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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人大代表肩负全国人民的重托，共绘祖国宏伟蓝图。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听他讲述中医药的中国方案。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 张伯礼
“今年上会的议题都具有针对性，总结疫情中的不足，推广经验和做法，让中医药的发展为老百姓的健康多增加一份保障。”作为一名连任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履职第13年的张伯礼是第4次参加两会。他认真总结此次抗疫的经验，围绕中医药的发展侃侃而谈。
1月27日，农历大年初三，作为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张伯礼被急召飞赴武汉参与抗疫。在此期间，他大力推进中医药全面介入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疗，利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救治患者，提高了患者的治愈率，降低了病亡率。江夏中医方舱医院共收治564名患者，在26天运营中，创造了零感染、零复阳的“两个零”记录。
2月16日，张伯礼因高负荷工作胆囊炎发作。2月19日凌晨，手术发现他的胆囊已经化脓，有些组织甚至已经发生坏疽，晚一天手术都会有生命危险。可是术后不久他又冲到了一线工作。3月19日张伯礼第一次开心地笑了，因为那一天武汉首次通报新增病例零增长。
张伯礼：中医药有几千年历史，在保障民族昌盛、维护人民健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华民族历史上每次抗击瘟疫，中医都不曾缺席。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是疫情防控的一大特色和亮点。中央指导组领导也指出：“在没有特效药和疫苗的情况下，注重发挥中医药治未病、辨证施治、多靶点干预的独特优势，首次大范围有组织实施早期干预，首次全面管理一个医院，首次整建制接管病区，首次中西医全程联合巡诊和查房，首次在重型、危重型患者救治中深度介入，探索形成以中医药为特色、中西医结合救治患者的系统方案，成为中医药传承创新的一次生动实践。”
张伯礼：从武汉回到天津后，我几乎每天都要与中外专家开视频会，向海外介绍中国抗疫的经验和思考。
中国经验最大的亮点，是党中央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的位置，应收尽收、应治尽治，集中全国优势力量去武汉参与救援，“不惜一切代价，一个不落地救治每一位患者，而且治疗费用由医保负担”。在武汉新冠肺炎病例中，80岁以上患者累计有3600多人，救治成功率近70%，其中还有7位百岁以上老人治愈出院。
目前海外抗击疫情对中医药的需求和兴趣前所未有地高涨。连花清瘟已經合法进入巴西、加拿大、泰国、印尼等近10个国家。目前，我的团队正在组织国内专家与法国国立卫生院合作，就连花清瘟在法国临床评价进行设计研究;同时，还与美国南加州大学研究对中医药联合评价的方案。
张伯礼：中医药治疗效果明显，取效时间因病证而定。慢性病、功能性疾病治疗主要是通过调整脏腑气血功能失衡状态，恢复正常功能需要的时间长些，取效逐渐显现，而且疗效稳定，不容易反复。对于一些急症，中药作用也是很速效的，如这次部分新冠患者在呼吸机治疗中出现人机对抗、呼吸困难、腹部胀满，一剂宣白承气汤即较好地解决了问题。中药注射剂更是救急的重要药物。虽然中药取效总的来说比西药慢点，但是要看最后的综合效果或者终点指标，而不是一两个生物学指标的变化。
这次疫情过后，中医药应在我国医疗卫生体系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将中医药真正融入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中来，实现中西医并重参与传染病防控;完善中西医协作的机制，确保中医第一时间了解疫情并全程参与。按照中医理论诊治，有利于快速总结出中医药诊治方案。
张伯礼：国家在医改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强基层这方面有待强化。对于医务人员到基层去，应该采取鼓励的政策，特别是大医院的医生，应该定期轮换到基层去传帮带。同时，组织年轻医生到基层去工作，编制在县级医院，给必要的工作津贴，给他们再进修、再提高的机会。比如，在某基层医院工作5年，群众反映很好，就可以免试保送读研究生。我想，这对他们非常有好处。
张伯礼：《中医药法》作为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体现中医药特点的国家法律，在中医诊所、中医医师准入、完善中药管理等多个方面都对现有的管理制度进行了改革创新。实施两年多来，经过各地各部门共同努力，出台许多配套法规和政策措施，推动中医药在建设健康中国中发挥了更大作用。
在湖北武汉江夏方舱医院的“流动应急智能中药房”里，工作人员将盛有单味中药浓缩颗粒的药瓶取下来准备制药。（图片来源：新华社）
我提出要组织开展《中医药法》执法检查，加大对中医药法的贯彻实施力度，完善中医药制度体系，推动《中医药法》落地见效，切实抓好《中医药法》及配套制度的落实落地。
张伯礼：重大传染病是人类的大敌。传染病在中医里叫疫病，西医称为传染病。一种新型病毒，很难找到特效药，研究出疫苗也不是短期的事情。中医药辨证论治、多靶整合调节的治疗方法可以取得疗效。非典如此，新冠肺炎也是如此，中医药针对提高人体免疫力是有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已于2013年6月29日修订。该法共九章八十条，其中并未充分体现中医西医并重的原则，未能发挥中医药的优势。
在传染病防治体系中，应强调中西医并重，中西医优势互补，中医应具有知情权和全程参与权。所有医务人员均应掌握中医药防治传染性疾病的基本知识和操作技能，也应加强全民中医药防控知识的宣传普及。
同时，中药作为中医防病治病的重要物质基础，其质量与数量至关重要，为了防范疫情暴发导致的物资短缺和价格上涨，进而引起恐慌以及防控乏力，应当对具有特殊疗效的中药品种进行国家储备及统一调配。
张伯礼：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防范和应对了非典、甲型H1N1流感、H7N9、埃博拉出血热等突发疫情。但在应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短板和不足，与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要求不相适应。
应形成统一指挥、专长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制，面对重特大灾害事故，做好应急救援和物资保障需求，完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机制。具体包括：各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发挥中医药应急作用，形成常态化的中西医协作模式;在组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咨询委员会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专业技术队伍时，确保一定数量的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在中医三级甲等医院建立包括愈后病房在内的重症、急症病房;建立中医药防治传染病重点实验室、P3实验室;部署传染病重大科研项目中应有中医药专项;等等。
在张伯礼履职人大代表的十几年间，《中医药法》的立法通过给了他很大动力，为今天中医药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记者：2016年12月25日《中医药法》正式出台，在做人大代表期间，您曾经多次提出中医药立法，这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
张伯礼：我6次领衔提出中医药立法议案，多次参加调研，3次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2016年12月正式通过《中医药法》，对于依法保障和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健康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不断走访调研，我们6次修改文本，有10多条重要建议被采纳。当宣布通过的那一刻，我很激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中医药法终于修成正果，这也圆了几代中医药人的夙愿，开启了依法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新征程。
记者：作为天津中医药大學校长，您很关注天津的中医药落地情况。如何评价中国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给天津卫生工作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张伯礼：2010年初，天津市推动中医药进社区，成功探索出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之路，在全国率先建立起集中医预防、保健、治疗为一体的统一建设和服务标准的全科一站式诊疗服务区“国医堂”，还解决了基层医疗机构“以药养医”的问题，逐步实现基层单位“靠特色求生存、以服务促发展”的良性循环。
2011年我提出在全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国医堂”的建议，将天津成功经验加以推广，得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重视并予以采纳。经过9年的努力，中国已实现基层中医药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转变，人民群众看中医更便捷。
5月26日，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药学部工作人员正在调剂“除湿防疫”中药配方颗粒。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该院药学部加班加点调剂“除湿防疫”代茶饮及其配方颗粒，已累计调剂20余万人份，助力抗击疫情。（张瑶 摄）
“今年上会的议题都具有针对性，总结疫情中的不足，推广经验和做法，让中医药的发展为老百姓的健康多增加一份保障。”作为一名连任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履职第13年的张伯礼是第4次参加两会。他认真总结此次抗疫的经验，围绕中医药的发展侃侃而谈。
中医药成为疫情防控的亮点
1月27日，农历大年初三，作为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张伯礼被急召飞赴武汉参与抗疫。在此期间，他大力推进中医药全面介入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疗，利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救治患者，提高了患者的治愈率，降低了病亡率。江夏中医方舱医院共收治564名患者，在26天运营中，创造了零感染、零复阳的“两个零”记录。
2月16日，张伯礼因高负荷工作胆囊炎发作。2月19日凌晨，手术发现他的胆囊已经化脓，有些组织甚至已经发生坏疽，晚一天手术都会有生命危险。可是术后不久他又冲到了一线工作。3月19日张伯礼第一次开心地笑了，因为那一天武汉首次通报新增病例零增长。
记者：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医药的临床疗效得到进一步认可，能否谈谈这次疫情对中医药发展的推动？
张伯礼：中医药有几千年历史，在保障民族昌盛、维护人民健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华民族历史上每次抗击瘟疫，中医都不曾缺席。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是疫情防控的一大特色和亮点。中央指导组领导也指出：“在没有特效药和疫苗的情况下，注重发挥中医药治未病、辨证施治、多靶点干预的独特优势，首次大范围有组织实施早期干预，首次全面管理一个医院，首次整建制接管病区，首次中西医全程联合巡诊和查房，首次在重型、危重型患者救治中深度介入，探索形成以中医药为特色、中西医结合救治患者的系统方案，成为中医药传承创新的一次生动实践。”
记者：目前，海外疫情还在蔓延，您怎样评价此次抗疫中的中国经验？
张伯礼：从武汉回到天津后，我几乎每天都要与中外专家开视频会，向海外介绍中国抗疫的经验和思考。
中国经验最大的亮点，是党中央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的位置，应收尽收、应治尽治，集中全国优势力量去武汉参与救援，“不惜一切代价，一个不落地救治每一位患者，而且治疗费用由医保负担”。在武汉新冠肺炎病例中，80岁以上患者累计有3600多人，救治成功率近70%，其中还有7位百岁以上老人治愈出院。
目前海外抗击疫情对中医药的需求和兴趣前所未有地高涨。连花清瘟已經合法进入巴西、加拿大、泰国、印尼等近10个国家。目前，我的团队正在组织国内专家与法国国立卫生院合作，就连花清瘟在法国临床评价进行设计研究;同时，还与美国南加州大学研究对中医药联合评价的方案。
记者：很多人认为中医药疗效慢，能否结合此次疫情谈谈您怎么看？
张伯礼：中医药治疗效果明显，取效时间因病证而定。慢性病、功能性疾病治疗主要是通过调整脏腑气血功能失衡状态，恢复正常功能需要的时间长些，取效逐渐显现，而且疗效稳定，不容易反复。对于一些急症，中药作用也是很速效的，如这次部分新冠患者在呼吸机治疗中出现人机对抗、呼吸困难、腹部胀满，一剂宣白承气汤即较好地解决了问题。中药注射剂更是救急的重要药物。虽然中药取效总的来说比西药慢点，但是要看最后的综合效果或者终点指标，而不是一两个生物学指标的变化。
这次疫情过后，中医药应在我国医疗卫生体系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将中医药真正融入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中来，实现中西医并重参与传染病防控;完善中西医协作的机制，确保中医第一时间了解疫情并全程参与。按照中医理论诊治，有利于快速总结出中医药诊治方案。
记者：经过这次疫情，大家比较关注农村和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建设的提升，请谈谈您在这方面的建议？
张伯礼：国家在医改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强基层这方面有待强化。对于医务人员到基层去，应该采取鼓励的政策，特别是大医院的医生，应该定期轮换到基层去传帮带。同时，组织年轻医生到基层去工作，编制在县级医院，给必要的工作津贴，给他们再进修、再提高的机会。比如，在某基层医院工作5年，群众反映很好，就可以免试保送读研究生。我想，这对他们非常有好处。
聚焦《中医药法》执行难
记者：您这次提出关于《中医药法》执法检查的议案。2016年12月正式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以下简称《中医药法》），在过去的执行中有什么困难？您议案提出的具体方案是怎样的？
张伯礼：《中医药法》作为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体现中医药特点的国家法律，在中医诊所、中医医师准入、完善中药管理等多个方面都对现有的管理制度进行了改革创新。实施两年多来，经过各地各部门共同努力，出台许多配套法规和政策措施，推动中医药在建设健康中国中发挥了更大作用。
我提出要组织开展《中医药法》执法检查，加大对中医药法的贯彻实施力度，完善中医药制度体系，推动《中医药法》落地见效，切实抓好《中医药法》及配套制度的落实落地。
记者：您这次建议把中医药的相关内容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请您谈谈具体方案。
张伯礼：重大传染病是人类的大敌。传染病在中医里叫疫病，西医称为传染病。一种新型病毒，很难找到特效药，研究出疫苗也不是短期的事情。中医药辨证论治、多靶整合调节的治疗方法可以取得疗效。非典如此，新冠肺炎也是如此，中医药针对提高人体免疫力是有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已于2013年6月29日修订。该法共九章八十条，其中并未充分体现中医西医并重的原则，未能发挥中医药的优势。
在传染病防治体系中，应强调中西医并重，中西医优势互补，中医应具有知情权和全程参与权。所有医务人员均应掌握中医药防治传染性疾病的基本知识和操作技能，也应加强全民中医药防控知识的宣传普及。
同时，中药作为中医防病治病的重要物质基础，其质量与数量至关重要，为了防范疫情暴发导致的物资短缺和价格上涨，进而引起恐慌以及防控乏力，应当对具有特殊疗效的中药品种进行国家储备及统一调配。
记者：您这次提议在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预案中增加中医药内容，能否谈谈具体内容？
张伯礼：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防范和应对了非典、甲型H1N1流感、H7N9、埃博拉出血热等突发疫情。但在应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短板和不足，与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要求不相适应。
应形成统一指挥、专长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制，面对重特大灾害事故，做好应急救援和物资保障需求，完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机制。具体包括：各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发挥中医药应急作用，形成常态化的中西医协作模式;在组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咨询委员会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专业技术队伍时，确保一定数量的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在中医三级甲等医院建立包括愈后病房在内的重症、急症病房;建立中医药防治传染病重点实验室、P3实验室;部署传染病重大科研项目中应有中医药专项;等等。
10年6次领衔提出中医药立法议案
在张伯礼履职人大代表的十几年间，《中医药法》的立法通过给了他很大动力，为今天中医药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记者：2016年12月25日《中医药法》正式出台，在做人大代表期间，您曾经多次提出中医药立法，这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
张伯礼：我6次领衔提出中医药立法议案，多次参加调研，3次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2016年12月正式通过《中医药法》，对于依法保障和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健康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不断走访调研，我们6次修改文本，有10多条重要建议被采纳。当宣布通过的那一刻，我很激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中医药法终于修成正果，这也圆了几代中医药人的夙愿，开启了依法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新征程。
记者：作为天津中医药大學校长，您很关注天津的中医药落地情况。如何评价中国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给天津卫生工作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张伯礼：2010年初，天津市推动中医药进社区，成功探索出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之路，在全国率先建立起集中医预防、保健、治疗为一体的统一建设和服务标准的全科一站式诊疗服务区“国医堂”，还解决了基层医疗机构“以药养医”的问题，逐步实现基层单位“靠特色求生存、以服务促发展”的良性循环。
2011年我提出在全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国医堂”的建议，将天津成功经验加以推广，得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重视并予以采纳。经过9年的努力，中国已实现基层中医药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转变，人民群众看中医更便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