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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山乡巨变》是“十七年小说”中的代表作，作品中体现出了丰富的民间文化。这些民间文化一方面使作品更富有生命力，但另一方面又使作品显现出一些裂痕，略显不完整。但总体来说，《山乡巨变》是一部很成功的小说，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关键词］周立波；《山乡巨变》；民间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8-0082-03
建国后17年，周立波在把握时代节奏——农业合作化进程的前提下，立足于民间立场，以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双重身份写下了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作品塑造的山间人物形象、民间化特色语言、富有民族特色的风俗人情以及湖南特有的自然风光等，都渗透出浓郁的“山味”，给人印象至深。小说中的民间化特色，使得作品富有质感，也因此树立了周立波“秀朴、精致、明丽、含蓄”(1)的文风。
一、民间人物形象
《山乡巨变》塑造的人物众多，而且形象鲜明，从乡村干部李月辉等到一般的村民亭面糊等，都栩栩如生，诙谐幽默，把山里人的性情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让人可感、可知、可识。亭面糊是小说中最为独特的人物，也是开场就出现在我们视野里的第一个清溪乡的村民形象。“他一碰到知心识意的朋友，就能混得好半天。他的知心朋友又容易找得到。不论男和女，老和少，熟人和生人，只要哪一个愿意用心地，或者装作用心地去倾听他的有点啰嗦的谈吐，他就会推心置腹，披肝沥胆。”在这样的一个老农民身上，看不到悲情的色彩，更多的是一种诙谐和幽默。在开会的时候，别人吵得不可开交、争持得脸红耳赤，隔壁却传来了他的酣睡声。邓秀梅要他探听龚子元的口风，他却和龚子元喝酒聊天，把这个任务抛在了九霄云外，喝醉之后还跌倒在沟里。他也因为喜好喝酒，回到社里被儿子“卡住”并大吵一番，诸如此类，都是作者倾心笔墨来描写这样一个山野村民，充满山味的人物形象。
“周立波作为站在时代立场上的知识分子”，笔下的人物不再是那种十全十美的人物和英雄，而是塑造出了所谓的“中间人物”，作者从“民间的角度写出了他们身上纯朴的人性，给予他们善良的同情”。(2)这样的人物除了亭面糊，还有陈先晋。他和亭面糊一样都是生在旧社会，一生劳碌，也摆脱不了这样的命运，情愿一生都守着自己的田地，日夜劳作，希望有一天能“发财”，天晴下雨都从不歇息，“只有发狠的做，你们会有发越的”。陈先晋的性格是从艰苦和勤劳中铸练出来的。
周立波说过，一个作家应该不断的扩大自己的生活圈子，而且要汗爬水流地和群众一起劳作，深刻地体会他们的感情，研究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和语言，他的创作源泉，就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3)周立波也是这样做的，为了深入地了解农村，他带着全家回到了自己的故乡益阳和农民一起劳作，所以小说《山乡巨变》里的人物多是来自于他本人生活的农村。
二、民间特色语言
“方言口语是广泛流传于群众口头的活的语言，如果完全摈弃它不用，会是表现生活的文学作品受到蛮大的损失。”而且方言能“丰富普通话的语汇，加强 它的表现力”。(4)在周立波的小说中，方言土语的运用相当成功。《山乡巨变》的开头就这样写道：“节令是冬天，资江水落了。平静的河水清得发绿，清得可爱，一只横河划子装满了乘客，艄公左手挽桨，右手用篙子在水肚里一点，把船撑开，掉转船身，向对岸划去。” “横河划子”即摆渡船，是益阳方言词。“四海”即“大方”之意，也是益阳方言词。又如邓秀梅去拜访陈家时，陈先晋托故走了，陈雪春埋怨说：“爸爸真像样子，客来了，弦也不弹，自己走了，一点礼信都不讲。” “弹弦”即“谈话”，只在益阳方言中出现。除了这些，小说中还出现了大量方言词，如“开山子”（斧头）、“料”（棺材）、“牵子”（上眼皮上的疤痕），“小意”（没有架子，对人体贴入微）、“开砖口”（皮肉皴裂）、“冬粘子”（当时对晚稻的称呼）、“地生”（看风水选择墓地的人）、“香干子”（豆腐干，益阳人常用来比作脸面）、“还债”（指儿女听话，孝敬父母）、“阳雀子”（杜鹃鸟）、“框壳子”（劳什子）、“逗耍方”（开玩笑）等，这都是益阳常用的方言土语。
周立波小说语言的另一民间特色，表现在他小说中益阳山地区乡农民俗语的运用。亭面糊在向邓秀梅介绍他在旧社会几次倒霉的过程时说：“退财折星数，搭帮菩萨，人倒是好了。”“退财折星数”就是说丧失了钱财，也消退了灾祸。谈话中亭面糊说自己老了，大不如从前，邓秀梅称赞他“你还很英雄”。亭面糊说：“这还不是正合一句老话：有钱四十称年老，无钱六十逞英雄。”这是说没有钱的老人，也要像年轻人一样干重活，不能因年老而少干或干轻活；如果是有钱人，即使正当壮年，也可以称老不干累活、苦活了。邓秀梅问：“你老人家今年好大了？”面糊说：“痴长五十二，命好的，抱孙子了。我大崽一死，剩下的大家伙，都是赔钱货。”
周立波在《（暴风骤雨）的写作经过》一文中说：“语言是文学作品的建筑材料，写农民对话而不用农民的语言，写出来一定不像。农民语言的特点是形象化，生动简练，这是从他们丰富的生产知识和斗争知识里提炼出来的。他们的话，真是虎虎有生气。”
三、民间风土习俗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周立波既然以益阳地区为自己写作的场景，益阳地区的民间习俗，就成为周立波小说《山乡巨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都知道建国后“十七年”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是思想主题占据主流的时代，民间文化较之显得相对淡化，然而在周立波小说中展现出鲜明的民间文化，这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也成为那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具有特别的意义。
首先是对益阳地区山乡节日的描写。“封财门”、“接财神”是益阳农村过春节常见的吉祥习俗，在《山乡巨变》中，陈先晋每到大年三十夜子时左右，总要把松木柴打扮起来，拦腰箍张红纸条，送到大门外，叫作封财门。守了一夜岁，元旦一大早，陈先晋亲自去打开大门，礼恭毕敬，把那一块松木柴捧进来，供在房间里的一个角落。“柴”和“财”同音，就这样，在陈先晋的心里，财神老爷算是长期留在自己家里了。发财是每个农民一生的期盼，益阳农民尊奉财神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他们不仅在正月初一把财神迎进来，而且在正月初十，甚至十五之前，连家里的垃圾，都扫在屋角里，轻易不倒出去，怕失财。小说中对益阳年节礼俗的描写极富地方特色。
其次，益阳婚丧嫁娶的民俗也是周立波小说中着意表现的内容。表现为他在小说中对益阳山乡“哭嫁”、“送亲”、“婚礼”、“闹房”、“听壁脚”等一整套婚俗都有描写。益阳姑娘出嫁时常“哭嫁”。在《山乡巨变》中作者通过盛佳秀之口对这一习俗进行了介绍：“‘那时候的女子呀，在娘屋里就有人讨厌，说是别人家里的人’…… ‘那要看是哪一个人哭了’…… ‘有真哭，也有猫儿哭老鼠。娘哭三声抱上轿，爸哭三声关轿门，哥哭三声亲姐妹，嫂哭三声搅家精，”办丧事亦能体现一个地方的民风习俗。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对益阳人办丧事也进行了传统民俗与时代性相融合的描写。《奔丧》一节描写了亭面糊的岳母去世后，面糊婆婆的哭诉及奔丧吊丧的场面等。
四、民间文化对小说《山乡巨变》的双面影响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化形态，也有不同的文化主题。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而言，官方所提倡的文化具有时代色彩，具体如“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等。这就是陈思和先生所说的“共名”状态。陈思和在《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第三章《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文化形态》中对“共名”诠释为：“当时代含有重大而统一的主题时，知识分子思考问题和探索问题的材料都是来自这个时代的主题。个人的独立性被掩盖在时代主题之下。我们不妨把这样的状态称作为‘共名’，而这样状态下的文化工作和文学创作都成了‘共名’的派生。”在周立波的小说《山乡巨变》中，所体现出来的时代主题就是“农村合作化问题”。陈思和在文章中继续提到：“共名状态下的文学创作”，他把这种状态下的文学创作分成三种可能，在谈到第二种可能时说：“作家拥有独立的精神立场，他也认同时代的”共名。他把对时代某种精神现象的思考融化到个人独特的经验中去，或者说，以作家对时代敏锐而强烈的个人感受，包容一直消化了时代主题。”
首先是民间文化对小说的积极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充当了润滑剂。陈思和在《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中说：“民间文化形态当然是相当粗糙的，而且它背后的‘隐形结构’并不是完整的体现出来，只是以某种破碎的片段，作为政治意识形态框架下的局部补充。但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力渗透，艺术创作几近图解政治……在这种情况下，民间文艺因素有时成了全书情节发展的润滑剂，只有它的加入才能使作品情节与情节之间的联系活跃起来，产生艺术生命力。”在小说《山乡巨变》中，有两个情节体现的尤为突出，一个是在开会的时候，付贱庚在别人的挑拨下和陈大春发生激烈冲突，几乎到了剑拔弩张的状态，而这时候会议室的隔壁却传来了亭面糊的呼噜声。这一充满戏剧性的情节，把本来紧张的场面消解为具有喜剧色彩的生活场面，使文章显现出生动的活力。另一个场景是亭面糊受命于邓秀梅，去龚子元家打听情况，这可以看作是阶级斗争的显化。龚子元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反革命，破坏社会主义革命，而亭面糊受命于邓秀梅，可以看作是代表党的意识形态。这样一种阶级对立的场景，最后消融为亭面糊喝了几杯酒不仅没有对立的斗争，还栽倒在田里而被后辈笑话。这都可以看出民间文化在小说情节中的润滑剂作用。
《民间的浮沉》中说：“民间文化价值并没有完全退出文学作品，而是转化为艺术冲突的对立面，通过被披露被批评的方式，畸形地施展出自身的艺术魅力。这种现象造成的畸形结果是，往往文学作品中的正面人物干瘪无力，而反面人物却写得生动有力。”《山乡巨变》中有众多的人物形象，如老农民亭面糊、陈先晋、菊咬金等，农村干部邓秀梅、刘雨生、李月辉等，后起之秀盛佳秀、陈大春等。相比较而言，这些活跃在农村生活画面中的人物，写得最有生命力的是那些老农民形象，而干部形象却概念化、类型化，略显生硬。
其次，民间文化对作品也有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使小说在叙述过程中出现了裂痕，不够完整。具体到小说中，出现了一个很尴尬的人物形象邓秀梅。她是党的意识形态的化身，代表着党，在她的身上有着官方意识形态和民间文化形态的对立因素，在小说中处于一种尴尬的语境中，是一个矛盾冲突的集合体。她代表着官方主流文化却生活在民间，含有民间文化形态却为官方主流所拘束。她来到农村一再强调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打成一片，来拉近自己和农民的距离，她这么做并不是向往农村生活，而是为了以后工作的顺利开展。她的身份早已被定义为不属于农村的城里人。正因为这样一个矛盾的人物，我们才能够理解黄秋耘曾说，《山乡巨变》“没有充分写出农村基本群众（贫农和下中农）对农业合作化如饥似渴的要求……仿佛农业合作化运动这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是自上而下、自外而内地给带进了这个平静的山乡，而不是这些经历过土地改革和受到过党的教育和启发的庄稼人从无数痛苦的教训中必然得出的结论和坚决要走的道路。”(5)所以在下部中，邓秀梅就在毫无征兆的前提下消失了。
最后，小说中出现的众多方言土语，有时候也给读者带来一些不便，正如茅盾在《关于周立波的创作》中所说：“这部作品，结构整齐，层次分明，笔墨干净……但从《山乡巨变》的正续篇看来，风土人情、自然环境的描写已经形成了足够的地方色彩，太多的方言反而成了累赘。”(6)
从总体来说，小说《山乡巨变》所体现出来的文学价值还是具有时代意义的，特别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官方意识形态占据主流，周立波的小说立足于农村，发掘农村中民间文化，体现出另一种生命力。这对“十七年文学”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山乡巨变》中的民间文化使得这部小说显现出更高的审美价值。
［注释］
(1)宋遂良：《秀丽的楠竹和挺拔的白杨》，引自《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0页。
(2)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3)苏联•B •克里左左夫：《〈山乡巨变〉正篇俄译本译者序言》，《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8页。
(4)周立波：《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引自《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4页。
(5)黄秋耘：《〈山乡巨变〉琐谈》，引自《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3页。
(6)茅盾：《关于周立波的创作》，引自《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9页。
［关键词］周立波；《山乡巨变》；民间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8-0082-03
建国后17年，周立波在把握时代节奏——农业合作化进程的前提下，立足于民间立场，以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双重身份写下了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作品塑造的山间人物形象、民间化特色语言、富有民族特色的风俗人情以及湖南特有的自然风光等，都渗透出浓郁的“山味”，给人印象至深。小说中的民间化特色，使得作品富有质感，也因此树立了周立波“秀朴、精致、明丽、含蓄”(1)的文风。
一、民间人物形象
《山乡巨变》塑造的人物众多，而且形象鲜明，从乡村干部李月辉等到一般的村民亭面糊等，都栩栩如生，诙谐幽默，把山里人的性情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让人可感、可知、可识。亭面糊是小说中最为独特的人物，也是开场就出现在我们视野里的第一个清溪乡的村民形象。“他一碰到知心识意的朋友，就能混得好半天。他的知心朋友又容易找得到。不论男和女，老和少，熟人和生人，只要哪一个愿意用心地，或者装作用心地去倾听他的有点啰嗦的谈吐，他就会推心置腹，披肝沥胆。”在这样的一个老农民身上，看不到悲情的色彩，更多的是一种诙谐和幽默。在开会的时候，别人吵得不可开交、争持得脸红耳赤，隔壁却传来了他的酣睡声。邓秀梅要他探听龚子元的口风，他却和龚子元喝酒聊天，把这个任务抛在了九霄云外，喝醉之后还跌倒在沟里。他也因为喜好喝酒，回到社里被儿子“卡住”并大吵一番，诸如此类，都是作者倾心笔墨来描写这样一个山野村民，充满山味的人物形象。
“周立波作为站在时代立场上的知识分子”，笔下的人物不再是那种十全十美的人物和英雄，而是塑造出了所谓的“中间人物”，作者从“民间的角度写出了他们身上纯朴的人性，给予他们善良的同情”。(2)这样的人物除了亭面糊，还有陈先晋。他和亭面糊一样都是生在旧社会，一生劳碌，也摆脱不了这样的命运，情愿一生都守着自己的田地，日夜劳作，希望有一天能“发财”，天晴下雨都从不歇息，“只有发狠的做，你们会有发越的”。陈先晋的性格是从艰苦和勤劳中铸练出来的。
周立波说过，一个作家应该不断的扩大自己的生活圈子，而且要汗爬水流地和群众一起劳作，深刻地体会他们的感情，研究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和语言，他的创作源泉，就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3)周立波也是这样做的，为了深入地了解农村，他带着全家回到了自己的故乡益阳和农民一起劳作，所以小说《山乡巨变》里的人物多是来自于他本人生活的农村。
二、民间特色语言
“方言口语是广泛流传于群众口头的活的语言，如果完全摈弃它不用，会是表现生活的文学作品受到蛮大的损失。”而且方言能“丰富普通话的语汇，加强 它的表现力”。(4)在周立波的小说中，方言土语的运用相当成功。《山乡巨变》的开头就这样写道：“节令是冬天，资江水落了。平静的河水清得发绿，清得可爱，一只横河划子装满了乘客，艄公左手挽桨，右手用篙子在水肚里一点，把船撑开，掉转船身，向对岸划去。” “横河划子”即摆渡船，是益阳方言词。“四海”即“大方”之意，也是益阳方言词。又如邓秀梅去拜访陈家时，陈先晋托故走了，陈雪春埋怨说：“爸爸真像样子，客来了，弦也不弹，自己走了，一点礼信都不讲。” “弹弦”即“谈话”，只在益阳方言中出现。除了这些，小说中还出现了大量方言词，如“开山子”（斧头）、“料”（棺材）、“牵子”（上眼皮上的疤痕），“小意”（没有架子，对人体贴入微）、“开砖口”（皮肉皴裂）、“冬粘子”（当时对晚稻的称呼）、“地生”（看风水选择墓地的人）、“香干子”（豆腐干，益阳人常用来比作脸面）、“还债”（指儿女听话，孝敬父母）、“阳雀子”（杜鹃鸟）、“框壳子”（劳什子）、“逗耍方”（开玩笑）等，这都是益阳常用的方言土语。
周立波小说语言的另一民间特色，表现在他小说中益阳山地区乡农民俗语的运用。亭面糊在向邓秀梅介绍他在旧社会几次倒霉的过程时说：“退财折星数，搭帮菩萨，人倒是好了。”“退财折星数”就是说丧失了钱财，也消退了灾祸。谈话中亭面糊说自己老了，大不如从前，邓秀梅称赞他“你还很英雄”。亭面糊说：“这还不是正合一句老话：有钱四十称年老，无钱六十逞英雄。”这是说没有钱的老人，也要像年轻人一样干重活，不能因年老而少干或干轻活；如果是有钱人，即使正当壮年，也可以称老不干累活、苦活了。邓秀梅问：“你老人家今年好大了？”面糊说：“痴长五十二，命好的，抱孙子了。我大崽一死，剩下的大家伙，都是赔钱货。”
周立波在《（暴风骤雨）的写作经过》一文中说：“语言是文学作品的建筑材料，写农民对话而不用农民的语言，写出来一定不像。农民语言的特点是形象化，生动简练，这是从他们丰富的生产知识和斗争知识里提炼出来的。他们的话，真是虎虎有生气。”
三、民间风土习俗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周立波既然以益阳地区为自己写作的场景，益阳地区的民间习俗，就成为周立波小说《山乡巨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都知道建国后“十七年”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是思想主题占据主流的时代，民间文化较之显得相对淡化，然而在周立波小说中展现出鲜明的民间文化，这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也成为那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具有特别的意义。
首先是对益阳地区山乡节日的描写。“封财门”、“接财神”是益阳农村过春节常见的吉祥习俗，在《山乡巨变》中，陈先晋每到大年三十夜子时左右，总要把松木柴打扮起来，拦腰箍张红纸条，送到大门外，叫作封财门。守了一夜岁，元旦一大早，陈先晋亲自去打开大门，礼恭毕敬，把那一块松木柴捧进来，供在房间里的一个角落。“柴”和“财”同音，就这样，在陈先晋的心里，财神老爷算是长期留在自己家里了。发财是每个农民一生的期盼，益阳农民尊奉财神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他们不仅在正月初一把财神迎进来，而且在正月初十，甚至十五之前，连家里的垃圾，都扫在屋角里，轻易不倒出去，怕失财。小说中对益阳年节礼俗的描写极富地方特色。
其次，益阳婚丧嫁娶的民俗也是周立波小说中着意表现的内容。表现为他在小说中对益阳山乡“哭嫁”、“送亲”、“婚礼”、“闹房”、“听壁脚”等一整套婚俗都有描写。益阳姑娘出嫁时常“哭嫁”。在《山乡巨变》中作者通过盛佳秀之口对这一习俗进行了介绍：“‘那时候的女子呀，在娘屋里就有人讨厌，说是别人家里的人’…… ‘那要看是哪一个人哭了’…… ‘有真哭，也有猫儿哭老鼠。娘哭三声抱上轿，爸哭三声关轿门，哥哭三声亲姐妹，嫂哭三声搅家精，”办丧事亦能体现一个地方的民风习俗。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对益阳人办丧事也进行了传统民俗与时代性相融合的描写。《奔丧》一节描写了亭面糊的岳母去世后，面糊婆婆的哭诉及奔丧吊丧的场面等。
四、民间文化对小说《山乡巨变》的双面影响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化形态，也有不同的文化主题。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而言，官方所提倡的文化具有时代色彩，具体如“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等。这就是陈思和先生所说的“共名”状态。陈思和在《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第三章《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文化形态》中对“共名”诠释为：“当时代含有重大而统一的主题时，知识分子思考问题和探索问题的材料都是来自这个时代的主题。个人的独立性被掩盖在时代主题之下。我们不妨把这样的状态称作为‘共名’，而这样状态下的文化工作和文学创作都成了‘共名’的派生。”在周立波的小说《山乡巨变》中，所体现出来的时代主题就是“农村合作化问题”。陈思和在文章中继续提到：“共名状态下的文学创作”，他把这种状态下的文学创作分成三种可能，在谈到第二种可能时说：“作家拥有独立的精神立场，他也认同时代的”共名。他把对时代某种精神现象的思考融化到个人独特的经验中去，或者说，以作家对时代敏锐而强烈的个人感受，包容一直消化了时代主题。”
首先是民间文化对小说的积极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充当了润滑剂。陈思和在《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中说：“民间文化形态当然是相当粗糙的，而且它背后的‘隐形结构’并不是完整的体现出来，只是以某种破碎的片段，作为政治意识形态框架下的局部补充。但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力渗透，艺术创作几近图解政治……在这种情况下，民间文艺因素有时成了全书情节发展的润滑剂，只有它的加入才能使作品情节与情节之间的联系活跃起来，产生艺术生命力。”在小说《山乡巨变》中，有两个情节体现的尤为突出，一个是在开会的时候，付贱庚在别人的挑拨下和陈大春发生激烈冲突，几乎到了剑拔弩张的状态，而这时候会议室的隔壁却传来了亭面糊的呼噜声。这一充满戏剧性的情节，把本来紧张的场面消解为具有喜剧色彩的生活场面，使文章显现出生动的活力。另一个场景是亭面糊受命于邓秀梅，去龚子元家打听情况，这可以看作是阶级斗争的显化。龚子元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反革命，破坏社会主义革命，而亭面糊受命于邓秀梅，可以看作是代表党的意识形态。这样一种阶级对立的场景，最后消融为亭面糊喝了几杯酒不仅没有对立的斗争，还栽倒在田里而被后辈笑话。这都可以看出民间文化在小说情节中的润滑剂作用。
《民间的浮沉》中说：“民间文化价值并没有完全退出文学作品，而是转化为艺术冲突的对立面，通过被披露被批评的方式，畸形地施展出自身的艺术魅力。这种现象造成的畸形结果是，往往文学作品中的正面人物干瘪无力，而反面人物却写得生动有力。”《山乡巨变》中有众多的人物形象，如老农民亭面糊、陈先晋、菊咬金等，农村干部邓秀梅、刘雨生、李月辉等，后起之秀盛佳秀、陈大春等。相比较而言，这些活跃在农村生活画面中的人物，写得最有生命力的是那些老农民形象，而干部形象却概念化、类型化，略显生硬。
其次，民间文化对作品也有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使小说在叙述过程中出现了裂痕，不够完整。具体到小说中，出现了一个很尴尬的人物形象邓秀梅。她是党的意识形态的化身，代表着党，在她的身上有着官方意识形态和民间文化形态的对立因素，在小说中处于一种尴尬的语境中，是一个矛盾冲突的集合体。她代表着官方主流文化却生活在民间，含有民间文化形态却为官方主流所拘束。她来到农村一再强调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打成一片，来拉近自己和农民的距离，她这么做并不是向往农村生活，而是为了以后工作的顺利开展。她的身份早已被定义为不属于农村的城里人。正因为这样一个矛盾的人物，我们才能够理解黄秋耘曾说，《山乡巨变》“没有充分写出农村基本群众（贫农和下中农）对农业合作化如饥似渴的要求……仿佛农业合作化运动这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是自上而下、自外而内地给带进了这个平静的山乡，而不是这些经历过土地改革和受到过党的教育和启发的庄稼人从无数痛苦的教训中必然得出的结论和坚决要走的道路。”(5)所以在下部中，邓秀梅就在毫无征兆的前提下消失了。
最后，小说中出现的众多方言土语，有时候也给读者带来一些不便，正如茅盾在《关于周立波的创作》中所说：“这部作品，结构整齐，层次分明，笔墨干净……但从《山乡巨变》的正续篇看来，风土人情、自然环境的描写已经形成了足够的地方色彩，太多的方言反而成了累赘。”(6)
从总体来说，小说《山乡巨变》所体现出来的文学价值还是具有时代意义的，特别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官方意识形态占据主流，周立波的小说立足于农村，发掘农村中民间文化，体现出另一种生命力。这对“十七年文学”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山乡巨变》中的民间文化使得这部小说显现出更高的审美价值。
［注释］
(1)宋遂良：《秀丽的楠竹和挺拔的白杨》，引自《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0页。
(2)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3)苏联•B •克里左左夫：《〈山乡巨变〉正篇俄译本译者序言》，《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8页。
(4)周立波：《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引自《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4页。
(5)黄秋耘：《〈山乡巨变〉琐谈》，引自《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3页。
(6)茅盾：《关于周立波的创作》，引自《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