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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是个聪明人扎堆的行业，聪明不够，还需加倍努力。职业转型时期，尤其如此。和投资人一样的，还有中国经济。
投资的新概念中，有泡沫，也有机会。
除了买房子，投什么都不赚钱，这似乎成为当下中国人“投资难”的现实写照。但事情总有两面，除了房子之外，一些新兴的、不被普通人察觉的行业却悄悄发生着“裂变”。事实上，“裂变”正是发生在所谓“供给侧”。
供给侧改革，这是一个彰显改革决心的口号。但如何把它落到实处，才是关键。而决定一项改革能否成功，一个行业是否有前途，既要看权力的决心，更要看资本对它的兴趣。
投资的新概念中，有泡沫，也有机会。
在任何国家，风险投资总是嗅觉最为灵敏、“胆子”也最大的资本，它们对经济深层变革的感知往往是超前的。对风险投资人而言，从来没有什么“投资难”，关键是看准趋势，投对地方，面向未来。
某种意义上讲，风险投资人对经济转型的参与，固然是其履行投资管理职能的创富行为，但也不妨看作是对“供给侧”改革的实践和参与。这一群人，到底在干什么？必然对我们有所启发。
放弃1000万即将到手的奖金，选择另起炉灶做风投，这是千乘资本创始合伙人熊伟近段时间最醒目的“标签”。不过，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洞察力。
迅游科技是熊伟在“前东家”达晨创投期间投的第一家公司。当时，达晨内部并不看好这家公司，一是营业收入不够多，一年不到2000万;二是创始人才26岁，太年轻。在这之前，达晨从未投过如此年轻的创始人。
但熊伟看到了另一面。一是游戏加速平台公司的营业收入并不能说明问题，因为虽然市场刚刚启动，但迅游科技在几家同行里面已隐隐显露出王者本色;二是网游加速平台作为“类刚需”，只要占领市场，消费者很舍得买单;再就是这个行业不同于其他互联网企业，必须不断推陈出新，产品迭代要快，而团队的年轻非但不是劣势，反倒是优势。
最后，达晨终于在投资经理个人跟投的保证下，“勉强”完成了对迅游的投资。迅游后来的发展证明了熊伟的判断，正是创业团队的“能动性”，让迅游无论是在PC网游加速，还是移动网游加速上都没有错过宝贵的发展机会。上市一年后，迅游科技为风投机构带来了超过100倍的收益。
熊伟的洞察力，很大程度来自于他“复合式”的背景。他拥有一个“国产”风险投资家最完美的履历。在华为工作5年，然后创业5年，而且也是这家创业公司的二股东。之后，他进入达晨创投，从力排众议投资迅游科技开始，一干就是6年半。而且，他也是达晨创投历史上升为合伙人速度最快的合伙人。
懂技术、懂销售、懂管理，更重要的是，曾经的“二股东”创业经历能够让他像老板那样思考问题，并具有老板那样的抗压能力。这种特质，使得他真正具备了一个顶级投资人的核心竞争力—当别的投资人为了一个好项目挤破创业公司门槛的时候，他却已经赢得创始人信任。
2016年春节离开达晨创投之后，熊伟创立了千乘资本，注册地点在深圳前海。目前，首期基金募资已经超过5亿元，资金来源广泛，包括了上市公司、民营企业、机构以及自然人。他对《南风窗》记者说，中国真的不缺钱，问题是找对人，投对地方。
谈及未来投资方向，熊伟信心满满，也观点独特。他分析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初的创富机会在于价格的双轨制，“倒爷”是最早的一批富人。之后，经过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享受了“人口红利”，不论是制造业，还是房地产，其实都是在享受“人口红利”。
互联网产业同样也在享受这种“人口红利”。但“人口红利”时代正在结束，即便对于移动互联网来说，也是如此。熊伟说，在2010年前后，中國移动互联网的渗透率只有10%左右，这是高速扩张期，也是投资的黄金期。但现在，渗透率已接近100%，这意味着投资者必须在“人口红利”之外，寻找更深层次的投资机会，比如应用领域。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互联网的投资机会也在深度转变。熊伟认为，中国互联网产业正在面临一场堪称革命的转型，即从消费互联网转变到产业互联网阶段。这种转变是并非仅仅和互联网或者投资业的未来有关，也事关中国经济转型的未来。
长期以来，中国互联网行业很容易被过度吹捧。一方面，这是一个权力管制最少的行业，因此被看成是市场化的代名词;另一方面，种种虚虚实实的创业者励志故事，也让这个行业充满了阶层晋级相关的公平正义色彩。
但实际上，中国互联网行业真正的“社会价值”在于它是一种新的分配机制，改变了基于权力的中小企业营商和普通人消费方面的高成本问题。比如说，阿里巴巴其实是拿走了商业地产商的地租，而百度拿走了传统媒体的广告，腾讯“迫使”传统的通讯运营商必须做出价格和服务方面的改变。
这种分配机制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民间的“降成本运动”。但这种降成本越来越面临着瓶颈，因为它们很难改变高地租的问题。高地租，从上世纪的分税制改革开始，就早已深深地嵌入了中国的社会治理结构，绝非互联网巨头或者某种商业模式可以改变。
显然，降成本需要从那些具有“操作性”的领域着手，而且还必须和另一个重要问题—提效率结合起来。熊伟这样的投资人，正在寻找这条路径，这也是中国风投行业的“风口”。
目前，熊伟已投资了一家名为杭州端点科技的企业，创始人全部来自于阿里和东软这样的巨头。该公司主要从事企业数据系统的开发和建设，但不同于传统的企业ERP系统公司。用简单的话来讲，ERP只是基于企业内部信息的“小数据”系统，而未来的产业变革则要求必须有基于互联网、联通外部数据，能够改变大企业原有运营架构、提升其效率的“大数据”系统。 “企业存在的原因是什么？用科斯的话来说，就是交易成本。”作为一名中欧商学院的EMBA，熊伟对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观点颇有心得。他说，中国经过30多年的发展，很多大企业已经足够大，甚至是太大。这就使得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开始高于外部市场，从效率的角度来说，这要求企业需要“裂变”。
互联网技术，为这种“裂变”创造了可能，但“裂变”也绝非用简单的互联网思维来改造企业。熊伟认为，简单的互联网思维只是在销售端做电商，这是很多传统企业“触网”多年也并无起色的原因。
未来，企业的“裂变”应该是从设计、研发、采购、生产到销售的整个供应链基于互联网和大数据的重构。比如海尔这样的企业，其广受关注的员工内部创业大潮，基本上就是这个方向。
通过内部创业，大企业将成为一个大平台，比如专注于物流、制造、基础研发、采购等环节。这些环节的固定投入大，对规模效应有要求，只有原有的大企业才有实力来做。而面向销售一线和市场的环节，则由众多能动性强、专业化程度高的小公司来负责。最后，会形成了一个基于大企业平台的产业生态链。
这个生态链的技术基础就是新一代IT平台，而熊伟投资的端点科技的拳头“产品”也正是这类平台的开发和应用。实际上，海尔公司早已成为端点科技的重要客户之一。
就消费互联网而言，中国的互联网产业的局势可以说几乎已定。有人说是BAT三足鼎立，有人说里面没有百度，是两雄相争。但不论如何，“寡头”的存在的确让消费互联网领域的创新可能性变得越来越窄。创业者很容易陷入要么被挤压，要么被收购的“唯二选择”之中。
此外，消费互联网巨头的崛起，曾一度为中国社会带来了“降成本”的外溢效应，但如今，它们自身也成了高成本的原因之一。
因此，当消费互联网走到顶峰，产业互联网或许别有洞天。“这是中国产业界未来的趋势。”熊伟说。
风险投资的运作是中国社会投资结构和营商特征的一个最好截面。一是因为其回报高，不论是做风投公司的LP，还是做上市前的突击股东，“有能量”的人往往愿意参与其中;二是由于以IPO为主的退出机制，以及核准制的权力属性，也共同决定了一些风投必然要有深厚的背景和资源。
这个行业是让人心生羡慕，也让人嫉妒和怀疑的行业。不过，对任何行业来说，随着国家的进步和信息的不断开放，市场化终归是未来的主流方向。
熊伟说，在2008年之后，由于一些政策方面的因素，大量的沿海风投和私募资本开始进军中西部。但到了2014年，这些资本几乎绝大多数选择了退回沿海，特别回到了北上深，加上杭州等沿海大城市。
为什么？一些资本进入中西部，很大程度在于看中了政策套利的需要。《南风窗》记者也从业内了解到，比如上市指标方面，虽然早已实行中国证券监管部门统一核准的核准制，但在实际操作中，对中西部一些地方依然有所倾斜。此外，在税收上，中西部也会人为地营造一些所谓的政策“洼地”。
熊伟认为，投资的政策套利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他说，中西部的确有一些好企业，但在人才储备、技术创新水平方面，和沿海还是有很大差距。“可能是老板很厉害，但下面的人却无法与之匹配”。“一些老板可能宁愿找市长，而不是找市场。”
熊伟对《南风窗》记者透露，一家非常知名的风投公司之前很少投资北方，但有一次忍不住“诱惑”，在东北某省投资了一家农业企业。结果这唯一的一單东北投资，却成为该风投公司为数不多的败笔之一，因为被投资企业出现了造假。
《南风窗》记者询问熊伟多年的投资经历中，“是否被骗过？”他回答说，被骗还没有。“这么多投资案例，失败在所难免，但被骗却不能被允许，因为你的尽职调查做得不好。防止被骗是投资人的核心能力之一。”
目前，在被称为创业之都的深圳，按照不同机构、不同的统计口径，最多已有超过3000家投资基金公司在此落脚。显然，这个行业同样需要“去产能”。
熊伟说，目前整个行业都在洗牌。优秀的投资人既要顺应国家改革的形势，也要尊重市场的趋势。用技术创新或者商业模式创新，服务于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降低营商环境的成本、减少企业运营的成本，它们才是未来的方向。而单纯地投资于互联网等一些概念，行之不远。
比如，在熊伟已投资的公司中，有专注于生产线自动化的海目星、从事汽车行业数据挖掘的数策软件、做指纹识别芯片开发的迈瑞微、做大数据整合和交易平台的数据堂等。
千乘资本的名字取自《论语》中的“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千乘相较万乘，优势在机制的灵活，以及务实接地气的投资风格。从这些横跨多个行业、富有灵活性，也有某种内在一致性的投资项目企业群来看，此名不虚。
离开达晨创立千乘之后，熊伟的工作节奏更快，平时只有1/2的时间在深圳，其他时间都在出差。出差期间，平均每周最多会看20家公司。半年以来，他已经考察过数百家创业公司。熊伟刚届不惑，精力充沛，在当天上午接受记者采访之前，他利用早上时间轻松地跑完了11公里。
投资是个聪明人扎堆的行业，聪明不够，还需加倍努力。职业转型时期，尤其如此。和投资人一样的，还有中国经济。
投资的新概念中，有泡沫，也有机会。
除了买房子，投什么都不赚钱，这似乎成为当下中国人“投资难”的现实写照。但事情总有两面，除了房子之外，一些新兴的、不被普通人察觉的行业却悄悄发生着“裂变”。事实上，“裂变”正是发生在所谓“供给侧”。
供给侧改革，这是一个彰显改革决心的口号。但如何把它落到实处，才是关键。而决定一项改革能否成功，一个行业是否有前途，既要看权力的决心，更要看资本对它的兴趣。
在任何国家，风险投资总是嗅觉最为灵敏、“胆子”也最大的资本，它们对经济深层变革的感知往往是超前的。对风险投资人而言，从来没有什么“投资难”，关键是看准趋势，投对地方，面向未来。
某种意义上讲，风险投资人对经济转型的参与，固然是其履行投资管理职能的创富行为，但也不妨看作是对“供给侧”改革的实践和参与。这一群人，到底在干什么？必然对我们有所启发。
“人口红利”成往事
放弃1000万即将到手的奖金，选择另起炉灶做风投，这是千乘资本创始合伙人熊伟近段时间最醒目的“标签”。不过，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洞察力。
迅游科技是熊伟在“前东家”达晨创投期间投的第一家公司。当时，达晨内部并不看好这家公司，一是营业收入不够多，一年不到2000万;二是创始人才26岁，太年轻。在这之前，达晨从未投过如此年轻的创始人。
但熊伟看到了另一面。一是游戏加速平台公司的营业收入并不能说明问题，因为虽然市场刚刚启动，但迅游科技在几家同行里面已隐隐显露出王者本色;二是网游加速平台作为“类刚需”，只要占领市场，消费者很舍得买单;再就是这个行业不同于其他互联网企业，必须不断推陈出新，产品迭代要快，而团队的年轻非但不是劣势，反倒是优势。
最后，达晨终于在投资经理个人跟投的保证下，“勉强”完成了对迅游的投资。迅游后来的发展证明了熊伟的判断，正是创业团队的“能动性”，让迅游无论是在PC网游加速，还是移动网游加速上都没有错过宝贵的发展机会。上市一年后，迅游科技为风投机构带来了超过100倍的收益。
熊伟的洞察力，很大程度来自于他“复合式”的背景。他拥有一个“国产”风险投资家最完美的履历。在华为工作5年，然后创业5年，而且也是这家创业公司的二股东。之后，他进入达晨创投，从力排众议投资迅游科技开始，一干就是6年半。而且，他也是达晨创投历史上升为合伙人速度最快的合伙人。
懂技术、懂销售、懂管理，更重要的是，曾经的“二股东”创业经历能够让他像老板那样思考问题，并具有老板那样的抗压能力。这种特质，使得他真正具备了一个顶级投资人的核心竞争力—当别的投资人为了一个好项目挤破创业公司门槛的时候，他却已经赢得创始人信任。
2016年春节离开达晨创投之后，熊伟创立了千乘资本，注册地点在深圳前海。目前，首期基金募资已经超过5亿元，资金来源广泛，包括了上市公司、民营企业、机构以及自然人。他对《南风窗》记者说，中国真的不缺钱，问题是找对人，投对地方。
谈及未来投资方向，熊伟信心满满，也观点独特。他分析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初的创富机会在于价格的双轨制，“倒爷”是最早的一批富人。之后，经过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享受了“人口红利”，不论是制造业，还是房地产，其实都是在享受“人口红利”。
互联网产业同样也在享受这种“人口红利”。但“人口红利”时代正在结束，即便对于移动互联网来说，也是如此。熊伟说，在2010年前后，中國移动互联网的渗透率只有10%左右，这是高速扩张期，也是投资的黄金期。但现在，渗透率已接近100%，这意味着投资者必须在“人口红利”之外，寻找更深层次的投资机会，比如应用领域。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互联网的投资机会也在深度转变。熊伟认为，中国互联网产业正在面临一场堪称革命的转型，即从消费互联网转变到产业互联网阶段。这种转变是并非仅仅和互联网或者投资业的未来有关，也事关中国经济转型的未来。
“降成本”和“提效率”带来机会
长期以来，中国互联网行业很容易被过度吹捧。一方面，这是一个权力管制最少的行业，因此被看成是市场化的代名词;另一方面，种种虚虚实实的创业者励志故事，也让这个行业充满了阶层晋级相关的公平正义色彩。
但实际上，中国互联网行业真正的“社会价值”在于它是一种新的分配机制，改变了基于权力的中小企业营商和普通人消费方面的高成本问题。比如说，阿里巴巴其实是拿走了商业地产商的地租，而百度拿走了传统媒体的广告，腾讯“迫使”传统的通讯运营商必须做出价格和服务方面的改变。
这种分配机制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民间的“降成本运动”。但这种降成本越来越面临着瓶颈，因为它们很难改变高地租的问题。高地租，从上世纪的分税制改革开始，就早已深深地嵌入了中国的社会治理结构，绝非互联网巨头或者某种商业模式可以改变。
显然，降成本需要从那些具有“操作性”的领域着手，而且还必须和另一个重要问题—提效率结合起来。熊伟这样的投资人，正在寻找这条路径，这也是中国风投行业的“风口”。
目前，熊伟已投资了一家名为杭州端点科技的企业，创始人全部来自于阿里和东软这样的巨头。该公司主要从事企业数据系统的开发和建设，但不同于传统的企业ERP系统公司。用简单的话来讲，ERP只是基于企业内部信息的“小数据”系统，而未来的产业变革则要求必须有基于互联网、联通外部数据，能够改变大企业原有运营架构、提升其效率的“大数据”系统。 “企业存在的原因是什么？用科斯的话来说，就是交易成本。”作为一名中欧商学院的EMBA，熊伟对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观点颇有心得。他说，中国经过30多年的发展，很多大企业已经足够大，甚至是太大。这就使得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开始高于外部市场，从效率的角度来说，这要求企业需要“裂变”。
互联网技术，为这种“裂变”创造了可能，但“裂变”也绝非用简单的互联网思维来改造企业。熊伟认为，简单的互联网思维只是在销售端做电商，这是很多传统企业“触网”多年也并无起色的原因。
未来，企业的“裂变”应该是从设计、研发、采购、生产到销售的整个供应链基于互联网和大数据的重构。比如海尔这样的企业，其广受关注的员工内部创业大潮，基本上就是这个方向。
通过内部创业，大企业将成为一个大平台，比如专注于物流、制造、基础研发、采购等环节。这些环节的固定投入大，对规模效应有要求，只有原有的大企业才有实力来做。而面向销售一线和市场的环节，则由众多能动性强、专业化程度高的小公司来负责。最后，会形成了一个基于大企业平台的产业生态链。
这个生态链的技术基础就是新一代IT平台，而熊伟投资的端点科技的拳头“产品”也正是这类平台的开发和应用。实际上，海尔公司早已成为端点科技的重要客户之一。
就消费互联网而言，中国的互联网产业的局势可以说几乎已定。有人说是BAT三足鼎立，有人说里面没有百度，是两雄相争。但不论如何，“寡头”的存在的确让消费互联网领域的创新可能性变得越来越窄。创业者很容易陷入要么被挤压，要么被收购的“唯二选择”之中。
此外，消费互联网巨头的崛起，曾一度为中国社会带来了“降成本”的外溢效应，但如今，它们自身也成了高成本的原因之一。
因此，当消费互联网走到顶峰，产业互联网或许别有洞天。“这是中国产业界未来的趋势。”熊伟说。
投资的风口与陷阱
风险投资的运作是中国社会投资结构和营商特征的一个最好截面。一是因为其回报高，不论是做风投公司的LP，还是做上市前的突击股东，“有能量”的人往往愿意参与其中;二是由于以IPO为主的退出机制，以及核准制的权力属性，也共同决定了一些风投必然要有深厚的背景和资源。
这个行业是让人心生羡慕，也让人嫉妒和怀疑的行业。不过，对任何行业来说，随着国家的进步和信息的不断开放，市场化终归是未来的主流方向。
熊伟说，在2008年之后，由于一些政策方面的因素，大量的沿海风投和私募资本开始进军中西部。但到了2014年，这些资本几乎绝大多数选择了退回沿海，特别回到了北上深，加上杭州等沿海大城市。
为什么？一些资本进入中西部，很大程度在于看中了政策套利的需要。《南风窗》记者也从业内了解到，比如上市指标方面，虽然早已实行中国证券监管部门统一核准的核准制，但在实际操作中，对中西部一些地方依然有所倾斜。此外，在税收上，中西部也会人为地营造一些所谓的政策“洼地”。
熊伟认为，投资的政策套利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他说，中西部的确有一些好企业，但在人才储备、技术创新水平方面，和沿海还是有很大差距。“可能是老板很厉害，但下面的人却无法与之匹配”。“一些老板可能宁愿找市长，而不是找市场。”
熊伟对《南风窗》记者透露，一家非常知名的风投公司之前很少投资北方，但有一次忍不住“诱惑”，在东北某省投资了一家农业企业。结果这唯一的一單东北投资，却成为该风投公司为数不多的败笔之一，因为被投资企业出现了造假。
《南风窗》记者询问熊伟多年的投资经历中，“是否被骗过？”他回答说，被骗还没有。“这么多投资案例，失败在所难免，但被骗却不能被允许，因为你的尽职调查做得不好。防止被骗是投资人的核心能力之一。”
目前，在被称为创业之都的深圳，按照不同机构、不同的统计口径，最多已有超过3000家投资基金公司在此落脚。显然，这个行业同样需要“去产能”。
熊伟说，目前整个行业都在洗牌。优秀的投资人既要顺应国家改革的形势，也要尊重市场的趋势。用技术创新或者商业模式创新，服务于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降低营商环境的成本、减少企业运营的成本，它们才是未来的方向。而单纯地投资于互联网等一些概念，行之不远。
比如，在熊伟已投资的公司中，有专注于生产线自动化的海目星、从事汽车行业数据挖掘的数策软件、做指纹识别芯片开发的迈瑞微、做大数据整合和交易平台的数据堂等。
千乘资本的名字取自《论语》中的“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千乘相较万乘，优势在机制的灵活，以及务实接地气的投资风格。从这些横跨多个行业、富有灵活性，也有某种内在一致性的投资项目企业群来看，此名不虚。
离开达晨创立千乘之后，熊伟的工作节奏更快，平时只有1/2的时间在深圳，其他时间都在出差。出差期间，平均每周最多会看20家公司。半年以来，他已经考察过数百家创业公司。熊伟刚届不惑，精力充沛，在当天上午接受记者采访之前，他利用早上时间轻松地跑完了11公里。
投资是个聪明人扎堆的行业，聪明不够，还需加倍努力。职业转型时期，尤其如此。和投资人一样的，还有中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