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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中国篮坛和足坛前掌门人李元伟与阎世铎的传记（《李元伟篮坛风云路》和《忠诚无悔：我与中国足球》）从上任与卸任、与媒体打交道、外教及执教环境以及危机处理4个方面的对比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民间传言 私露口风 正式委任”的任命机制，存在太多主观因素，从长远看不利于篮球、足球发展；2）“管办不分”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篮、足球职业化改革进程；3）篮、足球管理仍以“人治”为主，缺乏“法制”根基。我国足球、篮球运动发展的不同轨迹表明，在改革中谋求发展，在发展中推进改革，是中国体育体制改革必由之路。
关 键 词：体育体制；体制改革；篮球；足球；中国
中图分类号：G843；G8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3）05-0053-03
当事者回顾亲历重大事件，揭秘幕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将历史疑云层层拨开，这份独有的荣耀与价值，只有人物自传可担此任。2010年《李元伟篮坛风云路》（简称《篮坛》）出版，全书叙述格调平实细腻，言语中肯，并无故作姿态之俗套空话，虽是官员大作，但并非官样文章。书中涉及联赛改革、国家队建设，主线鲜明，无枝蔓纷扰，“没有猎奇，没有内幕消息，有的只是真情实感和一串坚定的脚印。”[1]（卢元镇语）
前足管中心主任阎世铎卸任后亦有自传——《忠诚无悔：我与中国足球》（简称《足球》）于2006年问世，笔者忙里偷闲借来一读，《足球》文字之华丽、激情之充沛令人印象深刻，其对足球发展的全过程和细节描述虽不多，但仍反映出作者当任时的诸多想法，恰与该书题目“忠诚无悔”相对应。两本自传见证了我国足球、篮球如何在中国体育职业化的春天，走上了不同轨道，这对当前中国体育体制改革意义颇大。
1 真实谎言——上任与卸任
李元伟上任前传言四起，当时其为体育总局体育科研所所长，他曾回忆说“2003年3月的一天，我到总局人事司去办事，遇到王钧同志（时任人事司司长），他在不经意间冒出一句：‘如果要调你回篮球管理中心工作，你有什么想法？’这突如其来的问题使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作答。2003年5月国家体育总局党组开会讨论决定人事调整事项，下午3点人事司正式通知我回篮球管理中心工作。”[1]5-6与李类似，阎世铎上任前亦有同样情节。1999年初阎调到体育总局办公厅工作，“十月的一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翻阅着一大堆急需局领导签阅的文件，伍绍祖局长走进了我的办公室，坐在沙发上，和我聊起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突然，绍祖局长问了一句：‘你到足协工作怎么样？’他的声音不高，却让我大大地吃了一惊，令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2]6几个月后，“我去足协工作的事，在2000年3月底前后正式决定了。”[2]10
有上任就有卸任，两书对卸任着墨各异。李对卸任一笔带过，将2008—2009赛季作为自己的“一个告别的赛季”。并借球迷之口表达了对此工作的留恋之情。北京奥运会中国男篮对德国队比赛“我随男篮小伙子们走出场地，在过道处，迎来掌声一片，突然听到一个响亮的声音说：‘李主任，你不能走！’我顿时一楞，感到意外和不解，随即明白，这是指我退休的事情。”[1]165与风平浪静的李元伟任职之途不同，阎世铎则波折重重，阎甚至三次请辞。
纵观两书，李、阎上任颇具中国特色，民间传言 私露口风 正式任命，其过程如出一辙。而牵动亿万球迷、球员和教练的篮坛、足坛的走向也就此命定。
2 “与狼共舞”——与媒体打交道
“多做少说，先做后说，甚至只做不说”是阎的工作原则，对媒体的态度则是“不争论、不解释、不冷不热”。但实际阎[2]91抱怨媒体“在足协工作的几年，经常发生有人无中生有地制造新闻，挖空心思去丑化中国足球。”他对媒体的态度也是比较绝情的，对于虚假新闻“必须要求报纸澄清事实，以正视听。否则不准许这家报纸参与中国足协举办的各种足球比赛的报道活动”[2]91。因此，阎的几次请辞和最终的离任甚至被认为是媒体“‘倒阎’的胜利”。
李上任之初做的第一项工作“是从倾听开始的”，除了倾听同事、同行的意见，他还选择了媒体人。李对媒体的态度和他对媒体的理性认识相关，也和足球的教训相连。“对于现代媒体的传播作用，尤其是对于走向市场的运动项目发展的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对此我是有充分认识。这个认识……也有足球运动的前车之鉴。”[1]8李对待媒体，不仅仅是放下身段那么简单，而是“把媒体当做自家人看待”，从记者那里寻得建议、得到启发，得到记者朋友们配合。在李任期几年内，篮协和媒体之间不仅没有出现足球那样的官司、封杀等事件，而且如新华社记者徐济成还成为李的核心团队成员，形成了合作双赢的局面。狼行千里吃肉，与狼共舞需真正的舞者方可共勉，李、阎对比之下，显然，阎氏不是舞林中人，因而步履蹒跚。
3 外来和尚会念经——执教环境
引进外教成功与否，可从比赛成绩、运动队建设、民众认可等几方面衡量。中国足球在国家队层面鲜有成功的案例，失败典型倒不少。阎书中披露的对阿里·哈恩的选拔和使用过程，读来令人颇为感慨。几经严格周密的选帅过程，最终竟花落从未带过任何一支国家队，名不见经传的哈恩身上，外界对此一片哗然。而阎氏自己也承认，足坛选帅“不仅是大海捞针，甚至带有押宝性质。”[2184]当然，足协还是押错了宝，最终哈恩以世界杯亚洲区小组赛未出线的战绩结束了任期。有媒体披露，之所以选定哈恩，一因经费紧张，二因足协需要听话的外教，而哈恩恰符合这样的条件，入选也就成为必然。
相比之下，篮球领域，至少在国家队层面引进外教比较成功。在2004—2008年的5年间，中国篮协先后聘请过12位外籍教练在国家队工作。《篮坛》中对此一一解析，并结合男女篮实践从12个方面阐述了外教的优势和特点。在关于外教争议引发的思考中，李总结了外教到中国执教遇到的共性问题，体现在中外文化冲突、技战术理解、教育管理方式、语言障碍和外教个性等5个方面。李承认外教在中国工作处于弱势地位，而且坦言比之在其他国家的遭遇，在中国可能更困难一些，没有中心主任的强力支持不行。 与阎领衔的中国足球相比，李[1]177对外籍教练的认识更加客观，“在集体球类项目中，主教练是一个特殊的角色。他是球队的灵魂，是球队风格特点的设计者和塑造者，是球队的实际掌控者。主教练必须具有很高的权威。”在理解总局领导强调的项目中心关于业务领域的领导权问题上，李认为不是不能干预，但干预必须取决于各中心领导的专业判断。而中国足协对待外籍教练却主观性较强。2002年男足世界杯预选赛小组赛阶段，尽管中国队以6场全胜、小组第1的身份进入第2阶段的十强赛，但足协对主教练米卢的工作很不满意，足协领导与米卢进行了一次“近乎摊牌式的意见交换”。此后，米卢不论在训练的安排上，还是人员使用及打法制定都开始畏手畏脚。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但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4 金麟岂是池中物——危机处理
当今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阻力重重。危机公关或危机处理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这不仅是其他单位需要面对的，作为运动中心的主任也需要直面危机处理的难题。李在任期间，正处篮球职业化矛盾漩涡中心，孙悦与奥神事件、博彩业欲进入篮坛事件、广汇三大案、凤铝准入事件等危机均有其参与。而阎任期内也不断遭遇俱乐部退出、裁判风波、球迷闹事、俱乐部“革命”等重重危机，其“诚惶诚恐，如履薄冰”上任不足半月，就遭遇了国安俱乐部因裁判判罚问题威胁退出甲A联赛事件，“开会、下通知、找重点俱乐部谈话、聘请境外裁判，甚至在比赛前和比赛过程中还在提醒和警告一些俱乐部，可以说几乎是做到了苦口婆心、仁至义尽”[2]84。阎[2]108本人“至今仍然认为，中国足协的这些政策精神和原则做法是负责的，可以经受历史检验的。”当然，阎说的“至今”是该书写就的2006年，但不知今日阎还会如此坚持吗？
每次危机都有利益的权衡。每一种社会结构代表一种既得利益的格局，就有种种维护这种既得利益从而也维护这种社会结构的利益集团[6]，被统治或者被管理者总要质疑被统治或者被管理的法理依据。对相关组织或制度的怀疑和挑战不仅是理论上的，实践中的挑战更难以应付。篮协和篮球联赛的合法性遭到了凤铝的质疑，足协的权威更是经常性地遭受攻击，2004年的“中超革命”，有7家俱乐部联合对足协的权威和管理联赛的合法性提出挑战，中超联赛第14轮比赛，国安队因对裁判判罚不满，比赛中途慨然罢赛，中国足协随后作出相关处罚。国安俱乐部对足协的处罚决定表示不满，联合几家俱乐部向足协集体发难，提出多项主张，要求中国足协把中超联赛赛事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监督权4项权利都交给俱乐部，并主张建立中超俱乐部投资人为主体的中超联赛联盟体制；暂停今年的中超联赛；公开十一年的联赛财务。[2]257国安罢赛引发中超的“八级地震”，而俱乐部的联合夺权被媒体称为“中超革命”，一时间中国足坛风声鹤唳。其实，在李元伟书中也提到过“革命”，在篮球北极星计划制定出台时，李就声称改革从“革自己的命”开始。不同的是篮协主动革自己的命，而中国足协是“被革命”[7]。
历史总在似曾相识地上演。篮协率16家俱乐部发表《联合声明》：第一，CBA联赛13年来的改革成果不容否定；第二，CBA联赛的合法性、正当性不容质疑；第三，CBA联赛的规则必须得到尊重和遵守；第四，CBA联赛的整体利益必须维护；第五，CBA联赛的职业化改革方向必须坚持[1]64。而阎世铎也联合了一些俱乐部老总和地方体育局长的力量。召开中超俱乐部投资人会议，并对某些俱乐部代表在会场上的“越位”动作，阎甚至激动地拍了桌子，“我使劲一拳头砸在了桌子上。桌子上的茶杯被震得跳了起来，掉到了地上。偌大的一个会议室，一下子变得静悄悄的。”[2]264足坛、篮坛由罢赛引起的俱乐部风波逐渐平息，阎第3次递交了辞呈，而在继任者手上，中超公司宣告成立。
改革大潮中体育从业者特别是各级领导面临抉择，是无动于衷安度任期，甚而为贪腐推波助澜为个人或小集团谋取利益成为历史的罪人，还是积极探索，在体制内寻求事业的突破甚至推动体制的改善，体育的从政者接受着考验。而从推动改革进程、社会进步的角度看，各色人等陆续相聚在监狱高墙内的足坛打黑风暴，给予人们更多希望，通过对两本体育自传从上任与卸任、与媒体打交道、外教及执教环境以及危机处理等方面进行对照阅读，以明了我国足球、篮球运动发展的不同轨迹，并借以思考中国体育体制改革。如果对中国社会的民主、法制进程和改革大业产生推动作用，则中国体育亦善莫大焉，功莫大焉。
参考文献：
[1] 李元伟. 李元伟篮坛风云路[M]. 北京：中国书店，2010.
[2] 阎世铎. 忠诚无悔：我与中国足球[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
[3] 王俊生. 我知道的中国足球[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
[4] 李响. 零距离：与米卢的心灵对话[M]. 北京：知识出版社，2001.
[5] 陈华荣. 退出者的声音：从广东凤铝诉中国篮协案反思我国职业体育临时救济[J]. 体育与科学，2009，30（5）：71-75.
[6] 郑航生. 社会三大部门协调与和谐社会建设[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20（1）：1-11.
[7] 徐永祥. 社会体制改革与和谐社会建构[J]. 学习与探索，2005（6）：28-32.
关 键 词：体育体制；体制改革；篮球；足球；中国
中图分类号：G843；G8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3）05-0053-03
当事者回顾亲历重大事件，揭秘幕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将历史疑云层层拨开，这份独有的荣耀与价值，只有人物自传可担此任。2010年《李元伟篮坛风云路》（简称《篮坛》）出版，全书叙述格调平实细腻，言语中肯，并无故作姿态之俗套空话，虽是官员大作，但并非官样文章。书中涉及联赛改革、国家队建设，主线鲜明，无枝蔓纷扰，“没有猎奇，没有内幕消息，有的只是真情实感和一串坚定的脚印。”[1]（卢元镇语）
前足管中心主任阎世铎卸任后亦有自传——《忠诚无悔：我与中国足球》（简称《足球》）于2006年问世，笔者忙里偷闲借来一读，《足球》文字之华丽、激情之充沛令人印象深刻，其对足球发展的全过程和细节描述虽不多，但仍反映出作者当任时的诸多想法，恰与该书题目“忠诚无悔”相对应。两本自传见证了我国足球、篮球如何在中国体育职业化的春天，走上了不同轨道，这对当前中国体育体制改革意义颇大。
1 真实谎言——上任与卸任
李元伟上任前传言四起，当时其为体育总局体育科研所所长，他曾回忆说“2003年3月的一天，我到总局人事司去办事，遇到王钧同志（时任人事司司长），他在不经意间冒出一句：‘如果要调你回篮球管理中心工作，你有什么想法？’这突如其来的问题使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作答。2003年5月国家体育总局党组开会讨论决定人事调整事项，下午3点人事司正式通知我回篮球管理中心工作。”[1]5-6与李类似，阎世铎上任前亦有同样情节。1999年初阎调到体育总局办公厅工作，“十月的一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翻阅着一大堆急需局领导签阅的文件，伍绍祖局长走进了我的办公室，坐在沙发上，和我聊起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突然，绍祖局长问了一句：‘你到足协工作怎么样？’他的声音不高，却让我大大地吃了一惊，令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2]6几个月后，“我去足协工作的事，在2000年3月底前后正式决定了。”[2]10
有上任就有卸任，两书对卸任着墨各异。李对卸任一笔带过，将2008—2009赛季作为自己的“一个告别的赛季”。并借球迷之口表达了对此工作的留恋之情。北京奥运会中国男篮对德国队比赛“我随男篮小伙子们走出场地，在过道处，迎来掌声一片，突然听到一个响亮的声音说：‘李主任，你不能走！’我顿时一楞，感到意外和不解，随即明白，这是指我退休的事情。”[1]165与风平浪静的李元伟任职之途不同，阎世铎则波折重重，阎甚至三次请辞。
纵观两书，李、阎上任颇具中国特色，民间传言 私露口风 正式任命，其过程如出一辙。而牵动亿万球迷、球员和教练的篮坛、足坛的走向也就此命定。
2 “与狼共舞”——与媒体打交道
“多做少说，先做后说，甚至只做不说”是阎的工作原则，对媒体的态度则是“不争论、不解释、不冷不热”。但实际阎[2]91抱怨媒体“在足协工作的几年，经常发生有人无中生有地制造新闻，挖空心思去丑化中国足球。”他对媒体的态度也是比较绝情的，对于虚假新闻“必须要求报纸澄清事实，以正视听。否则不准许这家报纸参与中国足协举办的各种足球比赛的报道活动”[2]91。因此，阎的几次请辞和最终的离任甚至被认为是媒体“‘倒阎’的胜利”。
李上任之初做的第一项工作“是从倾听开始的”，除了倾听同事、同行的意见，他还选择了媒体人。李对媒体的态度和他对媒体的理性认识相关，也和足球的教训相连。“对于现代媒体的传播作用，尤其是对于走向市场的运动项目发展的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对此我是有充分认识。这个认识……也有足球运动的前车之鉴。”[1]8李对待媒体，不仅仅是放下身段那么简单，而是“把媒体当做自家人看待”，从记者那里寻得建议、得到启发，得到记者朋友们配合。在李任期几年内，篮协和媒体之间不仅没有出现足球那样的官司、封杀等事件，而且如新华社记者徐济成还成为李的核心团队成员，形成了合作双赢的局面。狼行千里吃肉，与狼共舞需真正的舞者方可共勉，李、阎对比之下，显然，阎氏不是舞林中人，因而步履蹒跚。
3 外来和尚会念经——执教环境
引进外教成功与否，可从比赛成绩、运动队建设、民众认可等几方面衡量。中国足球在国家队层面鲜有成功的案例，失败典型倒不少。阎书中披露的对阿里·哈恩的选拔和使用过程，读来令人颇为感慨。几经严格周密的选帅过程，最终竟花落从未带过任何一支国家队，名不见经传的哈恩身上，外界对此一片哗然。而阎氏自己也承认，足坛选帅“不仅是大海捞针，甚至带有押宝性质。”[2184]当然，足协还是押错了宝，最终哈恩以世界杯亚洲区小组赛未出线的战绩结束了任期。有媒体披露，之所以选定哈恩，一因经费紧张，二因足协需要听话的外教，而哈恩恰符合这样的条件，入选也就成为必然。
相比之下，篮球领域，至少在国家队层面引进外教比较成功。在2004—2008年的5年间，中国篮协先后聘请过12位外籍教练在国家队工作。《篮坛》中对此一一解析，并结合男女篮实践从12个方面阐述了外教的优势和特点。在关于外教争议引发的思考中，李总结了外教到中国执教遇到的共性问题，体现在中外文化冲突、技战术理解、教育管理方式、语言障碍和外教个性等5个方面。李承认外教在中国工作处于弱势地位，而且坦言比之在其他国家的遭遇，在中国可能更困难一些，没有中心主任的强力支持不行。 与阎领衔的中国足球相比，李[1]177对外籍教练的认识更加客观，“在集体球类项目中，主教练是一个特殊的角色。他是球队的灵魂，是球队风格特点的设计者和塑造者，是球队的实际掌控者。主教练必须具有很高的权威。”在理解总局领导强调的项目中心关于业务领域的领导权问题上，李认为不是不能干预，但干预必须取决于各中心领导的专业判断。而中国足协对待外籍教练却主观性较强。2002年男足世界杯预选赛小组赛阶段，尽管中国队以6场全胜、小组第1的身份进入第2阶段的十强赛，但足协对主教练米卢的工作很不满意，足协领导与米卢进行了一次“近乎摊牌式的意见交换”。此后，米卢不论在训练的安排上，还是人员使用及打法制定都开始畏手畏脚。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但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4 金麟岂是池中物——危机处理
当今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阻力重重。危机公关或危机处理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这不仅是其他单位需要面对的，作为运动中心的主任也需要直面危机处理的难题。李在任期间，正处篮球职业化矛盾漩涡中心，孙悦与奥神事件、博彩业欲进入篮坛事件、广汇三大案、凤铝准入事件等危机均有其参与。而阎任期内也不断遭遇俱乐部退出、裁判风波、球迷闹事、俱乐部“革命”等重重危机，其“诚惶诚恐，如履薄冰”上任不足半月，就遭遇了国安俱乐部因裁判判罚问题威胁退出甲A联赛事件，“开会、下通知、找重点俱乐部谈话、聘请境外裁判，甚至在比赛前和比赛过程中还在提醒和警告一些俱乐部，可以说几乎是做到了苦口婆心、仁至义尽”[2]84。阎[2]108本人“至今仍然认为，中国足协的这些政策精神和原则做法是负责的，可以经受历史检验的。”当然，阎说的“至今”是该书写就的2006年，但不知今日阎还会如此坚持吗？
每次危机都有利益的权衡。每一种社会结构代表一种既得利益的格局，就有种种维护这种既得利益从而也维护这种社会结构的利益集团[6]，被统治或者被管理者总要质疑被统治或者被管理的法理依据。对相关组织或制度的怀疑和挑战不仅是理论上的，实践中的挑战更难以应付。篮协和篮球联赛的合法性遭到了凤铝的质疑，足协的权威更是经常性地遭受攻击，2004年的“中超革命”，有7家俱乐部联合对足协的权威和管理联赛的合法性提出挑战，中超联赛第14轮比赛，国安队因对裁判判罚不满，比赛中途慨然罢赛，中国足协随后作出相关处罚。国安俱乐部对足协的处罚决定表示不满，联合几家俱乐部向足协集体发难，提出多项主张，要求中国足协把中超联赛赛事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监督权4项权利都交给俱乐部，并主张建立中超俱乐部投资人为主体的中超联赛联盟体制；暂停今年的中超联赛；公开十一年的联赛财务。[2]257国安罢赛引发中超的“八级地震”，而俱乐部的联合夺权被媒体称为“中超革命”，一时间中国足坛风声鹤唳。其实，在李元伟书中也提到过“革命”，在篮球北极星计划制定出台时，李就声称改革从“革自己的命”开始。不同的是篮协主动革自己的命，而中国足协是“被革命”[7]。
历史总在似曾相识地上演。篮协率16家俱乐部发表《联合声明》：第一，CBA联赛13年来的改革成果不容否定；第二，CBA联赛的合法性、正当性不容质疑；第三，CBA联赛的规则必须得到尊重和遵守；第四，CBA联赛的整体利益必须维护；第五，CBA联赛的职业化改革方向必须坚持[1]64。而阎世铎也联合了一些俱乐部老总和地方体育局长的力量。召开中超俱乐部投资人会议，并对某些俱乐部代表在会场上的“越位”动作，阎甚至激动地拍了桌子，“我使劲一拳头砸在了桌子上。桌子上的茶杯被震得跳了起来，掉到了地上。偌大的一个会议室，一下子变得静悄悄的。”[2]264足坛、篮坛由罢赛引起的俱乐部风波逐渐平息，阎第3次递交了辞呈，而在继任者手上，中超公司宣告成立。
改革大潮中体育从业者特别是各级领导面临抉择，是无动于衷安度任期，甚而为贪腐推波助澜为个人或小集团谋取利益成为历史的罪人，还是积极探索，在体制内寻求事业的突破甚至推动体制的改善，体育的从政者接受着考验。而从推动改革进程、社会进步的角度看，各色人等陆续相聚在监狱高墙内的足坛打黑风暴，给予人们更多希望，通过对两本体育自传从上任与卸任、与媒体打交道、外教及执教环境以及危机处理等方面进行对照阅读，以明了我国足球、篮球运动发展的不同轨迹，并借以思考中国体育体制改革。如果对中国社会的民主、法制进程和改革大业产生推动作用，则中国体育亦善莫大焉，功莫大焉。
参考文献：
[1] 李元伟. 李元伟篮坛风云路[M]. 北京：中国书店，2010.
[2] 阎世铎. 忠诚无悔：我与中国足球[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
[3] 王俊生. 我知道的中国足球[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
[4] 李响. 零距离：与米卢的心灵对话[M]. 北京：知识出版社，2001.
[5] 陈华荣. 退出者的声音：从广东凤铝诉中国篮协案反思我国职业体育临时救济[J]. 体育与科学，2009，30（5）：71-75.
[6] 郑航生. 社会三大部门协调与和谐社会建设[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20（1）：1-11.
[7] 徐永祥. 社会体制改革与和谐社会建构[J]. 学习与探索，2005（6）：2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