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掌政，推行庆历新政的时候，有许多官吏跟他合作，革新政治。欧阳修就是其中的一人。欧阳修，江南吉州人，是地方下级官吏的儿子。四岁时，父亲去世，依附叔父，勤勉读书。他的情况跟范仲淹很相似。三次参加科举，好不容易才被录取。随即任职西京（洛阳），做一名小官，可说是闲差事。因此，他常跟这地方的年轻文人交换诗文或谈论政治，以度过无聊的日子。这時正值范仲淹担任谏官，他写信给范仲淹说：“谏官的地位虽然低，但它的权限足可匹敌宰相。因此，非有才干的贤人，就不能当谏官。当你蒙朝廷召见的时候，洛阳的士大夫都相告说，你一定会当谏官。虽然这责任重大，但是为了革新政治，希望你能不畏权势，说真话，使我们士人的期待不至于落了空。”
　　他们两人在政治上的密切关系就是这时候建立起来的。没过多久，欧阳修也任职中央，接着被卷入范仲淹跟吕夷简的政争中。范仲淹因违背宰相意思而被左迁的时候，欧阳修也因质问谏官为何不向皇帝表示这处罚不妥当而被认为是“党人”，遭到放逐。
　　实施庆历新政之前，宋仁宗意图增加谏官人数，来吸收舆论。当时被选任谏官的，有欧阳修、蔡襄、余靖等主张政治改革的新晋官吏。他们批评仰吕夷简鼻息的宰相们，要求把范仲淹这种有人格的人迎接回朝。弹劾当朝宰相，言辞最激烈的要算欧阳修。这时，他写了一篇文章，名叫《朋党论》。他认为君子聚集组成的团体，才是真正的朋党：把反对者所谓的朋党，即恶人互相勾结组成的团体，转过来附以好的意义。欧阳修这种非击倒对方不罢休的态度，当然叫那些被目为小人的保守官吏视为眼中钉，连同党的韩琦都觉得有点过分。
　　宋英宗即位时，欧阳修跟韩琦同为宰相。在祭祀时，应该如何对待英宗生父濮王，在朝廷里引起了极大的论争，这就是所谓“濮议”。御史台跟谏官认为应该称濮王为伯父，欧阳修等宰相则认为应该称为父亲。于是，欧阳修遭到谏官跟御史的严厉指责，为此他几乎无暇处理政务。当时有人就这件事批评说，这是欧阳修以前攻击宰相所筑起的果报。本来，自称君子的新兴势力希望在政治上能自由议论，因此对谏官极为重视。但是，言论不着实际，漫天发言，反而会使政治动荡不安，政务无法推行。宋代士风终于产生了唯议论是尊的弊端，濮议就是一个好例子。
　　欧阳修对宋代士风的形成所立下的功绩就是变革文体。当时有人说：“文章的变革通于政治。”欧阳修便主张斥骈体文，以返回能自由表达思想的古文。仁宗末年，他当科举主考官的时候，凡是用旧式文体撰写的答案，他都置之不顾，以贯彻自己的主张。从此以后，土人纷纷使用古文，数年之间，文体为之一变。在他担任主考官的那一年，他录取了唐宋古文八大家中的苏辙、苏轼跟曾巩。不只唐宋八大家，这时代的著名政治家也都是擅长写文章的名家，都有名文留于后世。
　　（摘自《中国历史的瞬间》，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