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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一位目不识丁从未出过家门的农妇；她双目失明、双腿残疾，只能在地上爬着走；她的家，破陋不堪、一贫如洗，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可是。因为丈夫在去世前告诉她：他欠信用社1000元贷款，一定要还上……为了这个承诺，她开始了漫长的乞讨生活。
丈夫“走”了，留给她的是巨债和艰难
她叫周安惠，家住重庆市垫江县高峰镇石峰村1组。5岁时，周安惠患小儿麻痹症，从此无法站立。母亲想了个办法，用旧鞋底、谷草、破布和塑料布做了两个护膝，帮女儿捆绑在膝盖上。让她一直跪着、爬着走路。由于家里穷，加上怕别人歧视和笑话，父母一直没有送周安惠上学。20岁那年，周安惠患了眼病。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彻底失明，而且她一双手仅有拇指和食指能勉强活动，其他手指只能弯曲着。
周安惠变成了一个又瞎又瘸又无手的残废人，她几次想喝农药自杀。被老泪纵横的父母苦苦劝下。30岁那年，周安惠的父母先后去世，无依无靠的她只有靠村里每年200元的残疾人补助和邻居们的照料艰难生活。
经过媒人撮合。周安惠嫁给同村40多岁的光棍汉宋吉明。婚后，尽管家里简陋贫寒，可老实憨厚的丈夫对周安惠呵护有加。吃的、穿的捧到她手上。为她洗头洗澡，扶她出门晒太阳……周安惠的日子渐渐有了亮色，她和丈夫育有一儿一女。
1999年7月19日，宋吉明因患食道癌去世。临终那天。宋吉明蜷缩在幽暗霉臭的木板床上。奄奄一息地支撑起身子：“有件事，我对不起你和孩子，我还欠着镇上信用社1000块钱贷款，我瞒着你悄悄贷款治病，现在该还了……欠国家的钱不还上。我走得不安心啊!”周安惠“哇”地哭了：“你叫我怎么办啊。我又瞎又瘸，走路都不稳，你把欠账丢给我，我拿什么还呢?”
“我以为能把病治好，我自己还上贷款，可我现在不行了，不能欠国家的钱，你答应我啊……”最后一刻，丈夫紧紧拽住周安惠的手，死不瞑目。周安惠撕心裂肺地伏在丈夫身上痛哭：“我还!我还!我就是赔上这条命，也要把欠国家的钱还上。”
但是，1000块钱对于周安惠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宋吉明去世时，家里除了一张摇摇晃晃的木板床、一张破饭桌、两口破木箱。根本没有值钱的东西。周安惠全部的钱加起来还不足10元。没办法，周安惠让12岁的女儿引路，她爬着来到村长家，哀求村长带着几位好心的村民帮忙掩埋丈夫的尸体。
丈夫去世后，周安惠和幼小的女儿和儿子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全靠周围邻居接济才能活命。周安惠发愁的不仅仅是揭不开锅，还有丈夫临死时交给她的那笔债。她想了很多挣钱的点子，但都因为自己眼瞎、腿残而作罢。于是，周安惠让女儿把家里仅有的几块木板扛到镇上卖了，买回来20只小鸡和20只小鸭，她要把鸡鸭喂养大，卖了给女儿读书和给丈夫还债。她瞎着眼睛，爬着去地里摘菜叶，到田边割青草喂鸡鸭，经常滚倒在烂泥坑里，浑身湿透裹着泥巴，冷得瑟瑟发抖。
没想到。千辛万苦喂养的鸡鸭长到一斤多时。这些价值五六百元的鸡鸭竟然在一天晚上被偷走了。周安惠伤心地大哭了几场。因为没钱交学费，女儿秀秀读完小学五年级就辍学了。2000年4月，这个13岁的女孩执意要跟村里一帮姐姐外出打工挣钱。周安惠和年幼的儿子怎么也拦不住她。女儿这一走，从此失去了音信，成为周安惠心头永久的痛。
周安惠家里一年四季很难见到一盅油、一块肉，平时周安惠和儿子吃得最多的是苞谷羹、菜叶汤和煮红苕。因为没有劳动力，丈夫去世后，周安惠把自家的田转让给别的村民，种地的村民会低价卖给她一些粮食或送点红苕、土豆、南瓜等杂粮，这些东西是家里的主要生活来源。
为还欠债，万般无奈携子行乞
2001年11月，丈夫借的那笔贷款已经超过还款期限半年了。周安惠蜷缩在被窝里，日夜难眠。她想到自己站不起来、看不见、双手动弹不得。种田不行打工不成，到哪里去挣钱还债呢?她想到了乞讨。
第二天天刚亮，周安惠就叫醒了儿子，让儿子牵着她去高峰镇。4公里的公路，他们“走”了近4个小时。说是走，其实是周安惠在爬，护膝下的膝盖被土路上尖凸的石子刺破，血肉模糊。
周安惠经过千辛万苦来到镇上最热闹的街口。她摆上破碗，杵着竹棍，跪在赶场的人们面前乞讨。9岁的儿子宋文俊慌了：“妈妈。你乞讨要钱，我怎么在同学面前抬得起头啊?”儿子在镇上读小学二年级，孩子羞于乞讨。
周安惠搂着儿子，不停地流泪：“幺儿啊，妈知道难为你了，但妈没有别的办法啊，你爸看病贷款欠国家的钱，妈不乞讨，怎么还啊?你要理解妈呀。”儿子懂事地抹着泪。跟着残疾的妈妈一起跪在地上，伸出两只冻得开裂的小手。向好心的叔叔阿姨行乞、致谢。
第一天，母子俩“收获”了28元。其间。宋文俊假装上厕所和找水喝，“失踪”过好几次——看见同班同学，他要躲避。
20多块钱让周安惠有了希望，她对儿子说：“幺儿，妈不为难你了!下次你把我带到这个街口就行了，你自个儿去看书吧。妈在这里讨钱，你晚上来接我。”第二天，周安惠讨到18元。由于儿子平时要念书，无法领着母亲上街行乞，周安惠只能是在周末行乞。
在小镇上乞讨来的钱不多，周安惠便想到去县城乞讨。城里有钱人多，或许可以多讨要些钱。2002年寒假，周安惠带着儿子出趟远门——到16公里外的垫江县城去乞讨。
16公里的路程。在儿子的牵引下，周安惠拄着竹棍“爬”了整整3天3夜。白天，母子俩沿着公路的村庄乞讨；天黑了，她就与儿子钻进路边老乡的稻草垛里取暖。口渴时，母子俩到路边村民家里讨要一瓢井水或一碗米汤；饿了。吃自己带的干包谷粑粑。
到达垫江县城时，天下着大雨，刮着寒风，冰雪弹子砸在脸上生疼。周安惠和儿子躲在一家商场的屋檐下，又冷又饿。她摸了摸腰间，沿途讨来的10多块钱还在。瘦骨嶙岣的宋文俊瑟瑟发抖地依偎在妈妈怀里。他按着咕咕叫的肚子：“妈，吃点东西吧。好饿哟!”3天来，他们一共才吃了两顿饭。周安惠摸出1块钱给儿子：“你去买点吃的吧，我不饿。”“妈，你不吃，我也不吃。”儿子舔着干涩开裂的小嘴，小脸蛋冻得通红。可怜巴巴地看着妈妈。周安惠心里一酸，热泪滚落。
2002年的暑天，周安惠带着儿子到垫江县澄溪镇乞讨，天黑了他们还没找到地方住。周安惠坐在路边，将沾满鲜血和肉皮的护膝取下，让膝盖休息一会儿。忽然，狂风猛刮，下起暴雨。周安惠来不及绑上护膝，她挣扎着和儿子往前爬。儿子在前面拖拽她，她的双膝在地上磨得鲜血淋漓，疼得她“呜呜”惨叫。来到一处拱桥下面。母子俩又累又紧张。很快在桥下睡着了。半夜，滚滚的洪水很快将他们睡的地方淹没，他们急忙爬到地势较高的地方。
周安惠暗自庆幸母子俩没被洪水冲走，她习惯性地摸了摸腰间，突然发现捆在那 里的一个口袋不在了，她急忙让儿子寻找。儿子告诉周安惠，捆住口袋的绳子是被齐刷刷割断的，钱被人偷了。“那口袋里有100多块钱，是我们半个月一分一厘乞讨来的哟，哪个挨千刀的偷走哟……”周安惠号啕大哭，心口比流血的膝盖还痛。那些钱是多大一笔数目啊，她脑子里尽是丈夫临终时的模样，这比杀了她还难受啊!周安惠心疼地将头往大桥的石壁上撞，儿子吓呆了，母子俩抱头痛哭。
一路乞讨中，也有许多硬心肠、黑心肠的人，给这对可怜的母子制造麻烦和难堪。周安惠说，讨饭要将“脸”放到衣兜里。“好多次，我和儿子在城里乞讨，好多饭馆老板见了我们，生怕我们影响他们的生意，他们像撵野狗一样撵我们。我们想在城里坐车。一些客车司机根本不让我和儿子上车，好几次，司机和售票员硬是把我们从车上丢下来，把我摔得好痛啊。我们在街上乞讨，有人骂我们是骗子、懒虫，有人朝我们吐口水、扔垃圾……”2002年7月11日，周安惠带着一年辛苦乞讨来的500元钱，来到高峰镇农村信用合作社，将丈夫拖欠的1000元钱归还了一半。因为还贷超期，需要支付的利息将近200元。信用社的工作人员感动于周安惠的行为，决定免除这笔利息。于是，还款凭证上有这样一段说明：“因本人死亡、妻子瘫痪、失明，两小孩到处流浪，此款现由妻子化缘偿还，故未收利息。”
2003年，新学期开始，周安惠握着一个暑假在外讨来的400多元钱，想着除去儿子的学费，再凑些钱就可以把丈夫遗留下的贷款还清了。可是，儿子放学回来告诉她：“我们的学费涨了，老师还要求学生在学校吃午饭，每月得缴伙食费。”无奈，周安惠将400元钱全部留给儿子用于交学费、书本费和伙食费，她打算再去乞讨。重新筹款还贷。
乞讨苦涩，辛酸屈辱坚强挺立
2003年暑假，宋文俊再次陪同母亲乞讨。8月底，宋文俊留下乞讨来的300多元钱后突然失踪了，他托人带话给母亲说。他再也忍受不了乞讨生活的下贱、卑微和屈辱，也受不了没钱读书的日子，他想打工帮家里还债……
周安惠心绪翻滚，哭得很伤心：一是儿子不辞而别，丢下她这个瞎子，今后更没了依靠和活路；二是她不能出去乞讨，难以还清债务；三是儿子自尊心极强不愿乞讨，他要堂堂正正做个男子汉，可他才12岁啊。别的孩子还在父母怀里撒娇，他却独自去广东打工。到底会怎么样?儿子的行踪，无时无刻不在牵扯着她这个当妈的心啊。
女儿前几年走了，音讯全无，现在儿子又走了，周安惠倍感孤单。周安惠一直等待着儿子的回音，可不知怎么回事，儿子竟然跟离家打工的姐姐一样，他外出打工走了3年多，不给瞎子母亲写信，过年过节也不回来，更没寄回一分钱。
“都是我这手脚残废、眼瞎笨拙的妈妈连累了两个孩子，让他们读不成书，吃不饱饭，穿不起衣服，还要跟我一起当乞丐。他们这么小就要自谋生活，真是可怜啊。是我让他们受罪，我对不起他们姐弟两个啊，他们都没啥文化，写信困难，他们在外边活得肯定也很艰难!寄不寄信。给不给钱，我都不会怪罪他们，只要孩子们能活下去，能保住性命，我就高兴满足了……”对一去不返的一对儿女，周安惠理解、同情，她经常沉浸在对他们深深的愧疚和思念之中。
由于没有人牵引和帮助，周安惠出门乞讨的时间少了，收入大打折扣。她只能哀求邻居或好心人指路，帮助她摸索着“爬”到高峰场镇去乞讨。讨到一点稀饭钱，勉强不让自己被饿死，她就满足了。就这样，在凄风苦雨中。她挣扎着乞讨，顽强地活着。2007年10月7日，她终于凑齐了500元。
那天早上，周安惠很开心，她将500元钱用塑料纸包了一层又一层，紧紧地揣在贴身的那层衣服里，然后摸索着爬出家门，到镇上的信用社还掉最后一笔贷款。
爬了3个多小时，周安惠终于到了信用社，她抖抖索索摸出500元钱。交给信贷员，信贷员为她办理了还款手续。拿到债务清单后。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正当她准备轻松地回家时，信用社的工作人员叫住了她：“我们通过查账，发现你丈夫的借款不是1000元，而是2000元。你还有1000元要还。”
周安惠脑子里一片空白，醒悟过来后。她语无伦次地大声争辩：“你们欺负我瞎啊。我丈夫哪里会欠那么多钱啊，这不是要我的命嘛，他死的时候交待的只有1000元啊!”在信用社存钱的村民们帮周安惠看了账单后，纷纷解释给她听：“借款条上有你丈夫的签名，有村组干部的批示。还有村、镇政府的公章。白纸黑字，信用社干部不会骗你、欺负你的!”
周安惠这才相信，丈夫的确贷了两笔款。共计2000元。
爱心如潮，诚信感动四方好心人
回到石峰村，周安惠坐卧不安。这笔1000元的贷款已经长达9年，利息高得惊人，要是再不还，怕是一辈子都还不清了。从2007年10月12日起。周安惠将自家的房契带在身上，然后挨村一家一家地哀求，希望好心人借钱给她还上国家的债。周安惠把每月近40元的低保金和房契抵押给别人，半个月内，她终于从乡亲们手中借齐了1000元钱。
“我们相信她。”借钱给周安惠的村民们说，“只要有钱。她一定会还。再说。她这么穷。我们不能看着不管。”邻居于行珍说周安惠穷得很有诚信和骨气，是一个不会赖皮的人：“她不愿意欠别人钱，有次她借了我1块钱。我说算了不要了，她那么可怜。可是她后来有了钱非还我不可，搞得我很内疚。”
2007年11月23日中午。周安惠再次来到信用社，递上东拼西凑借来的。包了4层塑料纸的1000元钱。信贷员拿着这些皱巴巴的钱，感动地哭了。信用社主任李友昌当即拿出50元捐给周安惠。信用社当班的4名工作人员，也为她捐了100余元。
李友昌说。他们之前根本没想到这两笔钱能收回来。已准备将其纳入呆账处理。“且不说那些欠债不还的‘老赖’，即使一个健全人。在如此贫困的条件之下，也很难做到像周安惠这样的诚信。这么多年，这两笔贷款的利息累计2000多元，但我们不能再收利息了。她能还清本金，我们很感激了。”
周安惠长长地舒了口气，握着归还贷款的清单，她失明38年的双眼似乎透出了亮光，脸上漾出了满意的笑容。周安惠花2元钱买了一把纸钱和一把香烛，她爬到丈夫的坟堆前，哭泣着念叨：“吉明啊。8年了。你欠国家的钱我终于还清了，你可以在九泉下安心了!”
周安惠乞讨的日子并没结束。她还要归还从村民们手中借到的1000元钱。她说。等所有的债都还清了，她就安心地在家里等待“失踪”数年，让她魂牵梦萦的一双儿女……
2007年11月底，周安惠行乞8年替亡夫还贷的事迹经《重庆晚报》报道后，引起了巨大反响。一个月来，市信用总社机关工作人员自发为她捐款44600元，并在全社职工中开展关于“诚信”的大讨论。
“我从事金融工作几十年，从来没碰见过这样讲诚信的客户，她行乞还款，我们收下了这笔钱，因为这是制度。现在，这点心意是我们对她坚守诚信的感谢。”市农村信用合作社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杨明萍告诉笔者，“周安惠所在的村欠信用社贷款共201万元。其中不良贷款高达82万元，占到42％。周安惠的举动，无疑让那些恶意拖欠银行贷款的‘老赖’自惭形秽!不良贷款是现在许多金融机构都头疼的问题。如果每位公民都能像周安惠这样做，整个社会都会诚信。”
宋文俊在深圳一家模具厂打工，其实他也很想妈妈、想家，只是他没有挣到钱，不好意思回家。当了解到重庆一家医院愿意接收周安惠治病，周安惠却担心无人照料时，宋文俊决定借路费赶回家服侍妈妈。
12月2日晚10时许，刚满16岁，瘦得让人看了心酸的宋文俊回来了。因为没钱，他坐长途汽车奔波了一天两夜，只啃了3个冷馒头，喝冷水冲饥。当他敲响房门，颤声喊“妈妈”时，周安惠失声痛哭：“幺儿，真的是你吗?3年了。妈想你啊!”
12月6日，垫江县农村信用合作社派出专车。送周安惠母子前往医院免费接受体检和治疗。12月7目，医院副院长张玲召集肝胆、内分泌、心血管、呼吸、麻醉、消化等科室专家。为周安惠会诊。结果表明，周安惠患有慢性胆囊炎、多发性胆结石、糖尿病、心脏病、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等近10种病。12月10日，医生们给周安惠做腹腔镜胆囊切除手术，从其胆囊内取出20余颗结石，手术非常成功。
截至2008年1月上旬，周安惠收到的社会捐款共计74555余元。1月6日。拿着这笔巨款的存折，宋文俊的手在发抖。他表示：“先替妈妈治病，剩下的，用于给妈妈养老。”
编辑 魏 光
丈夫“走”了，留给她的是巨债和艰难
她叫周安惠，家住重庆市垫江县高峰镇石峰村1组。5岁时，周安惠患小儿麻痹症，从此无法站立。母亲想了个办法，用旧鞋底、谷草、破布和塑料布做了两个护膝，帮女儿捆绑在膝盖上。让她一直跪着、爬着走路。由于家里穷，加上怕别人歧视和笑话，父母一直没有送周安惠上学。20岁那年，周安惠患了眼病。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彻底失明，而且她一双手仅有拇指和食指能勉强活动，其他手指只能弯曲着。
周安惠变成了一个又瞎又瘸又无手的残废人，她几次想喝农药自杀。被老泪纵横的父母苦苦劝下。30岁那年，周安惠的父母先后去世，无依无靠的她只有靠村里每年200元的残疾人补助和邻居们的照料艰难生活。
经过媒人撮合。周安惠嫁给同村40多岁的光棍汉宋吉明。婚后，尽管家里简陋贫寒，可老实憨厚的丈夫对周安惠呵护有加。吃的、穿的捧到她手上。为她洗头洗澡，扶她出门晒太阳……周安惠的日子渐渐有了亮色，她和丈夫育有一儿一女。
1999年7月19日，宋吉明因患食道癌去世。临终那天。宋吉明蜷缩在幽暗霉臭的木板床上。奄奄一息地支撑起身子：“有件事，我对不起你和孩子，我还欠着镇上信用社1000块钱贷款，我瞒着你悄悄贷款治病，现在该还了……欠国家的钱不还上。我走得不安心啊!”周安惠“哇”地哭了：“你叫我怎么办啊。我又瞎又瘸，走路都不稳，你把欠账丢给我，我拿什么还呢?”
“我以为能把病治好，我自己还上贷款，可我现在不行了，不能欠国家的钱，你答应我啊……”最后一刻，丈夫紧紧拽住周安惠的手，死不瞑目。周安惠撕心裂肺地伏在丈夫身上痛哭：“我还!我还!我就是赔上这条命，也要把欠国家的钱还上。”
但是，1000块钱对于周安惠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宋吉明去世时，家里除了一张摇摇晃晃的木板床、一张破饭桌、两口破木箱。根本没有值钱的东西。周安惠全部的钱加起来还不足10元。没办法，周安惠让12岁的女儿引路，她爬着来到村长家，哀求村长带着几位好心的村民帮忙掩埋丈夫的尸体。
丈夫去世后，周安惠和幼小的女儿和儿子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全靠周围邻居接济才能活命。周安惠发愁的不仅仅是揭不开锅，还有丈夫临死时交给她的那笔债。她想了很多挣钱的点子，但都因为自己眼瞎、腿残而作罢。于是，周安惠让女儿把家里仅有的几块木板扛到镇上卖了，买回来20只小鸡和20只小鸭，她要把鸡鸭喂养大，卖了给女儿读书和给丈夫还债。她瞎着眼睛，爬着去地里摘菜叶，到田边割青草喂鸡鸭，经常滚倒在烂泥坑里，浑身湿透裹着泥巴，冷得瑟瑟发抖。
没想到。千辛万苦喂养的鸡鸭长到一斤多时。这些价值五六百元的鸡鸭竟然在一天晚上被偷走了。周安惠伤心地大哭了几场。因为没钱交学费，女儿秀秀读完小学五年级就辍学了。2000年4月，这个13岁的女孩执意要跟村里一帮姐姐外出打工挣钱。周安惠和年幼的儿子怎么也拦不住她。女儿这一走，从此失去了音信，成为周安惠心头永久的痛。
周安惠家里一年四季很难见到一盅油、一块肉，平时周安惠和儿子吃得最多的是苞谷羹、菜叶汤和煮红苕。因为没有劳动力，丈夫去世后，周安惠把自家的田转让给别的村民，种地的村民会低价卖给她一些粮食或送点红苕、土豆、南瓜等杂粮，这些东西是家里的主要生活来源。
为还欠债，万般无奈携子行乞
2001年11月，丈夫借的那笔贷款已经超过还款期限半年了。周安惠蜷缩在被窝里，日夜难眠。她想到自己站不起来、看不见、双手动弹不得。种田不行打工不成，到哪里去挣钱还债呢?她想到了乞讨。
第二天天刚亮，周安惠就叫醒了儿子，让儿子牵着她去高峰镇。4公里的公路，他们“走”了近4个小时。说是走，其实是周安惠在爬，护膝下的膝盖被土路上尖凸的石子刺破，血肉模糊。
周安惠经过千辛万苦来到镇上最热闹的街口。她摆上破碗，杵着竹棍，跪在赶场的人们面前乞讨。9岁的儿子宋文俊慌了：“妈妈。你乞讨要钱，我怎么在同学面前抬得起头啊?”儿子在镇上读小学二年级，孩子羞于乞讨。
周安惠搂着儿子，不停地流泪：“幺儿啊，妈知道难为你了，但妈没有别的办法啊，你爸看病贷款欠国家的钱，妈不乞讨，怎么还啊?你要理解妈呀。”儿子懂事地抹着泪。跟着残疾的妈妈一起跪在地上，伸出两只冻得开裂的小手。向好心的叔叔阿姨行乞、致谢。
第一天，母子俩“收获”了28元。其间。宋文俊假装上厕所和找水喝，“失踪”过好几次——看见同班同学，他要躲避。
20多块钱让周安惠有了希望，她对儿子说：“幺儿，妈不为难你了!下次你把我带到这个街口就行了，你自个儿去看书吧。妈在这里讨钱，你晚上来接我。”第二天，周安惠讨到18元。由于儿子平时要念书，无法领着母亲上街行乞，周安惠只能是在周末行乞。
在小镇上乞讨来的钱不多，周安惠便想到去县城乞讨。城里有钱人多，或许可以多讨要些钱。2002年寒假，周安惠带着儿子出趟远门——到16公里外的垫江县城去乞讨。
16公里的路程。在儿子的牵引下，周安惠拄着竹棍“爬”了整整3天3夜。白天，母子俩沿着公路的村庄乞讨；天黑了，她就与儿子钻进路边老乡的稻草垛里取暖。口渴时，母子俩到路边村民家里讨要一瓢井水或一碗米汤；饿了。吃自己带的干包谷粑粑。
到达垫江县城时，天下着大雨，刮着寒风，冰雪弹子砸在脸上生疼。周安惠和儿子躲在一家商场的屋檐下，又冷又饿。她摸了摸腰间，沿途讨来的10多块钱还在。瘦骨嶙岣的宋文俊瑟瑟发抖地依偎在妈妈怀里。他按着咕咕叫的肚子：“妈，吃点东西吧。好饿哟!”3天来，他们一共才吃了两顿饭。周安惠摸出1块钱给儿子：“你去买点吃的吧，我不饿。”“妈，你不吃，我也不吃。”儿子舔着干涩开裂的小嘴，小脸蛋冻得通红。可怜巴巴地看着妈妈。周安惠心里一酸，热泪滚落。
2002年的暑天，周安惠带着儿子到垫江县澄溪镇乞讨，天黑了他们还没找到地方住。周安惠坐在路边，将沾满鲜血和肉皮的护膝取下，让膝盖休息一会儿。忽然，狂风猛刮，下起暴雨。周安惠来不及绑上护膝，她挣扎着和儿子往前爬。儿子在前面拖拽她，她的双膝在地上磨得鲜血淋漓，疼得她“呜呜”惨叫。来到一处拱桥下面。母子俩又累又紧张。很快在桥下睡着了。半夜，滚滚的洪水很快将他们睡的地方淹没，他们急忙爬到地势较高的地方。
周安惠暗自庆幸母子俩没被洪水冲走，她习惯性地摸了摸腰间，突然发现捆在那 里的一个口袋不在了，她急忙让儿子寻找。儿子告诉周安惠，捆住口袋的绳子是被齐刷刷割断的，钱被人偷了。“那口袋里有100多块钱，是我们半个月一分一厘乞讨来的哟，哪个挨千刀的偷走哟……”周安惠号啕大哭，心口比流血的膝盖还痛。那些钱是多大一笔数目啊，她脑子里尽是丈夫临终时的模样，这比杀了她还难受啊!周安惠心疼地将头往大桥的石壁上撞，儿子吓呆了，母子俩抱头痛哭。
一路乞讨中，也有许多硬心肠、黑心肠的人，给这对可怜的母子制造麻烦和难堪。周安惠说，讨饭要将“脸”放到衣兜里。“好多次，我和儿子在城里乞讨，好多饭馆老板见了我们，生怕我们影响他们的生意，他们像撵野狗一样撵我们。我们想在城里坐车。一些客车司机根本不让我和儿子上车，好几次，司机和售票员硬是把我们从车上丢下来，把我摔得好痛啊。我们在街上乞讨，有人骂我们是骗子、懒虫，有人朝我们吐口水、扔垃圾……”2002年7月11日，周安惠带着一年辛苦乞讨来的500元钱，来到高峰镇农村信用合作社，将丈夫拖欠的1000元钱归还了一半。因为还贷超期，需要支付的利息将近200元。信用社的工作人员感动于周安惠的行为，决定免除这笔利息。于是，还款凭证上有这样一段说明：“因本人死亡、妻子瘫痪、失明，两小孩到处流浪，此款现由妻子化缘偿还，故未收利息。”
2003年，新学期开始，周安惠握着一个暑假在外讨来的400多元钱，想着除去儿子的学费，再凑些钱就可以把丈夫遗留下的贷款还清了。可是，儿子放学回来告诉她：“我们的学费涨了，老师还要求学生在学校吃午饭，每月得缴伙食费。”无奈，周安惠将400元钱全部留给儿子用于交学费、书本费和伙食费，她打算再去乞讨。重新筹款还贷。
乞讨苦涩，辛酸屈辱坚强挺立
2003年暑假，宋文俊再次陪同母亲乞讨。8月底，宋文俊留下乞讨来的300多元钱后突然失踪了，他托人带话给母亲说。他再也忍受不了乞讨生活的下贱、卑微和屈辱，也受不了没钱读书的日子，他想打工帮家里还债……
周安惠心绪翻滚，哭得很伤心：一是儿子不辞而别，丢下她这个瞎子，今后更没了依靠和活路；二是她不能出去乞讨，难以还清债务；三是儿子自尊心极强不愿乞讨，他要堂堂正正做个男子汉，可他才12岁啊。别的孩子还在父母怀里撒娇，他却独自去广东打工。到底会怎么样?儿子的行踪，无时无刻不在牵扯着她这个当妈的心啊。
女儿前几年走了，音讯全无，现在儿子又走了，周安惠倍感孤单。周安惠一直等待着儿子的回音，可不知怎么回事，儿子竟然跟离家打工的姐姐一样，他外出打工走了3年多，不给瞎子母亲写信，过年过节也不回来，更没寄回一分钱。
“都是我这手脚残废、眼瞎笨拙的妈妈连累了两个孩子，让他们读不成书，吃不饱饭，穿不起衣服，还要跟我一起当乞丐。他们这么小就要自谋生活，真是可怜啊。是我让他们受罪，我对不起他们姐弟两个啊，他们都没啥文化，写信困难，他们在外边活得肯定也很艰难!寄不寄信。给不给钱，我都不会怪罪他们，只要孩子们能活下去，能保住性命，我就高兴满足了……”对一去不返的一对儿女，周安惠理解、同情，她经常沉浸在对他们深深的愧疚和思念之中。
由于没有人牵引和帮助，周安惠出门乞讨的时间少了，收入大打折扣。她只能哀求邻居或好心人指路，帮助她摸索着“爬”到高峰场镇去乞讨。讨到一点稀饭钱，勉强不让自己被饿死，她就满足了。就这样，在凄风苦雨中。她挣扎着乞讨，顽强地活着。2007年10月7日，她终于凑齐了500元。
那天早上，周安惠很开心，她将500元钱用塑料纸包了一层又一层，紧紧地揣在贴身的那层衣服里，然后摸索着爬出家门，到镇上的信用社还掉最后一笔贷款。
爬了3个多小时，周安惠终于到了信用社，她抖抖索索摸出500元钱。交给信贷员，信贷员为她办理了还款手续。拿到债务清单后。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正当她准备轻松地回家时，信用社的工作人员叫住了她：“我们通过查账，发现你丈夫的借款不是1000元，而是2000元。你还有1000元要还。”
周安惠脑子里一片空白，醒悟过来后。她语无伦次地大声争辩：“你们欺负我瞎啊。我丈夫哪里会欠那么多钱啊，这不是要我的命嘛，他死的时候交待的只有1000元啊!”在信用社存钱的村民们帮周安惠看了账单后，纷纷解释给她听：“借款条上有你丈夫的签名，有村组干部的批示。还有村、镇政府的公章。白纸黑字，信用社干部不会骗你、欺负你的!”
周安惠这才相信，丈夫的确贷了两笔款。共计2000元。
爱心如潮，诚信感动四方好心人
回到石峰村，周安惠坐卧不安。这笔1000元的贷款已经长达9年，利息高得惊人，要是再不还，怕是一辈子都还不清了。从2007年10月12日起。周安惠将自家的房契带在身上，然后挨村一家一家地哀求，希望好心人借钱给她还上国家的债。周安惠把每月近40元的低保金和房契抵押给别人，半个月内，她终于从乡亲们手中借齐了1000元钱。
“我们相信她。”借钱给周安惠的村民们说，“只要有钱。她一定会还。再说。她这么穷。我们不能看着不管。”邻居于行珍说周安惠穷得很有诚信和骨气，是一个不会赖皮的人：“她不愿意欠别人钱，有次她借了我1块钱。我说算了不要了，她那么可怜。可是她后来有了钱非还我不可，搞得我很内疚。”
2007年11月23日中午。周安惠再次来到信用社，递上东拼西凑借来的。包了4层塑料纸的1000元钱。信贷员拿着这些皱巴巴的钱，感动地哭了。信用社主任李友昌当即拿出50元捐给周安惠。信用社当班的4名工作人员，也为她捐了100余元。
李友昌说。他们之前根本没想到这两笔钱能收回来。已准备将其纳入呆账处理。“且不说那些欠债不还的‘老赖’，即使一个健全人。在如此贫困的条件之下，也很难做到像周安惠这样的诚信。这么多年，这两笔贷款的利息累计2000多元，但我们不能再收利息了。她能还清本金，我们很感激了。”
周安惠长长地舒了口气，握着归还贷款的清单，她失明38年的双眼似乎透出了亮光，脸上漾出了满意的笑容。周安惠花2元钱买了一把纸钱和一把香烛，她爬到丈夫的坟堆前，哭泣着念叨：“吉明啊。8年了。你欠国家的钱我终于还清了，你可以在九泉下安心了!”
周安惠乞讨的日子并没结束。她还要归还从村民们手中借到的1000元钱。她说。等所有的债都还清了，她就安心地在家里等待“失踪”数年，让她魂牵梦萦的一双儿女……
2007年11月底，周安惠行乞8年替亡夫还贷的事迹经《重庆晚报》报道后，引起了巨大反响。一个月来，市信用总社机关工作人员自发为她捐款44600元，并在全社职工中开展关于“诚信”的大讨论。
“我从事金融工作几十年，从来没碰见过这样讲诚信的客户，她行乞还款，我们收下了这笔钱，因为这是制度。现在，这点心意是我们对她坚守诚信的感谢。”市农村信用合作社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杨明萍告诉笔者，“周安惠所在的村欠信用社贷款共201万元。其中不良贷款高达82万元，占到42％。周安惠的举动，无疑让那些恶意拖欠银行贷款的‘老赖’自惭形秽!不良贷款是现在许多金融机构都头疼的问题。如果每位公民都能像周安惠这样做，整个社会都会诚信。”
宋文俊在深圳一家模具厂打工，其实他也很想妈妈、想家，只是他没有挣到钱，不好意思回家。当了解到重庆一家医院愿意接收周安惠治病，周安惠却担心无人照料时，宋文俊决定借路费赶回家服侍妈妈。
12月2日晚10时许，刚满16岁，瘦得让人看了心酸的宋文俊回来了。因为没钱，他坐长途汽车奔波了一天两夜，只啃了3个冷馒头，喝冷水冲饥。当他敲响房门，颤声喊“妈妈”时，周安惠失声痛哭：“幺儿，真的是你吗?3年了。妈想你啊!”
12月6日，垫江县农村信用合作社派出专车。送周安惠母子前往医院免费接受体检和治疗。12月7目，医院副院长张玲召集肝胆、内分泌、心血管、呼吸、麻醉、消化等科室专家。为周安惠会诊。结果表明，周安惠患有慢性胆囊炎、多发性胆结石、糖尿病、心脏病、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等近10种病。12月10日，医生们给周安惠做腹腔镜胆囊切除手术，从其胆囊内取出20余颗结石，手术非常成功。
截至2008年1月上旬，周安惠收到的社会捐款共计74555余元。1月6日。拿着这笔巨款的存折，宋文俊的手在发抖。他表示：“先替妈妈治病，剩下的，用于给妈妈养老。”
编辑 魏 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