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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投放原子弹和苏联出兵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16日,日本组成了负责投降事务的东久迩内阁。日本从此进入了在美国主导下的国家改造和民族改造。
美国对日本改造的当务之急在意识形态上。1945年6月11日,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制定了《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的SWNCC150号文件。文件提出要铲除日本人心目中的军国主义思想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这个委员会在随后的文件中进一步提出“必须鼓励日本人民培养起争取个人自由,尊重基本人权,特别是宗教、集会、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愿望”等内容。美国开始对日本进行了有条不紊的洗脑。
以日治日的洗脑方式
要真正解决长远问题就必须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要把政治改革的成果用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二是要对日本国民进行脱胎换骨的教育和改造。美国人对战前的日本社会作了评估,认为在日本人头脑中广泛存在着这样几种观念:顽固的封建主义观念,包括等级差别、崇尚武力和屈从权威;盲目相信日本大和民族具有充当世界领导的优越品质,特别是对天皇的极端崇拜以及军国主义的影响等。美国人意识到:要想从根本上消除日本人头脑中的这些痼疾,决非一朝一夕之功。为此,美国占领当局在文件中制订了周密的计划,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日本人头脑中的痼疾开战。
这场洗脑战的最大特色是以日治日。美国人没有把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设计为美国人对日本人的战争,而是采取了日本人对日本人,更准确地说是代表美国利益的日本人对日本人的战争。因此,美国人特别要求:“要利用日本自己的领导人来同日本人打交道。美国相信会有很多日本人由于早期的经历和教育,将成为美国利益在日本的代理人,而美国占领当局的一个基本责任就是要寻找这样的人士,并保证把他们安插在适当而又重要的岗位上,这将有利于他们能够完成对日本人的再定位和再教育工作。美国占领军当局要为这些人提供咨询、保障和支持。”进驻东京之初,麦克阿瑟就曾宣布:“最高统帅部的职责并非抑制日本,而是使它重新站起来……我们将利用日本政府这个工具来实行占领。”
尽量说服,避免说教
为达此目的,美国人决定让日本人对自身有个清楚认识,而且,这种认识主要应当通过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和影响来完成。一方面,应当利用美军占领日本的有利形势,对日本的国民教育体制进行全面改造,通过对日本的年轻人进行西方式教育,灌输西方价值观;另一方面,将再教育的范围从青年人逐步扩大到全体日本国民。在文件中,美国人提出:“要注意寻找一种方式,即通过每一种可能的渠道把再定位或再教育的概念输入每个日本人的大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利用一切传播媒介,如:图书、教材、期刊杂志、电影、广播、报纸、讲座、办研讨班以及各类学校的讲台等。文件特别强调,“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应尽量使用说服的办法,避免使用说教,也要随时注意日本人的接受程度”。在宣传媒介中,应当“间接”而不是直接地向日本人头脑中灌输美国式的政治民主意识。在当时,日本广播协会(NHK)的几个主要节目,如“知识对话”、“左邻右舍”、“农家傍晚”和“工会时刻”等的播出内容,都是先由美军总广播科计划并草拟内容提纲后,再以日本广播协会名义播出的。
事实上,意识形态改造必须深入到具体生活中,因此,在占领日本后,盟国逐步对日本社会进行改造,建设现代化的电话系统,引进合格的厕所和卫生设施,树立现代的营养和卫生观念,进行土地改革,废除租佃制,将土地分给农民,将这个国家中的封建成分逐步清除。同时,清除日本上层建筑中的封建色彩,肃清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赖以发动战争的土壤,为日本社会注入现代社会的精神。
通过教育来改变日本
思想的源头在教育和宗教,因此,1946年1月,美国占领军总部发出了《关于教育根本改革的备忘录》,提出了关于改造日本教育的具体意见和实施要点,其中包括:宗教(特别是神道教)同教育分离;为清除日本教育中央集权式管理影响而把教育权移交给地方政府,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等。1947年3月,美国占领当局公布了《学校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这两个法案都强调了个人的主动性和探索性的重要性,建立以个人价值追求为中心的西方价值观念。宗教方面,1946年10月4日,盟军最高统帅部颁布指令,废除日本战前的《宗教团体法》,规定不得侵犯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保证公民享有宗教自由;严格禁止日本各级政府支持神道教,公共基金不能用于神道或用来修建神道的神祠;禁止宣传或传播神道或其他宗教教义中的军国主义思想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不允许在各级学校中讲授神道教义等。同时,美军占领当局还鼓励美国国内和世界各地的基督教传教士来日本传教,扩大基督教在日本的影响。
为了利用天皇,美国决定限制和保留天皇制。1945年10月6日,美国国务院和陆海军共同拟定了SWN55/3号文件,决定先把天皇制和裕仁天皇个人分开,然后考虑新宪法问题。1946年1月1日,天皇裕仁发表了《关于建设新日本的诏书》,即所谓“人的宣言”。在这份宣言中,裕仁宣布自己是人,而不是神,从而自我否定了天皇拥有神权和日本民族负有统治全世界使命的神话。 1946年11月,日本天皇颁布了战后日本的新宪法,即“和平宪法”。宪法规定:天皇是世袭国家元首,而统治权在人民手中;日本完全放弃战争,禁止拥有军队;废除华族(贵族)的一切特权。据说当麦克阿瑟的助手阿尔蒙德将军把新宪法的草案交到时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手中时,吉田茂只说了一句话:“这无异于革命!”
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改造对日本来说是继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又一次大变革。如果说前一次变革(明治维新),是基于西方压力作出的反应与选择,那么第二次变革(战后改革)则是扫除日本军国主义,摧毁前“大日本帝国”而进行的全面强行改革。“明治维新”是日本主动从西方引进君主立宪的专制制度,而战后改革是西方社会向日本强行导入现代民主制度。
美国对日本改造的当务之急在意识形态上。1945年6月11日,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制定了《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的SWNCC150号文件。文件提出要铲除日本人心目中的军国主义思想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这个委员会在随后的文件中进一步提出“必须鼓励日本人民培养起争取个人自由,尊重基本人权,特别是宗教、集会、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愿望”等内容。美国开始对日本进行了有条不紊的洗脑。
以日治日的洗脑方式
要真正解决长远问题就必须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要把政治改革的成果用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二是要对日本国民进行脱胎换骨的教育和改造。美国人对战前的日本社会作了评估,认为在日本人头脑中广泛存在着这样几种观念:顽固的封建主义观念,包括等级差别、崇尚武力和屈从权威;盲目相信日本大和民族具有充当世界领导的优越品质,特别是对天皇的极端崇拜以及军国主义的影响等。美国人意识到:要想从根本上消除日本人头脑中的这些痼疾,决非一朝一夕之功。为此,美国占领当局在文件中制订了周密的计划,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日本人头脑中的痼疾开战。
这场洗脑战的最大特色是以日治日。美国人没有把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设计为美国人对日本人的战争,而是采取了日本人对日本人,更准确地说是代表美国利益的日本人对日本人的战争。因此,美国人特别要求:“要利用日本自己的领导人来同日本人打交道。美国相信会有很多日本人由于早期的经历和教育,将成为美国利益在日本的代理人,而美国占领当局的一个基本责任就是要寻找这样的人士,并保证把他们安插在适当而又重要的岗位上,这将有利于他们能够完成对日本人的再定位和再教育工作。美国占领军当局要为这些人提供咨询、保障和支持。”进驻东京之初,麦克阿瑟就曾宣布:“最高统帅部的职责并非抑制日本,而是使它重新站起来……我们将利用日本政府这个工具来实行占领。”
尽量说服,避免说教
为达此目的,美国人决定让日本人对自身有个清楚认识,而且,这种认识主要应当通过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和影响来完成。一方面,应当利用美军占领日本的有利形势,对日本的国民教育体制进行全面改造,通过对日本的年轻人进行西方式教育,灌输西方价值观;另一方面,将再教育的范围从青年人逐步扩大到全体日本国民。在文件中,美国人提出:“要注意寻找一种方式,即通过每一种可能的渠道把再定位或再教育的概念输入每个日本人的大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利用一切传播媒介,如:图书、教材、期刊杂志、电影、广播、报纸、讲座、办研讨班以及各类学校的讲台等。文件特别强调,“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应尽量使用说服的办法,避免使用说教,也要随时注意日本人的接受程度”。在宣传媒介中,应当“间接”而不是直接地向日本人头脑中灌输美国式的政治民主意识。在当时,日本广播协会(NHK)的几个主要节目,如“知识对话”、“左邻右舍”、“农家傍晚”和“工会时刻”等的播出内容,都是先由美军总广播科计划并草拟内容提纲后,再以日本广播协会名义播出的。
事实上,意识形态改造必须深入到具体生活中,因此,在占领日本后,盟国逐步对日本社会进行改造,建设现代化的电话系统,引进合格的厕所和卫生设施,树立现代的营养和卫生观念,进行土地改革,废除租佃制,将土地分给农民,将这个国家中的封建成分逐步清除。同时,清除日本上层建筑中的封建色彩,肃清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赖以发动战争的土壤,为日本社会注入现代社会的精神。
通过教育来改变日本
思想的源头在教育和宗教,因此,1946年1月,美国占领军总部发出了《关于教育根本改革的备忘录》,提出了关于改造日本教育的具体意见和实施要点,其中包括:宗教(特别是神道教)同教育分离;为清除日本教育中央集权式管理影响而把教育权移交给地方政府,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等。1947年3月,美国占领当局公布了《学校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这两个法案都强调了个人的主动性和探索性的重要性,建立以个人价值追求为中心的西方价值观念。宗教方面,1946年10月4日,盟军最高统帅部颁布指令,废除日本战前的《宗教团体法》,规定不得侵犯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保证公民享有宗教自由;严格禁止日本各级政府支持神道教,公共基金不能用于神道或用来修建神道的神祠;禁止宣传或传播神道或其他宗教教义中的军国主义思想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不允许在各级学校中讲授神道教义等。同时,美军占领当局还鼓励美国国内和世界各地的基督教传教士来日本传教,扩大基督教在日本的影响。
为了利用天皇,美国决定限制和保留天皇制。1945年10月6日,美国国务院和陆海军共同拟定了SWN55/3号文件,决定先把天皇制和裕仁天皇个人分开,然后考虑新宪法问题。1946年1月1日,天皇裕仁发表了《关于建设新日本的诏书》,即所谓“人的宣言”。在这份宣言中,裕仁宣布自己是人,而不是神,从而自我否定了天皇拥有神权和日本民族负有统治全世界使命的神话。 1946年11月,日本天皇颁布了战后日本的新宪法,即“和平宪法”。宪法规定:天皇是世袭国家元首,而统治权在人民手中;日本完全放弃战争,禁止拥有军队;废除华族(贵族)的一切特权。据说当麦克阿瑟的助手阿尔蒙德将军把新宪法的草案交到时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手中时,吉田茂只说了一句话:“这无异于革命!”
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改造对日本来说是继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又一次大变革。如果说前一次变革(明治维新),是基于西方压力作出的反应与选择,那么第二次变革(战后改革)则是扫除日本军国主义,摧毁前“大日本帝国”而进行的全面强行改革。“明治维新”是日本主动从西方引进君主立宪的专制制度,而战后改革是西方社会向日本强行导入现代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