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金瓶梅》的年代,正是中国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城镇出现从农耕文明向工商文明显现转型态势的年代,《金瓶梅》及时描写了这一转型态势中出现的冲突与裂变,流露出作者对这一转型态势的忧虑。作品描写商人西门庆采用情利化、市场化、专业化的经营策略,使其商业资本迅速积累,家业经济迅猛发展。然而,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西门庆愈来愈变得逐利、贪婪、纵欲和霸气,传统的仁爱、亲情、道德、法律、天下情怀等文化观念在金钱利益的冲击下日渐衰微,最终使得经济的发展随着文化的堕落和生命的枯竭而万劫不覆。与之相应,《金瓶梅》中的花太监府、王招宣府等家族也同样演绎着血缘亲情文化丧失下的富贵家族走向破落的一幕,从而表现出一种对人类处于社会转型文化时期的关切与忧患:经济的崛起如果失去向上文化的支撑和导领就会迷失方向、丧失动力乃至堕入谷底,又通过西门庆家与韩道国家的衰而复安的描写,表达了作者的亲情文化比钱财和经济兴盛更重要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