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原国民党青年军李万铭隐瞒历史，伪造证件，混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1955年1月3日，李万铭伪造周士弟司令员给林业部两位副部长的信，想骗取中央林业部更高的职位，最后被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等人识破。1956年8月30日，李万铭被北京市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15年。
　　1956年8月30日，北京市中级法院公开审判政治诈骗犯李万铭，1000多名机关干部、人民解放军、工人参加了旁听。今天从照片上我们仍能感受到当时审判现场的肃穆。
　　李万铭出生于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在读小学时，他就偷过考卷和图书;中学时代，他偷过老师的手表等;再大些，利用其兄当邮差工作之便，他经常偷拿挂号信，并把窃得的钱款交给家长，谎称是从路上拾到的。1945年他加入了国民党，又参加了国民党青年军，任207师的准尉政治干事。一次在部队进行整编时，他乘机弄虚作假，冒领退伍费。为此，他被关进了国民党沈阳陆军监狱。1948年，他趁亂从东北窜逃到了江苏。1949年4月，南京解放。这时，李万铭隐瞒历史，伪造证件，混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同年10月结业并得到了学校开具的介绍信和鉴定材料。而后，他仿制印章，伪造介绍信，混入常州市人民政府，被委任为建设科科员。几天后，他嫌职务低，又用同样手法，伪造印信，假称是“二野军大”的党员教育“科长”，因“参加淮海战役残废”，要求给予分配工作。苏南行署人事部门识破了这个没有转移党员关系介绍信的伪党员、诈骗犯，把他送交当地法院，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1951年，李万铭被假释。但是，他非但不思悔改，反而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满脑子想的是升官发财、名誉地位。为了达到做官享福的目的，他私刻印章，伪造领导人信件，冒充老红军、战斗英雄、志愿军团参谋长、模范共产党员。从1951年到1953年，李万铭诈骗屡屡得手，从江苏骗到安徽、从安徽骗到武汉、从武汉骗到西安、从西安骗到北京，其职务也由科员骗到了森林工业部的行政处长。
　　1955年1月3日，李万铭飞抵西安，继续施展他的欺诈伎俩。他拟了一封周士弟司令员给林业部两位副部长的信，诡称：“李万铭身体暂不适合在前线，仍回你部，工、休兼顾。我们感到与他在军队的职位相比，在地方的职位有些不相称。我们觉得他能胜任比较重要的工作。”其目的，是想以此为“尚方宝剑”，骗取中央林业部更高的职位。
　　李万铭在西安进行了更大的冒险活动。途中，他在与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等人谈话中，破绽百出，引起对方的警觉和怀疑。经陕西省公安厅详细侦查后，确认了李万铭的犯罪事实。于是，报经检察机关批准，陕西省公安厅在西安市人民大厦依法将李万铭逮捕归案。
　　北京市检察院检察员赵元信在法庭上宣读了起诉书。公诉词指出，被告人李万铭的诈骗活动，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要求审判长、陪审员依法判处这个罪犯以应得的刑事处分。同时指出：被告人李万铭在被捕以后，还能坦白，希望法庭在量刑的时候加以考虑。审判长栗发荣和人民陪审员刘铁华、杨金荣，根据检察员的控诉，逐条查证李万铭的犯罪事实。
　　被告人委托的律师范明和马荣杰根据检察员的公诉词相继提出辩护。范明是北京大学刑法教研室的代理主任。他以律师身份提出被告人的犯罪性质要加以确定。他说，政治诈骗可有不同的理解。如果说政治诈骗是指李万铭进行诈骗利用了政治活动的手段、给国家造成了政治损害，他没有意见;但是，政治诈骗也可以被人理解为有政治目的，进行政治破坏活动，但从被告人犯罪的事实中看，被告人进行犯罪活动的目的，是追求享受和名誉，并没有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范明又提出，李万铭给党和国家造成的严重损失和危害，首先应该由被告人负完全责任;但是我们某些工作人员的麻痹思想，某些机关的人事制度不严，工作中的粗枝大叶，也使被告人的犯罪活动有了可乘之机。因此，在判罪的时候，不能把对国家的危害完全放在被告身上。
　　关于犯罪性质，当时法庭上的辩论是激烈的。检察员赵元信指出，根据侦讯判明，李万铭的犯罪目的是贪图个人名利，还没有发现反革命行为，因此在起诉书中是以政治诈骗论罪，而不是以反革命论罪。但由于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中可以看到被告私刻公章，伪造印信，冒充人民功臣，破坏了国家秩序，危害了国家建设事业，因此，他的犯罪性质属于政治诈骗，是确切的。
　　当审判长要求被告人做最后陈述时，李万铭承认自己的犯罪行为，请求法庭从宽处理。经审判长和人民陪审员评议后，北京市中级法院根据李万铭的罪行，宣布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