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山歌〉研究》为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大木康教授完成的一部研究论著。1984年研究整理伊始，至结撰成书历时二十年。考索扎实，是为著者之力作，“也是目前为止反映冯梦龙《山歌》研究最新成就之作。出版后即受到日本、中国学界及国际研究者的关注，广获好评”。
　　该书以明末苏州人冯梦龙编的《山歌》十卷为研究对象，包括序章、主体五章及终章，又有复旦大学江巨荣教授作中文版序一篇，大木康教授作中文版后记一篇，且附书名索引及人名索引，便利查阅所引。作为专门研究冯梦龙《山歌》的专著，该书全面展开对《山歌》内容和艺术的集中研究，较之仅有单篇论文或论著一些章节的著作，更显丰赡完整；其研究视野的宏阔与精专，研究方法的妥帖与尚实，较国内相关研究，更具开拓性。这对于冯梦龙的整体研究，中国明代民间文学总体面貌的把握与认识，乃至于对明清文学史的重新建构与书写，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
　　立足对象与整体的研究
　　著作 “立足于山歌本体与其整体的研究，把整体的宏观视野与微观的条分缕析结合起来”，这一点与以往常见的《山歌》研究论著有所不同，视角出新。而且该书具有极强的问题意识和连贯的逻辑结构，尤其注重从文献研究的基本理路展开，结合内外证即文学文本的文学审美特性与其周围文化生态的构成进行深入探究，辅之以田野调查的实证性方法，并最终回归到对文学性的关注。
　　作者以叙说明代末期的通俗文艺起笔，描述了累积发展至这一时期所呈现的文艺现象：
　　不难看出，元杂剧和白话小说文本的发展样相是极为相似的。它们最初都起源于曲艺场或舞台的表演艺术，元代时刊行了早期文本；而到了明代后期，尤其是嘉靖时代，作为读物的完整文本出现；到万历年间，它们在更广阔的范围中流布。两者的情形是如出一辙的。此外，明末《金瓶梅》的问世，可谓是白话小说史上一大转折点。《金瓶梅》和拥有作为说话材料前史的《三国演义》《水滸传》等不同，它是《水浒传》的某一位读者因其情节触发而执笔写就的，即个人创作的作品。而其后的白话小说之历史，正是以创作作品为中心展开的。
　　在明末，戏曲、小说等通俗文艺“热烈绽现”，中国文学“大放异彩”。由此，作者引出近年来关注的一个问题，即“此类明代末期的现象是因何而产生的”，并指出“解决此问题的一个路径，就是关注那些积极投身于通俗文学，尤其是从前被视作卑俗之物的白话小说的文人。”又，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所附庸愚子《三国志演义序》中对“士君子”的思考出发，作者发出“当时的士人，对本是庶民娱乐趣味的通俗文艺甚为瞩目关心，并积极投身其中，其原因为何”的疑问。“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探讨与小说有关的特定人物，或许这样得出的结论才能使人信服。”提出问题并考量求索，作者最终锁定冯梦龙为具有突破性的人物——其为士人中投身通俗文艺的典型，由此，作者在序章中写道：
　　本书将从冯梦龙编集的《山歌》为何这一问题出发，进而探究他怀抱怎样的意图而编纂刊行了如此规模庞大的民间歌谣集。笔者相信，这将是解决先前所提出的明末士人为何对民间通俗文艺如此关注、具体来讲两者之间有何种关联等问题的绝佳路径。
　　发现问题、步步追踪，以锁定的焦点展开层层深入的探究，以小切口窥见一时代之文化大格局。举例来说，作者以“真”这一语词为线索考察冯梦龙《山歌》的文学特征，从冯梦龙对其编纂的散曲集《太霞新奏》卷十中《有怀》的评语引出，一步步铺陈展开。在文学理论上，大木康从细读并剖析《叙山歌》开始，梳理了从朱子肯定民间歌谣开始，再到李梦阳《诗集自序》（《空同先生集》卷五十）更加纯粹地肯定，消弭了今昔民间歌谣的认可鸿沟。继而，作者由李梦阳文章的影响谈起，关注何景明、李开先等人对俗曲“锁南枝”关切讨论的现象，得出了冯梦龙《叙山歌》置于这种思潮之源流的可能性。紧接着，又从唐宋派、公安派主张来印证这种可能性，并例举篇目以呈现冯梦龙《叙山歌》主张所产生的影响。将编者与自己、与同时的人、与所处时代联系起来考察。
　　结合文献与史实考索
　　著作在文献与史实上皆有新的发现，行文中又大量运用图表统计，将文献研究、史实分析与田野调查相结合来考索冯梦龙《山歌》，是另一独特之处。
　　图表统计在著作中随处可见，亦可见出大木康的文献基本功底。运用图表统计法，该书更好地厘清了前人研究的重要突破。如序章中，研究者特佩尔曼悉数列举《山歌》中的各类作品，作者按卷别整理出“特佩尔曼的主题分类与作品卷数”表。不仅如此，图表也使该书的具体论证更加清晰、生动，将作者考察成果直观地显现出来。同样在序章中，作者用表格呈现《山歌》十卷的概况，即“《山歌》各卷标题以及收录作品数量”表；又如，第一章中，作者从作品歌者人称的角度总结所探讨的各卷性质的差异，归纳为“从歌唱者的人称看各卷的性质”表；第二章中，“现宜兴市所唱《笑》的乐谱”图，鲜明展示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江苏卷》与冯梦龙《山歌》卷一开头《笑》的歌词完全相同的歌谣；再比如，作者将山歌的歌唱之“场”以“山歌的歌唱之‘场’”构造图直观表示，冯梦龙编纂之《山歌》对处于当时时代最前端的潮流的捕捉则跃然纸上。
　　笔者所说独特，更是就编者冯梦龙与《山歌》之文学以及研究者大木康与《冯梦龙〈山歌〉研究》而言的。《终章·编者冯梦龙与〈山歌〉之文学》中，作者探讨了冯梦龙《山歌》的编纂以及《山歌》的文学性。为了考索冯梦龙是如何有机会以及怎样收集到农村之歌、都市之歌、妓楼之歌、文人戏作等各种来历的歌谣，大木康自述，他曾先后数次来华就《山歌》研究相关问题进行田野调查及文献查询。其间，最为重要的，一次是1987年进行民间歌谣基本调查，主要前往上海青浦、松江和江苏无锡、南通等地，与当地民众交流，考察民间歌谣流传情况，以之与《山歌》所收歌谣进行对比；另一次是1988至1991年，受惠于“东亚农村祭祀演剧的比较研究”项目，前往江苏、浙江、四川、贵州、江西等地进行“傩戏”和“目连戏”的实地调查；还有一次，1995年继续前往吴语文化区，更为深入地就民间歌谣的方言特征与《山歌》语言特色，进行比对性实地调查。根据作者的分析，冯梦龙《山歌》的编纂过程也是既有文献资料，又有实地听闻。实际上，大木康的著书过程与冯梦龙的《山歌》编纂，在精神气质上是一脉相承的。 　　与此同时，作者运用文献研究的方法考察冯梦龙编纂和刊行《山歌》的时间问题，以三则资料的分析，作者推测认为《山歌》是万历末年刊行的。又，谈及冯梦龙《山歌》文本中各式各样的批评，作者以卷一《看》为例，分析了在歌谣的标题和正文之外，正文之后所加的批语，分析了圈点的情况，指出各标题上所加圈点之特色。作者还将《山歌》各歌谣的标题上所加评价按卷别整理归纳为表格，得出《山歌》中得到最高评价的作品集中于卷一至卷四，以往的《山歌》研究偏向于前半部分，作者认为或许这种评价正与冯梦龙自身的评价重合。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不仅得益于大木康对《山歌》原始中文文献的穷罗，更在于其比一般学人更为宽阔的视野——国际研究文献的搜集与研究状况的掌握，是其得天独厚的条件。
　　补正与缺憾
　　著作中，论及“双关”使用先例，笔者在作者观点的基础上另有资料发现，由此，略作吹毛求疵的补充。另有，著作译介过程中，对于日文版译注进行了删减，成为中国学界品鉴之一大缺憾。
　　作者在考察山歌《睃》时，着重关注“双关语”的使用，并论及冯梦龙《山歌》的评语，指出“评语举了李商隐的诗作为双关语的使用先例，而实际上早在六朝乐府，譬如《乐府诗集》所收的江南地区的歌谣……就屡屡可见……”而就笔者之考察，关于双关语的使用先例或许应追溯到《诗经》更为恰当。如《国风·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关于这首诗的阐释，研究者认为：
　　这是一位待嫁女子的诗。她望见梅子落地，引起了青春将逝的伤感，希望马上同人结婚。周礼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毛传：“会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这两段话，可帮助本诗的背景。龚橙诗本义说：“摽有梅，急婿也。”陈奂说：“梅由盛而衰，犹男女之年齿也。梅、媒声同，故诗人见梅而起兴。”他们道出了诗的主题和兴义。
　　此诗反映了女子感叹韶光易逝、盼望有人早日托媒求婚之情。“梅”谐“媒”，同时又以梅子不断减少喻青春将逝，寓含双关之意。知乎此，可晓大木康《冯梦龙〈山歌〉研究》细节论述，尚有可商榷之处。
　　著作译介至中国已非原始面目。从日文版到中文版，《山歌》日文译注部分的删减，一定程度限制了读者更深、更全面地了解作者的考索与思想，抱憾非常。正如复旦大学江巨荣教授在序言中评价说：
　　大木康教授日文版的《冯梦龙〈山歌〉研究》原来还有三百多篇山歌的日文翻译与注释，这是为日本读者介绍这些山歌的重要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现在回到中国，复旦出版社的中文译本割舍了这一部分，无疑有它充分的合理性。但这一译注部分，其实包含了大木教授对山歌许多文辞、方言的理解与诠释其中所涉及的一些艺术的品评也多妙语横生、切中肯綮。它所采用的辞书、我国古代的文献、中外学者的评论，材料也十分丰富，解说也很有启发，缺少这一部分，或许有遗珠之憾。希望了解这些内容的读者可以从日文版中得到补偿，从事山歌研究的学者则可据以作研究的参考。它将为研究者提供有益的帮助。
　　即便存在着种种缺憾，然瑕不掩瑜。就冯梦龙《山歌》的整体研究而言，该书是当前冯梦龙研究的特别突破，也是文学研究史上的一个新开拓。综观这部力作，作者以清晰的问题意识贯穿全书，立足本体与整体研究，结合文献与史实进行扎实的考索，这对于中国的冯梦龙《山歌》研究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对于编纂结集类文本与文人、文学现象之关系的研究颇具启发。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