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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燕丹子》是古今争议较大的一部作品，对于其成文时间学术界一直没有定论，对于《燕丹子》与《史记·荆轲传》孰先孰后并无盖棺定论。本文尝试从文本、语言等角度，对《燕丹子》进行分析，推到其成文于秦末、汉初，且是《史记·荆轲传》的取材来源。
关键词：《燕丹子》；《史记·荆轲传》；成文时间；关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56-02
长期以来，《史记·荆轲传》与《燕丹子》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悬而未决的问题，主要争议点为：《史记·荆轲传》与《燕丹子》孰为先出，孰为后续？是《史记·荆轲传》删改《燕丹子》，并补充其他材料完成《荆轲传》的写作？还是《燕丹子》在《史记·荆轲传》的基础上予以拓展？本文试从对《燕丹子》与《荆轲传》进行多方面比较，论证《燕丹子》作与《荆轲传》之前。
一
《燕丹子》一书，作者不详。《汉书·艺文志》不载，其始见于《隋书·经籍志》小说家类，一卷，不题撰者姓名。《旧唐书·经籍志》作三卷，《新唐书·艺文志》作一卷，皆题“燕太子丹撰”，误。据清代孙星衍所云：“《燕丹子》三篇，世无传本，惟见《永乐大典》。清代人纪昀录入《四库书》子部小说类存目中，乃以抄本见付。”[1]目前所见之通行本，正是孙氏题叙并详加校勘后的本子。鲁迅先生曾言：“现存之所谓汉人小说，盖无一真出于汉人。”而程毅中先生梳理历代对《燕丹子》成书年代的论说，在比较各说后认为：“今本《燕丹子》的文字可能经过后人修饰和增删”，“也许可以说是现存的唯一一部比较完整的汉人小说。”[2]目前，学术界对《燕丹子》的成文时间争论不断。
一是认为《燕丹子》先出，为司马迁写作《荆轲传》的主要材料来源之一。如明人宋濂《诸子考》所言，称《燕丹子》：
辞气颇类《吴越春秋》、《越绝书》，决为秦、汉间人所作无疑。[3]
又周中孚《郑堂读书记》道：
其书皆记燕太子丹及荆轲轶事，核之《史记索隐》、唐宋类书所载，其词略同，审非伪本，当由六国游士哀太子之志，综其事迹，加之缘饰，故有仰天叹息，乌白头、马生角及秦王乞听琴声而死之语。太史公作《燕世家》、《刺客列传》，俱削之不载焉。[4]
以上诸人均认为《燕丹子》成书在《史记》之前，而《荆轲传》则是司马迁在《燕丹子》基础上予以删削修改的产物。今人认同此说者亦不乏其人，如鲁迅先生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就将《燕丹子》划归到“汉前”。其《小说史大略》讲义则说：“《隋志》之《燕丹子》今尚存，虽不见于《汉志》，而审其文词，当是汉以前书。”程毅中先生点校《燕丹子》，以应劭《风俗通义》、王充《论衡》所引为据，认为“至少可以说明这个故事确实流传于汉代，是当时的‘闾阎小论’《燕丹子》产生于汉代甚至更早，是完全可能的。”“司马迁曾因其‘太过’而删削了‘天雨粟、马生角’等荒诞的情节，《史记》本身就提供了证明。所以《周氏涉笔》说它‘似是《史记》事本’，也是有道理的。”此外，李学勤先生、李剑国先生也认为宋濂之说较为可取，即肯定《燕丹子》为秦、汉间人所作。
二是认为《燕丹子》较《荆轲传》后出，其成书年代当在汉末，甚至更晚，因此《燕丹子》乃据《荆轲传》增益而成。如明人胡应麟《少石山房笔丛》道：
《燕丹子》三卷，当是古今小说杂传之祖，然《汉艺文志》无之。《周氏涉笔》谓太史《荆轲传》本此，宋承旨亦以决秦汉人所作。余读之，其文采诚有足观，而辞气颇与东京类，盖汉末文士因太史 《庆卿传》增益怪诞为此书，正如《越绝》等编，掇拾前人遗帙，而讬于子胥、子贡云耳。周氏谓乌头白，马生角，脍千里马肝，截美人手，非也。[5]
至清人编《四库全书》予以存目，断言《燕丹子》成书当在应劭、王充之后，且认为“其文实割裂诸书燕丹、荆轲事杂缀而成，其可信者已见《史记》，其他多鄙诞不可信，殊无足采”。今人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不取孙说，以《集解》、《索隐》引文不能作为刘向《燕丹子叙》确证，而“《汉书·艺文志》既不著录，仍当阙疑”，但肯定“此书实出自六朝以前”[6]。罗根泽先生在其《〈燕丹子〉真伪年代之旧说与新考》一文中对孙星衍的观点逐条作了批驳，肯定《燕丹子》确为晚出，“其时代上不过宋，下不过梁，盖在萧齐之世”，并认为四库馆臣谓其割裂杂缀而成的说法不误[7]。近20年来，研究小说史者大多将《燕丹子》认定为汉代小说，如侯忠义先生的《汉魏六朝小说史 》、王枝忠先生的《汉魏六朝小说史》、杨义先生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等，均是。而曹亦冰先生的《侠义公案小说史》（1998）则将其置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不过，他们都有意突出了《燕丹子》不同于史传小说性质，并不认为该书是在《史记》基础上增益而成[8]。
显然，以上两种观点都有其成立的依据，但也还有可以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包括《燕丹子》与《荆轲传》的关系，《燕丹子》的成书时间及作者等问题，鉴于相关文献资料的发掘难有新的突破，我们不妨先从两个文本的内容、語言入手，看能否发现新的证据，进一步深化、细化对问题的认识。
二
卫国刺客荆柯被燕太子丹派去行刺秦王政的事，发生在燕王喜二十八年，始皇二十年，也就是公元前二二七年[9]。这个惊心动魄、反抗强暴的事件，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史记》、《战国策》、《燕丹子》都对这件事用了不少笔墨。《史记》中太史公曰：“世言荆柯，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柯伤秦王，皆非也。”可见司马迁是读过或听过关于燕丹子、荆柯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流传也远在《史记》成书以前。《周氏涉笔》认为《燕丹子》是《史记》事本，就是承认它是秦汉之间的古书。后来宋镰《诸子辨》也说它“决为秦汉间人作。”从《燕丹子》与《史记·刺客列传》的内容来看，《史记·刺客列传》之荆柯传，开篇写荆柯身世并生动地记叙了荆柯与高渐离击筑和歌的往事，后文写高渐离以击筑见秦王，这在今本《燕丹子》中不载。而《太平御览》（卷六九九）引《燕丹子》正有“秦始皇置高渐离于帐中击筑”一句，孙星衍据之说今本《燕丹子》尚有圈文。王充《论衡·书虚篇》有“渐丽以筑击秦王，实也；言中秦王，病伤三月而死，虚也。”王充所引的故事与《战国策》、《史记·刺客列传》都不同，也许是《燕丹子》的佚文。司马迁和王充都能得到关于荆柯刺秦王的确切材料，而《燕丹子》成书之际，还不能得到史料的全部，所以虚构成分不少，尤其象秦王听琴姬得隐语这样的情节，与《史记》、《战国策》的记载不同，另外如“秦王遇丹无礼”、“易水送别”、“秦庭行刺”几部分也都与《史记》、《战国策》的记载有明显区别，可见《燕丹子》成书时代不会晚于西汉武帝时代。 有人以为，《燕丹子》当由六国游士哀太子丹之志，综其事迹，加之缘饰峋而写成的，这是很有见地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六国游士”并非战国时期的游士说客。而应当是秦末、汉初的游士说客，他们一方面对爱士的燕太子丹“见陵于秦”有不平之气，另一方面是对强秦的残暴统治不满。这些诸侯王国的游士说客不仅为楚汉之际的统治者汲取秦王朝短期覆灭的教训，又为当时那种“天下苦秦久矣”的情况所感染，很可能写下《燕丹子》这样一部具有强烈时代感的书。这样《燕丹子》成书时代又可以前推到秦末、汉初这一时期。
如果从《燕丹子》语言风格上看，其文风也与秦末汉初文风一致。《燕丹子》中有不少颇类孟、荀以及纵横家之文的地方。如太子丹对其傅拥武所言“丹闻丈夫所耻，耻受辱以生于世也；贞女所氦羞见劫以亏其节也。故有划喉不顾、据鼎不避者，其心有所守也。”与《孟子.告子》中“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似出于一人之口。又如田光曰：“田光褒扬太子仁爱之风，说太子不世之器，高行厉天，美声盈耳。柯出卫都望燕路，历险不以为勤，望远不以为遐”与荀子文章如《劝学》、《富国》等篇的善用比喻、排比以及灵活自然、抑扬顿挫的文风相类。《燕丹子》之文也极富战国纵横游说之气，如“今秦王反庚无常，虎狼其行，遇丹无礼，为诸侯最，丹每念之，痛人骨健，计燕国之众不能敌之，旷年相守，力固不足。欲收天下之勇士，集海内之英雄……收一剑之任，可当百万之师，须臾之间，可解丹万世之耻……”与《战国策》中纵横家的激切言辞无别。《燕丹子》的文风与汉初政论家贾谊、陆贾的文风一样，都深受孟荀之文、纵横家之气的影响，带有当时的时代特征。《燕丹子》成书时代的上限可推到秦末也有另外的原因。《燕丹子》一书不仅有佚文，也有衍文。这说明《燕丹子》在流传过程中有演变的痕迹。可见《燕丹子》成书是应当在秦统一以后的。
“荆柯刺秦王”的故事在秦统一以前影响也不大。从《战国策》这部一般人认为非成书一时，但大部分是战国末期或秦汉间人所作的书中，也可以找出这种事实。《战国策·魏策四》中有“唐且不辱使命”的故事，顾观光附其于始皇二十二年，当为前二二五年的事，发生在荆柯刺秦王两年以后。文中唐且只举了“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以表明自己意向并以剑挟持秦王。从这段话中可知，荊柯刺秦王的故事在公元前二二五年即秦统一天下前两年或者更晚时它还未广泛流传。另从秦王朝推行极端严酷的思想统治，企图消灭一切反秦意识的情况来看，《燕丹子》这样一部具有强烈反秦意识的书是不会成于秦始皇统治的时代的。因此《燕丹子》一书的成书时代为秦末、汉初之际是比较合理的，且是《史记·荆轲传》取材的来源。
参考文献：
[1] 无名氏撰、程毅中点校[M].燕丹子·西京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7-98页。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5页。
[3] 宋濂：《诸子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4页。
[4]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5页。
[5] 胡应麟《少石山房笔丛》[M].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页。、
[6] 李剑国、陈洪主编：《中国小说通史·先唐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10页。
[7] 罗根泽文收入顾颉刚主编之《古史辨》第六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58-365页。
[8] 《史记·秦始皇本纪》及《史记·六国年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作者简介：张丽杰（1975-），女，辽宁省盘山人，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小说史。
岳宸（1992-），女，内蒙古人，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小说史。
关键词：《燕丹子》；《史记·荆轲传》；成文时间；关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56-02
长期以来，《史记·荆轲传》与《燕丹子》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悬而未决的问题，主要争议点为：《史记·荆轲传》与《燕丹子》孰为先出，孰为后续？是《史记·荆轲传》删改《燕丹子》，并补充其他材料完成《荆轲传》的写作？还是《燕丹子》在《史记·荆轲传》的基础上予以拓展？本文试从对《燕丹子》与《荆轲传》进行多方面比较，论证《燕丹子》作与《荆轲传》之前。
一
《燕丹子》一书，作者不详。《汉书·艺文志》不载，其始见于《隋书·经籍志》小说家类，一卷，不题撰者姓名。《旧唐书·经籍志》作三卷，《新唐书·艺文志》作一卷，皆题“燕太子丹撰”，误。据清代孙星衍所云：“《燕丹子》三篇，世无传本，惟见《永乐大典》。清代人纪昀录入《四库书》子部小说类存目中，乃以抄本见付。”[1]目前所见之通行本，正是孙氏题叙并详加校勘后的本子。鲁迅先生曾言：“现存之所谓汉人小说，盖无一真出于汉人。”而程毅中先生梳理历代对《燕丹子》成书年代的论说，在比较各说后认为：“今本《燕丹子》的文字可能经过后人修饰和增删”，“也许可以说是现存的唯一一部比较完整的汉人小说。”[2]目前，学术界对《燕丹子》的成文时间争论不断。
一是认为《燕丹子》先出，为司马迁写作《荆轲传》的主要材料来源之一。如明人宋濂《诸子考》所言，称《燕丹子》：
辞气颇类《吴越春秋》、《越绝书》，决为秦、汉间人所作无疑。[3]
又周中孚《郑堂读书记》道：
其书皆记燕太子丹及荆轲轶事，核之《史记索隐》、唐宋类书所载，其词略同，审非伪本，当由六国游士哀太子之志，综其事迹，加之缘饰，故有仰天叹息，乌白头、马生角及秦王乞听琴声而死之语。太史公作《燕世家》、《刺客列传》，俱削之不载焉。[4]
以上诸人均认为《燕丹子》成书在《史记》之前，而《荆轲传》则是司马迁在《燕丹子》基础上予以删削修改的产物。今人认同此说者亦不乏其人，如鲁迅先生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就将《燕丹子》划归到“汉前”。其《小说史大略》讲义则说：“《隋志》之《燕丹子》今尚存，虽不见于《汉志》，而审其文词，当是汉以前书。”程毅中先生点校《燕丹子》，以应劭《风俗通义》、王充《论衡》所引为据，认为“至少可以说明这个故事确实流传于汉代，是当时的‘闾阎小论’《燕丹子》产生于汉代甚至更早，是完全可能的。”“司马迁曾因其‘太过’而删削了‘天雨粟、马生角’等荒诞的情节，《史记》本身就提供了证明。所以《周氏涉笔》说它‘似是《史记》事本’，也是有道理的。”此外，李学勤先生、李剑国先生也认为宋濂之说较为可取，即肯定《燕丹子》为秦、汉间人所作。
二是认为《燕丹子》较《荆轲传》后出，其成书年代当在汉末，甚至更晚，因此《燕丹子》乃据《荆轲传》增益而成。如明人胡应麟《少石山房笔丛》道：
《燕丹子》三卷，当是古今小说杂传之祖，然《汉艺文志》无之。《周氏涉笔》谓太史《荆轲传》本此，宋承旨亦以决秦汉人所作。余读之，其文采诚有足观，而辞气颇与东京类，盖汉末文士因太史 《庆卿传》增益怪诞为此书，正如《越绝》等编，掇拾前人遗帙，而讬于子胥、子贡云耳。周氏谓乌头白，马生角，脍千里马肝，截美人手，非也。[5]
至清人编《四库全书》予以存目，断言《燕丹子》成书当在应劭、王充之后，且认为“其文实割裂诸书燕丹、荆轲事杂缀而成，其可信者已见《史记》，其他多鄙诞不可信，殊无足采”。今人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不取孙说，以《集解》、《索隐》引文不能作为刘向《燕丹子叙》确证，而“《汉书·艺文志》既不著录，仍当阙疑”，但肯定“此书实出自六朝以前”[6]。罗根泽先生在其《〈燕丹子〉真伪年代之旧说与新考》一文中对孙星衍的观点逐条作了批驳，肯定《燕丹子》确为晚出，“其时代上不过宋，下不过梁，盖在萧齐之世”，并认为四库馆臣谓其割裂杂缀而成的说法不误[7]。近20年来，研究小说史者大多将《燕丹子》认定为汉代小说，如侯忠义先生的《汉魏六朝小说史 》、王枝忠先生的《汉魏六朝小说史》、杨义先生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等，均是。而曹亦冰先生的《侠义公案小说史》（1998）则将其置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不过，他们都有意突出了《燕丹子》不同于史传小说性质，并不认为该书是在《史记》基础上增益而成[8]。
显然，以上两种观点都有其成立的依据，但也还有可以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包括《燕丹子》与《荆轲传》的关系，《燕丹子》的成书时间及作者等问题，鉴于相关文献资料的发掘难有新的突破，我们不妨先从两个文本的内容、語言入手，看能否发现新的证据，进一步深化、细化对问题的认识。
二
卫国刺客荆柯被燕太子丹派去行刺秦王政的事，发生在燕王喜二十八年，始皇二十年，也就是公元前二二七年[9]。这个惊心动魄、反抗强暴的事件，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史记》、《战国策》、《燕丹子》都对这件事用了不少笔墨。《史记》中太史公曰：“世言荆柯，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柯伤秦王，皆非也。”可见司马迁是读过或听过关于燕丹子、荆柯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流传也远在《史记》成书以前。《周氏涉笔》认为《燕丹子》是《史记》事本，就是承认它是秦汉之间的古书。后来宋镰《诸子辨》也说它“决为秦汉间人作。”从《燕丹子》与《史记·刺客列传》的内容来看，《史记·刺客列传》之荆柯传，开篇写荆柯身世并生动地记叙了荆柯与高渐离击筑和歌的往事，后文写高渐离以击筑见秦王，这在今本《燕丹子》中不载。而《太平御览》（卷六九九）引《燕丹子》正有“秦始皇置高渐离于帐中击筑”一句，孙星衍据之说今本《燕丹子》尚有圈文。王充《论衡·书虚篇》有“渐丽以筑击秦王，实也；言中秦王，病伤三月而死，虚也。”王充所引的故事与《战国策》、《史记·刺客列传》都不同，也许是《燕丹子》的佚文。司马迁和王充都能得到关于荆柯刺秦王的确切材料，而《燕丹子》成书之际，还不能得到史料的全部，所以虚构成分不少，尤其象秦王听琴姬得隐语这样的情节，与《史记》、《战国策》的记载不同，另外如“秦王遇丹无礼”、“易水送别”、“秦庭行刺”几部分也都与《史记》、《战国策》的记载有明显区别，可见《燕丹子》成书时代不会晚于西汉武帝时代。 有人以为，《燕丹子》当由六国游士哀太子丹之志，综其事迹，加之缘饰峋而写成的，这是很有见地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六国游士”并非战国时期的游士说客。而应当是秦末、汉初的游士说客，他们一方面对爱士的燕太子丹“见陵于秦”有不平之气，另一方面是对强秦的残暴统治不满。这些诸侯王国的游士说客不仅为楚汉之际的统治者汲取秦王朝短期覆灭的教训，又为当时那种“天下苦秦久矣”的情况所感染，很可能写下《燕丹子》这样一部具有强烈时代感的书。这样《燕丹子》成书时代又可以前推到秦末、汉初这一时期。
如果从《燕丹子》语言风格上看，其文风也与秦末汉初文风一致。《燕丹子》中有不少颇类孟、荀以及纵横家之文的地方。如太子丹对其傅拥武所言“丹闻丈夫所耻，耻受辱以生于世也；贞女所氦羞见劫以亏其节也。故有划喉不顾、据鼎不避者，其心有所守也。”与《孟子.告子》中“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似出于一人之口。又如田光曰：“田光褒扬太子仁爱之风，说太子不世之器，高行厉天，美声盈耳。柯出卫都望燕路，历险不以为勤，望远不以为遐”与荀子文章如《劝学》、《富国》等篇的善用比喻、排比以及灵活自然、抑扬顿挫的文风相类。《燕丹子》之文也极富战国纵横游说之气，如“今秦王反庚无常，虎狼其行，遇丹无礼，为诸侯最，丹每念之，痛人骨健，计燕国之众不能敌之，旷年相守，力固不足。欲收天下之勇士，集海内之英雄……收一剑之任，可当百万之师，须臾之间，可解丹万世之耻……”与《战国策》中纵横家的激切言辞无别。《燕丹子》的文风与汉初政论家贾谊、陆贾的文风一样，都深受孟荀之文、纵横家之气的影响，带有当时的时代特征。《燕丹子》成书时代的上限可推到秦末也有另外的原因。《燕丹子》一书不仅有佚文，也有衍文。这说明《燕丹子》在流传过程中有演变的痕迹。可见《燕丹子》成书是应当在秦统一以后的。
“荆柯刺秦王”的故事在秦统一以前影响也不大。从《战国策》这部一般人认为非成书一时，但大部分是战国末期或秦汉间人所作的书中，也可以找出这种事实。《战国策·魏策四》中有“唐且不辱使命”的故事，顾观光附其于始皇二十二年，当为前二二五年的事，发生在荆柯刺秦王两年以后。文中唐且只举了“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以表明自己意向并以剑挟持秦王。从这段话中可知，荊柯刺秦王的故事在公元前二二五年即秦统一天下前两年或者更晚时它还未广泛流传。另从秦王朝推行极端严酷的思想统治，企图消灭一切反秦意识的情况来看，《燕丹子》这样一部具有强烈反秦意识的书是不会成于秦始皇统治的时代的。因此《燕丹子》一书的成书时代为秦末、汉初之际是比较合理的，且是《史记·荆轲传》取材的来源。
参考文献：
[1] 无名氏撰、程毅中点校[M].燕丹子·西京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7-98页。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5页。
[3] 宋濂：《诸子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4页。
[4]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5页。
[5] 胡应麟《少石山房笔丛》[M].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页。、
[6] 李剑国、陈洪主编：《中国小说通史·先唐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10页。
[7] 罗根泽文收入顾颉刚主编之《古史辨》第六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58-365页。
[8] 《史记·秦始皇本纪》及《史记·六国年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作者简介：张丽杰（1975-），女，辽宁省盘山人，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小说史。
岳宸（1992-），女，内蒙古人，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小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