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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普惠金融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普惠金融的发展的重庆市的发展十分关键。通过数据分析，重庆市普惠金融的发展存在很大不均衡问题。
一、引言
普惠金融体系（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是联合国在“2005国际小额信贷年”推出的一个新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一个能有效地、全方位为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尤其是贫困、低收入人口）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
发展普惠金融的最直接目的，即改变传统金融体系的金融排除。金融排除（ Financial Exclusion）是指部分人群“以适当的形式获取所需金融服务的能力缺失，源自于进入、条件、价格、营销以及自我排斥方面的问题”（Sinclair，2001）。
构建普惠金融体系，对于完善现代金融体系，有效运用金融手段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帮助农村和城市地区低收入群体提高生活水平、降低贫困程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重庆的市情是‘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四位一体，既有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新兴产业的问题，也有农村脱贫致富问题、精准扶贫问题。重庆就是中国的缩影，它是我国城乡二元化结构、城乡两型社会最典型的代表。而普惠金融的效果主要体现上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上，因此揭示二者的关系，对于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均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现代形态的普惠金融经历了“小额信贷模式阶段—微型金融阶段—传统普惠金融阶段—数字普惠金融阶段”。
（一）小额信贷模式阶段
普惠金融发展于小额信贷 （Microfinance），普惠金融的主要实践者是小额信贷。小额信贷是解决贫困人群获取资金的重要途径，其通过利用新的合约结构和组织形式减少小额、无担保贷款的风险和成本。总得来说，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小额信贷的发展对普惠金融体系的建立有促进作用。其中杜晓山（2006）强调小额信贷应不应被边缘化，它应该是整个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要以普惠金融体系的新视角来看待小额信贷。
（二）微型金融阶段
微型金融是小额信贷的广义范畴，是小额信贷金融多样化和持续化的结果。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绝对贫困状况得到缓解，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日趋多元化、精细化。Imboden（2005）提出“微型金融机构（microfinanceinstitutions，简称MFIs）”是一种专门为穷人提供小额贷款、储蓄、保险和汇款等一系列金融服务的机构。
（三）传统普惠金融阶段
从金融产品创新角度来看，综合普惠金融已经不再停留在提供慈善性小额信贷或发展性微型金融的阶段，而是进入了提供综合金融服务阶段。姜风旭（2007）认为，普惠金融组织的运行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注重公平，注重业务创新、机构创新、制度创新，深化金融改革。
（四）数字普惠金融阶段
有关“数字普惠金融”，代表性的定义是2016年G20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报告提出的：“泛指一切通过使用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的行动。它包括运用数字技术为无法获得金融服务或缺乏金融服务的群体提供一系列正规金融服务。”
王曙光（2013）认为互联网金融使得普惠金融体系的构建具备了新的可能性和新的途径。
三、重庆市普惠金融发展的现状分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为贯彻落实国家提出的发展普惠金融的方针，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建立健全普惠金融工作框架，创设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数据填报、监测评价等系列机制，明确了普惠金融工作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工作目标以及主要任务和措施。
（一）重庆市银行机构的网点情况
从银行网点的分布情况来看，除渝中区全市存在银行网点分布不均匀的状况，表现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银行网点分布越多，经济越贫穷落后的地区，银行网点分布越少，间接反应了重庆市普惠金融发展不均衡的态势。
（二）重庆市银行网点的人口密度
从银行网点的人口密度上看来，除渝中区，2016年重庆市每十万人拥有的银行网点数量在14.26至35.05之间。其中最高的江北区银行网点人口密度为平均每十万人拥有35.05个银行网点，最低的南川区银行网点密度为平均每十万人拥有14.26個银行网点，最高的江北区约为最低的南川区的2.46倍，这间接反映了重庆市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不平衡。
（三）重庆市银行网点的地理密度
从银行网点的地理密度上看来，除渝中区重庆市2016年每百平方公里拥有的银行网点数量在3.77至63.5之间。最高的南岸区约为最低的南川区的16.9倍，这间接反映了重庆市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不平衡。
（四）重庆市城乡居民收入情况
以2016年的数据来看，除渝中区，江北区在城镇居民收入是全市第一，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33681元，南岸区农村居民收入是全市第一，为17839元。在城乡收入比值方面，比值最大的是黔江区的2.7662，最小的是大渡口区的1.9032，这也说明重庆市的城乡收入依旧存在着差距。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重庆市普惠金融的发展分析可以得出重庆市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不均衡问题。
当前重庆市的普惠金融发展依旧面临着很多挑战：一方面普惠金融的发展需要为重庆市为数众多的农村贫困人口提供高质量、多层次、广覆盖的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要继续探索如何降低开展普惠金融服务的成本，在实现低成本的同时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
从制度层面看，重庆市的普惠金融发展要惠及社会的所有阶层和群体，就必须改变现状，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
（一）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条件，发展具有融合性的农村金融机构。
（二） 加快传统农业改造，增强对金融资源的吸引力。农村发展需要金融资源支持，但这种支持不应是靠行政手段，而应由市场机制来发挥基础性配置作用。
（三）加强普惠金融的运作制度的建设，建立健全信用担保机制。为了适应重庆市普惠金融发展的局势，应该建立政府扶持、多方参与、市场运作的专业化的信用担保机构，既能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又能化解信用担保机构自身开展业务面临的风险。（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商学院）
一、引言
普惠金融体系（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是联合国在“2005国际小额信贷年”推出的一个新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一个能有效地、全方位为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尤其是贫困、低收入人口）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
发展普惠金融的最直接目的，即改变传统金融体系的金融排除。金融排除（ Financial Exclusion）是指部分人群“以适当的形式获取所需金融服务的能力缺失，源自于进入、条件、价格、营销以及自我排斥方面的问题”（Sinclair，2001）。
构建普惠金融体系，对于完善现代金融体系，有效运用金融手段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帮助农村和城市地区低收入群体提高生活水平、降低贫困程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重庆的市情是‘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四位一体，既有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新兴产业的问题，也有农村脱贫致富问题、精准扶贫问题。重庆就是中国的缩影，它是我国城乡二元化结构、城乡两型社会最典型的代表。而普惠金融的效果主要体现上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上，因此揭示二者的关系，对于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均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现代形态的普惠金融经历了“小额信贷模式阶段—微型金融阶段—传统普惠金融阶段—数字普惠金融阶段”。
（一）小额信贷模式阶段
普惠金融发展于小额信贷 （Microfinance），普惠金融的主要实践者是小额信贷。小额信贷是解决贫困人群获取资金的重要途径，其通过利用新的合约结构和组织形式减少小额、无担保贷款的风险和成本。总得来说，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小额信贷的发展对普惠金融体系的建立有促进作用。其中杜晓山（2006）强调小额信贷应不应被边缘化，它应该是整个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要以普惠金融体系的新视角来看待小额信贷。
（二）微型金融阶段
微型金融是小额信贷的广义范畴，是小额信贷金融多样化和持续化的结果。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绝对贫困状况得到缓解，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日趋多元化、精细化。Imboden（2005）提出“微型金融机构（microfinanceinstitutions，简称MFIs）”是一种专门为穷人提供小额贷款、储蓄、保险和汇款等一系列金融服务的机构。
（三）传统普惠金融阶段
从金融产品创新角度来看，综合普惠金融已经不再停留在提供慈善性小额信贷或发展性微型金融的阶段，而是进入了提供综合金融服务阶段。姜风旭（2007）认为，普惠金融组织的运行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注重公平，注重业务创新、机构创新、制度创新，深化金融改革。
（四）数字普惠金融阶段
有关“数字普惠金融”，代表性的定义是2016年G20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报告提出的：“泛指一切通过使用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的行动。它包括运用数字技术为无法获得金融服务或缺乏金融服务的群体提供一系列正规金融服务。”
王曙光（2013）认为互联网金融使得普惠金融体系的构建具备了新的可能性和新的途径。
三、重庆市普惠金融发展的现状分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为贯彻落实国家提出的发展普惠金融的方针，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建立健全普惠金融工作框架，创设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数据填报、监测评价等系列机制，明确了普惠金融工作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工作目标以及主要任务和措施。
（一）重庆市银行机构的网点情况
从银行网点的分布情况来看，除渝中区全市存在银行网点分布不均匀的状况，表现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银行网点分布越多，经济越贫穷落后的地区，银行网点分布越少，间接反应了重庆市普惠金融发展不均衡的态势。
（二）重庆市银行网点的人口密度
从银行网点的人口密度上看来，除渝中区，2016年重庆市每十万人拥有的银行网点数量在14.26至35.05之间。其中最高的江北区银行网点人口密度为平均每十万人拥有35.05个银行网点，最低的南川区银行网点密度为平均每十万人拥有14.26個银行网点，最高的江北区约为最低的南川区的2.46倍，这间接反映了重庆市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不平衡。
（三）重庆市银行网点的地理密度
从银行网点的地理密度上看来，除渝中区重庆市2016年每百平方公里拥有的银行网点数量在3.77至63.5之间。最高的南岸区约为最低的南川区的16.9倍，这间接反映了重庆市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不平衡。
（四）重庆市城乡居民收入情况
以2016年的数据来看，除渝中区，江北区在城镇居民收入是全市第一，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33681元，南岸区农村居民收入是全市第一，为17839元。在城乡收入比值方面，比值最大的是黔江区的2.7662，最小的是大渡口区的1.9032，这也说明重庆市的城乡收入依旧存在着差距。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重庆市普惠金融的发展分析可以得出重庆市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不均衡问题。
当前重庆市的普惠金融发展依旧面临着很多挑战：一方面普惠金融的发展需要为重庆市为数众多的农村贫困人口提供高质量、多层次、广覆盖的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要继续探索如何降低开展普惠金融服务的成本，在实现低成本的同时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
从制度层面看，重庆市的普惠金融发展要惠及社会的所有阶层和群体，就必须改变现状，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
（一）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条件，发展具有融合性的农村金融机构。
（二） 加快传统农业改造，增强对金融资源的吸引力。农村发展需要金融资源支持，但这种支持不应是靠行政手段，而应由市场机制来发挥基础性配置作用。
（三）加强普惠金融的运作制度的建设，建立健全信用担保机制。为了适应重庆市普惠金融发展的局势，应该建立政府扶持、多方参与、市场运作的专业化的信用担保机构，既能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又能化解信用担保机构自身开展业务面临的风险。（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商学院）