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尤其是深海的世纪。深海的重要，在于拓展了新的空间。16世纪，人类在平面上进入海洋，开拓的是陆上空间：“地理大发现”带来的是亚非拉的陆地资源，从矿产到奴隶的物质和人力资源，造就了世界经济几百年的繁荣。近一百年来，世界人口翻了两番，但是90%的人挤在10%的陆地上，深感资源匮乏、环境恶化。因此，人类进一步的发展需要开拓新的空间，宏观地讲无非是两大方向：地外星球和地球深处。而向地球深部拓展，深海必属首选。
　　人类进入深海虽然还在起步阶段，其社会后果却已初见端倪，这就是海洋经济重心的下移。世界海洋经济的四大支柱产业中，海底油气已经高居榜首，远远超越了渔业、运输和旅游，现在全球油、气总产量的1/3出自海底。新世纪头十年发现的油气田，40%来自水深超过400m的深海，20%在浅海，陆地已经退居第二位。除了能源，即便原来限于海面的传统产业（如海鱼捕撈），也在向深层拓展，发展了深水鱼类的捕捞技术。海底资源发现产生的政治后果，就是新一轮的海上权益之争。历来无人问津的荒岛，突然变成了国际争端的焦点。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从此根据一个小岛就可以将周围200海里范围划为专属经济区；有的国家据此申报的海域，比它本土的面积还大。
　　鉴于人类正加快走向深海，深海的战略形势将极大程度上左右未来的国际海洋政治格局。当前，世界各主要海洋大国正从经济开发、军事竞争、规则塑造等方面加大对深海的关注与经营。中国是个海洋地理相对不利的国家，人口众多、海洋空间相对狭小、人均海洋资源十分匮乏，海洋实践与经验远远落后于传统的海洋强国。而且，时空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任何国家均难以延续或效仿马汉笔下以“贸易即势力范围扩张”和“控制海洋”为基础的二元海洋强国之路。此外，随着海洋政治议程的日益多元均衡，海洋强国的内涵也正在发生变迁，作为海洋大国，必须同时兼顾海洋控制、海洋发展与海洋治理三大议题，唯海权论、唯发展论、唯责任论都既不现实，也不可行。
　　近代史告诉我们，大国崛起都与其在海洋上的成功有关。无论是18世纪彼得大帝的改革，还是19世纪睦仁天皇的明治维新，都伴随着向海洋文明的转变，伴随着海上的开拓；而缺乏海洋视角的光绪“戊戌变法”归于失败，加快了大国的衰落。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看，华夏振兴还是要过“海洋关”。习近平强调，我国既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拥有广泛的海洋战略利益，我们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陆海统筹，“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方式，扎实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建设海洋强国已经列为国策，深海蕴含丰富的自然资源，军事应用空间广阔，战略价值极高，是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近期提出拓展深海、深空、极地、网络四大新空间，将深海进入、深海探测和深海开发过程中关键技术的掌握作为重点发展领域。
　　16世纪海洋在平面上的开发，引发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转折，21世纪海洋在立体上的开发，很有可能会导致又一次的历史变化。从陆地进入海洋，又从海面深入海底，都是改变人类活动运行方式的历史转折，肯定要经历各种挫折和反复，从欧洲当年“地理大发现”历史看，这必然是个以世纪计算的长期过程。中国要成为真正的海洋强国，就必须进行范式、科技和制度三大创新，而深海恰恰是中国在国际海洋政治中推动创新、成就新型海洋强国的关键领域或舞台。中国在深海有海上交通线安全、资源、战略空间和生态环境安全等重大利益，深海经略攸关海洋强国的成败。本期“中国的深海战略”专题策划，我们约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从深海开发问题国际研究动向、区域开发法律责任、中国海洋科技发展中的潜力与挑战等角度展开讨论，以飨读者。敬请垂注。
　　——《学术前沿》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