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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浙江各级政府开展的大规模救助企业的行动，在一定意义上说，政府向积极有为方向的转型，是对浙江近十年发展中出现的“总量人均水平领先，结构调整升级滞后”格局的修正。
10月16日，浙江省常务副省长陈敏尔在北京表示，“前一段有一种说法，说浙江的中小企业成批地倒闭，这点跟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陈敏尔当天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浙江中小企业有倒闭的个案，但不是成批地倒闭。“据我们初步了解，今年以来，全省工业企业的家数反而在增加。”
据陈敏尔介绍，浙江的民营企业在浙江本土创造了70％的生产总值，60％的税收和76％的出口，全省9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都是由民营企业创造的；目前的情况“不影响我们对整个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发展的关注，对其清醒的判断。所以浙江比较早地采取了一些措施”。
的确，如果这段时间走访浙江的各级政府机关，会发现近来各级政府的工作中心非常集中，就是围绕浙江“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主战略和“保稳、促调”措施为企业帮扶解困，按照当地政府的提法就是帮扶解困、共克时艰。一个又一个的救助政策和措施的密集出台，显示出浙江在改革开放30年来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救助企业的行动。
省级政策组合拳
“越是企业困难之时，越需要政府的关心支持。”近段时间，浙江省省委书记赵洪祝、省长吕祖善等省领导纷纷深入企业车间和厂房，帮助企业破解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突出矛盾与困难。财税、金融、服务、引导等方面援手中小企业的救市组合拳，不断推出。
7月7日，一份题为《当前中小企业生存环境亟待改善》的调查报告，由浙江省紧急报送国家发改委、农业部办公厅等部门，这已是浙江省第三次向中央部门呈送调研报告。
7月16日，中共浙江省省委刚开完一次金融工作座谈会，在这个会上，省委书记赵洪祝强调，金融部门应树立与浙江经济发展同舟共济意识，加大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与企业共度时艰。这是近一个多月来，浙江召开的第四个与金融有关的高层次会议。
7月15日，由浙江省工商局、浙江省银监局与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联合制定的《浙江省股权质押贷款指导意见》正式实施，这意味着公司股东可以用股权作担保向银行申请贷款。根据该意见，在浙江省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东人数为200人以下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可以进行股权出质，即以自有股权向银行申请贷款。
接着又从浙江省中小企业局传出消息，浙江今年将财政拨款从原来的3500万提高到6500万，用于“中小企业贷款担保风险补偿”，其中省级财政按照新增贷款的2.5‰贴息给担保机构，地方财政也配套等量资金。来自于省级财政的6500万元可以给中小企业担保高达260亿元的贷款。
此番省级财政出手，是浙江自主应对的措施之一。浙江省各相关厅局都被要求着手研究“输血”政策。“宏观调控之下，地方政府只能从财税入手给经济体‘输血’，保持地方经济的增长。”一位多次给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的浙江金融机构负责人如此认为。“财和税是地方政府手中仅有的两个武器，这次一起使用，说明地方政府下决心扶持经济的力度。”上述浙江金融机构负责人说。而以小企业业务为主要服务特色的浙商银行也在近日高调宣布，下半年，该行将把今年对小企业新增的33.17亿元贷款增加到50亿元以上，全部用于支持小企业业务。
浙江财政税务部门也积极做好财政税收扶持，与企业共渡难关。如采取财政贴息、金融引导的办法，引导金融企业加大对企业的融资支持；落实支持科技创新、服务业、节能、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各项政策，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包括：研究设立省级创业风险投资基金，对产业集群优势明显的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技术创新或创业投资项目进行投资；研究提出减轻企业负担的规费减免方案等。同时，陆续出台了涉及工业、服务业、外经贸和中小企业四个方面35项扶持政策，安排财政扶持资金达11.4亿元。
8月1日，为了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浙江工商部门推出“减负促调”五大新举措，减免五类行政性收费支持企业。如免交审计报告，减轻企业年审负担；减免个体工商管理费，支持社会自主创业；实行年检免审制度，促进企业诚信经营；免除企业股权质押登记费，支持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减免农民个体经营工商费用，支持三农发展。为帮助企业度过难关，浙江省工商局还先后出台了允许企业运用股权出资作为注册资本金设立公司和支持企业通过股权质押从银行融资以及小额贷款公司登记设立规定等多项举措，同时又联合八大企业协会发表抱团取暖自救的“富春宣言”，坚定企业的信心。
8月6日，由浙江省银监局、浙江省青年企业家联合会等部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拯救中小企业又一次成为会议的主题，会议最终达成了为中小企业提供70亿银行授信的结果。
地市自救频频出手
“如何为中小企业融资准备好‘过冬的棉袄’，帮助他们度过寒冷的冬天，是各级政府应尽的义务和重要的责任。”在ABA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亚太中小企业峰会上，杭州市市委书记王国平慷慨陈辞。缓征3个月税收、清理暂停152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杭州提出了帮助企业减负解困的十余项举措。
另外，对于培育大企业集团和中小企业“瞪羚计划”，杭州市长蔡奇指出，将出台相应扶持措施，如年地方税收2000万以上增量全部以项目资助形式返还；允许大企业集团研发费用100％税前扣除的基础上，再按当年发生额的50％加计扣除；市政府每年还安排不少于5000万元的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等。
在增加财政贴息数额的同时，一项试图通过税款缓解企业资金链压力的税收新政，也开始在浙江经济强市嘉兴实行。
嘉兴市新近公布，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小型微利工业企业按20％减征企业所得税；对符合规定的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按15％减征企业所得税；对企业发生的创新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实行100％扣除的基础上，按研究开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无形资产成本150％摊销。部分嘉兴企业甚至获得了最长延期3个月缴纳税款的“特权”，以增加企业的“现金流”，减少资金运行的压力。
作为民营经济大市，温州市委、市政府开展以“政企联动、攻坚克难”为主题的企业服务年活动，帮助企业解决面临的主要困难和突出问题，市、县、乡三级领导已率领相关部门走访了6000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初步梳理出200多个具体问题和难题，着力帮助解决。
动作为何如此大?
在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压力下，浙江针对企业的救助规模之巨、力度之大可以说是空前的，浙江几乎动用包括新闻舆论、行政职 能、经济支持等所有资源。那么为什么一向以无为而治的浙江，突然变得如此积极呢?这背后是浙江省中小企业的严重困局所致：因信贷收缩、人民币快速升值、劳动力成本增加、原材料价格上升等因素，众多中小企业经营困难。
浙江省统计局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将近20％的浙江企业出现亏损。在这一背景之下，浙江官方在全国率先举起了“救市大旗”：多次上书中央，在财税、金融、服务等方面向中小企业频伸援手。众多经济专家和官员认为，目前浙江经济处在改革开放以来最为困难的时期。浙江省经贸委在7月中旬公布的一份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中直言：“目前企业遇到的困难之多和压力之大，是本轮经济增长周期以来最突出的。”
面对全球危机，比较同为长三角两翼的浙江、江苏以及山东三省，就可发现浙江反应最为剧烈。最近，浙江、江苏两省先后发布上半年经济运行报告。报告显示，今年1月至5月，浙江省规模以上企业有1.07万家亏损，亏损面达19.6％；江苏省上半年亏损企业达7132家(其中私营企业单位数3067家)，亏损面同比上升1.3％。
作为资源大省的山东日子比浙江更好过些。1-5月份，山东省工业企业累计实现利润1634亿元，增长27.2％，实现利润额居全国首位；1～6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8207.76亿元，同比增长18.5％，增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23个百分点，在鲁苏浙粤沪沿海五省市中排名第一；增加值的绝对额亦居全国首位，比排在其后的江苏和广东分别多出1000.7亿元和1176.36亿元。
反看浙江工业增势回落却让人为之担忧。1月至5月，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速回落幅度大于全国3.1个百分点，增长率排在第25位；利润增长率比全国低6.8个百分点，排在第21位。今年上半年浙江省生产总值为988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4％，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3.3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幅同比回落16.5个百分点。
二季度企业家信心指数和景气指数分别为122.4和131.5，同比降22.7和23.3点，两大指数均低于全国水平。企业融资景气指数更是跌入不景气区间，有22.3％的中小企业感觉融资困难。
种种迹象显示，出口放缓、成本提升、融资困难等“内忧外患”，正使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经济面临空前的压力。
从无为到有为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向来以无为而治著称，为什么突然开始如此大规模的救助和积极有为呢?除了这次浙江经济遇到比较大的困难外，还有其深层次的原因。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史晋川认为浙江经济发展中以国际市场需求替代国内市场需求来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子，目前已经走到了尽头。
浙江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经到了一个刻不容缓的阶段。他认为浙江经济近30年的发展，一是得益于区域的改革先发优势，即民营经济的兴起与迅速发展及体制机制的领先；二是得益于区域的产业结构，即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前中期阶段，能够较好地适应与满足人民改善“吃穿(用)”为主的消费结构的产业结构。
“九五”规划后期，中国的需求结构及消费结构已经开始呈现出从“吃穿(用)”向“住行”转变的趋势，国内居民收入增量的主要开支开始转向改善住行；“十五”中期，消费结构的转变已呈现加速趋势，居民对住房、汽车和电子通讯产品的需求迅速增长。
史晋川认为浙江的产业结构与国内消费需求结构的不协调性问题从“九五”后期就已开始显现。但是，在同一时期，浙江的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在总体上并未通过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来对付国内消费结构的变化，而是抓住中国入世及政府鼓励企业出口贸易的有利时机，采取了以市场调整为主的策略，用大量的出口来扩展企业经营，用扩大外需来拉动区域经济发展。
同时，许多企业为增强出口竞争能力，以产业向中西部生产要素洼地转移的方式来维持低成本，从而实施用国际市场需求替代国内市场需求的发展策略。这一发展策略的实施，一方面使浙江经济继续保持了近十年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相应延缓了浙江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转型的压力，导致浙江经济在近十年中出现了“总量人均水平领先，结构调整升级滞后”的格局。
无论从国际和国内经济发展环境来看，还是从需求拉动力量和供给支持条件来看，时下浙江的区域经济发展，可能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发展考验，浙江必须转型升级。
经济结构的调整及经济的转型升级，少不了政府的支持和政策引导，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政府理应出台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和土地政策强力推动经济转型，把握住产业升级的机遇。
(责编 刘阳)
10月16日，浙江省常务副省长陈敏尔在北京表示，“前一段有一种说法，说浙江的中小企业成批地倒闭，这点跟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陈敏尔当天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浙江中小企业有倒闭的个案，但不是成批地倒闭。“据我们初步了解，今年以来，全省工业企业的家数反而在增加。”
据陈敏尔介绍，浙江的民营企业在浙江本土创造了70％的生产总值，60％的税收和76％的出口，全省9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都是由民营企业创造的；目前的情况“不影响我们对整个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发展的关注，对其清醒的判断。所以浙江比较早地采取了一些措施”。
的确，如果这段时间走访浙江的各级政府机关，会发现近来各级政府的工作中心非常集中，就是围绕浙江“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主战略和“保稳、促调”措施为企业帮扶解困，按照当地政府的提法就是帮扶解困、共克时艰。一个又一个的救助政策和措施的密集出台，显示出浙江在改革开放30年来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救助企业的行动。
省级政策组合拳
“越是企业困难之时，越需要政府的关心支持。”近段时间，浙江省省委书记赵洪祝、省长吕祖善等省领导纷纷深入企业车间和厂房，帮助企业破解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突出矛盾与困难。财税、金融、服务、引导等方面援手中小企业的救市组合拳，不断推出。
7月7日，一份题为《当前中小企业生存环境亟待改善》的调查报告，由浙江省紧急报送国家发改委、农业部办公厅等部门，这已是浙江省第三次向中央部门呈送调研报告。
7月16日，中共浙江省省委刚开完一次金融工作座谈会，在这个会上，省委书记赵洪祝强调，金融部门应树立与浙江经济发展同舟共济意识，加大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与企业共度时艰。这是近一个多月来，浙江召开的第四个与金融有关的高层次会议。
7月15日，由浙江省工商局、浙江省银监局与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联合制定的《浙江省股权质押贷款指导意见》正式实施，这意味着公司股东可以用股权作担保向银行申请贷款。根据该意见，在浙江省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东人数为200人以下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可以进行股权出质，即以自有股权向银行申请贷款。
接着又从浙江省中小企业局传出消息，浙江今年将财政拨款从原来的3500万提高到6500万，用于“中小企业贷款担保风险补偿”，其中省级财政按照新增贷款的2.5‰贴息给担保机构，地方财政也配套等量资金。来自于省级财政的6500万元可以给中小企业担保高达260亿元的贷款。
此番省级财政出手，是浙江自主应对的措施之一。浙江省各相关厅局都被要求着手研究“输血”政策。“宏观调控之下，地方政府只能从财税入手给经济体‘输血’，保持地方经济的增长。”一位多次给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的浙江金融机构负责人如此认为。“财和税是地方政府手中仅有的两个武器，这次一起使用，说明地方政府下决心扶持经济的力度。”上述浙江金融机构负责人说。而以小企业业务为主要服务特色的浙商银行也在近日高调宣布，下半年，该行将把今年对小企业新增的33.17亿元贷款增加到50亿元以上，全部用于支持小企业业务。
浙江财政税务部门也积极做好财政税收扶持，与企业共渡难关。如采取财政贴息、金融引导的办法，引导金融企业加大对企业的融资支持；落实支持科技创新、服务业、节能、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各项政策，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包括：研究设立省级创业风险投资基金，对产业集群优势明显的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技术创新或创业投资项目进行投资；研究提出减轻企业负担的规费减免方案等。同时，陆续出台了涉及工业、服务业、外经贸和中小企业四个方面35项扶持政策，安排财政扶持资金达11.4亿元。
8月1日，为了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浙江工商部门推出“减负促调”五大新举措，减免五类行政性收费支持企业。如免交审计报告，减轻企业年审负担；减免个体工商管理费，支持社会自主创业；实行年检免审制度，促进企业诚信经营；免除企业股权质押登记费，支持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减免农民个体经营工商费用，支持三农发展。为帮助企业度过难关，浙江省工商局还先后出台了允许企业运用股权出资作为注册资本金设立公司和支持企业通过股权质押从银行融资以及小额贷款公司登记设立规定等多项举措，同时又联合八大企业协会发表抱团取暖自救的“富春宣言”，坚定企业的信心。
8月6日，由浙江省银监局、浙江省青年企业家联合会等部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拯救中小企业又一次成为会议的主题，会议最终达成了为中小企业提供70亿银行授信的结果。
地市自救频频出手
“如何为中小企业融资准备好‘过冬的棉袄’，帮助他们度过寒冷的冬天，是各级政府应尽的义务和重要的责任。”在ABA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亚太中小企业峰会上，杭州市市委书记王国平慷慨陈辞。缓征3个月税收、清理暂停152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杭州提出了帮助企业减负解困的十余项举措。
另外，对于培育大企业集团和中小企业“瞪羚计划”，杭州市长蔡奇指出，将出台相应扶持措施，如年地方税收2000万以上增量全部以项目资助形式返还；允许大企业集团研发费用100％税前扣除的基础上，再按当年发生额的50％加计扣除；市政府每年还安排不少于5000万元的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等。
在增加财政贴息数额的同时，一项试图通过税款缓解企业资金链压力的税收新政，也开始在浙江经济强市嘉兴实行。
嘉兴市新近公布，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小型微利工业企业按20％减征企业所得税；对符合规定的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按15％减征企业所得税；对企业发生的创新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实行100％扣除的基础上，按研究开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无形资产成本150％摊销。部分嘉兴企业甚至获得了最长延期3个月缴纳税款的“特权”，以增加企业的“现金流”，减少资金运行的压力。
作为民营经济大市，温州市委、市政府开展以“政企联动、攻坚克难”为主题的企业服务年活动，帮助企业解决面临的主要困难和突出问题，市、县、乡三级领导已率领相关部门走访了6000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初步梳理出200多个具体问题和难题，着力帮助解决。
动作为何如此大?
在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压力下，浙江针对企业的救助规模之巨、力度之大可以说是空前的，浙江几乎动用包括新闻舆论、行政职 能、经济支持等所有资源。那么为什么一向以无为而治的浙江，突然变得如此积极呢?这背后是浙江省中小企业的严重困局所致：因信贷收缩、人民币快速升值、劳动力成本增加、原材料价格上升等因素，众多中小企业经营困难。
浙江省统计局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将近20％的浙江企业出现亏损。在这一背景之下，浙江官方在全国率先举起了“救市大旗”：多次上书中央，在财税、金融、服务等方面向中小企业频伸援手。众多经济专家和官员认为，目前浙江经济处在改革开放以来最为困难的时期。浙江省经贸委在7月中旬公布的一份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中直言：“目前企业遇到的困难之多和压力之大，是本轮经济增长周期以来最突出的。”
面对全球危机，比较同为长三角两翼的浙江、江苏以及山东三省，就可发现浙江反应最为剧烈。最近，浙江、江苏两省先后发布上半年经济运行报告。报告显示，今年1月至5月，浙江省规模以上企业有1.07万家亏损，亏损面达19.6％；江苏省上半年亏损企业达7132家(其中私营企业单位数3067家)，亏损面同比上升1.3％。
作为资源大省的山东日子比浙江更好过些。1-5月份，山东省工业企业累计实现利润1634亿元，增长27.2％，实现利润额居全国首位；1～6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8207.76亿元，同比增长18.5％，增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23个百分点，在鲁苏浙粤沪沿海五省市中排名第一；增加值的绝对额亦居全国首位，比排在其后的江苏和广东分别多出1000.7亿元和1176.36亿元。
反看浙江工业增势回落却让人为之担忧。1月至5月，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速回落幅度大于全国3.1个百分点，增长率排在第25位；利润增长率比全国低6.8个百分点，排在第21位。今年上半年浙江省生产总值为988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4％，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3.3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幅同比回落16.5个百分点。
二季度企业家信心指数和景气指数分别为122.4和131.5，同比降22.7和23.3点，两大指数均低于全国水平。企业融资景气指数更是跌入不景气区间，有22.3％的中小企业感觉融资困难。
种种迹象显示，出口放缓、成本提升、融资困难等“内忧外患”，正使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经济面临空前的压力。
从无为到有为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向来以无为而治著称，为什么突然开始如此大规模的救助和积极有为呢?除了这次浙江经济遇到比较大的困难外，还有其深层次的原因。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史晋川认为浙江经济发展中以国际市场需求替代国内市场需求来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子，目前已经走到了尽头。
浙江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经到了一个刻不容缓的阶段。他认为浙江经济近30年的发展，一是得益于区域的改革先发优势，即民营经济的兴起与迅速发展及体制机制的领先；二是得益于区域的产业结构，即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前中期阶段，能够较好地适应与满足人民改善“吃穿(用)”为主的消费结构的产业结构。
“九五”规划后期，中国的需求结构及消费结构已经开始呈现出从“吃穿(用)”向“住行”转变的趋势，国内居民收入增量的主要开支开始转向改善住行；“十五”中期，消费结构的转变已呈现加速趋势，居民对住房、汽车和电子通讯产品的需求迅速增长。
史晋川认为浙江的产业结构与国内消费需求结构的不协调性问题从“九五”后期就已开始显现。但是，在同一时期，浙江的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在总体上并未通过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来对付国内消费结构的变化，而是抓住中国入世及政府鼓励企业出口贸易的有利时机，采取了以市场调整为主的策略，用大量的出口来扩展企业经营，用扩大外需来拉动区域经济发展。
同时，许多企业为增强出口竞争能力，以产业向中西部生产要素洼地转移的方式来维持低成本，从而实施用国际市场需求替代国内市场需求的发展策略。这一发展策略的实施，一方面使浙江经济继续保持了近十年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相应延缓了浙江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转型的压力，导致浙江经济在近十年中出现了“总量人均水平领先，结构调整升级滞后”的格局。
无论从国际和国内经济发展环境来看，还是从需求拉动力量和供给支持条件来看，时下浙江的区域经济发展，可能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发展考验，浙江必须转型升级。
经济结构的调整及经济的转型升级，少不了政府的支持和政策引导，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政府理应出台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和土地政策强力推动经济转型，把握住产业升级的机遇。
(责编 刘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