地谈老舍的作品、老舍和朋友们的交往。
　　一个月后，舒乙病倒，之后住进医院ICU，之后再也没有公开露面。
　　舒乙去世的消息公布后，陆续有人写文章追忆他。有年轻作家记起他为自己的小说写过序，有朋友记起他在过年时送的“福”字，有同事记得“每年秋天，他都请大家去家里吃螃蟹，亲自下厨蒸一大锅”。还有人记起当年和他一起创办幽州学院，每个周日举办“星期义学讲坛”，“和先生要在星期天赶早去万寿寺，从安定门到万寿寺，20多里之遥，常常要坐在一辆帆布篷的小货车上，人就蜷在车篷里，面对面坐在马扎上。从1987年开始，一直到1998年，整整11年”。
　　“聪明、勤奋，像父亲一样，有副热心肠。”这几乎是和他相处过的人共同的感受。
　　如今，从东门进入中国现代文学馆，一进去就能看到小广场上放置着一尊奇石，石頭中间有孔，形似逗号。这是当年舒乙带人专门从房山挑选的石头，经过设计师加工而成。“逗号，没有完结，一直延续到当代。”舒乙说。正如舒乙，他走了，但他的人生故事并没有完结。
　　舒乙（1935年—2021年）
　　1935年生于山东青岛，祖籍北京，老舍之子，工程师、作家、画家。1954年留学苏联，曾在中国林业科学院林产化工研究所等处工作。1984年开始研究老舍，并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后任馆长。出版《老舍的平民生活》《大爱无边》等著作。2021年4月21日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