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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年初，渝北区人民医院发生了一场“地震”：上任才三个月的院长因“吃”药品回扣“栽”了。在这之前，已有两任院长因为相同的原因“栽水”。一时间，群众议论纷纷：“怪不得看病这么贵，原来是钱被这些当官的吃了！”医院的信誉一落千丈。
痛定思痛，渝北区卫生局党委下定决心，向回扣这一医疗系统的顽症开刀——
“将吃到嘴里的好处吐出来，这确实比较难，但再难，也必须做。”
那段时间，卫生局党委书记、局长吕良寝食难安。尤其是母亲给他讲的一番话，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
他母亲和邻居在小院里摆“龙门阵”，说起看病难时，几个好心的邻居劝她：“你儿子是卫生局长，可得小心哟！”
母亲听了很着急，一回家就问吕良，尽管他说没跟任何药商有权钱交易，但母亲还是放心不下。
吕良心里明白，说一千道一万，不采取实际行动，说什么都是苍白的。
要根治顽症，首先要统一认识。于是，围绕“药品回扣该不该拿”的一场大讨论，在区卫生系统展开了。在讨论中，局党委听到了来自内部的两种声音：一种观点认为，拿药品回扣已成为医疗系统的“潜规则”，既然成了规则，别人能拿，我们为什么不能拿？一种观点认为，医院要发展，就不能得罪药商，要清廉，就必然得罪药商，不拿回扣，反而会影响医院的发展。
针对这两种声音，在局党委会上，吕良说：“我就不信找不到一条既清廉又能发展的新路来。”
经过几天的思考，吕良亲自动笔，向区内广大医务工作者发出了一封感人至深的倡议书：“我们视病人为亲人，给他们以温暖、信心和希望，如追逐利欲，收受红包、回扣，加重患者负担，无异于雪上加霜，屋漏逢雨，于心何忍？这不仅玷污了医学的圣洁与尊严，也将失去群众对我们的信任……”
紧接着，吕良带着局党委一班人深入基层，召集医院领导、科室主任、药房主管座谈，讲清吃回扣带来的危害。
经过摸底，局党委一班人认识到，吃回扣、收红包现象在基层比较普遍。在征得区纪检监察部门的同意后，卫生局制定出了退款政策：在规定的时限内，自己主动退出回扣、红包款项的，既往不咎。
“将吃到嘴里的好处吐出来，这确实比较难，但再难，也必须做。”吕良深有感触地说。为了做思想工作，吕良先后十几次找各医院院长谈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慢慢地，坚冰被攻破，几个吃回扣的院长，陆续上缴了回扣款。卫生局党委决定扩大战果，通过召开职工大会、谈心会、科室会等形式，向医疗战线的广大职工展开“地毯式攻心战”。半个月过去了，医务人员共退出回扣、红包款１６万余元。
在此基础上，局党委决定“关门”，出台了一系列严禁医务人员收受回扣的规定，设置“高压线”，凡发现有“触电”者，一律从严处理，严重者以受贿嫌疑，移送司法机关。
“要是都像你们这样做生意，还赚什么钱，你叫我们喝西北风啊？”
向回扣宣战取得初步胜利后，局党委一班人非常清楚，要根治回扣现象，光靠做医务人员的工作远远不够，还必须对药商进行规范，否则，一旦风声过后，这种现象还会回潮。
２００４年５月底，３０多个药商，先后收到渝北区卫生局寄送的公开信。信中写道：“搞药品回扣，一害自己，东窗事发，行贿犯法；二害朋友，陷朋友于违法境地，受贿坐牢；三害百姓，使贫穷老百姓吃不起药，看不起病，良心何在？我们真诚地希望广大药品生产销售企业与我们一道加入到纠正药品不正之风的活动中来……”
这封信并没有引起药商们的重视，有的人还说这是在“作秀”。
当年６月初的一个下午，区卫生局召开了一次药商座谈会。副局长胡伟开门见山地说：“想必各位已收到我局发出的公开信，今天想听听各位有什么想法？”
药商们没有准备，个个面面相觑。
“好，既然各位没有想法，那就恕我直言了。通过我们摸底调查，药品价格之所以虚高，一个重要原因是你们将药品价格的１５％当作了回扣。经局党委开会决定，以后凡是参加渝北区药品招标的经销商，必须先交纳３—５万元的廉政保证金，我们将建立药商不良行为档案，如果发现有回扣现象，廉政保证金不退还，并移交给相关部门处理……”
胡伟的一番话，犹如一颗定时炸弹，在会场上炸开了。一个中年汉子说：“要是都像你们这样做生意，还赚什么钱，你叫我们喝西北风啊？”另一个高个子愤然道：“渝北这块市场我们宁愿放弃，也不能破坏我们的‘行规’……”
座谈会不欢而散。
那天晚上，一个不信邪的药商径直找到吕良家，话都没说几句，丢下一个大信封就走了。吕良赶紧追出去，结果那人早已无影无踪。吕良打开信封一看，里面竟是１０万元现金。第二天，吕良就把这笔钱交给了区纪委。
看来向领导送“红包”这条老路行不通了。一计不成，一些药商又施一计，结成“药商联盟”，联合起来不给渝北区医院供药。于是，区各大医院一时出现了供药紧张局面。
怎么办？面对经销商的联合抵制，吕良没有妥协：“重庆进不到药，我们就到外地进药！”
与此同时，卫生局分析，经销商也不是铁板一块，局领导分头与个别药商接触，并积极引进其他药商。
经过近一月的较量，“药商联盟”崩溃，供药恢复正常。
“如果都像这样阳光操作，我们做生意的，再也不用费尽心机地打点这个打点那个了。”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为了建立长效机制，让药商公平竞争，卫生局决定在药品采购中实行“阳光招标”。卫生局出台了相关措施：一是在“招标导航网”上提前１０天公布招标采购品种、时间及相关注意事项；二是正职领导退出招标领导小组，不再参与具体的药品采购工作，专司监督职责，领导小组里还必须保证有２０％的职工代表参加，职工代表不固定，随机抽签产生；三是对所有参会人员和招标结果均进行公示，对公示无异议后，方可签合同。
２００４年７月２０日，渝北区人民医院的“阳光招标”拉开了帷幕。
这天，让药商们吃惊的是，招标现场——医院会议室的气氛与以往大不相同，端坐在台上的人员少了医院“一把手”，多了一些“陌生面孔”，经介绍才知道，他们是院副职领导、各科室负责人、业务骨干，甚至还有以前根本没有发言权的职工代表。按照事先设定并公示的程序，药商们留下标书后离席，等待招标小组的评议。招标小组将标书拆开，一一进行评议，最后一致决定标底最低的成为中标者。然后，医院将中标结果贴在醒目位置，并公开公示电话。１０天后，医院才与中标药商正式签订采购合同。
在事实面前，经销商心悦诚服：“如果都像这样阳光操作，我们做生意的，再也不用费尽心机地打点这个打点那个了。”果然，逢年过节，院领导的办公室、家里清静多了。渝北区人民医院代理院长胡伟开玩笑说：“这下，过年连挂历都没得哪个来送了！我们也过得坦然了。”
从“阳光招标”中得到最大好处的，还是医院和患者。
参加过多次“阳光招标”的区人民医院副院长邓正君说：“比如某种药品，物价部门规定的最高限价是１００元，全市通过招标后，采购价可能是７０元，但通过区里的‘阳光招标’，采购价就可能变成了５０元。一年下来节省的费用就相当可观。”对于节省的费用，邓正君说：“一是大幅度降低药价，向老百姓让利；二是正大光明地为医生开前门，发奖金。”据统计，从２００４年至今，区人民医院对千余种常用药品进行降价，平均降幅达１０％，仅此一项，医院每年向群众让利３００余万元。
这场艰难的“手术”，虽然过程复杂，但术后效果非常好。经历改革阵痛后，在渝北区卫生系统，医务人员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点评：
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医疗系统吃回扣、收红包现象，曾被一些人认为是不治之症。然而渝北区卫生局的“手术”疗效证明：医疗回扣等不正之风并非不治之症。这些不正之风之所以长期存在并呈愈演愈烈之势：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渝北区卫生局的“手术”疗效，至少有三大启示：根治不正之风，首先要从思想上开刀，把思想上的“病灶”根除；其次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敢于拿陈规陋习开刀；第三，要对症下药，及时建立长效机制，避免再次复发。
痛定思痛，渝北区卫生局党委下定决心，向回扣这一医疗系统的顽症开刀——
“将吃到嘴里的好处吐出来，这确实比较难，但再难，也必须做。”
那段时间，卫生局党委书记、局长吕良寝食难安。尤其是母亲给他讲的一番话，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
他母亲和邻居在小院里摆“龙门阵”，说起看病难时，几个好心的邻居劝她：“你儿子是卫生局长，可得小心哟！”
母亲听了很着急，一回家就问吕良，尽管他说没跟任何药商有权钱交易，但母亲还是放心不下。
吕良心里明白，说一千道一万，不采取实际行动，说什么都是苍白的。
要根治顽症，首先要统一认识。于是，围绕“药品回扣该不该拿”的一场大讨论，在区卫生系统展开了。在讨论中，局党委听到了来自内部的两种声音：一种观点认为，拿药品回扣已成为医疗系统的“潜规则”，既然成了规则，别人能拿，我们为什么不能拿？一种观点认为，医院要发展，就不能得罪药商，要清廉，就必然得罪药商，不拿回扣，反而会影响医院的发展。
针对这两种声音，在局党委会上，吕良说：“我就不信找不到一条既清廉又能发展的新路来。”
经过几天的思考，吕良亲自动笔，向区内广大医务工作者发出了一封感人至深的倡议书：“我们视病人为亲人，给他们以温暖、信心和希望，如追逐利欲，收受红包、回扣，加重患者负担，无异于雪上加霜，屋漏逢雨，于心何忍？这不仅玷污了医学的圣洁与尊严，也将失去群众对我们的信任……”
紧接着，吕良带着局党委一班人深入基层，召集医院领导、科室主任、药房主管座谈，讲清吃回扣带来的危害。
经过摸底，局党委一班人认识到，吃回扣、收红包现象在基层比较普遍。在征得区纪检监察部门的同意后，卫生局制定出了退款政策：在规定的时限内，自己主动退出回扣、红包款项的，既往不咎。
“将吃到嘴里的好处吐出来，这确实比较难，但再难，也必须做。”吕良深有感触地说。为了做思想工作，吕良先后十几次找各医院院长谈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慢慢地，坚冰被攻破，几个吃回扣的院长，陆续上缴了回扣款。卫生局党委决定扩大战果，通过召开职工大会、谈心会、科室会等形式，向医疗战线的广大职工展开“地毯式攻心战”。半个月过去了，医务人员共退出回扣、红包款１６万余元。
在此基础上，局党委决定“关门”，出台了一系列严禁医务人员收受回扣的规定，设置“高压线”，凡发现有“触电”者，一律从严处理，严重者以受贿嫌疑，移送司法机关。
“要是都像你们这样做生意，还赚什么钱，你叫我们喝西北风啊？”
向回扣宣战取得初步胜利后，局党委一班人非常清楚，要根治回扣现象，光靠做医务人员的工作远远不够，还必须对药商进行规范，否则，一旦风声过后，这种现象还会回潮。
２００４年５月底，３０多个药商，先后收到渝北区卫生局寄送的公开信。信中写道：“搞药品回扣，一害自己，东窗事发，行贿犯法；二害朋友，陷朋友于违法境地，受贿坐牢；三害百姓，使贫穷老百姓吃不起药，看不起病，良心何在？我们真诚地希望广大药品生产销售企业与我们一道加入到纠正药品不正之风的活动中来……”
这封信并没有引起药商们的重视，有的人还说这是在“作秀”。
当年６月初的一个下午，区卫生局召开了一次药商座谈会。副局长胡伟开门见山地说：“想必各位已收到我局发出的公开信，今天想听听各位有什么想法？”
药商们没有准备，个个面面相觑。
“好，既然各位没有想法，那就恕我直言了。通过我们摸底调查，药品价格之所以虚高，一个重要原因是你们将药品价格的１５％当作了回扣。经局党委开会决定，以后凡是参加渝北区药品招标的经销商，必须先交纳３—５万元的廉政保证金，我们将建立药商不良行为档案，如果发现有回扣现象，廉政保证金不退还，并移交给相关部门处理……”
胡伟的一番话，犹如一颗定时炸弹，在会场上炸开了。一个中年汉子说：“要是都像你们这样做生意，还赚什么钱，你叫我们喝西北风啊？”另一个高个子愤然道：“渝北这块市场我们宁愿放弃，也不能破坏我们的‘行规’……”
座谈会不欢而散。
那天晚上，一个不信邪的药商径直找到吕良家，话都没说几句，丢下一个大信封就走了。吕良赶紧追出去，结果那人早已无影无踪。吕良打开信封一看，里面竟是１０万元现金。第二天，吕良就把这笔钱交给了区纪委。
看来向领导送“红包”这条老路行不通了。一计不成，一些药商又施一计，结成“药商联盟”，联合起来不给渝北区医院供药。于是，区各大医院一时出现了供药紧张局面。
怎么办？面对经销商的联合抵制，吕良没有妥协：“重庆进不到药，我们就到外地进药！”
与此同时，卫生局分析，经销商也不是铁板一块，局领导分头与个别药商接触，并积极引进其他药商。
经过近一月的较量，“药商联盟”崩溃，供药恢复正常。
“如果都像这样阳光操作，我们做生意的，再也不用费尽心机地打点这个打点那个了。”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为了建立长效机制，让药商公平竞争，卫生局决定在药品采购中实行“阳光招标”。卫生局出台了相关措施：一是在“招标导航网”上提前１０天公布招标采购品种、时间及相关注意事项；二是正职领导退出招标领导小组，不再参与具体的药品采购工作，专司监督职责，领导小组里还必须保证有２０％的职工代表参加，职工代表不固定，随机抽签产生；三是对所有参会人员和招标结果均进行公示，对公示无异议后，方可签合同。
２００４年７月２０日，渝北区人民医院的“阳光招标”拉开了帷幕。
这天，让药商们吃惊的是，招标现场——医院会议室的气氛与以往大不相同，端坐在台上的人员少了医院“一把手”，多了一些“陌生面孔”，经介绍才知道，他们是院副职领导、各科室负责人、业务骨干，甚至还有以前根本没有发言权的职工代表。按照事先设定并公示的程序，药商们留下标书后离席，等待招标小组的评议。招标小组将标书拆开，一一进行评议，最后一致决定标底最低的成为中标者。然后，医院将中标结果贴在醒目位置，并公开公示电话。１０天后，医院才与中标药商正式签订采购合同。
在事实面前，经销商心悦诚服：“如果都像这样阳光操作，我们做生意的，再也不用费尽心机地打点这个打点那个了。”果然，逢年过节，院领导的办公室、家里清静多了。渝北区人民医院代理院长胡伟开玩笑说：“这下，过年连挂历都没得哪个来送了！我们也过得坦然了。”
从“阳光招标”中得到最大好处的，还是医院和患者。
参加过多次“阳光招标”的区人民医院副院长邓正君说：“比如某种药品，物价部门规定的最高限价是１００元，全市通过招标后，采购价可能是７０元，但通过区里的‘阳光招标’，采购价就可能变成了５０元。一年下来节省的费用就相当可观。”对于节省的费用，邓正君说：“一是大幅度降低药价，向老百姓让利；二是正大光明地为医生开前门，发奖金。”据统计，从２００４年至今，区人民医院对千余种常用药品进行降价，平均降幅达１０％，仅此一项，医院每年向群众让利３００余万元。
这场艰难的“手术”，虽然过程复杂，但术后效果非常好。经历改革阵痛后，在渝北区卫生系统，医务人员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点评：
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医疗系统吃回扣、收红包现象，曾被一些人认为是不治之症。然而渝北区卫生局的“手术”疗效证明：医疗回扣等不正之风并非不治之症。这些不正之风之所以长期存在并呈愈演愈烈之势：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渝北区卫生局的“手术”疗效，至少有三大启示：根治不正之风，首先要从思想上开刀，把思想上的“病灶”根除；其次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敢于拿陈规陋习开刀；第三，要对症下药，及时建立长效机制，避免再次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