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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台湾几十年民主进程的发展史中,报刊媒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从开始的崇党崇政到后来的反省觉悟,争取新闻民主自由,期间与新闻媒体工作者的奋战不可分割。通过《自由中国》当年轰动一时的十五篇社论或许能窥见缘由。本文通过对这一半月刊社论的分析来探索台湾新闻事业对台湾反对运动进程的影响和关系。
【关键词】《自由中国》 反对运动 政治社论
一、《是什么 说什么》概述
1957年的台湾社会风气日益败坏,各领域毫无生机。由于对当初国民党政府刻意塑造开明形象,但后期进行高压政策、政治渗透进教育和蒋介石三连任等违反民主宪政程序的统治感到不满和愤怒,雷震等人自五四运动以来深植于心的自由主义意识觉醒,认为要用“民主”来对抗“威权”。①但雷震也因此入狱,雷震事件即自由中国事件。
《自由中国》编辑部认为有必要在此时撰文点名当前时局。第一篇就是殷海光执笔的《是什么 说什么》,这一篇社论开启了对台湾当时社会问题的抨击,《自由中国》一针见血指出现今最应该做的是端正态度、正视现实。而且这篇社论重点是在于唤醒知识分子的觉悟。
“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需要说真话的时代,然而今日我们偏偏最不能说真话。”开篇第一句就点明了当时台湾的时局和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心态。雷震、殷海光、胡适等人都经历了五四运动,属于五四先锋,民主、自由口号正是这些知识分子所最看重的。撤退到台湾后,随着二二八事件的发生,蒋介石独裁的本质彰显无遗,让这些从大陆迁台的知识分子感到十分寒心。针对当时这样一个环境,他们首先是对出现这些情形的原因进行探究。殷海光等人认为在一个严格控制的社会里,表面的整齐壮观下掩盖的是窒息萎缩的社会。“这七八年台湾的思想言论形之于表面的,除了极少例外,几乎都是官方或准官方的思想言论了。”对于这一点,是这些知识分子所最担心的。
而蒋介石政府又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来蛊惑民众呢?殷海光把手法指向语意学:“近几十年来政治场合里的语意现象,大都是用一切光明的字眼,掩饰一切阴暗的里层。”作者也将特征一一列出来:“一、言不由衷;二、空话连篇;三、推拖抵赖;四、威胁利诱;五、诺言满纸;六、敌友无常。”官方言论尚如此,又怎能成为引导民众的行动指针?除此之外,自由中国》批判蒋政府还将此引入到教育系统中,并将原因归根于蒋政府“政党即是政府,而政府即是国家”的思维逻辑。由于这群知识分子崇尚西方式民主,因此,对于台湾的时政也希望能采用西方民主,当然,生搬硬抄不能符合实际,中国历来就由于传统的爱面子心理,错用了“隐恶扬善”的观念,在政治上的坏事不让大家说穿。“讳疾忌医”的心理使得大家都愿做“良民”宁可隐忍,而对此,殷海光提出:“我们与其讳疾忌医,让病这样拖下去,到头来不可收拾,不如趁早诊断明白,及时医治。”
解决的办法就是立言。 “我们立言的基准只有这样的一条:是什么,说什么”。讲真话,本是人最基本的一条基准,直到现在,全世界也只有较少数的人在较少的时间以内才能接近这一条基准,而中国人难以做到这一点的原因,殷海光也点出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历史原因、本土文化原因,“先知先觉们对于一般人民在知识方面存着轻视的心理,说什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这种氛围和传统下,没几个人能够想到讲真话。二是,虽然科学能做到这一点,但是科学的出现也是近百余年来的事,不少真理学说在刚出现时也遭遇到迫害。由此两点,“我们要实现‘是什么,就说什么’乃一件既不简单又需作很大奋斗的事。”虽说如此,但是不说真话结果会更糟。至于要说什么,《自由中国》讲出,政治、军事、经济、财政、司法、思想、文化、教育、宣传等等主题作为十五篇社论的总纲,而且比提出问题更重要的是尝试着解答这些问题,“我们提出来,激发大家思想,共同寻求答案”。
最后,这篇社论还是回归到人本问题,是谁能在这个要紧关头来领导大众去反思,并做出行动,还是知识分子。“中国近几十年来的进步与革新,知识分子常为主导力量的中坚。”整篇社论中心明确,从提出问题、问题的缘由、解决问题,如何正视现实,谁来领导,几个方面层层深入,围绕着讲真话这个主题,从主客观和中外的经验来论证。政治论述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于一针见血,揭发时政弊端及背后真相,引导人们正确思考,引发社会群思,如果不能起到开发民智的作用,社论也无法体现其价值。通过这篇社论,也可以看出这批报人的办报思想:舆论是为民、为国家;媒介可以影响政治;知识分子应该起到首当其冲的先锋作用。这篇社论开启了十五篇社论的序幕,也是台湾反对运动中最先的思想运动,对后期报刊杂志的政治社论体影响至深。
二、政论杂志《自由中国》对台湾反对运动进程的影响
1、《自由时报》对台湾民主化进程和反对运动的积极意义
台湾民主化理论有着很多不同的看法,除了现代化理论之外,选举制度早就反对党和反对势力,统治菁英分裂等观点,都可以解释台湾民主化行程。但是纵观现在的情形,选举制度是最能体现台湾民主立场的一个方面,也是推动其进程的最大影响力,而在选举中,媒介对其的传播主导力量不言而喻,选举与政论相辅相成,媒介展现出其传播介质在政治平台中的重要性。
在戒严时期,威权体制与媒介的关系是从上而下的掌管,是一种控制与隶属的关系。《自由中国》从开始的听从政府指示到后期反省,开始呼吁追求民主自由,正是一个时代的写照。这份杂志唤起了当代政治参与者的支持和反对意识。通过势力双方的不断争论,取得了共识和讨论的空间,在后期也举行了选举座谈会等相关运动,而参与其中的民众也大多是通过《自由中国》这份半月刊得到相关的政治讯息,媒介的教育功能不言而喻。至于到后期成立了新的反对党并加以实践,意味着媒介在反对运动中成为一种权威或发动的角色,有力的发动并控制事件,甚至管制讯息的流动方向,成为反对运动中重要的角色。②
除此之外,《自由中国》在争取新闻自由,坚持媒介应有的价值观念,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殷海光的《是什么 说什么》除了政治意义,更是坚持了新闻工作中真实的理念。通过社论这一形式,让更多的受众参与其中,引起其深思,媒介的教育功能和宣传功能完美结合,也深刻的影响到现实生活中,这是《自由中国》在台湾报业史上光辉的一笔。 2、《自由中国》的局限
尽管对台湾民主进程和反对运动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自由中国》也并不是十全十美。这份杂志有其局限之处:第一,理论多于实际。从“今日的问题”十五篇社论开始,《自由中国》就着重在提出问题,引发反思,但是对于怎样去解决,并没有实际有效的方法,只是“激发大家思想,共同寻求答案”。第二,外省人意识和少台湾在地观点。这是当时大陆迁台报刊杂志的共有问题,从《自由中国》的编辑队伍来看,胡适为发行人,主要编辑人员雷震、戴杜衡、徐复观等人都是所谓的“半山”,即曾经居留大陆一段时间又再返回台湾的台湾人。他们大多是任职于国民党政务系统内,在行动上拥护国民政府,这样的“半山”族群是无法真实体会到底层人民的心声。尤其是仍对国民党政府抱有希望的雷震,他的人生前半段都是在国民党政府体系中工作,曾任职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在三十年代,可以说是风光一时。即使是到后期,蒋介石政府开始有所压制新闻事业,雷震也是对其抱有希冀,他曾在《自由中国》社论中引用春秋时代郑国子产对执政者子皮的一番话:“子于郑国,栋也,栋析衰崩,侨将压焉,敢不尽言。”③来说明他当时对于国民党“不得不信赖”的心情。之后,他还曾发话:“无论大家对于国民党的看法如何,我们决不能对它灰心。现实摆在眼前,台湾是太平洋飓风季节中的一叶扁舟,这扁舟的掌舵者是国民党。国民党如果走错了路线,国运前途就不堪设想。因此,在国民党七全大会闭幕不久的今天,我们还得对它再致殷切的期望。”由于这种政治意识的尚未彻底性,导致其论述多偏离实际问题,脱离了当时最普遍的台湾民众,在地意识少,所以所能提出和解决的问题也只是政治体制上的不公,未能深入触及政治结构。
第三,省籍意识强烈,外省人和本省人的矛盾尖锐。二二八事件正是外省人与本省人矛盾冲突的爆发点。国民党多外省人,都是从大陆迁到台湾的高层精英,而反对党多是本省人,《自由中国》反对一党专制,主张反对党的建立,可是其自身也有强烈的省籍意识,雷震的狱中手稿提到:“台湾人的心目中,总觉得大陆人都是统治阶层。”而编委会委员戴杜衡甚至说过:“把台湾人搞起来,大陆人将来是要受其欺压的。”这样的民族狭隘意识的存在,是《自由中国》所无法避免的,也是牵绊其思考层面的一块石头。他们多把问题关注在菁英阶级和上层建筑,很少提及台湾最根本的、日益严重的省籍认同问题,所看待问题的角度有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这也是《自由中国》无法深入到最基层民众的主要原因。
结语
综合而言,《自由中国》这份杂志以其专业性和政论性,为当时的受众思想启发与民智开化起到很大的影响,也为台湾后期的反对运动开启了媒介政论影响政治的先河。无论从结构层面、技术层面、功能层面还是理论层面,《自由中国》的十五篇社论都聚焦了当时台湾的社会现状和时局,对于政治体制、政治团体合法性;政党选举的制度层面;反对党存在的意义和引发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关心这几个层面来说,都是具有深刻影响的。虽然作为一份从大陆迁台的杂志,缺少其在地性和本土化,缺少了民众基础,不过其媒介所发挥的功能代表着当时台湾媒介在民主社会的演进中必备的力量。□
参考文献
①任育德:《雷震与台湾民主宪政的发展》,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1999
②王振寰,《反对运动与台湾的政治转型》,台北:《台湾社会研究》,1993:21-60
③范泓,《民主的銅像:雷震先生传》,秀威资讯,2008
(作者: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硕士)
责编:叶水茂
【关键词】《自由中国》 反对运动 政治社论
一、《是什么 说什么》概述
1957年的台湾社会风气日益败坏,各领域毫无生机。由于对当初国民党政府刻意塑造开明形象,但后期进行高压政策、政治渗透进教育和蒋介石三连任等违反民主宪政程序的统治感到不满和愤怒,雷震等人自五四运动以来深植于心的自由主义意识觉醒,认为要用“民主”来对抗“威权”。①但雷震也因此入狱,雷震事件即自由中国事件。
《自由中国》编辑部认为有必要在此时撰文点名当前时局。第一篇就是殷海光执笔的《是什么 说什么》,这一篇社论开启了对台湾当时社会问题的抨击,《自由中国》一针见血指出现今最应该做的是端正态度、正视现实。而且这篇社论重点是在于唤醒知识分子的觉悟。
“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需要说真话的时代,然而今日我们偏偏最不能说真话。”开篇第一句就点明了当时台湾的时局和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心态。雷震、殷海光、胡适等人都经历了五四运动,属于五四先锋,民主、自由口号正是这些知识分子所最看重的。撤退到台湾后,随着二二八事件的发生,蒋介石独裁的本质彰显无遗,让这些从大陆迁台的知识分子感到十分寒心。针对当时这样一个环境,他们首先是对出现这些情形的原因进行探究。殷海光等人认为在一个严格控制的社会里,表面的整齐壮观下掩盖的是窒息萎缩的社会。“这七八年台湾的思想言论形之于表面的,除了极少例外,几乎都是官方或准官方的思想言论了。”对于这一点,是这些知识分子所最担心的。
而蒋介石政府又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来蛊惑民众呢?殷海光把手法指向语意学:“近几十年来政治场合里的语意现象,大都是用一切光明的字眼,掩饰一切阴暗的里层。”作者也将特征一一列出来:“一、言不由衷;二、空话连篇;三、推拖抵赖;四、威胁利诱;五、诺言满纸;六、敌友无常。”官方言论尚如此,又怎能成为引导民众的行动指针?除此之外,自由中国》批判蒋政府还将此引入到教育系统中,并将原因归根于蒋政府“政党即是政府,而政府即是国家”的思维逻辑。由于这群知识分子崇尚西方式民主,因此,对于台湾的时政也希望能采用西方民主,当然,生搬硬抄不能符合实际,中国历来就由于传统的爱面子心理,错用了“隐恶扬善”的观念,在政治上的坏事不让大家说穿。“讳疾忌医”的心理使得大家都愿做“良民”宁可隐忍,而对此,殷海光提出:“我们与其讳疾忌医,让病这样拖下去,到头来不可收拾,不如趁早诊断明白,及时医治。”
解决的办法就是立言。 “我们立言的基准只有这样的一条:是什么,说什么”。讲真话,本是人最基本的一条基准,直到现在,全世界也只有较少数的人在较少的时间以内才能接近这一条基准,而中国人难以做到这一点的原因,殷海光也点出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历史原因、本土文化原因,“先知先觉们对于一般人民在知识方面存着轻视的心理,说什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这种氛围和传统下,没几个人能够想到讲真话。二是,虽然科学能做到这一点,但是科学的出现也是近百余年来的事,不少真理学说在刚出现时也遭遇到迫害。由此两点,“我们要实现‘是什么,就说什么’乃一件既不简单又需作很大奋斗的事。”虽说如此,但是不说真话结果会更糟。至于要说什么,《自由中国》讲出,政治、军事、经济、财政、司法、思想、文化、教育、宣传等等主题作为十五篇社论的总纲,而且比提出问题更重要的是尝试着解答这些问题,“我们提出来,激发大家思想,共同寻求答案”。
最后,这篇社论还是回归到人本问题,是谁能在这个要紧关头来领导大众去反思,并做出行动,还是知识分子。“中国近几十年来的进步与革新,知识分子常为主导力量的中坚。”整篇社论中心明确,从提出问题、问题的缘由、解决问题,如何正视现实,谁来领导,几个方面层层深入,围绕着讲真话这个主题,从主客观和中外的经验来论证。政治论述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于一针见血,揭发时政弊端及背后真相,引导人们正确思考,引发社会群思,如果不能起到开发民智的作用,社论也无法体现其价值。通过这篇社论,也可以看出这批报人的办报思想:舆论是为民、为国家;媒介可以影响政治;知识分子应该起到首当其冲的先锋作用。这篇社论开启了十五篇社论的序幕,也是台湾反对运动中最先的思想运动,对后期报刊杂志的政治社论体影响至深。
二、政论杂志《自由中国》对台湾反对运动进程的影响
1、《自由时报》对台湾民主化进程和反对运动的积极意义
台湾民主化理论有着很多不同的看法,除了现代化理论之外,选举制度早就反对党和反对势力,统治菁英分裂等观点,都可以解释台湾民主化行程。但是纵观现在的情形,选举制度是最能体现台湾民主立场的一个方面,也是推动其进程的最大影响力,而在选举中,媒介对其的传播主导力量不言而喻,选举与政论相辅相成,媒介展现出其传播介质在政治平台中的重要性。
在戒严时期,威权体制与媒介的关系是从上而下的掌管,是一种控制与隶属的关系。《自由中国》从开始的听从政府指示到后期反省,开始呼吁追求民主自由,正是一个时代的写照。这份杂志唤起了当代政治参与者的支持和反对意识。通过势力双方的不断争论,取得了共识和讨论的空间,在后期也举行了选举座谈会等相关运动,而参与其中的民众也大多是通过《自由中国》这份半月刊得到相关的政治讯息,媒介的教育功能不言而喻。至于到后期成立了新的反对党并加以实践,意味着媒介在反对运动中成为一种权威或发动的角色,有力的发动并控制事件,甚至管制讯息的流动方向,成为反对运动中重要的角色。②
除此之外,《自由中国》在争取新闻自由,坚持媒介应有的价值观念,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殷海光的《是什么 说什么》除了政治意义,更是坚持了新闻工作中真实的理念。通过社论这一形式,让更多的受众参与其中,引起其深思,媒介的教育功能和宣传功能完美结合,也深刻的影响到现实生活中,这是《自由中国》在台湾报业史上光辉的一笔。 2、《自由中国》的局限
尽管对台湾民主进程和反对运动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自由中国》也并不是十全十美。这份杂志有其局限之处:第一,理论多于实际。从“今日的问题”十五篇社论开始,《自由中国》就着重在提出问题,引发反思,但是对于怎样去解决,并没有实际有效的方法,只是“激发大家思想,共同寻求答案”。第二,外省人意识和少台湾在地观点。这是当时大陆迁台报刊杂志的共有问题,从《自由中国》的编辑队伍来看,胡适为发行人,主要编辑人员雷震、戴杜衡、徐复观等人都是所谓的“半山”,即曾经居留大陆一段时间又再返回台湾的台湾人。他们大多是任职于国民党政务系统内,在行动上拥护国民政府,这样的“半山”族群是无法真实体会到底层人民的心声。尤其是仍对国民党政府抱有希望的雷震,他的人生前半段都是在国民党政府体系中工作,曾任职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在三十年代,可以说是风光一时。即使是到后期,蒋介石政府开始有所压制新闻事业,雷震也是对其抱有希冀,他曾在《自由中国》社论中引用春秋时代郑国子产对执政者子皮的一番话:“子于郑国,栋也,栋析衰崩,侨将压焉,敢不尽言。”③来说明他当时对于国民党“不得不信赖”的心情。之后,他还曾发话:“无论大家对于国民党的看法如何,我们决不能对它灰心。现实摆在眼前,台湾是太平洋飓风季节中的一叶扁舟,这扁舟的掌舵者是国民党。国民党如果走错了路线,国运前途就不堪设想。因此,在国民党七全大会闭幕不久的今天,我们还得对它再致殷切的期望。”由于这种政治意识的尚未彻底性,导致其论述多偏离实际问题,脱离了当时最普遍的台湾民众,在地意识少,所以所能提出和解决的问题也只是政治体制上的不公,未能深入触及政治结构。
第三,省籍意识强烈,外省人和本省人的矛盾尖锐。二二八事件正是外省人与本省人矛盾冲突的爆发点。国民党多外省人,都是从大陆迁到台湾的高层精英,而反对党多是本省人,《自由中国》反对一党专制,主张反对党的建立,可是其自身也有强烈的省籍意识,雷震的狱中手稿提到:“台湾人的心目中,总觉得大陆人都是统治阶层。”而编委会委员戴杜衡甚至说过:“把台湾人搞起来,大陆人将来是要受其欺压的。”这样的民族狭隘意识的存在,是《自由中国》所无法避免的,也是牵绊其思考层面的一块石头。他们多把问题关注在菁英阶级和上层建筑,很少提及台湾最根本的、日益严重的省籍认同问题,所看待问题的角度有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这也是《自由中国》无法深入到最基层民众的主要原因。
结语
综合而言,《自由中国》这份杂志以其专业性和政论性,为当时的受众思想启发与民智开化起到很大的影响,也为台湾后期的反对运动开启了媒介政论影响政治的先河。无论从结构层面、技术层面、功能层面还是理论层面,《自由中国》的十五篇社论都聚焦了当时台湾的社会现状和时局,对于政治体制、政治团体合法性;政党选举的制度层面;反对党存在的意义和引发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关心这几个层面来说,都是具有深刻影响的。虽然作为一份从大陆迁台的杂志,缺少其在地性和本土化,缺少了民众基础,不过其媒介所发挥的功能代表着当时台湾媒介在民主社会的演进中必备的力量。□
参考文献
①任育德:《雷震与台湾民主宪政的发展》,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1999
②王振寰,《反对运动与台湾的政治转型》,台北:《台湾社会研究》,1993:21-60
③范泓,《民主的銅像:雷震先生传》,秀威资讯,2008
(作者: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硕士)
责编:叶水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