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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春天，注定是一个惊涛骇浪的春天。
当我们走过了改革开放40年的岁尾年末，中美贸易也进入了一个波涛汹涌的历史转折点。
孟晚舟事件再次震惊了14亿中国人和所有海外的华人。
2018年12月1日，任正非的女儿、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在加拿大转机时被扣;2019年1月30日，美国司法部正式向加拿大提出引渡孟晚舟的要求。
孟晚舟事件显然不是简单的法律诉讼，而是美国动用国家力量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全面围剿。以孟晚舟事件为标志，美国对华的科技霸权已在国际社会上昭然若揭。
对华为的围剿本质上是对一个大国和平崛起的围剿。
今年，是建国70周年。70年后的今天，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的共和国注定要走上一条民族复兴之路，这条路注定是艰难曲折、玉汝于成。华为今天的遭遇，也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注定要经历的磨难。在未来的路上，也许走向全球化的中国企业同样也要经历今天华为一样的“围追堵截”。泰山压顶，华为用32年铸就的科技实力和经验，也许能为我们未来走向国际市场的众多企业提供有益的启示。
务实与低调的精神
相对于频繁聚焦于镁光灯下，走着红地毯，迎着鲜花的所谓成功的企业家们来说，任正非是低调的。低调到32年来仅仅接受过不到10次的媒體采访;低调到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一个人乘飞机，坐地铁，一辆二手的标致车使用了很长的岁月。改革开放40年，党和国家的最为隆重的“改革开放100位杰出人员”名单里，许多仔细的观众在人民大会堂竟然没有看到任正非的名字和面孔。当央视记者董倩求证时，任正非竟然谦虚地回答，他主动给深圳市委、市政府写信，希望不要把他列入到100位“改革先锋”的名单中。
我们敬重任正非，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低调与成功，更是因为他的清醒和务实。孟晚舟事件发生后，任正非有理由牢骚满腹，但他的表现非常清醒，除了极少数时间流露出舔犊情深，他没有煽动民族主义或者民粹主义的情绪，而是把怒火压灭，绝不跳入别人挖好的大坑，在第一时间发声强调：华为在任何国家都遵守业务所在国所有适用的法律法规，包括联合国、美国和欧盟适用的出口管制和制裁的法律法规。
也许大都明白，孟晚舟事件绝不是简单的法律案件，案件背后是两个大国之间政治和外交的博弈。从去年以来，在美国突然不采购华为手机这种大事件出现时，中国有些民众提出要抵制苹果手机。任正非却强调：“我们的态度是不能为了我们一家公司牺牲了国家利益，牺牲了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虽然近期在西方受到很严重的挫折，但我们还是支持国家继续走向更加开放。因此，我认为，中国只有更加开放，更加改革，才会形成一个更加繁荣的中国。”
从任正非身上，我们不难看到，华为胸怀天下为国家担当的家国情怀，在泰山压顶下的极度克制，在强压下，对常识的坚守。
华为崛起是一个民族崛起的“缩影”
公司企业融人世界崛起的历程，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全球崛起的历程。
1979年，中国开始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2001年华为至少是有七百多位数学家，八百多位物理学家，一百二十多位化学家，还有六千多位专门在基础研究的专家，再有六万多工程师构成一个研发系统。这使华为快速赶上时代的进步，抢占了重要的制高点。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标志着中国开始迈入了WTO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框架之内。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中国政府与美国主导的WTO整整进行了长达15年的艰苦谈判，这样的谈判被当时的朱总理风趣比喻成“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历史证明，中国融入了世界近19个年头，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每年30%的经济增长贡献。其实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美国拿走的蛋糕最为丰厚，但美国显然要的太多。
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发出对中兴的制裁令：“美国政府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瞬间，这家拥有十多万人的公司，面临着停产和倒闭的风险。最终，在美国商务部的主导下，中兴重要高管被就地免职，企业承受了17.6亿美元的巨额罚款后，才得以开门营业。
中兴事件的教训是深刻的！美国用芯片等高科技产品卡住了中兴的脖子。中兴事件再次让许许多多走向国际市场的中国公司认识到——芯片等这样具有原创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是我们用钱买不到的！
华为不是中兴。经过32年的发展，华为终于登上了世界通讯制造商的全球领先地位。正如任正非所言，“全世界把5G做得最好的是华为，全世界把微波做得最好的是华为，全世界做5G的只有几家公司，全世界做微波的也只有几家公司，但只有一家公司把两者做得都好，目前全世界也只有华为能做到”。
5G在华为、在中国诞生了，这次是美国不干了。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五个国家组成的情报同盟）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围堵华为的5G产品，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把5G技术上升到军备竞赛的主导权问题。由此可见，美国的科技霸权思想是如此的傲慢与霸道。
此次孟晚舟事件，更是一场相当明确的由国家发动的针对民间企业的绞杀，美国的长臂管理、霸权主义在其中展露无遗，虽然华为一直将遵守规矩作为重中之重，但是作为一家拥有18万员工，涉及众多领域的公司，别人想挑点岔子，吹毛求疵很容易。
任正非在接受国际媒体采访时曾坦言：“如果问我想通过媒体对美国说一句话，那就是‘合作共赢’。因为越来越高科技的世界，越来越不可能由一个国家、一个公司完整地完成一件事情，需要有千万个公司共同承担。”
“现在西方有些人认为华为设备运作有阴谋，这种意识形态就像工业革命时期砸坏纺织机一样，认为先进的纺织机破坏了世界。华为卖的是一个裸设备，在这个设备上没有意识形态。这个设备是由运营商来掌控的，不是华为。所以，我们不要回到工业革命砸毁纺织机的时代。”
艰苦奋斗的原创精神 与整合全球资源的开放精神
中兴事件让所有企业家刻骨铭心地认识到“自主创新”的重要性。然而，任正非却对“自主创新”有着独特的理解。
在任正非看来：“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一定要踏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这样才能缩短进入世界领先的进程。也就是说，别人已经创新，我们要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得到别人的许可。如果我们重做一遍，做完一遍，也要得到许可，也要付相关费用，这是法律。当然科学家都是自主创新的，我指的是我们这种公司的工程创新”。
显然，在任正非眼里，“自主创新”是在整合全球科技资源的前提下进行自主创新，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自主创新，是吸收来自全球的高精尖人才的共同自主创新。其实，这种开放的精神是更大空间、更深层次的艰苦奋斗，是一种整合全球人才、技术和市场资源的开放精神。
1987年，任正非在深圳创立华为，开始了艰苦征途。
著名学者王志纲曾把任正非形容为普罗米修斯，一个受尽磨难为人类带来光明的盗火者。他坦言：“人们常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我认为这句话相当不负责任。全球至少有一半人活在艰难困苦当中，其中成了的没有几个。歌颂苦难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苦难之于懦弱者就是人间地狱;只有对于有为者，苦难才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这点在任正非身上表现得非常典型。”
今年，华为刚刚发布了新的愿景与使命：“把数字世界带入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但43岁的任正非一头闯进这片市场经济的海洋时，还没有这些宏图大志，主要考虑的还是一家老小的吃饭问题。
在深圳便捷的通道下，早期华为做的也是“倒爷”的活，甚至还倒卖过墓碑，一度彷徨了两三年，直到后来在一次倒卖电话过程中，别人的一句话无意中点醒了任正非，既然终端（电话机）销售得这么好，那么交换机肯定也大有市场。
从1992年起，华为开始自主开发程控交换机，一年后开发成功，其价格比国外同类产品低三分之二，这让任正非尝到了自主研发的甜头。
华为真正的突破是从技术上溯到了科研，并且在这方面进行持之以恒的、大手笔的投入。
“网络技术创新的止境在哪里？摩尔定律是否永远适用？”任正非曾这样问自己，并语重心长地说：“当带宽的接入上升到一定的带宽，并覆盖到一定程度后，網络的技术创新步伐就会慢下来。在这个时候，哪些公司的市场覆盖面大，哪些公司的企业管理优，并且能向市场提供成本低、服务优的公司才能生存下来。华为就想成为这样的企业，就是要赶在死亡之前，达到这样的水平，不断地、努力地革新自我.才可能活下来”。
任正非明白IT行业的残酷定律——与其他产业相比，IT行业过去所展示的是真正与死亡抗争的竞赛，并延续至未来。全球所有企业都在拼命追赶，但赢家必定是死得最晚的那一个。
怎样才能避免早死？唯有奋斗。怎样才能激发奋斗者？必须得靠合理并优异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
在二战结束和苏联解体这两次事件所导致的人才大转移中，美国都是最大的受益者。即使在和平年代，美国仍然高举自由民主的火炬，吸引全世界的人才。
今天的华为同样如此，敞开怀抱在全世界接收科学家，不仅提供高待遇，甚至是科学家们愿意在哪个国家，华为都有科研机构可以接纳，科学家想在哪儿办公，华为就在哪儿建研究所。与此同时，华为还和全世界很多大学、研究所都建立了合作关系，从事更长远的基础科学方面的研究。华为的盗火之路，正是这样一步步走出来的。
全球领先地位与企业倒逼
作为永恒的哲学命题
一家处于风口浪尖的企业，时刻觉得自己第二天就要倒下，华为把企业的倒逼作为永恒的哲学命题。
华为一直担心自己有朝一日会消亡。1月17日，任正非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觉得除了困难，都是困难，没有不困难。”
这不是他第一次说，肯定也不是最后一次说。华为一直在否定与再否定中上升。现在华为还在强调“作战”，华为人力资源战略重心工作近期的规划是：一切向“作战”靠拢，努力让所有形式主义的不增值管理都消亡。“未来几年，整个大形势应该没有想象中那么乐观，华为要有过苦日子的准备”。
在任正非看来：做百年老店是非常困难的，最主要的是要去除员工的惰怠。
去年，在华为人力资源研讨会上，全体员工给任正非公开提了一堆意见，任正非把它们总结成“十宗罪”。任正非进一步将这“十宗罪”都贴在公司内部的“心声社区”的网络上，让18万员工挑刺批判，大家去讨论应该怎么改。这样会形成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会使华为的一些内部的机制逐步地转变。任正非在“心声社区”一般只看批评，说好话的就过滤过去。因为他要看到底基层发生了什么情况，管理层做得对不对？发现后，再调查一下是不是存在这样的问题。
华为虽然改写了中国乃至世界通信制造业的历史。但在任正非看来：“华为没有成功，只是在成长。”
伟大的背后都是苦难。
1991年，任正非发誓“如果研发不成功，就从楼上跳下去”，当时他遭受了做生意被人坑，老婆离开，孩子、父母、弟妹需要养育的困惑中年。
2000-2002年，面临心腹“叛变”，母亲离世，IT泡沫破灭，公司濒临崩溃，任正非身患抑郁症，常常半夜哭醒。
任正非总结说：“物质的艰苦生活以及心灵的磨难成了我后来人生的一种成熟的宝贵财富。这些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也许是这样才存活了30年。作为一个企业家，我们大家要一起来想，怎样才能活下去，也许才能存活得久一些。失败这一天是一定会到来，大家要准备迎接。华为总喊狼来了，喊多了，大家有些不信了。但狼真得会来。我们要广泛展开对危机的讨论，讨论华为有什么危机，你的部门有什么危机，你的科室有什么危机，你的流程的哪一点有什么危机。还能改进吗？还能提高人均效益吗？” 华为最基本的使命就是活下去，这也是华为的生存法则。
从贸工到技工贸的转型是跨国公司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必要选择
历史是现实的“根”。回首改革开放的前20个年头，深圳、珠海、厦门、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等我国的电子企业，基本上走的是一条来料加工型的贸工技一体化之路。客观地讲，当时的来料加工和全球贸易确实为中国的电子工业企业积累了第一桶金，在以模仿为主的粗放式、山寨式的经营之路上，我国的电子产品曾经占据了全球低端市场的半壁江山，相当一部分电子工业企业在走向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但令人遗憾的是，一部分当时已做大做强的企业却并没有实现由模仿向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产业升级，仍然沿用“一招鲜吃遍天”的贸工技之路原地踏步。联想的贸工技之路就是典型的代表。
与联想的发展路径不同，早在十几年前，当时只有联想体量1/10的华为，却走了一条从贸工技向技工贸彻底转型的产业升级之路，实现了由模仿的粗放式经营之路向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质的飞越。
从此，华为每年将销售收入的15%投入自主创新，其中大部分用于半导体、5G通信和人工智能领域。华为一家的投入就超过了包括英特尔和高通在内的美国整个半导体行业，可谓高强度的投入。华为已获得授权的专利达到87805件，其中在美国的核心技术专利就达11152件，还参加了360多种标准组织，贡献了54000多件提案。
联想的困境和华为的崛起，也许为我们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以及由此带来的20年之后的巨大落差。
今天的华为通过持续的高强度投入，5G技术终于站到了世界通信技术的最前沿，同时也给华为带来了丰厚的回报。目前，尽管华为遇到欧美国家的政府干扰，但华为仍然签订5G合同30多份，基站发货25000套，并拥有2570项5G专利。在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中，华为营收893亿美元，位列第72位;同类企业思科营收480亿美元，仅位列第212位。
专注与跨界，“攻城墙”精神
30年来华为只做一件事，就是用“攻城墙”的精神全身心地投入电子科技的持续研发中。
正如任正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形容的那样：“华为只有几十人的时候就对着一个城墙口进攻，几百人、几万人的时候也是对着这个城墙口进攻，现在十几万人还是对着这个城墙口冲锋。密集炮火，饱和攻击。每年1000多億元的弹药量炮轰这个城墙口，最终在大数据传送上我们领先了世界。当我们要拖上很多‘拖斗车、马车、黄包车’的时候，我们这个‘高铁’也跑不动了”。
到目前，华为每年的研发投入达到150亿到200亿美元，研发人员占公司员工45%以上，投入强度在世界排名前五。
这30年来，华为坚定不移地只对准通信领域这个“城墙口”冲锋。华为成长起来后，仍然坚持只做一件事，在一个方面做大。任正非曾感慨：“没有哪一件事情是容易的，所幸我们都坚持了下来。奋斗没有终点，华为没有秘密，就一个字‘傻’！像阿甘一样，认准方向，朝着目标，傻干、傻付出、傻投入。”
很多人问任正非“华为成功的秘密”，任正非坦言：“华为没有秘密，任何人都可以学。我什么都不懂，我就懂一桶桨糊，将这种浆糊倒在华为人身上，将十几万人黏在一起，朝着一个大的方向拼死命的努力。”
对于一个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来说，一个企业做大并不难，难的是做大后的企业，往往面临着产业多元化的种种诱惑。是跨界发展，还是坚守原来的电子产业？任正非选择了坚守。
任正非坚定地说：“跨界这个问题，我们永远不会做。西方记者问我‘你们会不会造汽车？’我说，我们永远不会造汽车。我们是做车联网的模块，汽车中的电子部分——边缘计算是我们做的，我们可能会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但是它不是车，我们要和车配合起来，车用我们的模块进入自动驾驶，决不会造车的。因此，我们不会跨界，我们是有边界的，以电子流为中心的领域，非这个领域的都要砍掉。”
无人能左右变化，唯有走在变化之前。华为的选择一一不改变现在的方向，不进入不熟悉的领域。
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实体制造企业遇到了利润低谷的困难期，而资本市场却进入了10年发展的黄金期。许多实体企业跨界进入资本市场淘金，相当一批企业选择了上市融资和资本经营。
而任正非选择了坚守本分，绝不上市的策略。
华为融的不是“钱”，而是“人心”。华为有17万名员工，任正非把公司98.6%的股权开放给员工，自己只拥有1.4%的股权。这恐怕是全球未上市企业中股权最分散、员工持股人数最多、股权结构最单一的公司，这恐怕是人类商业史上从未有过的景象。它造就了华为的向心力，难怪任正非说：“不上市则有可能称霸世界！”
不上市也许对华为这样的企业是幸福的，因为华为有这样的底气不受资本市场的左右，可以在研发上持续的高强度的投入。
钟情于基础研究和基础教育的精神
在任正非看来：“未来二三十年，人类社会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工业、农业，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工业巨大的进步来源于教育和科技的进步。所以一个国家首先要重视教育，重视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的基础教育。把教育做好，国家才有未来。因此，要提高老师的待遇，再穷也不能穷老师，要让优秀的人才愿意去当教师，让优秀的孩子愿意学师范，这样就可以实现用最优秀的人去培养出更优秀的人”。
国外有人曾说过，一个国家的强盛是在小学教师的课堂上完成的，同时教育也是最廉价的国防。
对于基础研究的钟爱，任正非既有着超越一般实业家的务实精神，又有着一种探索人类未知领域的科学家智慧和情怀。
前段时间，与中科大校长座谈时，任正非对基础科学，尤其是人工智能与数学、统计学的关系，有着超越一般专家学者的深度思考：“人工智能是什么？计算机学科与统计学就是人工智能。中国没有人工智能这门课，你说我们要进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时代干啥？统计！这说明我们国家在数学上重视不够。大家过去看好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大多使用的是统计学。” 有央视记者曾问任正非，为什么一家公司，一家民营公司在研究它的产品的同时，还要下那么大的力气去加大这个基础研究？
任正非回答：“正常的、传统的做法是，基础研究，特别是对人类未来的探索，应该由大学及科学家探索完成了以后告诉我们，我们再进行工业实验，通过工业实验做成一个可能使用的技术诀窍，根据这个技术诀窍我们再去生产产品。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这个时代发展太快了，太‘短’了，过去那种产学研分工模式不适应现代社会，我们等不及科学家们按照这个程序做完，所以我们自己培养了大量的科学家，华为应该至少是有七百多位数学家，八百多位物理学家，一百二十多位化学家，还有六千多位专门在基础研究的专家，再有六万多工程师构成一个研发系统，使我们快速赶上时代的进步，抢占了重要的制高点”。
社会责任与国际人道主义精神
一个全球性的跨国企业一定是一个讲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华为从来没有唱过爱国主义高调的赞歌，但低调的华为却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履行着一个中国跨国企业的社会责任。他的担当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人道主义的救援中，体现了中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
据任正非回忆，在日本海啸引发福岛核电站泄漏时，与难民逆行前进的是华为员工，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两周内恢复了680个基站;孟晚舟也是在这个时候从香港奔赴日本，整架飞机上只有两个乘客。
華为不是见到灾难就逃跑，而是为了人类安全，迎着灾难向前进。印尼海啸，华为有47个员工，在13小时内就把海啸灾区的668个基站恢复了;在智利9.1级大地震的时候，华为有3名员工在震中地区失去了联络，余震还在持续，华为公司的抢险队已整装待发，但又不能贸然前行，只有耐心等待他们的信息，当这些失联的员工第一个电话打给他们的主管，主管就说了哪个地区的微波站坏了，他们三个人继续背着背包去抢修那个微波站。大家知道非洲不仅有战争，而且是疾病频发的地区，华为有很多员工都得过疟疾，大量员工在这些疾病和贫穷地区穿越。从这些事情也可以解释，华为不是上市公司，不是为了财务报表，是为了实现人类理想而努力奋斗。
科学是需要献身精神的。任正非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我个人也到过尼泊尔珠峰海拔5200米的地方，去看附近村庄的基站。我说过‘我若贪生怕死，何来让你们英勇冲锋？’如果我们是一个资本至上的公司，我们不会有这个行为。华为在过去30年中，为世界偏远和贫困地区的进步做出了努力，甚至有些人献出了生命，我们不要忘记他们，不要忘记华为为人类社会做出了贡献。”
其实，企业家和商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有崇高的社会责任。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曾说：“商人和企业家既有关联，更有本质性的不同。简单地说，商人以赚钱为己任，一切以钱的多少来衡量企业的成功和自己的成就，而企业家则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商业则是他所使用的手段与工具。”这个判断是比较到位的。当前，无论从历史沿革、改革开放的阶段性，还是当今中国的国际地位来看，中国尚不具备大规模产生企业家，尤其是产生世界级企业家的土壤。任正非的崛起带有偶然性和极强的个人色彩，也许正是由于改革开放40年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土壤，造就了偶然性的任正非和他的华为;华为今天的崛起也昭示了一种必然，那就是一个伟大企业家群体崛起的时代即将来临。
华为在世界的崛起，也许仅仅只是开始，既然一棵擎天树能够崛起，那么一片森林的产生也极具可能——中国企业家时代正在到来。如何使任正非这样的企业家成建制的出现，让更多的商人转变为企业家，这也是任正非现象和华为精神留给我们的思考。
当我们走过了改革开放40年的岁尾年末，中美贸易也进入了一个波涛汹涌的历史转折点。
孟晚舟事件再次震惊了14亿中国人和所有海外的华人。
2018年12月1日，任正非的女儿、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在加拿大转机时被扣;2019年1月30日，美国司法部正式向加拿大提出引渡孟晚舟的要求。
孟晚舟事件显然不是简单的法律诉讼，而是美国动用国家力量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全面围剿。以孟晚舟事件为标志，美国对华的科技霸权已在国际社会上昭然若揭。
对华为的围剿本质上是对一个大国和平崛起的围剿。
今年，是建国70周年。70年后的今天，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的共和国注定要走上一条民族复兴之路，这条路注定是艰难曲折、玉汝于成。华为今天的遭遇，也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注定要经历的磨难。在未来的路上，也许走向全球化的中国企业同样也要经历今天华为一样的“围追堵截”。泰山压顶，华为用32年铸就的科技实力和经验，也许能为我们未来走向国际市场的众多企业提供有益的启示。
务实与低调的精神
相对于频繁聚焦于镁光灯下，走着红地毯，迎着鲜花的所谓成功的企业家们来说，任正非是低调的。低调到32年来仅仅接受过不到10次的媒體采访;低调到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一个人乘飞机，坐地铁，一辆二手的标致车使用了很长的岁月。改革开放40年，党和国家的最为隆重的“改革开放100位杰出人员”名单里，许多仔细的观众在人民大会堂竟然没有看到任正非的名字和面孔。当央视记者董倩求证时，任正非竟然谦虚地回答，他主动给深圳市委、市政府写信，希望不要把他列入到100位“改革先锋”的名单中。
我们敬重任正非，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低调与成功，更是因为他的清醒和务实。孟晚舟事件发生后，任正非有理由牢骚满腹，但他的表现非常清醒，除了极少数时间流露出舔犊情深，他没有煽动民族主义或者民粹主义的情绪，而是把怒火压灭，绝不跳入别人挖好的大坑，在第一时间发声强调：华为在任何国家都遵守业务所在国所有适用的法律法规，包括联合国、美国和欧盟适用的出口管制和制裁的法律法规。
也许大都明白，孟晚舟事件绝不是简单的法律案件，案件背后是两个大国之间政治和外交的博弈。从去年以来，在美国突然不采购华为手机这种大事件出现时，中国有些民众提出要抵制苹果手机。任正非却强调：“我们的态度是不能为了我们一家公司牺牲了国家利益，牺牲了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虽然近期在西方受到很严重的挫折，但我们还是支持国家继续走向更加开放。因此，我认为，中国只有更加开放，更加改革，才会形成一个更加繁荣的中国。”
从任正非身上，我们不难看到，华为胸怀天下为国家担当的家国情怀，在泰山压顶下的极度克制，在强压下，对常识的坚守。
华为崛起是一个民族崛起的“缩影”
公司企业融人世界崛起的历程，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全球崛起的历程。
1979年，中国开始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2001年华为至少是有七百多位数学家，八百多位物理学家，一百二十多位化学家，还有六千多位专门在基础研究的专家，再有六万多工程师构成一个研发系统。这使华为快速赶上时代的进步，抢占了重要的制高点。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标志着中国开始迈入了WTO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框架之内。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中国政府与美国主导的WTO整整进行了长达15年的艰苦谈判，这样的谈判被当时的朱总理风趣比喻成“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历史证明，中国融入了世界近19个年头，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每年30%的经济增长贡献。其实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美国拿走的蛋糕最为丰厚，但美国显然要的太多。
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发出对中兴的制裁令：“美国政府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瞬间，这家拥有十多万人的公司，面临着停产和倒闭的风险。最终，在美国商务部的主导下，中兴重要高管被就地免职，企业承受了17.6亿美元的巨额罚款后，才得以开门营业。
中兴事件的教训是深刻的！美国用芯片等高科技产品卡住了中兴的脖子。中兴事件再次让许许多多走向国际市场的中国公司认识到——芯片等这样具有原创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是我们用钱买不到的！
华为不是中兴。经过32年的发展，华为终于登上了世界通讯制造商的全球领先地位。正如任正非所言，“全世界把5G做得最好的是华为，全世界把微波做得最好的是华为，全世界做5G的只有几家公司，全世界做微波的也只有几家公司，但只有一家公司把两者做得都好，目前全世界也只有华为能做到”。
5G在华为、在中国诞生了，这次是美国不干了。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五个国家组成的情报同盟）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围堵华为的5G产品，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把5G技术上升到军备竞赛的主导权问题。由此可见，美国的科技霸权思想是如此的傲慢与霸道。
此次孟晚舟事件，更是一场相当明确的由国家发动的针对民间企业的绞杀，美国的长臂管理、霸权主义在其中展露无遗，虽然华为一直将遵守规矩作为重中之重，但是作为一家拥有18万员工，涉及众多领域的公司，别人想挑点岔子，吹毛求疵很容易。
任正非在接受国际媒体采访时曾坦言：“如果问我想通过媒体对美国说一句话，那就是‘合作共赢’。因为越来越高科技的世界，越来越不可能由一个国家、一个公司完整地完成一件事情，需要有千万个公司共同承担。”
“现在西方有些人认为华为设备运作有阴谋，这种意识形态就像工业革命时期砸坏纺织机一样，认为先进的纺织机破坏了世界。华为卖的是一个裸设备，在这个设备上没有意识形态。这个设备是由运营商来掌控的，不是华为。所以，我们不要回到工业革命砸毁纺织机的时代。”
艰苦奋斗的原创精神 与整合全球资源的开放精神
中兴事件让所有企业家刻骨铭心地认识到“自主创新”的重要性。然而，任正非却对“自主创新”有着独特的理解。
在任正非看来：“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一定要踏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这样才能缩短进入世界领先的进程。也就是说，别人已经创新，我们要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得到别人的许可。如果我们重做一遍，做完一遍，也要得到许可，也要付相关费用，这是法律。当然科学家都是自主创新的，我指的是我们这种公司的工程创新”。
显然，在任正非眼里，“自主创新”是在整合全球科技资源的前提下进行自主创新，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自主创新，是吸收来自全球的高精尖人才的共同自主创新。其实，这种开放的精神是更大空间、更深层次的艰苦奋斗，是一种整合全球人才、技术和市场资源的开放精神。
1987年，任正非在深圳创立华为，开始了艰苦征途。
著名学者王志纲曾把任正非形容为普罗米修斯，一个受尽磨难为人类带来光明的盗火者。他坦言：“人们常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我认为这句话相当不负责任。全球至少有一半人活在艰难困苦当中，其中成了的没有几个。歌颂苦难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苦难之于懦弱者就是人间地狱;只有对于有为者，苦难才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这点在任正非身上表现得非常典型。”
今年，华为刚刚发布了新的愿景与使命：“把数字世界带入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但43岁的任正非一头闯进这片市场经济的海洋时，还没有这些宏图大志，主要考虑的还是一家老小的吃饭问题。
在深圳便捷的通道下，早期华为做的也是“倒爷”的活，甚至还倒卖过墓碑，一度彷徨了两三年，直到后来在一次倒卖电话过程中，别人的一句话无意中点醒了任正非，既然终端（电话机）销售得这么好，那么交换机肯定也大有市场。
从1992年起，华为开始自主开发程控交换机，一年后开发成功，其价格比国外同类产品低三分之二，这让任正非尝到了自主研发的甜头。
华为真正的突破是从技术上溯到了科研，并且在这方面进行持之以恒的、大手笔的投入。
“网络技术创新的止境在哪里？摩尔定律是否永远适用？”任正非曾这样问自己，并语重心长地说：“当带宽的接入上升到一定的带宽，并覆盖到一定程度后，網络的技术创新步伐就会慢下来。在这个时候，哪些公司的市场覆盖面大，哪些公司的企业管理优，并且能向市场提供成本低、服务优的公司才能生存下来。华为就想成为这样的企业，就是要赶在死亡之前，达到这样的水平，不断地、努力地革新自我.才可能活下来”。
任正非明白IT行业的残酷定律——与其他产业相比，IT行业过去所展示的是真正与死亡抗争的竞赛，并延续至未来。全球所有企业都在拼命追赶，但赢家必定是死得最晚的那一个。
怎样才能避免早死？唯有奋斗。怎样才能激发奋斗者？必须得靠合理并优异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
在二战结束和苏联解体这两次事件所导致的人才大转移中，美国都是最大的受益者。即使在和平年代，美国仍然高举自由民主的火炬，吸引全世界的人才。
今天的华为同样如此，敞开怀抱在全世界接收科学家，不仅提供高待遇，甚至是科学家们愿意在哪个国家，华为都有科研机构可以接纳，科学家想在哪儿办公，华为就在哪儿建研究所。与此同时，华为还和全世界很多大学、研究所都建立了合作关系，从事更长远的基础科学方面的研究。华为的盗火之路，正是这样一步步走出来的。
全球领先地位与企业倒逼
作为永恒的哲学命题
一家处于风口浪尖的企业，时刻觉得自己第二天就要倒下，华为把企业的倒逼作为永恒的哲学命题。
华为一直担心自己有朝一日会消亡。1月17日，任正非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觉得除了困难，都是困难，没有不困难。”
这不是他第一次说，肯定也不是最后一次说。华为一直在否定与再否定中上升。现在华为还在强调“作战”，华为人力资源战略重心工作近期的规划是：一切向“作战”靠拢，努力让所有形式主义的不增值管理都消亡。“未来几年，整个大形势应该没有想象中那么乐观，华为要有过苦日子的准备”。
在任正非看来：做百年老店是非常困难的，最主要的是要去除员工的惰怠。
去年，在华为人力资源研讨会上，全体员工给任正非公开提了一堆意见，任正非把它们总结成“十宗罪”。任正非进一步将这“十宗罪”都贴在公司内部的“心声社区”的网络上，让18万员工挑刺批判，大家去讨论应该怎么改。这样会形成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会使华为的一些内部的机制逐步地转变。任正非在“心声社区”一般只看批评，说好话的就过滤过去。因为他要看到底基层发生了什么情况，管理层做得对不对？发现后，再调查一下是不是存在这样的问题。
华为虽然改写了中国乃至世界通信制造业的历史。但在任正非看来：“华为没有成功，只是在成长。”
伟大的背后都是苦难。
1991年，任正非发誓“如果研发不成功，就从楼上跳下去”，当时他遭受了做生意被人坑，老婆离开，孩子、父母、弟妹需要养育的困惑中年。
2000-2002年，面临心腹“叛变”，母亲离世，IT泡沫破灭，公司濒临崩溃，任正非身患抑郁症，常常半夜哭醒。
任正非总结说：“物质的艰苦生活以及心灵的磨难成了我后来人生的一种成熟的宝贵财富。这些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也许是这样才存活了30年。作为一个企业家，我们大家要一起来想，怎样才能活下去，也许才能存活得久一些。失败这一天是一定会到来，大家要准备迎接。华为总喊狼来了，喊多了，大家有些不信了。但狼真得会来。我们要广泛展开对危机的讨论，讨论华为有什么危机，你的部门有什么危机，你的科室有什么危机，你的流程的哪一点有什么危机。还能改进吗？还能提高人均效益吗？” 华为最基本的使命就是活下去，这也是华为的生存法则。
从贸工到技工贸的转型是跨国公司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必要选择
历史是现实的“根”。回首改革开放的前20个年头，深圳、珠海、厦门、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等我国的电子企业，基本上走的是一条来料加工型的贸工技一体化之路。客观地讲，当时的来料加工和全球贸易确实为中国的电子工业企业积累了第一桶金，在以模仿为主的粗放式、山寨式的经营之路上，我国的电子产品曾经占据了全球低端市场的半壁江山，相当一部分电子工业企业在走向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但令人遗憾的是，一部分当时已做大做强的企业却并没有实现由模仿向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产业升级，仍然沿用“一招鲜吃遍天”的贸工技之路原地踏步。联想的贸工技之路就是典型的代表。
与联想的发展路径不同，早在十几年前，当时只有联想体量1/10的华为，却走了一条从贸工技向技工贸彻底转型的产业升级之路，实现了由模仿的粗放式经营之路向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质的飞越。
从此，华为每年将销售收入的15%投入自主创新，其中大部分用于半导体、5G通信和人工智能领域。华为一家的投入就超过了包括英特尔和高通在内的美国整个半导体行业，可谓高强度的投入。华为已获得授权的专利达到87805件，其中在美国的核心技术专利就达11152件，还参加了360多种标准组织，贡献了54000多件提案。
联想的困境和华为的崛起，也许为我们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以及由此带来的20年之后的巨大落差。
今天的华为通过持续的高强度投入，5G技术终于站到了世界通信技术的最前沿，同时也给华为带来了丰厚的回报。目前，尽管华为遇到欧美国家的政府干扰，但华为仍然签订5G合同30多份，基站发货25000套，并拥有2570项5G专利。在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中，华为营收893亿美元，位列第72位;同类企业思科营收480亿美元，仅位列第212位。
专注与跨界，“攻城墙”精神
30年来华为只做一件事，就是用“攻城墙”的精神全身心地投入电子科技的持续研发中。
正如任正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形容的那样：“华为只有几十人的时候就对着一个城墙口进攻，几百人、几万人的时候也是对着这个城墙口进攻，现在十几万人还是对着这个城墙口冲锋。密集炮火，饱和攻击。每年1000多億元的弹药量炮轰这个城墙口，最终在大数据传送上我们领先了世界。当我们要拖上很多‘拖斗车、马车、黄包车’的时候，我们这个‘高铁’也跑不动了”。
到目前，华为每年的研发投入达到150亿到200亿美元，研发人员占公司员工45%以上，投入强度在世界排名前五。
这30年来，华为坚定不移地只对准通信领域这个“城墙口”冲锋。华为成长起来后，仍然坚持只做一件事，在一个方面做大。任正非曾感慨：“没有哪一件事情是容易的，所幸我们都坚持了下来。奋斗没有终点，华为没有秘密，就一个字‘傻’！像阿甘一样，认准方向，朝着目标，傻干、傻付出、傻投入。”
很多人问任正非“华为成功的秘密”，任正非坦言：“华为没有秘密，任何人都可以学。我什么都不懂，我就懂一桶桨糊，将这种浆糊倒在华为人身上，将十几万人黏在一起，朝着一个大的方向拼死命的努力。”
对于一个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来说，一个企业做大并不难，难的是做大后的企业，往往面临着产业多元化的种种诱惑。是跨界发展，还是坚守原来的电子产业？任正非选择了坚守。
任正非坚定地说：“跨界这个问题，我们永远不会做。西方记者问我‘你们会不会造汽车？’我说，我们永远不会造汽车。我们是做车联网的模块，汽车中的电子部分——边缘计算是我们做的，我们可能会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但是它不是车，我们要和车配合起来，车用我们的模块进入自动驾驶，决不会造车的。因此，我们不会跨界，我们是有边界的，以电子流为中心的领域，非这个领域的都要砍掉。”
无人能左右变化，唯有走在变化之前。华为的选择一一不改变现在的方向，不进入不熟悉的领域。
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实体制造企业遇到了利润低谷的困难期，而资本市场却进入了10年发展的黄金期。许多实体企业跨界进入资本市场淘金，相当一批企业选择了上市融资和资本经营。
而任正非选择了坚守本分，绝不上市的策略。
华为融的不是“钱”，而是“人心”。华为有17万名员工，任正非把公司98.6%的股权开放给员工，自己只拥有1.4%的股权。这恐怕是全球未上市企业中股权最分散、员工持股人数最多、股权结构最单一的公司，这恐怕是人类商业史上从未有过的景象。它造就了华为的向心力，难怪任正非说：“不上市则有可能称霸世界！”
不上市也许对华为这样的企业是幸福的，因为华为有这样的底气不受资本市场的左右，可以在研发上持续的高强度的投入。
钟情于基础研究和基础教育的精神
在任正非看来：“未来二三十年，人类社会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工业、农业，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工业巨大的进步来源于教育和科技的进步。所以一个国家首先要重视教育，重视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的基础教育。把教育做好，国家才有未来。因此，要提高老师的待遇，再穷也不能穷老师，要让优秀的人才愿意去当教师，让优秀的孩子愿意学师范，这样就可以实现用最优秀的人去培养出更优秀的人”。
国外有人曾说过，一个国家的强盛是在小学教师的课堂上完成的，同时教育也是最廉价的国防。
对于基础研究的钟爱，任正非既有着超越一般实业家的务实精神，又有着一种探索人类未知领域的科学家智慧和情怀。
前段时间，与中科大校长座谈时，任正非对基础科学，尤其是人工智能与数学、统计学的关系，有着超越一般专家学者的深度思考：“人工智能是什么？计算机学科与统计学就是人工智能。中国没有人工智能这门课，你说我们要进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时代干啥？统计！这说明我们国家在数学上重视不够。大家过去看好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大多使用的是统计学。” 有央视记者曾问任正非，为什么一家公司，一家民营公司在研究它的产品的同时，还要下那么大的力气去加大这个基础研究？
任正非回答：“正常的、传统的做法是，基础研究，特别是对人类未来的探索，应该由大学及科学家探索完成了以后告诉我们，我们再进行工业实验，通过工业实验做成一个可能使用的技术诀窍，根据这个技术诀窍我们再去生产产品。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这个时代发展太快了，太‘短’了，过去那种产学研分工模式不适应现代社会，我们等不及科学家们按照这个程序做完，所以我们自己培养了大量的科学家，华为应该至少是有七百多位数学家，八百多位物理学家，一百二十多位化学家，还有六千多位专门在基础研究的专家，再有六万多工程师构成一个研发系统，使我们快速赶上时代的进步，抢占了重要的制高点”。
社会责任与国际人道主义精神
一个全球性的跨国企业一定是一个讲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华为从来没有唱过爱国主义高调的赞歌，但低调的华为却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履行着一个中国跨国企业的社会责任。他的担当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人道主义的救援中，体现了中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
据任正非回忆，在日本海啸引发福岛核电站泄漏时，与难民逆行前进的是华为员工，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两周内恢复了680个基站;孟晚舟也是在这个时候从香港奔赴日本，整架飞机上只有两个乘客。
華为不是见到灾难就逃跑，而是为了人类安全，迎着灾难向前进。印尼海啸，华为有47个员工，在13小时内就把海啸灾区的668个基站恢复了;在智利9.1级大地震的时候，华为有3名员工在震中地区失去了联络，余震还在持续，华为公司的抢险队已整装待发，但又不能贸然前行，只有耐心等待他们的信息，当这些失联的员工第一个电话打给他们的主管，主管就说了哪个地区的微波站坏了，他们三个人继续背着背包去抢修那个微波站。大家知道非洲不仅有战争，而且是疾病频发的地区，华为有很多员工都得过疟疾，大量员工在这些疾病和贫穷地区穿越。从这些事情也可以解释，华为不是上市公司，不是为了财务报表，是为了实现人类理想而努力奋斗。
科学是需要献身精神的。任正非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我个人也到过尼泊尔珠峰海拔5200米的地方，去看附近村庄的基站。我说过‘我若贪生怕死，何来让你们英勇冲锋？’如果我们是一个资本至上的公司，我们不会有这个行为。华为在过去30年中，为世界偏远和贫困地区的进步做出了努力，甚至有些人献出了生命，我们不要忘记他们，不要忘记华为为人类社会做出了贡献。”
其实，企业家和商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有崇高的社会责任。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曾说：“商人和企业家既有关联，更有本质性的不同。简单地说，商人以赚钱为己任，一切以钱的多少来衡量企业的成功和自己的成就，而企业家则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商业则是他所使用的手段与工具。”这个判断是比较到位的。当前，无论从历史沿革、改革开放的阶段性，还是当今中国的国际地位来看，中国尚不具备大规模产生企业家，尤其是产生世界级企业家的土壤。任正非的崛起带有偶然性和极强的个人色彩，也许正是由于改革开放40年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土壤，造就了偶然性的任正非和他的华为;华为今天的崛起也昭示了一种必然，那就是一个伟大企业家群体崛起的时代即将来临。
华为在世界的崛起，也许仅仅只是开始，既然一棵擎天树能够崛起，那么一片森林的产生也极具可能——中国企业家时代正在到来。如何使任正非这样的企业家成建制的出现，让更多的商人转变为企业家，这也是任正非现象和华为精神留给我们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