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五德之禽”：头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时者，信也。鸡鸣，也成为召唤光明、催人奋进的励志之声。
　　它是民俗中的神物：鸡王镇宅、祠鬼神皆以雄鸡……古老的自然崇拜中，鸡具有无上的神力和辟邪致吉的功能，从而通过祭祀、禳祝、衅礼作用于民众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
　　它是礼乐制度的一羽：“巽为鸡，亦为号令”。树金鸡于长竿，成为颁布赦诏时的仪仗、帝王发号施令的象征。“金鸡忽放赦，大辟得宽赊”。从此，鸡在文人墨客的笔下，不再单单是身披华彩、瞋目含火的斗士，作为光明的使者，亦带来了无数人生的柳暗花明……

　　谈到鸡，人们总会想起“闻鸡起舞”这个古代比喻志士奋发之情的典故。古人所以清晨闻鸡鸣而早起，是因为古代农业社会一般人缺乏可用的计时器，便习以雄鸡报晓的啼鸣，作为一天开始的标志。先秦时期，连开启城门，也是以鸡鸣为依据。雄鸡除了每天黎明即高声啼鸣，还有一个习性就是当一鸡先鸣，立即群起效仿，诸家众鸡齐鸣。这又引出“鸡鸣狗盗”的故事。据《史记·孟尝君列传》载：先秦时，齐孟尝君由秦逃回，夜半至函谷关，“关法鸡鸣而出客”，幸而孟尝君的门客中有一人会学鸡鸣，那位门客大声学鸡鸣，时虽夜半，但群鸡仍随之。守关人听到群鸡齐鸣，依规开门出客，孟尝君得以在追兵到达前逃离秦国。
　　也是因为一鸡先鸣、众鸡随鸣，古人衍生出关于“天鸡”的神话——认为天将破晓时第一个啼叫的是神奇的天鸡，它生活在桃都山上。据《太平御览》引《玄中记》曰，“东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树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鸡。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天下鸡皆随之鸣”。在汉代文物中，便可以看到桃都树的形貌。河南济源泗涧沟西汉晚期墓中，曾出土有一株釉陶树，主干修直，侧旁横生九枝，枝端有上翘的花叶，并分别塑有飞鸟、猴子和蝉等。主干顶端塑一立鸡，高冠，长颈敛翅，挺胸傲立，似引颈欲鸣。郭沫若先生曾据《玄中记》，将该树定为“桃都”，而傲立树端的雄鸡，正是世间众鸡随其朝鸣的“天鸡”。
　　“鸡鸣将旦，为人起居”。古人不但认为鸡鸣为一天之首，还认为“鸡日”是一年之首，将大年正月初一定为“鸡日”。据《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谓之端月。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贴画鸡，或斲镂五采及土鸡于户上。”鸡的形象，在这里是被用于吉祥祈福及辟除不祥的。

　　除神奇的“天鸡”以外，在古代封建社会有些人还盼望“金鸡”的出现，那是牢狱里的囚犯和他们的家属。因为唐宋时皇帝大赦时要树立“鸡竿”。“金鸡赦礼”约始于后凉时期，是古代帝王大赦天下的一种形式。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述，大赦之日所树金鸡，“竿长七丈，有鸡高四尺，黄金饰首，衔绛幡长七尺，承以彩盘”。故李白有“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回”的诗句。
　　在中国古代，还取鸡的形貌制成祭祀时用的盛酒“礼器”，称“鸡彝”（亦可写为“鸡夷”）。但是在考古发掘获得的商周青铜礼器中，虽多鸟兽形尊，却未见作雄鸡形貌的。不过考古学者邹衡认为，史前时期遗址中出土的陶鬶，就是最早的“鸡彝”。史前陶鬶质地多红陶或黑陶，在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中出土数量较多。鬶体下部是鼎立的三只丰满的袋足，上承带直颈的鬶口，颈后有鋬，口前伸出尖形的长流。整体看来，其造型正似一只伸喙引颈仰天长鸣的雄鸡，或即夏商时“鸡彝”的前身。
　　此后，经过众多世纪，在中国古代文物中才又出现了以雄鸡造型制作的器物，就是六朝时期流行于世的“鸡首壶”或称“天鸡壶”。六朝时期，江南青瓷制作日趋繁盛，釉色莹碧，受人喜爱。其中盛酒浆的瓷壶，开始采用雄鸡造型。如出土于南京象山东晋王氏墓的“青瓷鸡首壶”，壶流塑成高冠的鸡首，鸡嘴处开圆孔即为流口。与之对应，北方的北朝墓葬中，也随葬鸡首壶，但装饰繁缛，壶鋬上饰有螭首，且有的鸡首仅是装饰，有的连口都没有。其中最华美的一件，当属出自太原北齐东安王娄睿墓的“青釉龙柄鸡首壶”。陶瓷质的鸡首壶，一直沿用到隋朝统一全国以后，在陕西西安发掘的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埋葬的九岁小女孩李静训墓中出土过一件“白瓷鸡首壶”，釉色洁白，双系螭柄，鸡首高冠圆目，张口欲鸣，全壶仅高26.5厘米，造型小巧清秀，是这类文物中的佳品。而这个小女孩墓中能够随葬大量精美的遗物，是因为她的身份特殊——她是隋文帝杨坚的女儿（北周宣帝的皇后）的外孙女。
　　在中国古代，人们如此喜好关于鸡的传说和以鸡造型的艺术品，原因应是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以后，鸡成为农家畜养的最重要的家禽。中国古代养鸡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例如河北武安磁山遗址、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等处，都有鸡的遗骸出土，表明家鸡在黄河流域驯化的年代，可以早到公元前6000年左右。这也是目前已知的国内外最早的养鸡的纪录。稍后，在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址中，大都有家鸡遗骸出土，表明家鸡的饲养日趋普遍。在江南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中，虽然少见鸡骨，但是出现有最早的表现家鸡体态的雕塑作品。湖北天门石河镇邓家塆遗址出土的小型动物陶塑中，以鸡的造型多见，形体虽小，但轮廓鲜明，突出了家鸡高冠短喙的特征，颇具神采。到了青铜时代，商周时期已将鸡列为“六畜”之一，反映出这种家禽与人们日常生活日趋紧密的联系。

　　古人還利用雄鸡好斗的习性，开展“斗鸡”游戏。带有博彩性质的“斗鸡”，在中国古代颇为盛行，从先秦直到唐宋，从帝王到庶民，都极受喜爱。曹魏时期，斗鸡盛行。据《邺都故事》记载，魏明帝太和年间曾专门筑有“斗鸡台”。许多文人如刘桢、应瑒等都写有斗鸡诗。曹植所写《斗鸡》诗，还被收入《曹植集》，并列为全书第一卷首篇，诗中生动描述了斗鸡的雄姿：“群雄正翕赫，双翘自飞扬。挥羽邀清风，悍目发朱光。觜落轻毛散，严距往往伤。长鸣入青云，扇翼独翱翔。愿蒙狸膏助，常得擅此场。”因此在古代的图像文物中，也可以寻到斗鸡的身影。在四川省德阳黄浒镇蒋家坪出土的一件汉代画像砖上，画面下方左侧有一高冠长尾的雄鸡，挺胸翘尾，趾爪锐利，描绘的应是专供博戏的“斗鸡”。在唐章怀太子李贤墓的壁画中，有一位黄衫绿裙的高髻侍女，怀抱一只高冠修尾的雄鸡，它也是一只“斗鸡”，可算是一幅生动的风俗画。
　　更多的以鸡为题材的古代文物，是在墓葬中出土的模拟家鸡的陶制或木雕模型，从汉至唐，这种在墓内随葬俑群中放置家鸡模型的习俗经久不衰。汉墓中的家鸡模型造型写实，肖形而生动，以陶质为主，也常见木雕作品，还可以看到家鸡模型与鸡埘和鸡桀（栖鸡的木架）结合放置的例子。到六朝时期，江南青瓷生产繁荣，墓内随葬的家鸡模型随之改以青瓷制作，更常常制成鸡埘的模型。隋唐墓中，仍保持随葬家鸡模型的习俗，质料以陶瓷为主，有时采取群鸡造型。同时在隋唐墓中还有另一种以鸡造型的艺术品，就是十二时俑中的酉鸡，塑成雄鸡首人身的造型，身着袍服，或坐或立。昂首伸颈的雄鸡，与同列的猴、兔等生肖相比，显得傲然脱俗，与众不同。

　　除了在墓葬的随葬俑群中放置家鸡模型外，在墓室的壁画中也常可以看到鸡的形影。特别是汉魏时期的墓室壁画，常有描绘庄园的画面，在庄园畜养的家畜家禽中，自然少不了家鸡。特别是在甘肃嘉峪关魏晋墓的画砖中，有许多描绘家鸡的生动画面：有的是描绘丰收扬场的画面，常可见到围绕谷堆啄食散落谷粒的鸡群；也有专门描绘鸡群的画面，在一只趾高气扬的雄鸡引领下，成群的雌鸡随之行进，组成一个欢乐的大家庭。这些被畜养的家鸡，最终的命运是成为庄园主人盘中的佳肴，所以画砖中也有表现女侍杀鸡煺毛的场景，颇具生活情趣。
　　“一唱雄鸡天下白”。鸡给人们带来的是晨光般的希望。又由于“鸡”“吉”谐音，故中国民俗视鸡为“吉”。在此，谨祝鸡年大吉。而为了中国梦，我们更须“闻鸡起舞”，奋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