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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这是一个颇难回答的问题。
从历史上看，简单地说，只要没有天灾、战乱或政治等因素的阻碍，一个大城市总是会尽可能地大，大到它的地理空间和技术条件所能承载的最大限度，尤其是后者，因为那是它仅有的真正极限。以人口规模而论，在我们现在看来仅是中等规模的一些“大”城市，如果放到古代，那都大得不可思议——如厦门2015年常住人口386万，而前现代城市极少有超过100万人口，1700年欧洲最大的城市伦敦也仅有55万人。除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之外，这在根本上的制约是因为古代的技术条件不足以建造高密度的高层建筑，并以高效的物流运输系统供应居民的生活需求——也就是说，没有办法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地域内养活超出一定规模的人口。
当然，这里面预先要澄清的是如何界定“一座”“城市”的“人口”。之所以要把这些词都打上引号，是因为在城市规模的比较时，彼此的界定往往造成巨大的差别。欧美在现代人口地理学上普遍采用的是“城市连绵体”的概念，如权威的世界城市人口统计Demographia是根据卫星地图上的连续街区（即建成区范围）来界定城市区域，但在行政制度上这却往往并不是“一个”城市——例如现在全球最大城市日本东京的估算人口多达3784万人（据Demographia World Urban Areas 2015年统计），但这其实是横跨东京都、千叶县、琦玉县、神奈川县的连绵城区的“大东京”，如果单统计东京都的人口，那就仅有1316万人（2010年），而即便是东京都，除了东京市区的23个区之外也还包含26个单独设立的市，因此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其实是百余个市和区的“集合体”，或用国内的术语来说是“城镇群”。
相比起来，中国惯用的则是按行政区划边界来计算城市人口的，谈到上海的人口，便包含下辖所有郊县的人口，甚至连其农业人口也算在里面。因此，如按国外通行的方式计算，中国城市的实际人口往往要少掉许多——尤其是重庆这样，它3017万常住人口中的绝大部分都不能算是重庆这座城市的人口，因为这个直辖市其实是一个“省”；但有时，却又会多出许多，因为就在十多年前，中国在统计城市人口时，根据的都是户籍人口而非常住人口，以至于深圳在很长时间里明明住着数百万人，但地图等许多出版物上却标明它只是个几十万人的中等城市。此外，国外惯例按连续城区来计算，因此当国内讨论广州人口突破1000万是否太多时，按Demographia 2015年的统计，“广州-佛山”却已经是人口达到2060万的超级都市了。
一座有吸引力、能提供人们所需要的各种机会的大城市，几乎总在不断地“自然生长”。 如果我们把连绵不断的城区视为“一个”城市，那么可以发现，城市的扩张很少会受行政边界的阻碍。像纽约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新泽西州的纽瓦克（纽约三大机场之一的纽瓦克机场也在此），行政上说既不属于纽约州也不属于纽约市；在欧洲，瑞士的巴塞尔、法国的圣路易、德国的魏尔其实完全连在一起，国境就是一条马路或一河之隔。它可以跨越边境铺展、向空中生长，只要城市环境宜居，没有什么能让它停下。至于人类的城市最大应该有多大，那几乎只有上帝知道。虽然现在全世界也只有两座城市（东京和雅加达）超过3000万人口，不过，已有不少学者主张，5000万人的城市是可能的。
这方面，经济学家的想象力显得尤为大胆。早在2007年，当时的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就主张，中国应当建立多达20座5000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他的理由是：人口的集中带来规模经济效应，能有效提升经济运作的效率，实现更为广泛的劳动分工，使得大城市的就业机会、人均收入一般都比中小城市高，巨大的人口也使得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更有利可图，从而运转良好；此外，由于人口的集中，垃圾处理和城市污染等都能得到集中有效的处理，从而缓解环境恶化。海通证券副总经理李迅雷也曾预测上海到2040年将“向5000万人的规模迈进”，而他认为这会是一件好事情。与经济学家这种观点适成对比的是，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在前年曾说，研究表明，城市人口规模200万-500万，最符合规模经济。
东亚国家由于人均资源的拥有率大大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故人口居住模式大多是集聚模式，不像美国那样分散。像东京、首尔这样单独一座城市就几乎占到全国1/3的人口。不过由于美国城市化程度高，全国仍有11%的人居住在纽约和洛杉矶这两座最大城市里，相比起来，全中国每31人中才有1人住在北京或上海。因而与我们一般的看法不同，人口问题专家黄文政在2014年提出，无论是城市面积还是人口规模，北京不是太大，而是太小了。
当然，城市人口的骤增会带来公共管理方面的巨大压力。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太多外地人涌入进来后，城市里的公交车变拥挤了、看病或就学更难了，甚至房价也被炒高了。不过这些想法的背后都有一个基本假定，即城市公共资源是有限的，而人口多到某个临界点之后，就会造成僧多粥少的局面，从而降低原有居民的生活质量。
这其实是似是而非的。且不说任何公共资源都是可以不断增加的（如果公交拥挤，那可以多投入车辆、多修地铁），现代城市最强大的地方就在于它能远距离地调动各种资源——1500万洛杉矶人所使用的水，85%都是从境外调来的，香港和新加坡在这一点上更是如此。几乎任何自然资源的匮乏都无法阻止人类城市的生长（想想拉斯维加斯之类的沙漠都市），那就更别提道路、学校、医院这类原本就是人类自身建造和供给的公共资源了。
从国内的状况看，关于“大城市应该有多大”的极限，几乎随着时代具体状况在不断地调整预期。以北京为例，1956年毛主席曾提出将首都人口近期控制在500万人以内，远期控制在1000万人以内——而实际上当时北京就已有630万人了，而1000万的门槛也于1986年突破，尽管1980年中央要求“今后北京人口任何时候都不要超过1000万”。2004年的北京的总体规划要求到2020年城市中心区人口规模控制在850万以内、总人口1800万以内，也于2009年底提前10年突破。上海也不例外，2000年就曾提出到2010年底将全市常住人口控制在1600万以内，而实际结果却是2300万人。
不过，平心而论，2014年《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所透露的信息，也不完全仅是“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因为同一文件中还分别提到“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和“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也就是说，城市越大，进入的门槛条件越高，其用意在于促进某种“有序合理”的人口流动，而不至于完全集中到少数几个特大城市。用地理学术语来说，就是“城市首位度”不应太高。不过，这也很难说一定是坏事：在欧洲历史上，巴黎和伦敦在本国都是首位度极高的城市（一度是国内第二大城市的数倍乃至10倍大），不过伦敦却也带动了整个英国的发展，至于巴黎，虽然一度被指责为过度集中了全法国的资源，但在1970年代以来却也逐渐被视为法国增长的强大引擎，而不是榨取的机器。
从根源上说，“控制超大城市人口”的思路与计划生育一样，源于一种认定资源有限的人口控制思想，由此预设新增加的人口是占用资源，而非带来新的贡献更多——但如果是这样，那么判断的依据不该基于新人口的户籍身份，而应是实际能力，毕竟本地人也可能没什么贡献而占用着公共资源，难道还将他们驱赶出去？公共资源不足的问题，最终往往不是因为“人口增长太快”，而是“公共资源增长太慢”，而按市场规律来说，人口增长带来的旺盛需求，市场本来自动会予以满足的。
至于社会问题和秩序，那症结其实更多地在于城市管理水平和人口素质——香港和澳门都很少有超过四车道的马路，私家车拥有率则极高，但交通事故、行车秩序等方面却比国内许多城市好得多了。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超大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倒不如说是一件好事：它可以倒逼这座城市在规划能力、公共管理水平等方面进行结构性改革，而单纯地控制外来人口，则是回避这种改革的最简单办法。
从历史上看，简单地说，只要没有天灾、战乱或政治等因素的阻碍，一个大城市总是会尽可能地大，大到它的地理空间和技术条件所能承载的最大限度，尤其是后者，因为那是它仅有的真正极限。以人口规模而论，在我们现在看来仅是中等规模的一些“大”城市，如果放到古代，那都大得不可思议——如厦门2015年常住人口386万，而前现代城市极少有超过100万人口，1700年欧洲最大的城市伦敦也仅有55万人。除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之外，这在根本上的制约是因为古代的技术条件不足以建造高密度的高层建筑，并以高效的物流运输系统供应居民的生活需求——也就是说，没有办法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地域内养活超出一定规模的人口。
当然，这里面预先要澄清的是如何界定“一座”“城市”的“人口”。之所以要把这些词都打上引号，是因为在城市规模的比较时，彼此的界定往往造成巨大的差别。欧美在现代人口地理学上普遍采用的是“城市连绵体”的概念，如权威的世界城市人口统计Demographia是根据卫星地图上的连续街区（即建成区范围）来界定城市区域，但在行政制度上这却往往并不是“一个”城市——例如现在全球最大城市日本东京的估算人口多达3784万人（据Demographia World Urban Areas 2015年统计），但这其实是横跨东京都、千叶县、琦玉县、神奈川县的连绵城区的“大东京”，如果单统计东京都的人口，那就仅有1316万人（2010年），而即便是东京都，除了东京市区的23个区之外也还包含26个单独设立的市，因此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其实是百余个市和区的“集合体”，或用国内的术语来说是“城镇群”。
相比起来，中国惯用的则是按行政区划边界来计算城市人口的，谈到上海的人口，便包含下辖所有郊县的人口，甚至连其农业人口也算在里面。因此，如按国外通行的方式计算，中国城市的实际人口往往要少掉许多——尤其是重庆这样，它3017万常住人口中的绝大部分都不能算是重庆这座城市的人口，因为这个直辖市其实是一个“省”；但有时，却又会多出许多，因为就在十多年前，中国在统计城市人口时，根据的都是户籍人口而非常住人口，以至于深圳在很长时间里明明住着数百万人，但地图等许多出版物上却标明它只是个几十万人的中等城市。此外，国外惯例按连续城区来计算，因此当国内讨论广州人口突破1000万是否太多时，按Demographia 2015年的统计，“广州-佛山”却已经是人口达到2060万的超级都市了。
一座有吸引力、能提供人们所需要的各种机会的大城市，几乎总在不断地“自然生长”。 如果我们把连绵不断的城区视为“一个”城市，那么可以发现，城市的扩张很少会受行政边界的阻碍。像纽约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新泽西州的纽瓦克（纽约三大机场之一的纽瓦克机场也在此），行政上说既不属于纽约州也不属于纽约市；在欧洲，瑞士的巴塞尔、法国的圣路易、德国的魏尔其实完全连在一起，国境就是一条马路或一河之隔。它可以跨越边境铺展、向空中生长，只要城市环境宜居，没有什么能让它停下。至于人类的城市最大应该有多大，那几乎只有上帝知道。虽然现在全世界也只有两座城市（东京和雅加达）超过3000万人口，不过，已有不少学者主张，5000万人的城市是可能的。
这方面，经济学家的想象力显得尤为大胆。早在2007年，当时的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就主张，中国应当建立多达20座5000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他的理由是：人口的集中带来规模经济效应，能有效提升经济运作的效率，实现更为广泛的劳动分工，使得大城市的就业机会、人均收入一般都比中小城市高，巨大的人口也使得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更有利可图，从而运转良好；此外，由于人口的集中，垃圾处理和城市污染等都能得到集中有效的处理，从而缓解环境恶化。海通证券副总经理李迅雷也曾预测上海到2040年将“向5000万人的规模迈进”，而他认为这会是一件好事情。与经济学家这种观点适成对比的是，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在前年曾说，研究表明，城市人口规模200万-500万，最符合规模经济。
东亚国家由于人均资源的拥有率大大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故人口居住模式大多是集聚模式，不像美国那样分散。像东京、首尔这样单独一座城市就几乎占到全国1/3的人口。不过由于美国城市化程度高，全国仍有11%的人居住在纽约和洛杉矶这两座最大城市里，相比起来，全中国每31人中才有1人住在北京或上海。因而与我们一般的看法不同，人口问题专家黄文政在2014年提出，无论是城市面积还是人口规模，北京不是太大，而是太小了。
当然，城市人口的骤增会带来公共管理方面的巨大压力。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太多外地人涌入进来后，城市里的公交车变拥挤了、看病或就学更难了，甚至房价也被炒高了。不过这些想法的背后都有一个基本假定，即城市公共资源是有限的，而人口多到某个临界点之后，就会造成僧多粥少的局面，从而降低原有居民的生活质量。
这其实是似是而非的。且不说任何公共资源都是可以不断增加的（如果公交拥挤，那可以多投入车辆、多修地铁），现代城市最强大的地方就在于它能远距离地调动各种资源——1500万洛杉矶人所使用的水，85%都是从境外调来的，香港和新加坡在这一点上更是如此。几乎任何自然资源的匮乏都无法阻止人类城市的生长（想想拉斯维加斯之类的沙漠都市），那就更别提道路、学校、医院这类原本就是人类自身建造和供给的公共资源了。
从国内的状况看，关于“大城市应该有多大”的极限，几乎随着时代具体状况在不断地调整预期。以北京为例，1956年毛主席曾提出将首都人口近期控制在500万人以内，远期控制在1000万人以内——而实际上当时北京就已有630万人了，而1000万的门槛也于1986年突破，尽管1980年中央要求“今后北京人口任何时候都不要超过1000万”。2004年的北京的总体规划要求到2020年城市中心区人口规模控制在850万以内、总人口1800万以内，也于2009年底提前10年突破。上海也不例外，2000年就曾提出到2010年底将全市常住人口控制在1600万以内，而实际结果却是2300万人。
不过，平心而论，2014年《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所透露的信息，也不完全仅是“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因为同一文件中还分别提到“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和“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也就是说，城市越大，进入的门槛条件越高，其用意在于促进某种“有序合理”的人口流动，而不至于完全集中到少数几个特大城市。用地理学术语来说，就是“城市首位度”不应太高。不过，这也很难说一定是坏事：在欧洲历史上，巴黎和伦敦在本国都是首位度极高的城市（一度是国内第二大城市的数倍乃至10倍大），不过伦敦却也带动了整个英国的发展，至于巴黎，虽然一度被指责为过度集中了全法国的资源，但在1970年代以来却也逐渐被视为法国增长的强大引擎，而不是榨取的机器。
从根源上说，“控制超大城市人口”的思路与计划生育一样，源于一种认定资源有限的人口控制思想，由此预设新增加的人口是占用资源，而非带来新的贡献更多——但如果是这样，那么判断的依据不该基于新人口的户籍身份，而应是实际能力，毕竟本地人也可能没什么贡献而占用着公共资源，难道还将他们驱赶出去？公共资源不足的问题，最终往往不是因为“人口增长太快”，而是“公共资源增长太慢”，而按市场规律来说，人口增长带来的旺盛需求，市场本来自动会予以满足的。
至于社会问题和秩序，那症结其实更多地在于城市管理水平和人口素质——香港和澳门都很少有超过四车道的马路，私家车拥有率则极高，但交通事故、行车秩序等方面却比国内许多城市好得多了。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超大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倒不如说是一件好事：它可以倒逼这座城市在规划能力、公共管理水平等方面进行结构性改革，而单纯地控制外来人口，则是回避这种改革的最简单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